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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pujialun (水过无痕), 信区: People
标  题: 王缙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3年03月11日14:11:53 星期二), 站内信件

王缙 
朝代 隋唐五代 
性别 男  
身份 文臣 
事迹 &贪官 
描述 王缙字夏卿，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武后久视元年（700年）生于世族地主家庭
。其父王处廉曾任汾州司马，早逝。母亲崔氏为博陵世家著姓之后，虔诚奉佛三十余年，
对王缙兄弟影响很大。王缙“少好学，与兄王维早以文翰著名”，“兄弟俩博学多艺亦齐
名，”。 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王缙参加京试，连应二科，获上策。时年仅二十岁。
初任侍御史、武部员外郎等官，从此开始了仕途生涯。但在天宝十四载以前（755年）的三
十六年间，王缙在官场上并不得意。这期间，他的才华侧重在文章方面显露出来。其时，
他与兄王维宦游于洛阳、长安之间，“凡诸王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文名甚高
。安史之乱后，肃宗即位，王缙被任为太原少尹，不久又因功加宪部侍郎兼本官，此后频
调内外要职。代宗广德二年（764年）拜王缙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太微宫使，弘文崇贤
馆大学士。李光粥死后，王缙继任为侍中，持节都统河南、淮西、山南东道诸节度行营事
。其出将入相，一身而数任，深得代宗亲重。大历五年（770年）七十一岁的王缙再度入朝
任相，授门下侍郎、中书门下平章事，与元载同操国柄，直至事败被贬，任括州（今浙江
丽水县）刺史，又移任处州（今浙江而水县东）刺史。大历十四年，除太子宾客，留司东
都。建中二年（781年）二月卒于任所，年八十二岁。有诗文数篇散见于《全唐文》和《全
唐诗》中。 王缙是在国家动乱中走上政治舞台的。历经安史之乱使强大的唐帝国趋于崩溃
。战乱以后，国家的政治、经济危机日益加深，富庶的黄河流域满目荒凉，凋蔽不堪，百
姓流离，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当时的情况是“军营日益，闾井日空，凋瘵日穷，摇
役日甚”。在这种国家忧患，人民痛苦的社会中，以王缙之才，理当为国家黎民做更多有
益的事。然而，在他身上却看不到忧患国难，体念时艰，拯救民瘼，与人民息息相通的政
治家胸怀。即使在他晚年入相以前的五十年中，也没有什么政绩可言。他自己也曾说：“
顷自艰难，历职中外，取之于武，无逐寇之勋；用之于文，乏经邦之略。”他晚年为相，
又依附奸邪，阿庾谗佞，纳受赃私，贸鬻官秩，谈经论佛，不理国事，整日过着浮华超然
的生活。致使当时的政治愈加混乱，官场风气愈加腐败，人民的生活愈加痛苦，终于堕落
为误国殃民的罪人。 王缙晚年的行迹与巨恶元载密不可分。说起来，王缙与元载还是一家
人。王缙早年镇守北京时，曾将自己的女儿温秀嫁给元载。那时元载家境贫寒，王缙很瞧
不起他。“岁久而见轻怠。”后来元载为相，既富且贵。他们夫妇一直怀恨过去所受到的
轻贱，曾当面羞辱王家前来谒贺的人。这两个人同朝为相，关系相当微妙。“时元载用事
，缙卑附之，不敢与忤，然恃才与老，多所傲忽。载所不悦。”王缙内“心虽希载旨，然
言辞凌诟，无所忌惮”。可见王缙表面强硬，心中虚弱，既不肯折服元载，终究存有卑附
的心理。 王缙以“泰山”之尊，年高位显，为什么要卑附元载呢？首先，王缙是为了固禄
保位。其时元载势焰熏天，权倾朝野，内外臣僚，稍不附己者便去之。像李泌这样有大功
于国，为三朝亲重的大臣，受元载所忌，亦遭排斥，连代宗皇帝也无法回护。王缙对朝中
的态势和元载的为人当然了如指掌。因贪恋权位，为了免遭排斥，只好屈膝低眉事权贵。
更为主要的是，元、王两人生性皆贪，在贪财佞佛、招权纳贿方面气味相投。正是由于“
贪”，使王缙不惜降尊纡贵，屈膝于人，也正是由于“贪”，王缙、元载芥蒂全消，同流
合污。 王缙依附元载后，便事事投元载所好，恶元载所恶。 唐代天宝年间，安史大乱以
后，法度隳弛，“内臣巨帅，竞务奢豪，亭馆第舍，力穷乃止，时谓木妖。”要满足这些
私欲，靠正常的俸禄已经不够，于是只有搜求盘剥，巧取豪夺，纳赃受贿，卖鬻官爵。 王
缙贪欲之心本重，又处于乱世而身居高位，亲党为奸而无所顾忌，于是便挥霍聚敛。王缙
聚敛的主要手段是利用手中权力，索贿受贿。王缙在考选官吏上随情所好，视有无贿赂而
定。“永泰以来，天下稍平，而元载、王缙秉政，四方以贿求官者相属于门，大者出于载
、缙，小者出于卓英倩等。”王缙不仅自己纳贿，还纵容他的亲戚和出入他家的僧尼纳索
财货。一时间，“猥屑相藉，若市贾然”。由于以财取人，“廉洁守道者多不更职”，而
柔媚自进，以贿求官者“皆如所欲而去”。 庚准本无才学，以门荫入仕，因善于逢迎，投
缙所好，王缙便引他由职方郎中、知制诰，直至中书舍人。这些官职历来为清正文学之士
担任，而“准素寡文学，以柔媚自进，既非儒流，为时论所薄。”尽管时论薄之，好官却
由他一直做，直到王缙遭罪，他才被贬为外官。 清正有才干的萧愎因“连岁不稔，谷价翔
贵”，打算出卖一块祖业。王缙闻其祖业林泉优美，便想猎取。乃派遣其弟纮见萧愎说：
“足下之才，固宜居右职，如以别业奉家兄，当以要地处矣。”愎对曰：“仆以家贫而鬻
旧业，将以拯济妇幼耳，倘以易美职于身，令门内冻馁，非鄙夫之心也。”缙憾之，乃罢
愎官。王缙为一己私欲，想夺人活命的产业，公然以官爵相许，登门强索，索之不得，又
打击报复，其贪赃之心十分卑鄙。 聚敛财物是为了享乐。王缙平日吃斋奉佛，貌似情心寡
欲。其实他挥霍无度，生活极其奢华。当时军费浩大，赋役繁重，国用虚耗，人民困苦，
而王缙和一些权要却日耽于宴饮，一宴费至数十万贯。大历二年，郭子仪自河东来朝，王
缙等五人各“出钱三十万，置宴于子仪第”，一次宴请就糜费一百五十万。他们不仅生前
享乐，对于死者，亦不惜花费巨资去“追福”。王缙妻子李氏死后，“舍道政里第为寺，
为之追福。奏其额为‘宝应寺’，度僧三十人住持，每节度观察使入朝，必延至宝应寺，
讽令施财，助己修缮。”这种生前贪图荣华，死后还要安享福泽的心态，正是封建地主阶
级腐朽没落的表现。 王缙受母亲影响，自幼信佛，而晚年愈笃。他信佛并非喜爱佛理，感
悟人生，移情养性，而是把奉佛作为他安乐浮华生活的一个方面。他置国家内忧外患于不
顾，政事不理，空谈业报，广修庙宇，穷侈极欲，纵容僧尼，最终陷入以佛糜财，以佛乱
政，以佛殃民的深渊。 王缙在修建佛寺上糜费甚多，他招财纳贿，修缮宝应寺，又建造五
台山金阁寺。他利用宰相职权，发放中书符碟，令五台山的僧徒数十人分行郡县游说募捐
，筹集资金。这些僧徒身携宰相府符碟，郡县官吏谁敢阻拦，只得任其“聚徒讲说，以求
货利”，得获巨额钱财。于是“铸钢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寺成之后，“计钱巨
亿万”。搜括如此巨资修寺建庙，不仅为当时疮痍满目的社会中所仅见，即使在太平盛世
亦为少有。 王缙不仅糜费事佛，荒怠政事，更有甚者，他还借佛乱政，用佛家的因果报应
解释政治，诱导代宗信佛奉佛。代宗原不重佛，而元载、王缙每次进见代宗，奏对之中，
必以宣讲佛家因果报应为务。最为荒谬的是，王缙把外族人侵，国内祸乱，统统用佛家因
果之说证之。由于元载、王缙的诱导，代宗深信佛能祐国，奉佛日勤，“尝令增百余人于
宫中陈设佛像，径行念诵”，入宫僧尼“其饮膳之厚，穷极珍异，出入乘厩马，度支具凛
给，每西蕃入寇，必令群僧讲诵‘仁王经’，以攘虏寇。苟幸其退，则横加赏赐。”操国
家大事如同儿戏。在元载、王缙纵容下，佛门之徒高官厚禄，争权夺利，霸占田产，扰乱
法纪。他们有的官至卿、监、封国公者，“通籍禁中，势移公卿，争权擅威，日相凌夺。
”元、王还诱使代宗每年“七月望日（十五日）于内道场造盂兰盆，饰以金翠，所费百万
。”其他庆典、佛事以及赏赐僧尼等费，更是难以计数。由于帝王公卿都以福业报应为国
家兴亡安危之所系，“人事弃而不修，故大历刑政，日以陵迟，有由然也。”当时的有识
之士认为，这种伤教乱政的根源，“始于缙也”。因此，王缙是难逃佞佛误国的罪责的。
 纵观王缙一生，少有才华，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对国家亦有所贡献。由于他出身世家，自幼
温承富贵，与社会的下层十分隔膜，加之受到腐败的官场风气影响，养成了骄奢浮华的气
息。第二次入朝担任宰相，已是七十一岁高龄。面对国困民艰的现实，不能匡正时弊，救
民于水火之中，反而贪心愈重，唯务聚敛，与元载勾结，日益纵横，直接导致了一代弊政
，给历史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而最终为历史所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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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做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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