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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十九世纪西方哲学史(新康德主义)         z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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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十九世纪西方哲学史(新康德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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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十九世纪西方哲学史(新康德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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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西方哲学史
4.2  新康德主义
        1865年，德国哲学家李普曼（Otto Liebmann）在《康德及其追随者》
一书中，大声疾呼：“回到康德去！”这标志着新康德主义的正式形成。另一位
开创者朗格则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形：“正像一支溃败的军队四处寻找坚固
场所，希望重新集结队伍一样，在哲学界中到处响起了‘回到康德那里去’的
呼声。……这位伟大的哥尼斯堡哲学家的观点从根本上说绝不能认为是陈旧了。
我们完全有理由像素来人们以极严肃认真的努力去仅仅研究亚里士多德而不研究
其他任何哲学家一样，去投入到康德的深刻体系中。”[1]回到康德就是回到德
国古典哲学的源头，甚至回到“一个伟大的精神家族，其宗谱至少要上溯到
柏拉图和巴门尼德”。[2]回到康德就是既反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一统天下
的局面，也要去拯救黑格尔主义衰微之后德国哲学肤浅庸俗、分崩离析的局面。

        在朗格看来，康德在哲学上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他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超越和克服了唯物主义，同时又未陷入怀疑论。而康德之后的德国唯心主义热烈
地追求绝对知识，完全抛弃了康德清醒的解释的道路，而借助其思辨的独断去
发现另外的道路。于是就出现了主观与客观统一的宏大公理，出现了思维和存在
的统一这样荒唐无稽的臆想。在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之一马堡学派看来，回到康德
的统一这样荒唐无稽的臆想。在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之一马堡学派看来，回到康德
就是回到他的先验方法，先验方法是康德思想结构的推动性的、向前推进的、
创造性力量，是它不朽的根本内容。“因此我们不惜埋葬掉这种哲学的尸体，
而使它的精神永生。正因为如此，我们相信我们永远是康德的真正的传人。”[3]
另一个代表弗莱堡学派喊出了“要了解康德就要超过康德”的口号。其领袖人物
文德尔班期望重新赢回在“伟大时代”德国哲学所取得的成果。

        早期的新康德主义者包括梅耶（J. B. Meyer）、自然科学家赫尔姆霍兹
（H. Helmholtz）、哲学史家策勒（E. Zeller）、海姆（R. Haym）、朗格（
F. A. Lange）和费舍（K. Fischer）。他们各自发挥出康德哲学中所包含的
唯心论的、实在论的、批判的、怀疑论的、自然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可能性。
新康德主义的代表则是两个新的唯心主义学派。一个是以柯亨为代表的马堡
学派，以对精确科学的逻辑的研究而著名。另一个是以文德尔班为代表的
弗莱堡学派，以对历史和文化科学的研究以及先验价值论而著称。此外还有以
科内留斯（H. Cornelius）和纳尔逊（L. Nelson）为代表的心理学派（又称
哥廷根学派），以及以黎尔（A. Riehl）和库尔佩（O. Kulpe）为代表的实在论
学派。

        新康德主义运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时期（1871－1878）的特点
是充分认识到康德的统觉和先天性学说的广泛可能性，同时在先验探究和经验
探究之间、哲学与实证科学还存在着一定的连续性，一致反对“反科学”（
anti-scientific）的形而上学。第二个阶段是从1878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在这一时期，马堡和弗莱堡两个学派在对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先验反思的
在这一时期，马堡和弗莱堡两个学派在对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先验反思的
基础上，发展了各具特色的学说。第三个阶段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
时期的特点是基于对文化乐观主义的崩溃的反思，开始以生命哲学的名义讨伐
理论上的唯心论，形而上学又复活了，它试图去追溯比苦心经营的理论体系更
原始的源泉。

        （一）马堡学派

        马堡学派是以赫尔曼·柯亨（Hermann Cohen，1842－1918）是为首的
新康德主义学派，他们试图发挥康德的认识论思想，建立一种以认识论和方法论
问题为中心的哲学。由于他们以马堡大学为活动中心，故称为马堡学派；由于
他们把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归结为先验逻辑问题，故又有先验逻辑学派之称。

        柯亨的哲学活动大体上可分为两个时期。从19世纪70年代初到19世纪
末，他主要致力于重新解释康德的著作。1871年，他出版了《康德的经验理论》
（1885年修订再版），此书对马堡学派的形成以至整个新康德主义思潮的发展
都发生过重大影响。甚至朗格也认为本书对促使新康德主义发展成一种广泛的
思潮是“最为重要的”。1877年和1889 年柯亨分别出版了《康德对伦理学的
论证》和《康德对美学的论证》，这样他就系统地对康德的三大《批判》作了
相应的评述。从20世纪初起，柯亨主要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体现他的
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的主要著作是《纯粹认识的逻辑》（1902）、《纯粹意志
的伦理学》（1904）、《纯粹感受的美学》（1912）。其中《纯粹认识的逻辑》
是他阐述他的整个哲学基础的著作。此外还有《无限小方法的原理及其历史》（
是他阐述他的整个哲学基础的著作。此外还有《无限小方法的原理及其历史》（
1883）、《伊曼努尔·康德》（1904）、《纯粹理性批判注释》（1907）和
《哲学体系中的宗教思想》（1915）。

        除柯亨以外，马堡学派最重要的代表是保尔·那托普（P. Natorp，
1854—1924）和恩斯特·卡西尔（E. Cassirer，1874一1945）。那托普是柯亨
的后继者。1885年起任马堡大学哲学教授。他在哲学史、逻辑学、心理学和社会
教育学方面都有不少著述，其中主要有：《笛卡尔的认识论：批判主义前史研
究》（1882）、《柏拉图的理念学说》（1903）、《精密科学的逻辑基础》（
1910）等。他1912年在康德协会所作题为《康德与马堡学派》的演说，是一篇
介绍马堡学派的代表性论著。与柯亨相比，那托普更加深入地研究了相对论等
科学的新发展，并把整个心理学领域纳入柯亨所定的知识体系中。他把马堡学派
的哲学当作是一种方法，把它彻底运用于构造“精密科学”、精神科学以及社会
关系的体系。总的说来，他倾向于把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同康德的批判主义结
合在一起。卡西尔是后期的代表，他活动时期已是本世纪初。主要著作有：
《实体概念和函数概念》（1910）、《近代哲学和科学中的认识问题》（4卷，
1906一1933）、《符号形式的哲学》（1925）。他的特色是把马堡学派的观点
运用于历史和文化、政治领域。后来他移居美国，哲学观点发生了变化，某些
方面更接近于现象学和哲学人类学。在马堡学派其他代表人物还有：奥瑟·李
伯特（A. Liebert，1878－1948）、鲁道夫·施达姆勒（R. Stammler，1856
一1938）和卡尔·沃伦德尔（K. Vorander，1860－1928）等。




        马堡学派首先继承并改造了康德的先验方法。在对康德关于理论理性的
学说的解释上，存在着先验心理和先验逻辑两种倾向。前者强调作为认识主体的
心理意识具有一定的先天结构和形式，它们决定着人的知识的结构和形式。马堡
学派坚决反对这种倾向，因为这意味着把意识分析当作认识和整个哲学的出发点，
这必将导致心理主义。在柯亨看来，哲学的任务不是揭示主体的意识结构、心理
组织，不是研究主体的认识发生过程，相反，它应当摆脱认识主体的心理学和
人类学特征。他从先验逻辑倾向出发解释康德，认为哲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数学
和数学的自然科学的可能性，并进而阐明包括道德、艺术、宗教在内的其他一切
知识部门的可能性，揭示它们的逻辑前提，发现各门科学的一般的逻辑结构。
各门科学都有自己的特殊对象，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但它们必有共同的，
即先验的逻辑结构。正是这种共同的逻辑结构，使知识具有统一性。哲学即是
探究这种共同的逻辑结构，而不是探求认识的心理基础或具体的认识过程，从而
哲学就是科学认识加逻辑，或者说纯粹认识的逻辑。这种逻辑就是康德的先验方
法。

        按照马堡学派的观点，先验方法有两点基本要求，“第一点是踏踏实实
地追溯到各种实存的、有历史为证的科学、道德、艺术、宗教等方面的事实。”
[4]用康德那句有力的名言来说，哲学害怕形而上学建筑师们的那些“高塔”，
因为他们“通常是面面临风的”，它要求寻求广义的经验的“丰饶的深谷”，
力求把根扎入全部文化创作中去。第二点是指明“可能性”的根据，即要“在
全部创造文化的行动中指出规律的根据Logos、Ratio（理性）的统一，提炼出
全部创造文化的行动中指出规律的根据Logos、Ratio（理性）的统一，提炼出
纯粹的规律。”[5]因此，先验方法就是“批判”方法：即批判形而上学的僭越，
也批判目无规律、逃避规律的经验主义。它使僭越获得自主权，既反对企图奴役
僭越的形而上学主义的异族统治，也同样反对不要规律，而且仇视规律的经验
主义的无法无天。

        从这种先验方法出发，柯亨等人重新解释了康德的“自在之物”概念，
并进而批判康德的先验感性论，把全部认识活动归结为纯粹思维的创造。柯事等
人在批判康德的“自在之物“概念时认为，人的认识以自己的经验为限，一切被
认为具有实在性的东西其实都并没有越出经验的范围，如果超出这一范围，那就
成了不可知的东西，因此既然自在之物要求具有经验以外的实在性，它就只能是
不可知的东西。但“自在之物”又是一种调节原则，它的作用是联结经验材料，
调整人的认识，但它本身并不提供认识，它只是一种观念，而非实在。自在之物
在成为观念以后，就不再是非科学的实在论的幻想，不再是非逻辑的迷信的幻影，
不再是实质上不可实现的愿望的空洞表示。把“自在之物”当作一种调节原则也
就是把它当作一个“限制概念”，它表明人为自己的认识设定的一种目标、界限。
人的认识过程是一个不断生成、变化、创造的过程，是对尚未确定之物的确定
过程，因此人的认识永远没有最终的目标，这个目标总是待确定的，总是一个
疑问号，它表明人的认识所不可逾越的界限。

        与康德不同，柯亨认为自在之物并不是引起感觉的原因，感觉不是认识
的起点，没有思维，任何感觉和知觉都无法发生。思维是从其本身开始的。全部
认识都是纯粹思维本身的活动，无需借助其他工具。这就是说，在认识中没有
认识都是纯粹思维本身的活动，无需借助其他工具。这就是说，在认识中没有
任何东西不是由思维所规定的，也没有任何东西不能为思维所规定。任何经验的
规定同时又是思维的规定。空间和时间并不是感性的先天形式，而是纯粹思维
本身所创造的范畴，是用来表现纯粹思维活动的结果的。简言之，“康德的确证
奠定了批判方法的全部意义，全部权利：一般地说，一切关于对象的关系，一切
关于客体和主体的概念，都是在认识之中，按照认识的规律产生出来的。”[6]


        柯亨进一步认为，作为数学研究对象的数是纯粹思维的产物，而一切
其他科学都可以数学化，因此它们的对象以至整个对象世界、自然界都是纯粹
思维的产物。具体地说，现代自然科学是数学的自然科学，无穷小的概念则是
数学的基本概念，是一切数的基础，因此它实际上也就是自然对象的基础。无穷
小从时间、空间以及一切其他性质方面决定对象。因为物体的运动和过程意味着
它们具有连续性，而连续性又是由无限多的时空的无穷小因素构成的。因此，
事物的实在性可以还原为无穷个概念的实在性。既然数是一切自然和社会对象的
基础，那么数学方法必然是一切科学的基本方法。

        柯亨等人对逻辑问题给予了很大注意。他们对逻辑的解释同对数学的
解释一致，即把逻辑范畴当作纯粹思维的创造。纯粹思维利用无穷小概念的演算
来创造各种科学理论时，必须依据某种逻辑前提，利用某些有普遍意义的逻辑
范畴和规律。这些逻辑规律和范畴既是事物的实在性的标准，也是任何科学原理
的真理性的标推。


        （二）弗莱堡学派

        弗莱堡学派曾以弗莱堡大学为活动中心而得名，它后期的活动中心是
海德堡大学，故又称海德堡学派。由于弗莱堡和海德堡属于德国西南部的巴登
州，故又称西南学派或巴登学派。还由于它着重先验心理和价值问题的研究，
有时还被称为先验心理学派或价值学派。

        弗莱堡学派的创始人是威廉·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1848－
1915）。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序曲》（论文集，1884）、《历史和自然
科学》（1894）、《论意志自由》（1904）。文德尔班晚年逐渐转向新黑格尔
主义。他的学生海因利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1863一1936）是
弗莱堡学派后期的主要代表。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认识的对象》（1892）、
《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1896）、《历史哲学问题》（1905）、《哲学
体系》（1921年第 1卷）等。其他代表人物还有拉斯克（E. Lask）、科恩
（J. Cohn）、鲍赫（B. Bauch）以及后来到美国哈佛大学的闵斯特贝尔格
（Hugo Munsterberg）。

        文德尔班虽然没有创造出一个价值哲学的体系，但他确实继自己的
老师、“目的论唯心主义者”洛采（H. Lotze，）之后将价值概念放在哲学的
中心地位，并提出了“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口号。[7]当时的德国流行两种
倾向，一是以哲学史代替哲学，二是把哲学归并到其他经验科学中去。文德尔
班坚决反对这两种取消哲学的倾向。他坚持认为哲学有着独立的领域和自己的
班坚决反对这两种取消哲学的倾向。他坚持认为哲学有着独立的领域和自己的
问题。作为哲学史的专家，他指出哲学一词具有理论和实践两重含义，前者是
提供循序渐进的工作以便达到绝对知识，后者是指一种以合理原则为依据的生
活艺术。因此，他给哲学下了一个定义：用科学的方法来处置有关宇宙和人生
的一般问题。所谓一般问题，就是原则本身。他说：“谁要想以哲学的方式谈
哲学问题，就必须时刻鼓足勇气，站稳脚跟，而言还要以坚忍不拔的气概，把
听众领到各种最一般的思考中去，在这一片汪洋大海里，去领略天旋地转的
滋味。”[8]他具体规定了哲学的对象和任务。虽然专门科学从哲学的母体中
分离出去，但哲学并没有成为李尔王，它还保留着一个永远不怕被分掉的对象，
那就是宇宙和人生的一般问题，它永远是哲学的对象。至于哲学的任务，文德尔
班指出，经过康德批判哲学的启蒙之后，就不能在醉心于独断地回答实体是什么
等形而上学问题，或者去总结或概括各种专门科学的问题。康德使我们明白，
哲学必须放弃一切不切实际的形而上学要求，而应当从价值入手，对一切价值
进行重新评价。

        文德尔班认为，事物皆具有两个方面：一是可认知，人们可以判断它们
是什么；二是可评价，人们可以评价它们是怎样的。前者是事实领域，后者是
价值领域。知识相应地也具有二重性，即关于是什么和应怎样的知识；而不是
被劈成两片的经验知识和理性知识，一个是已经发现了的规律，一个所显示的
是必然规律背后的。文德尔班认为，要对哲学进行彻底的改造，就要把哲学从
像自然科学那样对事物是如何，如何作判断，改为应该怎样，怎样作评价。因此
评价方法就是他所谓的科学方法，他要求把对事物的评价活动方在比对事物的
判断活动恩公重要的地位。这与康德所谓“实践理性的优先性”一脉相承，但
判断活动恩公重要的地位。这与康德所谓“实践理性的优先性”一脉相承，但
又把这种优先性扩大了，把价值作为哲学全力以赴追求的目标。

        文德尔班总结到：“相对主义就是哲学的取消和死亡。哲学只有作为
具有普遍价值的价值科学才有生命力。……哲学以具有普遍价值的那些价值为
自己的领域，为自己的问题。这些具有普遍价值的价值是文化和文明全部功能的
组织原则，是人生一切特殊价值的组织原则。这些描述和解释这些价值，只为了
对它们的价值加以说明；不把它们当作事实，而是把它们当作标准。所有这些
要把自己的任务发展为‘制定规律’，但这不是任意专断地颁布规律，这些规律
是它所发现并把握了的理性规律。”[9]这是一段具有代表性的文字，说明他
遵循着康德所走过的道路，以探讨规律的普遍性为自己的目标，所以把“具有
普遍价值的价值”作为自己哲学的原则和标准。在原则和标准确立之后，文德尔
班就着手改造哲学改变整个科学的评价，并着手建立一个和判断逻辑相平行的
评价逻辑，作为评价活动的普遍应用的方法。

        文德尔班把“标准意识”（Normalbewussten）称为哲学的真正前提。
认为它是对意志、情感全部经验进行评价的绝对中心。所谓标准意识，就是对
实际意愿和理想标准相符合的意识。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意识，只有价值标准，
那么价值标准还是一个死的，还不能用来对实际经验进行评价。有了这样的标准
意识，就可以把价值标准运用来衡量一切实际经验，构造全部哲学体系。从这
一个前提来评价康德哲学，就可以看到，康德曾竭智弹虑而找不到弥合办法的
三个部分：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完全是统一的，只不过是同一个道德标准在
三个不同领域的应用，只不过是同一个意识的伦理态度，在三个不同领域里的
三个不同领域的应用，只不过是同一个意识的伦理态度，在三个不同领域里的
表现。就会意识到三者统统都是关于标准的科学。逻辑学，就是关于思想标准
的科学；伦理学，就是关于意志标准的科学；美学，就是关于情感标准的科学。
所以，只有以标准意识为前提，康德哲学的各个部分才是实际统一的，只有
价值哲学才真正地贯彻了康德实践理性的优先原则。

        价值哲学不但能够用“具有普遍价值的价值”这个标准把全部哲学统一
起来，它和一切活生生的现实知识，和全部生活的丰富内容，也处于不断交流
之中。哲学能加强人生的信念，提高人类的理想，并对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
表现其发人深思的见解。这些信念和理想经过价值概念的整理和规定，就获得
了严密的科学形式。

        由文德尔班所倡导的价值哲学突出了评价活动，丰富了人类知识的
内容，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它在取消哲学的横流中，亟力维持了哲学的独立性，
继续了德国古典哲学和欧洲古典哲学的传统。

        弗莱堡学派的价值哲学同他们所提出的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历史科学
（即所谓“文化科学”）对立的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德尔班的事实与价值、
事实知识与价值知识的区分，具体表现为自然科学和社会历史科学的区分。
自然科学是研究事实世界的科学，自然科学的概念属于事实知识，而社会历史
科学则研究价值世界，属于价值知识。因此文德尔班把自然科学称之为“制定
规律的”（nomothetisch）科学。社会历史科学所利用的是对特殊的、具体的
事件进行描述的方法，即个别化的方法。社会历史科学的目的在于把某一过去的
事件进行描述的方法，即个别化的方法。社会历史科学的目的在于把某一过去的
事件栩栩如生地再现于当前的观念中。因此文德尔班把它称为“描述特征的”（
idiographisch）科学。李凯尔特完全承袭了文德尔班的价值思想，当他具体
论述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社会历史科学）的对立时，正是把价值概念作为其
指导原则。他同样强调自然科学和社会历史科学的区别的方法论性质，认为二者
均以经验的实在为对象，如果我们在考察这些对象时注意的是一般的东西，那
就是自然；如果在考察它们时注意的是特殊和个别的东西，那就是历史。自然
科学所利用的是由特殊到一般的方法，即普遍化的方法，它的目的在于寻找
自然界中的“规律”、“齐一性”、“共相”、“不变的形式”。因此，只有
社会历史科学才能达到实在。因为社会历史科学排除了用普遍化的方法去寻求
规律、齐一性，而采用个别比的方法去描述具体的、特殊的历史事件。事物的
真实存在正是其作为具体的、特殊的事件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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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朗格：《唯物主义史》，伦敦1925年版，第二部分，第153页。

[2] 那托普：《康德与马堡学派》，载《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82页。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82页。

[3] 同上，第107页。

[4] 同上，第84页。

[5] 同上，第84页。

[6] 同上，第89页。

[7] 参见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3年版第912页。

[8] 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载《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62页。

[9] 参见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3年版第9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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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8] 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载《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62页。

[9] 参见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3年版第9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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