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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7)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ue Jun 5 20:10:08 2001) , 转信
柏拉图的描述社会学
第四章 变化与静止
柏拉图是 早一批社会科学家中的一员,而且无疑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位。按照孔
德、穆勒和斯宾塞对“社会学”这个术语的理解,他就是一名社会学家;也就是说,他
成功地将他的唯心主义方法应用于分析人类的社会生活,并分析其发展规律及其稳定性
的规律和条件。尽管柏拉图具有巨大的影响,但他在这方面的教导,人们却一直很少注
意到。这似乎是由以下两个因素造成的。首先,柏拉图提出的许多社会学思想是与他的
伦理和政治主张紧密相联的,以致那些描述性的成份大部分被忽视了。其次,他的许多
思想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以致人们完全是不自觉地因而是未加批判地吸收了它们。
恰恰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社会学理论才如此有影响。
一
柏拉图的社会学是把 辨与对客观事实得 锐观察融为一体的一种巧妙的混合体。
其思辨的基础当然是形式论和关于普遍存在的流变与衰败、关于生成与退化的理论。但
在这个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柏拉图却构造了一种惊人地切合实际的社会理论。这种理
论能够解释希 俺 邦国家历史发展中的主要趋势,也能解释在他所处的时代发挥着作用
的社会与政治力量的历史发展趋势。
柏拉图的社会变化理论的思辨的或形而上学的基础, 已做过简要阐述。它是恒常
不变的形式或理念的世界,在空间和时间上不断变化着的事物的世界是这个世界的产物
。形式或理念不仅是恒久不变的、不可毁灭的和不会腐败的,而且是完美的、真实的、
实在的和善的;事实上,在《理想国》中,“善”曾被解释为“能保存有助益的一切事
物”,而“恶”则被解释为“能毁灭或能破坏的一切事物”。完美的善的形式或理念先
于那些摹本、那些可感知的事物,而且它们是一些如同变动世界中的所有变化的始祖或
是起点一样的东西。这种观点被用于评价可感知事物世界之中的所有变化的总体趋势和
主要指向。因为假如所有变化的起点是完美的和善的,那么变化只能是导向远离完美与
善的一种运动;它必定趋于不完美与恶,趋于衰败。
这种理论可以详加扩展。某种可感知事物越是近似于它的形式或理念,它必定越不
易衰败,因为形式本身是不会衰败的。但是可感知的或生成而来的事物并不是完美的摹
本;确实,没有任何摹本可能是完美的,因为它只是对真正的实在的一种模拟,只是现
象和幻觉,并非真理。因此,没有任何可感知事物(或许除了最为优秀的事物之外)同
其形式的近似达到了足以恒久不变的程度。柏拉图说:“绝对而永存的永恒不变性仅仅
归属于万物之中最为神圣的事物,而肉体则不属此列。”某种可感知的或生成而来的事
物——诸如物体或是人的灵魂——如果它是好的摹本,则最初可能发生非常微小的变化
;而最早的变化或运动——灵魂的运动——仍然是“神圣的”肉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变化
相对)。但是每一次变化,无论多么微小,都一定会使事物有所改变,并且降低了与其
形式的近似性,因此愈加不完美。从这一点上看,随着每一步变化,该事物变得越是容
易变化,且愈易腐坏,因为它变得距离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作为其“固定不变和处于静
止的原因”的形式愈发遥远。亚里士多德把柏拉图的信条解释为:“事物因分有形式而
创生出来,它们又因丧失形式而衰亡。”这种退化过程,开始来得缓慢而后更为迅速—
—这种削减与衰败的规律——在其最后一部对话体巨著《法律篇》中,柏拉图对这一点
的描述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部分内容主要涉及人类灵魂的天命,但柏拉图清楚地说
的描述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部分内容主要涉及人类灵魂的天命,但柏拉图清楚地说
明,它适用于所有“分有灵魂”的事物;他用这个说法是指一切有生命的事物。“所有
分有灵魂的事物都在变化”,他写道:“…而它们变化之时,它们都受天命的秩序与规
律的支配。其特证的变化越小,它们在等级层次上开始时的下降就越不显著。但是当变
化增大时,邪恶也在增加,那么它们就坠入了深渊,进入人们所说的阴曹地府当中。”
(在这一段接下去的文字里,柏拉图提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赋有很多美德的灵魂
,如果它与神圣的美德相通,它就可能凭借其自身的意志…,成为具有最高美德者,并
上升到尊贵的境界”。关于这种例外罕有的灵魂能够从天命的一般规律之中拯救自我—
—并且或许也能拯救其他人的问题,将在第8章中加以讨论。)在《法律篇》一书前面部
分的内容里,柏拉图总结了他关于变化的信条:“无论什么样的变化,除厂某种邪恶事
物的变化之外,都是可能降临某一事物的最严重的变化莫测的危险,这些危险或者是当
下的季节更替,或足风向的变化,或是肉体日常饮食的改变,或是灵魂性质的改变。”
而且,为了表示强调,他还补充道:“这个判断适用于一切事物,只有一个例外,就是
我刚才说的某种邪恶事物的变化。”简言之,柏拉图教导人们,变化是邪恶的,而静止
是神圣的。
我们现在看到,柏拉图的形式论或理念论意味着流变的世界的发展有某种趋势。它
导出了这样一条规律,即这个世界中一切事物的呵衰败性一定会连续不断地增大。与其
说它是有关普遍存在的不断增大的腐败的严格规律,不如说它是关于衰败性不断增大的
规律;也就是说,衰败的危险或可能性在增大,但是作为例外的相反方向上的发展并未
被排除在外。因此,正如上一段引文所表明的,一个非常好的灵魂可能不会变化与衰退
,而且某种非常邪恶的事物,例如一个很坏的城邦,可能通过改变它而得到改善(为了
这样一种改善具有价值,我们必须努力使之长期不变,即阻止所有进一步的变化)。
《蒂迈欧篇》中柏拉图关于物种起源的故事与这个普遍理论完全一致。按照这个故
事,男人作为动物界中的最高等级,是由诸神创造出来的;其余物种是通过一种衰败和
退化过程从他生发而来的。首先,某些种类的男人——懦夫与恶棍——退化而成为妇女
。那些缺乏智慧的人一步步地退化成低等动物。我们听说,鸟类是从过分相信其感官的
无害又过分懒散随便的人们转变而来的;“陆地动物是由对哲学不感兴趣的男人变来的
”;而各种鱼类,包括有壳的水生动物,是从所有男人当中“最愚蠢、最迟钝和……最
微不足道的人退化而成的”。
很清楚这种理论可以应用于人类社会,并应用于其历史。接着它解释了赫西奥德的
悲观的发展规律,即历史衰败的规律。如果我们要是相信亚里士多德的转述(在前一章
中概述了其内容),那么最初提出形式论或理念论,其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某种方法论上
的要求,即要求有纯粹的或理性的知识,在变动不定的可感知事物的情况下不可能有这
种知识。现在我们看到,这种理论不只是做到了这一点。它不仅仅远远超出了满足方法
论上的要求,还提供了一种关于变化的理论。它解释了所有可感知事物的变化的一般方
向,从而解释了人和人类社会显示出的衰败的历史趋势。(而且它还在更多方面发挥了
作用;我们将在第6章中看到,形式论还决定了柏拉图政治主张的倾向,甚至是实现这些
主张所采取的手段。)假如,如同我认为的那样,柏拉图的哲学以及赫拉克利特的哲学
乃是源于他们的社会经验,尤其是来自阶级斗争的经验,以及源于那种他们对其社会世
界行将分崩离析的绝望无助之感,那么,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在柏拉图的哲学中,当他
发现形式论能够解释导向衰败的趋势时,形式论开始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他一定是高
兴地接受了这个理论,把它作为一个最令人困惑的难解之谜的答案。赫拉克利待过去未
能对政治发展趋势给予某种直接的伦理谴责,而柏拉图则在他的形式论中发现了某种赫
西奥德风格的悲观主义判断的理论基础。
但是,柏拉图作为一名社会学家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他关于社会衰败规律的一般
但是,柏拉图作为一名社会学家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他关于社会衰败规律的一般
性的抽象思辨。确切而言,其伟大之处在于他的观察的丰富详尽,并在于他的社会学洞
察力令人吃惊的敏锐性。他看到了前人一直没有看到,并且只是在我们自己所处时代才
被重新发现的事物。举个例子来说,我可以提到他的关于社会原始阶段、关于部落的父
权制社会的理论,以及从总体上看,他概括社会生活发展的几个典型阶段的尝试。另一
个例子是柏拉图的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历史主义,他强调政治生活与历史发展的经济背景
;这是一种被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名使之重新焕发活力的理论。第三个例子是
柏拉图的最让人感兴趣的关于政治革命的规律,按照这条规律,所有革命都是以一个分
裂的统治阶级(或“精英”)为先决条件;他以这条规律为基础分析阻止政治变化并创
造社会均衡的方法,而且最近极权主义理论家特别是帕累托重新发现了这条规律。
现在我想开始对这些要点,特别是第三点,即关于革命和关于均衡的理论,做更为
详细的讨论。
二
柏拉图讨 这些问题的对话录,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是 理想国》、被称为《政治
家篇》的较晚期的一部对话录以及《法律篇》——这是他最后的篇幅最长的著作。尽管
确实存在微小的差别,但这些对话录之间却是彼此一致的,在某些方面彼此相同,在其
他方面相互补充。例如,《法律篇》讲述了人类社会衰败与沦亡的故事,作为对没有任
何历史中断的逐步融合的希腊史前史的记述;而《理想国》的类似段落,则以一种更为
抽象的方式,提出了对政府发展的一种系统概述;《政治家篇》仍是更为抽象地给出了
一种关于政府类型的逻辑分类,仅有几处涉及历史事件。同样,《法律篇》非常明确地
系统阐述了这项研究的历史主义方面的内容。柏拉图在此问道:“国家的范型或起源是
什么?”并把这个问题与另一个问题联系在一起:“……把国家的成长当作它们或是朝
向善或是指向恶的变迁来思考,这种方法不是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的最佳办法吗?”但
是在社会学学说的范围之内,惟一一项重要区别似乎是由于看来使柏拉图感到为难的纯
粹思辨上的困难。假设作为发展的肇始之端的是一个完美的因而是不会衰败的国家,他
发现难以解释第一次变化,即人的堕落,这个变化使万物运转起来。在下一章中,我们
将得知柏拉图是怎样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首先我将对他的社会发展理论进行总体
考察。
根据《理想国》的论述,最初的或最原始的社会形式,与此同时也是最接近类似于
国家的形式或理念的社会形态,是“最好的国家”,它是由最智慧且最神圣的人统治的
君主政体。这种理想的城邦国家如此近乎完美,以致很难理解它怎么可能发生变化。不
过,某种变化确实发生了;而且随着变化,引来了赫拉克利特的冲突,这是所有运动的
驱动力量。按照柏拉图的观点,由利己心以及尤其是物质或经济上的利己心激起的内部
冲突、阶级斗争,是“社会动力学”的主要力量。马克思主义的惯用语句“至今一切社
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几近符合柏拉图的历史主义,也符合马克思的历史主
义。柏拉图以下列顺序描述四个最显著的阶段或“政治退化历史的里程碑”,而且,同
时是“最重要的……几个实际存在的国家种类”。完美国家之后出现的第一种是“荣誉
政体”或“荣誉政制”,即追求荣誉与名声的贵族的统治;第二种,寡头政制,即富有
家族的统治;“再其次是民主政制的产生”,这是自由的统治,这意味着不要法制;以
及最后出现的“港主政制……城邦的第四种也是最后一种疾病”。
从最后的评论中可以看出,柏拉图把历史看作一种社会衰败的历史,似乎它是某种
疾病的历史:患者是社会;而稍后我们将看到,政治家则应该成为一名医生(反之亦然
)——是一位医治者,一位救世主。就像对某种疾病的典型过程的描述并非总是适合于
每一个体患者一样,柏拉图关于社会衰败的历史理论也同样并不打算适用于每一个城邦
每一个体患者一样,柏拉图关于社会衰败的历史理论也同样并不打算适用于每一个城邦
的发展。但这种理论却想要描述几种主要的政体衰退形式最早由以产生的最初的发展进
程,并描述社会变化的典型过程。我们察觉到,柏拉图旨在设计一个由一条进化规律支
配的历史阶段体系;换言之,柏拉图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历史主义的社会理论。这个尝
试经由卢梭而重振活力,并因孔德和穆勒、因黑格尔和马克思而风行于世;但是就那时
可以获得的历史证据而论,柏拉图的历史阶段体系实际上与这些近代的历史主义者的任
一体系几乎是一样的(其主要区别在于对历史过程的评价方面。贵族柏拉图谴责他所描
述的发展,而这些近代著作家们则赞同这种发展,因为他们相信有一条历史进步规律)
。
在详细全面地讨论柏拉图的完美国家之前,我将简要概述一下他关于在四种逐步衰
退的国家形式之间的转变过程中,经济动机与阶级斗争所起作用的分析。完美国家退化
而成的第一种形式,即荣誉政制,也就是雄心勃勃的贵族们的统治,被说成是几乎所有
方面都近似于完美国家本身。必须注意,柏拉图明确地认为,在实际存在的国家中的这
种最好的而又最古老的形式,等同于斯巴达和克里特的多利安人的政制,而且,这两个
部落的贵族统治的确在实际上代表着希腊最古老的实存的政治生活形式。柏拉图关于他
们的各种制度的精彩描述,绝大部分是在他叙述最好或完美国家的几个特定部分之中给
出的,荣誉政制同完美国家非常相似(通过他的认定斯巴达与完美国家二者之间具有相
似性的信条,柏拉图成为我想称之为“斯巴达的伟大神话”——至高无上的斯巴达政体
与生活方式的历久不衰而又影响甚巨的神话的最为成功的宣传者之一)。
最好的或理想的国家与荣誉政制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后者包含着一种不稳定的
因素;一度团结为一体的父权制统治阶级现在分崩离析了,而且就是这种分裂导致了下
一步骤,导致向寡头政制的退化。分裂是野心带来的结果。“起初,”柏拉图提及热爱
荣誉的年轻人时说道,“他听到他母亲抱怨说,她的丈夫不是统治者中的一员……。”
因此他变得野心勃勃,并渴望着获得荣誉。但是,在引发下一步变化方面具有决定性的
则是竞争性的和贪婪的社会倾向。“我们必须说明”,柏拉图说道,“荣誉政制如何变
化成为寡头政制……甚至是一个盲人也一定看得出它是怎样变化的……正是财库毁掉了
这种政制。”他们那些热衷荣誉的统治者们“开始想方设法炫耀和挥霍钱财,结果他们
歪曲了法律,他们及其妻子违背法律……;而且他们力图在竞争中相互胜过对方。”以
这种方式产生了最早的阶级冲突:在美德与金钱二者之间的冲突,或是在久已建立起来
的采邑的简朴方式与新的财富聚敛方式二者之间的冲突。一旦富人们制订一种“取消所
有那些其财产达不到规定数量者担任公职的资格”的法律时,向寡头政制的转变就完成
了。“这种变化假如以恫吓和胁迫不能取得成功的话,就要由武力强制实施……”。
随着寡头政制的建立,就形成了在寡头与较为贫穷的各个阶级之间存在潜在内战的
一种状态:“就像患病的身体……有时处于同它自身冲突的状态……,这种有病的城邦
也是如此。无论何时当一方或另一方设法从外界获得了帮助,一方从一个寡头统治的城
邦获得帮助,或另一方从某一民主城邦获得帮助,它就陷于病痛且以最微不足道的借口
发起内战。而且即使没有任何这种外界援助,这个有病的城邦不也是有时爆发内战吗?
”这种内战产生了民主政制:“当贫民获得胜利,处死一些人……,把另一些人流放国
外,而与其余的人按平等方式分享公民权和担任公职的权利,民主政制就产生了……”
柏拉图对民主政制的 述,是对雅典政治生活的一种生动逼真但又抱有极度的敌视
态度,且极不公正的嘲讽,也是对大约在柏拉图出生的3年以前,伯里克利以一种至今从
未有人超过的方式系统透彻阐述的民主信条的嘲弄。(伯里克利的纲领将在下面第1O章
中加以讨论)柏拉图的描述是一份精彩的政治宣传资料,而且,如果我们考虑到,例如
,像亚当这样一个人,一位出色的学者和《理想国》的编辑者,末能抗拒柏拉图咒骂其
,像亚当这样一个人,一位出色的学者和《理想国》的编辑者,末能抗拒柏拉图咒骂其
母邦的言辞,我们就能够觉察到它已经造成了什么样的危害。“柏拉图对民主派人物的
出现的描述”,亚当写道,“是整个文学领域内,无论是古代的或是近代的文学中,最
壮丽华美的篇章之一。”而且当同一位作者继续写道:“把民主派人物刻划成人类社会
的变色龙,这种描述成为这种人物的永久画像”时,于是我们看到,柏拉图至少成功地
使这位思想家转而反对民主制,而且我们会产生疑问,当他的含有思想毒素的著作无人
反对地呈现给那些资质较差的头脑时,已经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害……。
似乎每当柏拉图的风格,若用亚当的话来说,成为一种“崇高的思想和形象与语言
的高潮”时,他就急切需要一个幌子遮盖住他的论证中的破绽和漏洞,或者甚至是理性
论点的完全缺失,就像目前这种情形一样。取而代之的情况是,他运用咒骂的言辞,把
自由与目无法纪、自由与放纵以及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与秩序混乱混为一谈。民主派被
描述为恣意挥霍而又俚吝、傲慢无礼、无法无天而又鲜廉寡耻,他们被描述为残酷好斗
而如同捕获到的可怕野兽一般,耽于纵容一切异想天开的念头,仅仅为了寻欢作乐和无
谓而龌龊的欲望而生活。(“他们像禽兽一样满足其口腹之欲”,这是赫拉克利特谈到
这个问题时的说法。)他们被指责为视“崇敬为愚行……;他们把克制说成怯懦……;
节制适度和有条不紊地安排用度,他们叫做 啬和土气”,等等。 而且还有更多这类
鸡毛蒜皮的琐事”,当柏拉图严辞咒骂的潮水开始减退之时,他说道,“这位老师畏惧
和讨好他的学生……,而且老人迁就年轻人……以避免让人不快和显得霸道。”(是柏
拉图这位学园老师把这些话假借苏格拉底之口说了出来,他忘记了后者从来没有当过老
师,而且即使是作为一位长者,他也从来没有显得不得人心和专横霸道。他不是“迁就
”年轻人,而总是充满慈爱之心地对待他们,例如对作为其伙伴和朋友的年轻的柏拉图
就是这样。至于柏拉图本人,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不大愿意“迁就”他的学生们,并同
他们一起讨论问题。)“但是一旦这种充分的自由达到顶点……”,柏拉图继续说道,
“在市场上买来的男女奴隶们,就完完全全地同那些拥有这些奴隶所有权的人们一样自
由了……而所有这些情况的累积效果是什么呢?公民们的心肠变得如此柔软温情,以致
他们仅仅是看见受奴役的状态,就会气愤,而且不让任何一个人遭受屈从于奴隶制之苦
,即使是以其最温和的形式也不行。”在这里,柏拉图毕竟向其母邦表示了敬意,尽管
他是在无意之中这么做的。雅典的民主政制以仁爱之心对待奴隶,这将永远是雅典民主
政制的一项最伟大的胜利,而且,虽然有像柏拉图本人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家的没
有人性的宣传,他也注意到,它非常接近于彻底废除奴隶制度。
柏拉图更重大的 毕资 他对僭主政治特别是对向僭主政治的转变的描述,尽管这是
出于仇恨之心。他坚持说,他所描述的是他亲眼所见的那些事物;无疑,这是影射他在
老狄奥尼修斯,即叙拉古僭主的宫廷里的经历。柏拉图说,从民主政制向僭主政制的转
变,是一位公众领袖极其容易地带来的,他知道怎样利用民主政制国家里富人与穷人二
者之间的阶级对立,而且成功地建立起属于他自己的一支警卫队或一支私人军队。开始
把他当作自由的捍卫者的人民,不久就会遭受奴役;而且接着他们必须为他而战斗,投
入“他必定要煽动起来的接连不断的征战……,因为他使人民感到需要一位统帅”。随
着僭主政治的建立,就发展到了这种糟糕透顶的国家。
在《政治家篇》中,可以找到对于不同的政府形式的非常相似的概括论述,在那里
柏拉图讨论“僭主和君主的起源,寡头政制与贵族政制的由来,以及民主政制的发轫”
。我们又一次发现各种不同的实际存在的政府形式被解释为国家的真正楷模或形式的降
格的摹本,被解释为完美国家即所有摹本的标准——据说在克罗诺斯即宙斯之父的远古
时代曾一度存在过——的降格的摹本。一个区别是柏拉图在这里区分了六种降格的国家
类型;但是这一差别并不重要,尤其是倘若我们记得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过,讨论
到的四种类型并非详尽无遗,而且存在某些中间过渡阶段,就会清楚这一点。在《政治
到的四种类型并非详尽无遗,而且存在某些中间过渡阶段,就会清楚这一点。在《政治
家篇》里,这六种类型是首先区分了三种政府形式,即一个人的统治、少数人的统治和
多数人的统治,而后得出来的。三种政体的每一种接着又被分为两种类型,按照它们是
否通过仿效和维护其古代法律,模拟“惟一真正的本原”,区分为其中一种是比较好的
,另一种是比较坏的。以这种方式,三种保守的或合法的形式和三种腐败的或没有法律
的形式就被区分开来;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保守形式的民主政体,按照其优劣次序,
均属于合法的模仿。但是民主政体转变成为它的没有法制的形式,并进一步退化变质,
经过寡头政体即少数人的没有法制的统治,变化而成一个人即僭主的没有法制的统治,
后者就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过的那样,最为糟糕透项。
僭主政体即最邪恶的国家,不一定是发展的终结,《法律篇》中的一个段落里讲明
了这一点,这部分地重复了《政治家篇》的故事,并部分地与之联系在一起。“给我一
个由一位年轻僭主统治着的国家”,柏拉图在那里大声疾呼,“……他有幸成为一位伟
大立法者的同时代人,并因幸运的机遇与之相遇。神为他想为之造福的城邦所做的事情
,难道还会比这更多吗?”僭主政体,即最邪恶的国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得以改革。
(这一点可与上面引述的《法律篇》中的评论观点一致,即所有变化都是邪恶的,“除
了邪恶事物的变化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疑问,柏拉图在谈及伟大立法者和年轻僭主时
,一定想起了他自己及同年轻的僭主们进行的各种试验,而且特别是记起他对于改革小
狄奥尼修斯对叙拉古的僭主统治的尝试。这些注定没有好结果的试验,将在后面加以讨
论。)
柏拉图分析政治发展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弄清一切历史变化的推动力量。在《法律
篇》中,对历史的全面研究就是明确考虑到这个目的而进行的:“在这个时期里,不是
有千千万万个城邦诞生出来……而且其中每一个不都是曾处于所有类型政体的统治之下
吗?……假如能够做到的话,就让我们找出如此之大变化的原因。我希望因此我们可以
揭示政制产生及其变化的奥秘。”作为这些考察研究的结果,他发现了这样一条社会学
规律,即内部的分裂,由经济性的阶级利益的对抗激起的阶级斗争,是一切政治革命的
推动力量。但是柏拉图对这条基本规律的系统阐述甚至走得更远。他坚持认为,只有统
治阶级本身内部的反叛能够极大地削弱它,以致可以推翻其统治。“任何一个政体内的
变化,无一例外地产生于统治阶级本身内部,而且仅仅产生于这个阶级成为纷争的中心
场所之时”,这是在《理想国》中他的惯用语句;而且在《法律篇》中,他说道(可能
是指《理想国》中的这一段话):“一个君主政体,或任何一种其他的政府形式,到底
怎样才能被任何人而不是其统治者们本身摧毁掉呢?难道我们忘记了我们刚刚说过的话
,即像前几天我们所做的一样,当我们谈论起这个问题时说过的话了吗?”这一条社会
学规律,连同对经济利益是分裂的最可能原因的看法,成为柏拉图研究历史的线索。但
是它还不止于此。它还是他分析建立政治均衡即抵御政治变化所需要的必备条件的线索
。他假定,在古代最好或完美的国家里,这些条件都得到了实现。
三
柏拉图对完美或最好国家的 述通常被解释为一个进步主义者的乌托邦纲领。尽管
他在《理想国》、《蒂迈欧篇》以及《克里底亚篇》中反复地坚持说,他是在描述遥远
的过去,而且尽管在《法律篇》中的相似段落其历史含义明确无误,但人们还是经常假
定,其意图是他要提供对未来的一种隐晦的描述。但我认为,柏拉图的用意就是他所讲
的内容,而且,他的最好国家的许多特点,尤其是在《理想国》第二卷至第四卷中的描
述,就是想要(同在《政治家篇》和《法律篇》中他对原始社会的记述一样)具有历史
性,或者也许具有史前史的性质。这可能并不适用于最好国家的全部特点。例如,关于
哲学家国王身份(在《理想国》第5卷至第7卷中描述的),柏拉图本人指明,它可能是
哲学家国王身份(在《理想国》第5卷至第7卷中描述的),柏拉图本人指明,它可能是
一个仅仅属于永恒不变的形式或理念世界,属于“天堂中之城邦”的一个特点。在他的
描述中,这些有意为之的非历史性的成分将在后面连同柏拉图的伦理一政治要求一起加
以讨论。当然必须承认,在他对原始的或古代的政体的描述中,他并不打算做出一种确
凿无误的历史记述;他当然清楚,他不占有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所需要的必备资料。然而
,我想,他尽其所能地做出了重现描述古代部落社会生活形式的认真努力。没有理由怀
疑这一点,特别是因为这个努力在大量的细节方面是非常成功的。几乎不可能是除此以
外的其他情况,因为柏拉图通过对古代克里特和斯巴达部落贵族政体的理想化描述,完
成了他的生动写照。以他的敏锐的社会学直觉,他看到这些形式不仅是古老的,也是凝
固化的和受抑制的;它们是一种甚至更为古老形式的遗迹。而且他总结道,这种更为古
老的形式甚至更加稳定、更为牢固地被抑制住了。这种非常古老因而更加美好而又更为
稳定的国家,通过弄清它是怎样被保持克于分崩离析,弄清阶级斗争怎样得以避免,以
及经济利益的影响怎样被降低到一个最小限度,并使之置于良好控制之下,他试图以这
样一种途径,予以重视描述。这些是柏拉图重新构想最好国家的主要问题。
柏拉图是怎样解决避免阶级斗争这个难题的呢?如果他是一个进步主义者,他可能
会想到某种没有阶级的、平等主义的社会的想法;因为,例如像我们可以从他自己对雅
典的民主政制的嘲弄文字中看到的,在雅典实际上存在着强烈的平等主义倾向。但是,
他并没有完全彻底地去构思一个可能到来的国家,而是构造了一个曾经存在过的国家—
—斯巴达国家的前身,它当然不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它是一个奴隶制国家,而且因
此,柏拉图的最好国家是以最为严格的阶级划分为基础的。它是一个等级制的国度。避
免阶级斗争的难题被解决了,但不是通过彻底废除阶级,而是通过赋予统治阶级一种不
可能受到挑战的优越地位这种方式实现的。正如在斯巴达,只有统治阶级才被允许随身
携带武器,只有它才拥有一切政治或其他权利,而且只有它才接受教育,也就是在统御
其人羊或其众牲的艺术方面的一种专门化训练。(实际上,其压倒一切的优越地位使柏
拉图有一点不安;他担心其成员们“可能撕咬这些羊只”,不仅仅是修剪羊毛,而且“
扮演狼而不是按照狗那样去行事”。这个问题将在本章稍后予以讨论。)只要统治阶级
是团结一致的,就不可能存在对他们的权威的挑战,于是,就不会有阶级斗争了。
柏拉图在其最好国家里区分了三个阶级,即保护者、他们的武装辅助者或武士,以
及劳动阶级。但是实际上只存在两个等级,即军事集团——武装起来的受过教育的统治
者——以及未被武装的没受过教育的被统治者,即人羊;因为保护者们并非单独的一个
等级,而仅仅是从各个辅助者等级被提升起来的年长的智慧的武士。柏拉图把他的统治
等级划分为两个阶级,即保护者及辅助者,而没有在一般劳动者阶级内详细地做出类似
的再区分,这主要是缘于他仅仅对统治者感兴趣这个事实。一般劳动者、商人等等,丝
毫引不起他的兴趣,他们只是其推一功能是为统治阶级的物质需要提供供应的众牲而已
。柏拉图甚至达到禁止其统治者为这个阶级的人们以及为他们的琐碎问题制定法律的地
步。这就是我们关于这个低等阶级的情况如此匮乏的原因。但是柏拉图的缄默并非完全
没有中断过。他有一次问道:“没有一点智慧而且不值得允许其进入这个社会,但却拥
有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强壮体魄,难道这样的做苦工的劳动者不存在吗?”既然这种让人
难受的话引来了一种安慰性的评论,即认为柏拉图不允许奴隶进入其城邦,我在这里想
要指出,这种观点乃是一种误解。确实,柏拉图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清楚透彻地讨论在他
的最好国家中的奴隶地位问题,而且,他说最好要避免采用“奴隶”这个说法,并且我
们应该称一般劳动者为“供应者”或者甚至是“雇佣者”,这一点甚至也是属实的。但
这却是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有关应该彻底废除或减轻缓和奴隶制
度的最轻微的暗示。恰恰相反,柏拉图只是对那些赞同废除奴隶制度运动的“心慈手软
的”雅典民主主义者表示了鄙视的态度。而且,例如,在他描述荣誉政制这种第二好的
的”雅典民主主义者表示了鄙视的态度。而且,例如,在他描述荣誉政制这种第二好的
和仅次于最好国家的国家时,他就把他的观点讲得很清楚。在那里,他谈及荣誉政体下
的执政者:“他将倾向于严酷对待奴隶们,因为他正如一个有教养的人一样鄙视他们。
”但是,因为只有在最好城邦之中,才能找到优于荣誉政制的教育,我们必然会得出在
柏拉图的最好城邦之中存在奴隶的结论,并且一定可以认为奴隶们并未被苛待,而是恰
如其分地受到鄙视。在他对奴隶们的自以为公正善良的蔑视目光之中,柏拉图并没有详
细阐述这个问题。这一结论得到如下事实的充分的进一步证实,在《理想国》中有一个
批评当时希腊人奴役希腊人的实际情况的段落,最后是以明确地赞同奴役蛮族,而且甚
至是向“我们的公民”——即最好城邦的那些公民——提出“像现在希腊人对希腊人所
做的那样去对待异邦人”这样的建议而告终。并且,这一点可由《法律篇》中的内容以
及在那里采取的对奴隶们的最不人道的态度,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既然只有统治阶级才拥有政治权力,包括使众牲的数量保持在防止他们变成祸害的
限度之内的权力,那么维护国家的整个问题就降低为保持统治阶级内部团结的问题。怎
样使统治者们的这种团结得以保持呢?要靠训练和其他心理影响的办法,但除此之外主
要是靠消除可能导致分裂的经济利益。这种经济上的节制是通过实行共产主义来实现和
控制的,即通过废除私有财产权,尤其是废除贵重金属的私有制,来做到这一点。(在
斯巴达,占有贵重金属是被禁止的。)这种共产主义被局限于统治阶级,只有这个阶级
必须保持免于分裂;被统治者之间的争执不值得予以考虑。既然所有财产都是共同财产
,那么一定也存在着对妇女和儿童的共同所有制。统治阶级的任何一个成员都不能确认
其子女或父母。家庭必须被废除,或者确切地说,必须被扩展到覆盖整个武士阶级。不
然的话,对家庭的忠诚就可能成为一种可能引起纷争的根源;故此,“每个人应当把所
有人都看作如同属于一个家庭一样”。(这种建议既不像它听上去那么新颖,也不那么
具有革命性;我们一定记得,斯巴达人像对私自开伙的禁令——不断被柏拉图作为“公
餐”制度加以引用——一样,对家庭生活的私密性进行限制。)但是甚至是对妇女和儿
童的共同所有制也不足以保护统治阶级免受一切经济危险的威胁。避免繁荣昌盛连同避
免贫困都是很重要的。两者都对团结构成威胁:贫困,是因为它驱使人们采取孤注一掷
的手段来满足其需要;至于繁荣,则是因为绝大多数的变化起源于富足,起源于使危险
的实验成为可能的财富积累。只有一种既不为极度匮乏,也不为大量财富留有空间的共
产主义体制,才能把经济利益降低到一个最低限度,并能确保统治阶级的团结。
因此,他的最好城邦的统治集团的共产主义可能起源于柏拉图的基本的社会学的变
化规律;它是作为其基本特征的政治稳定性的一个必备条件。但是尽管它是一个重要条
件,它却不是一个充分条件。为了使该统治阶级可以感受到真正的团结一致,为了它必
须觉得如同一个部落即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来自这个阶级之外的压力如同该阶级的成
员之间的联系纽带一样必要。这种压力可以通过强调和拓宽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鸿
沟而得以确保。认为被统治者是一个不同的且是一个全然劣等之种族的这种感觉越是强
烈,统治者之间的团结感就越强烈。这样我们就达到了这样一条基本原则,它是仅仅稍
加犹豫之后被宣布出来的,即在不同阶级之间,不得存在相互混同的情况。“从一个阶
级到另一个阶级的任何胡乱安排或调换”,柏拉图说道,“都是一种背叛城邦的重罪,
并应作为最卑劣的邪恶行径而理所当然地受到谴责。”但是必须证明这样一种严格的阶
级划分是正当的,而且证明其正当的尝试只能从断言统治者优越于被统治者这一点来着
手去做。于是,柏拉图试图通过三重主张,即统治者在种族、教育和他们的价值尺度这
三个方面是极其优越的这一点,证明其阶级划分是正当的。关于柏拉图的道德评价——
当然是与其最好国家的统治者们的道德评价相一致的——将在第6章至第8章中加以讨论
;因此,在这里我把自己限定于描述他的某些有关其统治阶级的起源、生育和教育的思
想观念。(在着手开始这种描述之前,我首先想表明我的信念,即人的优越性,无论是
想观念。(在着手开始这种描述之前,我首先想表明我的信念,即人的优越性,无论是
种族上的,或是智力上的,或是道德上的,或是教育上的优越性,都永远不能成为要求
某种政治特权的理由,即使这样的优越性可能得到证实。在当今的文明国度里的绝大部
分人承认种族优越性乃是一个神话;但是即使它是一个已被确认的事实,它也不应该产
生特殊的政治权利,但是它却给优越者们带来了特殊的道德责任。应当对那些在智力上
和道德上及教育方面具有优势的人们提出类似的要求;而且我不禁感到,某些理智主义
者和道德主义者的相反主张,仅仅是显示了他们所受的教育是多么的木成功,因为这种
教育没有使他们意识到他们自身的局限性,而且没有让他们意识到他们的伪善。)
四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柏拉图关于其统治阶级的起源、生育和教育的观点,我们就不能
忽略我们的分析的两个要点。我们必须牢记,首先,柏拉图是在重视描述一个过去的城
邦,尽管它与现在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其某些特征在现在的各种国家里,如在斯巴达,
仍然可以辨别出来;其次,他是着眼于其稳定性的条件来重新构想其城邦的,而且他只
是在其统治阶级本身内部,尤其是在其团结一致和力量方面,为这种稳定性寻求保证。
就统治阶级的起源而论,可以提到,柏拉图在《政治家篇》里谈到甚至先于他的最
好国家的某个时代,在那个时候“上帝本身是人们的放牧者,统治着他们,就像人类…
…仍然统治着兽类一样。那时不存在……对妇女和儿童的所有权”。这不仅是好的放牧
者的明喻说法;按照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所说的,它必须以比那种方式更为遵照字面
原义地加以解释。因为我们被告知,这种原始社会,甚至先于最早的且是最好的城邦,
是一个由一名族长统领的游牧山地部落。柏拉图在那里谈及先于最初定居的阶段时说道
:“……作为从其父亲或母亲那里继承了其权威的最年长者的统治,政府产生了;所有
其余的人像一群鸟儿那样追随他,由此形成了由父权制权威和所有君主政体之中最为公
正的王权统治着的一个单一的游牧部落。”据说,这些游牧部落以“多利安人”的名义
,定居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各个城邦,尤其是斯巴达。这是如何发生的,并未明确地加
以解释,但当我们得到“定居”实际上乃是一种暴力征服的暗示时,我们就理解了柏拉
图不愿解释的原因。众所周知,这是多利安人定居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真实故事。我们
故此有充分理由相信,柏拉图意在使其故事作为对史前事件的一种如实的描述;作为一
种不仅是对多利安人主人种族的起源,也是对其众牲即原住民的起源的描述。在《理想
国》的一个类似段落里,在论述“从大地中出生者”,即最好城邦的统治阶级的起源时
,柏拉图提供给我们关于征服本身的一个神话般的但却是非常直截了当的描述。(土生
人的神话将在第8章中从某种不同的观点加以讨论。)他们向原先由商人和工匠们建立的
城邦的胜利进军被描述如下:“使这些从大地里出生的人们武装起来并使之受过训练之
后,让我们现在令他们在保护者的指挥之下进军,直到他们抵达城邦。接着让他们四处
查看以找到他们安营扎寨的最佳地点——即如果任何人表露出不愿遵守法律,以及阻挡
可能如同群狼突然袭击关在羊栏中的羊群一样的外敌之时,最适合于控制居民们的地点
。”这一则关于一个定栖人群被一个发动占领战争的游牧部落(在《政治家篇》中它等
同于定居以前阶段上的游牧山地部落)征服的简短而得意的故事,当我们解释柏拉图反
复重申的坚决主张,即好的统治者,无论是诸神或半神半人或保护者,都是父权制的牧
人者,而且真正的政治艺术,即统治的艺术,是一种放牧,也就是管理和制服众牲的艺
术,这时我们必须把那一则故事牢记在心。并且,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他对“像
牧羊犬受制于牧羊人一样,受制于国家统治者的辅助者”的生育与训练的描述。
辅助者的生育和教育以及由此而来的柏拉图的最好国家的统治 级的生育和教育,
如同他们随身携带武器一样,乃是一种阶级象征,因而是一种阶级特权。而且生育和教
如同他们随身携带武器一样,乃是一种阶级象征,因而是一种阶级特权。而且生育和教
育并不是空洞的符号,而是像武器一样,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且是确保这种统治的稳
定性所必须的。柏拉图仅仅是从这个角度来论述的,即把它们作为有力的政治武器,作
为有助于放牧众牲,并有助于使统治阶级结成一体的手段。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重要的是,主人阶级必须感到他们是一个优越的主人种族。柏
拉图(为杀婴辩护时)说道:“保护者的种族必须保持纯正”,这时他首次提出种族主
义的论点,即我们非常细心地饲养动物,反而忽视了我们自己的种族,这个论点他此后
一直反复重申。(杀婴并不是雅典的制度;柏拉图了解到它曾在斯巴达出于优生的理由
而实行过,就得出了结论,说它必定是古老的并因此就是好的做法。)他要求同样的规
则应当应用于主人种族的繁衍,就如同由某个经验丰富的饲养者将它应用于狗、马和鸟
身上一样。“如果你不按这种方式来繁殖它们,你不认为你的鸟和狗将很快地退化吗?
”柏拉图辩话道;而且他得出了“同样的原则适用于人的种族”这个结论。他所要求的
保护者或辅助者的种族性质,更具体地说,就是一只牧羊狗所具有的那些特性。柏拉图
要求:“我们的健壮武士……必须像牧羊犬一样警觉”,并且他问道:“就他们在天性
上即适宜于保卫而言,在英勇的青年和良种狗二者之间,想必是不存在什么差异吧?”
在他对狗的热忱和赞赏之中,柏拉图甚至走得更远,以致在狗身上觉察出一种“真正的
哲学的本性”;因为,“热爱学习不是和哲学的态度相一致的吗?”
困扰柏拉图的主要困难是,保护者与辅助者必须被赋予同时既凶猛残酷又温厚平和
的一种性格。显而易见,必须培养他们要凶猛,因为他们必须“以一种无所畏惧和不可
战胜的精神抵挡一切危险”。然而,“假如他们的本性应当像那么一种样子,怎么才能
让他们避免彼此之间以及针对其余公民们的暴烈冲突呢?”的确,“假如牧人们养着…
…本应照看羊群的狗,而它们不像狗那样却像狼一样行事,这将是十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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