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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dogcat (评论员), 信区: Philosophy
标题: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3）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ue Jun 5 20:16:59 2001) , 转信

柏拉图攻击的背景
　
第十章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他将使我们恢复最初的本性，治疗我们，使我们快乐和幸福。
——柏拉图
　　我们的分析仍有一些疏漏之处。认为柏拉图的政治纲领纯属极权主义的看法，以及
第6章对这个看法所提出的异议，引导我们去考察正义、智慧、真理和美之类的道德观念

在这个纲领所发挥的作用。这个考察结果一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我们发现这些观念的
作用是重要的，但它们不能促使柏拉图超越极权主义和种族主义。这些观念中有一个还
有待继续考察，即幸福的观念。人们可能会记得，我们引用过格罗斯曼的话，他坚信柏
拉图的政治纲领基本上是一个“建立一个每个公民都真正幸福的完善国家的计划”，我
将这一信念描述为将柏拉图理想化倾向的遗风。如果要论证我的看法，我不会费太大的
劲便能指出，柏拉图对幸福的论述与其对正义的论述极其相似，尤其是，这个论述是基
于同一信念，即社会“天然地”分为各个阶级或等级。柏拉图力主，真正的幸福只有通
过正义，即安于本分，才能实现。统治者只有在进行统治时才能找到幸福，武士只有在
进行战争时才能找到幸福。而我们还可以推论，奴隶只有在被奴役时才能找到幸福。除
此之外，柏拉图常常说起，他的目标既不在于个人的幸福，也不在于国家中任何特定阶
级的幸福，而仅在于整个国家的幸福。他还声辩道，这只不过是正义统治的结果。我已
指出，这种正义统治就其性质而言是极权主义的。《理想国》的主要论题之一便是只有
这种正义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
　　从这一切来看，把柏拉图视为一个极权主义党派政治家，就其直接的实践工作而论
是不成功的，但从长远来看，他所做的阻止和摧毁他所憎恨的文明的宣传却十分成功。
这似乎自圆其说、难以反驳地解释了这些材料。然而，若要使人们感到这种解释有重大
错误，就得以这种率直的方式来谈论这些材料。不管怎样，当我这样表达时，我感觉就
是如此。我所感到的似乎是，并非不真实，而是有缺陷。于是，我开始寻找有可能驳斥
这种解释的证据。然而，除了一点以外，在每一点上试图反驳我的解释都是十分不成功
的。新的材料只能使柏拉图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的一致性更为明显。
　　使我感到我在寻求反驳中获得成功的那一点，是关于柏拉图对僭主政治的憎恨。当
然，把它解释为并无其事总是可能的。人们会很容易说柏拉图对僭主政治的控诉不过是
宣传而已。极权主义往往宣称热爱“真正的”自由，而柏拉图歌颂自由而反对僭主政治
听起来与这种所谓的热爱十分相像。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他对僭主政治的某些看法是
真诚的，这将在这一章的其后部分谈到。显然，在柏拉图的时代里，“僭主政治”通常
指的是以群众支持为基础的一种统治形式，这一事实使我能够说柏拉图之憎恨僭主政治
与我原先的解释相一致。但我感到这并不能消除要修正我的解释的必要。我还感到，仅
仅强调柏拉图的根本真诚，对完成这种修正是很不够的。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能抵消这幅
画像的总印象。一幅新的画像是需要的，它必须包括柏拉图相信他是一个医生，负有医
治有病的社会的使命，同时还必须包括事实上他对在他之前和之后的希腊社会所发生的
事情都比任何别人看得更清楚。既然试图否认柏拉图主义与极权主义之间的雷同无助于
改进这幅画像，所以我终于不得不修正我对极权主义本身的解释。换句话说，对照现代
极权主义来理解柏拉图，竟然使我修正我对极权主义的看法，我自己也感到惊讶。我并
不改变我对极权主义的敌视，但这终于使我看到，老的和新的极权主义运动的力量都在
不改变我对极权主义的敌视，但这终于使我看到，老的和新的极权主义运动的力量都在
于它们要回答一个极其实在的需要，尽管这种回答可能被认为不妥。
　　按照我的新解释，我觉得柏拉图宣称他希望使国家及其公民幸福，并非纯属宣传。
我愿意承认他的根本善意。我也承认他在一定的限度内，在他的幸福许诺所根据的社会
学分析上是对的。把这一点说得更确切些，那就是：我相信柏拉图以其社会学的深刻见
识，发现了他那个时代的人正处在以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兴起为开始的社会革命所引
起的严重压力之下。他成功地发现他们的严重不幸的主要原因——社会的变化和分裂—
—他并且极力加以反对。没有理由怀疑，他的极其强烈的动机之一就是为公民夺回幸福
。出于在这一章稍后部分所讨论的理由，我相信他所推荐的医疗——政治学的处方，以
阻止变化并回到部落社会去，是完全错误的。这个建议作为一种治疗是行不通的，但它
却证明了柏拉图的诊断能力。它表明，柏拉图是知道毛病出在哪里，知道人们所经受的
压力和不幸，尽管他错误地声称他要引导人们回到部落社会去，以减轻这个压力和恢复
他们的幸福。
　　我想在这一章里对促使我持有这些看法的历史材料作一番简略的考察。在本书的最
后一章里，将会看到，我对所采取的方法，即历史解释的方法提出一些评论。所以，在
这里我只说，我并不宣称这种方法具有科学的地位就够了，因为，对一种历史解释进行
检验是不可能像通常的假说检验做得那么严格。历史解释主要是一种观点，其价值在于
它是否富有成效，在于它对历史材料的解释力，能否引导我们发现新材料，并帮助我们
把材料条理化和连贯化。所以，我在这里所要说的话，并不意味着作为一种教条式的断
言，尽管我有时也许会大胆表达我的看法。
　
一
　　我们的西方文明起源于希腊。看来希腊人最早从部落主义过渡到人道主义。让我们
考虑一下这意味着什么。
　　早期希腊部落社会在许多方面同波利尼西亚人，例如毛利人的部落社会相似。通常
住在设防的居住地的各个战斗者小集团，在部落首领或王或贵族家庭的统治下，在海上
和陆地上彼此进行战争。当然，在希腊人和波利尼西亚人的生活方式之间存在着许多区
别，因为部落社会当然不是千篇一律的。没有标准的“部落生活方式”。然而，在我看
来，在这些部落社会中，如果不是全部，至少在大部分，都可以发现某些典型特征。我
指的是他们对社会生活习惯那种神秘的或非理性的态度，以及与这些习惯相应的严格性
。
　　对社会习惯的这种神秘态度在上面已经讨论过了。它的主要因素就是未能把社会生
活中的习惯的或约定的规律性同在“自然”中所发现的规律性区别开来；而这种情况又
往往兼有如下的信念，以为这二者都是由超自然的意志来执行的。社会习惯的严格性在
大多数情况下也许只是这种态度的另一个方面。（有理由相信，这个方面甚至更为原始
，而且超自然的信念又是害怕改变常规的一种合理化而已——我可以在每一个幼小儿童
中发现这种畏惧。）当我谈到部落社会的严格性时，我并不是说部落的生活方式不会发
生变化。我指的却是，相当罕有的变化都具有宗教改变的性质，或引进新的神秘禁忌的
性质。这些变化并非基于要改进社会状况的理性目的。除了这些变化之外——这是极其
罕见的——禁忌严格地规定和支配生活的一切方面。它们不会留下许多空白。在这种生
活形式中很少出现问题，而且没有出现事实上与道德问题相同的问题。我的意思并不是
说，部落的成员为了按禁忌行事有时不十分需要英雄气概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我的意思
是，他难得发现自己正处在怀疑他应如何行动的状况中。对的做法总是已被决定了的，
虽然要遵循它就得克服困难。它是由禁忌所决定的，由神秘的部落建构所决定的，而不
可能成为批判性思考的对象。甚至赫拉克利特也不能明确地把部落生活的建构性规律与
可能成为批判性思考的对象。甚至赫拉克利特也不能明确地把部落生活的建构性规律与
自然规律区分开来，二者都被视为具有同样的神秘性质。以集体部落传统为基础的建构
，没有个人责任的余地。禁忌确立了某种集团责任形式，因而它们可以是我们所说的个
人责任的先驱，但它们同个人责任毫无共同之处。禁忌并非基于理性评价的可能性原则
，而是基于诸如祈求命运权力之类的神秘观念。
　　大家知道这种情况至今仍然存在。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仍然带有禁忌；饮食的禁忌
、礼仪的禁忌以及其他许多禁忌。但其间有着一些重大区别。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中，在
国家的法律与我们在习惯上遵从的禁忌之间有着越来越广大的个人决定的领域及其问题
和责任；我们也知道这个领域的重要性。个人决定可以导致禁忌的改变，甚至导致已不
再是禁忌的政治法律的改变。重大的区别在于对这些问题的理性反思的可能性。理性反
思在某种程度上开始于赫拉克利特，至于阿尔克迈昂、法列亚斯和希波达莫斯及智者们
，由于探求，“最好政制”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假定某个问题具有可以进行理性讨论的性
质。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许多人对新的立法以及别的建构改革是否可取都可以作出理
性的决定；就是说，作出一些以对可能的后果的估计为根据的决定，作出以对其中一些
改革的有意识的赞成为根据的决定。我们承认理性的个人责任。
　　结论是，神秘的或部落的或集体主义的社会也可以称为封闭社会，而每个人都面临
个人决定的社会则称为开放社会。
　　一个封闭社会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恰当地比作一个有机体。所谓国家有机体学
说或国家生物学说可以在相当范围内适用于它。一个封闭社会相似于一群羊或一个部落
，因为它是一个半有机的单位，其中各个成员由于有着半生物学的联系——同类，共同
生活、分担共同的工作、共同的危险、共同的欢乐和灾难——而结合在～起。它又是各
个具体的个人的一个具体的集团，不仅由于分工和商品交换等抽象的社会关系，而且由
于触觉、味觉和视觉等具体的生理关系而彼此联结起来。虽然这种社会可以建立在奴隶
制的基础上，但奴隶的存在不一定产生与家畜根本不同的问题。因此，使有机体学说不
能应用于开放社会的那些方面是不存在的。
　　我所想到的那些方面与如下事实相联系：在一个开放社会里，许多成员都力图在社
会上出人头地和取代别的成员的位置。这就会导致，比方说，阶级斗争这类重要的社会
现象。我们不能在一个有机体里面发现类似阶级斗争的情况。一个有机体的细胞或组织
（有时被说成与国家的成员相当）也许会争夺养分；但并不存在大腿变成大脑，或者身
体的另一些部分变成腹腔的内在倾向。既然在有机体中不存在相当于开放社会的一个最
重要的特征——成员间对地位的竞争，因此，所谓国家有机体学说所根据的是一种错误
的类比。在另一方面，封闭社会是不怎么知道这些倾向的。它的各种建构，包括它的等
级制度，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忌。有机体学说在那里并非那么不适合。所以，无怪乎
我们看到，把有机体学说应用于我们的社会的种种做法，多半都是为了回到部落社会所
作的伪装宣传罢了。
　　开放社会由于丧失了有机体的性质，所以在不同程度上，可以变成我称之为“抽象
社会”的那种样子。它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作为一个具体的或实在的人的集团或这些
实在的集团系统的性质。这种很少被人理解的情况会被夸大解释。我们可以设想这样的
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实际上从不直接接触——那里的一切事情都是各个孤独的
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区别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将表明我们的现代开放社会基本上是通过抽
象关系，例如交换或合作来运行的。（现代社会理论，例如经济学理论主要是关于这些
抽象关系的分析。许多社会学家，例如杜克凯姆还没有理解这一点，而不去放弃教条主
义的信念，以为社会分析必须以实在的社会集团为根据。）
　　从上面所说的话看来，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过渡显然可以被描述为人类所经历
的一场最深刻的革命。由于封闭社会具有我们所说的生物性质，所以这个过渡必定为人
们深深感到。因此，当我们说我们的西方文明源于希腊时，我们应当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这指的是，希腊人为我们开始了这场伟大的革命，而现在这场革命似乎仍然处于开始
阶段——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过渡。
　
二
　　当然，这场革命不是人们有意识地发动的。希腊的部落封闭社会的瓦解可以追溯到
占有土地的统治阶级开始感到人口增长之时。这意味着“有机的”部落社会的结束。因
为它使这个统治阶级的封闭社会出现了社会冲突。在开始时，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有某种
“有机的”解决办法，即创造一些子城邦。（这种解决办法的“有机”性质由于在送出
殖民者之后所采取的神秘程序而被破坏了）然而，这种殖民仪式只是延缓其瓦解而已。
它甚至产生了导致文化接触的新危险区；而这些接触又造成了也许对封闭社会来说更为
危险的事情——商业以及从事贸易和航海的新阶级。到了公元前6世纪，这种发展已导致

旧有生活方式的部分解体，甚至导致一系列的政治革命和反动。它不但导致用暴力来保
存和保住部落社会——在斯巴达就是这样，而且还导致伟大的精神革命，出现了批判性
的讨论，以及随之出现了从神秘的迷信中解放出来的思想。与此同时，我们发现新的不
安的第一征象。文明的胁变开始被人们感觉到。
　　这种胁变和不安乃是封闭社会解体的一种结果。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被感到的
，尤其是在社会变化的时候。这种胁变之所以产生，乃是由于生活在一个开放的、部分
抽象的社会中，就要求我们进行不断的努力之故——是由于人们力求合乎理性，至少要
放弃某些情欲的社会需要，要照顾自己和承担责任。我相信，我们必须承受住这个胁变
，作为促进知识、理性、合作和相互帮助所要付出的代价，并终于作为增进我们的生存
机会、人口数量所要付出的代价。为了人类，这个代价是必须付出的。
　　这个胁变与封闭社会解体时第一次出现的阶级冲突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封闭社会本
身并不知道这个问题。至少对它的统治者来说，奴隶制、等级制和阶级统治是“自然的
身并不知道这个问题。至少对它的统治者来说，奴隶制、等级制和阶级统治是“自然的
”，意思是不容置疑的。然而，随着封闭社会的解体，这种信念就消失了，随之一切安
全感也消失了。部落社会（以及其后的“城邦”）是部落成员感到安全的地方，尽管周
围有敌人和危险的甚至敌对的神秘力量，他对部落社会的体验就像儿童对其家庭和住家
的体验一样，在那里他有确定的任务；他对任务知道得很清楚，而且干得很好。封闭社
会的解体确实引起了阶级问题和其他的社会地位问题，这对公民必定产生影响，就像家
庭的严重争吵和破裂对儿童容易产生影响一样。当然，这种胁变是特权阶级所感到的，
现在他们所感到的威胁，较之从前受压迫的那些人更甚；但甚至后者也感到了不安。他
们也因为他们的“自然”世界的解体而惊恐不安。虽然他们继续进行斗争，但他们往往
不愿利用在反对他们的阶级敌人时所取得的胜利。他们的阶级敌人是由传统、既得地位
、较高的教育水平以及自然权威感所支持的。
　　这样看来，我们必须试图理解成功地阻止住这些发展的斯巴达的历史以及导致民主
政治的雅典的历史。
　　封闭社会解体的最有作用的原因，也许是海上交通和商业的发展，与别的部落有密
切的接触就容易破除人们对部落制的必然感；贸易和商业中的首创精神，看来是个人首
创精神和独立精神的几种形式之一，它们能够表现自己，甚至在部落制仍然盛行的社会
中也是如此。航海和商业这二者已成为雅典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发

展就是如此。事实上，雅典的寡头们、特权阶级分子或先前的特权阶级分子把所有这些
都视为最危险的发展。他们已经明白，雅典的贸易、雅典的金融商业主义、雅典的海军
政策以及雅典的民主趋势，都是这个运动的各个部分，而且，如果不深挖这个祸害的根
源并摧毁这个海军政策和帝国，那么，要挫败民主是不可能的。但是，雅典的海军政策
依靠它的多个海港，特别是比雷埃夫斯港——它是商业的中心和民主政党的堡垒，而且
在战略上，雅典的海军政策也依靠那些保卫雅典的城墙，其后依靠延长到比雷埃夫斯港
和法勤伦湾的那道长城。因此，我们发现，雅典的寡头党派在一个多世纪中十分憎恨这
个帝国，憎恨这支舰队、海港和城墙，并把它们视为民主的象征，视为民主势力的源泉
，并希望有朝一日把它们摧毁。
　　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公元前432—421年和
公元前419－4O3年，在雅典的民主政府和斯巴达受阻的寡头部落政府之间的两次大战中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发展的许多证据。当我们阅读修昔底德的著作时，我们一定不会忘
记他心底里并不同情他自己的前雅典。尽管他显然并不属于在战争中通敌的雅典寡头
俱乐部的极端派别，但他肯定是寡头党的成员，既不是曾把他放逐的雅典人民、雅典民
主派的朋友，也不是雅典帝国主义政策的拥护者。（我并非有意贬低修昔底德这位也许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然而，尽管他在确认他所收集的事实方面是很成功的，而
且他力求公允的精神是真诚的，但他的评论和道德判断代表着一种解释、一种观点，而
在这种解释和观点上，我们不一定要赞同他。）我首先从他描述公元前482年伯罗奔尼撒

战争前半个世纪时特米斯托克利的政策那段话中摘引一段话：“特米斯托克利也劝说雅
典人完成比雷埃夫斯港……因为雅典人现在已从事航海了，他认为他们有很好的机会来
建立一个帝国。他是最早敢于说他们应该使海洋成为他们有很好的机会来建立一个帝国
的人。他是最早敢于说他们应该使海洋成为他们的管辖领域的人……”25年之后，“雅
典人开始建造延伸到海边的长城，一端达到巴拉萨姆港，另一端达到比雷埃夫斯港”。
这是在伯罗奔撒尼战争爆发前26年之事，那时寡头党完全知道这些发展的意义。修昔底
德告诉我们，他们并没有从极其明显的叛变行为有所退缩。在寡头们中，阶级利益有时
取代了他们的爱国主义。一支有敌意的斯巴达远征军侵犯雅典北部而为此提供了机会，
他们就决定同斯巴达勾结来反对自己的国家。修昔底德写道：“有一些雅典人私自对他
们（即斯巴达人）表态，‘希望他们会消灭民主政府和停止建造长城，但其他的雅典人
们（即斯巴达人）表态，‘希望他们会消灭民主政府和停止建造长城，但其他的雅典人
……不大相信他们有反对民主政府的计划。”因此，忠诚的雅典公民们开赴前线与斯巴
达人作战，但被打败了。但是，看来他们也大大削弱了敌人，足以防止敌人与他们城邦
内的第五纵队分子联合。几个月之后，长城建成了，这意味着，民主政府只要保持其海
军优势就能获得安全。
　　这个事件表明，甚至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26年之时，雅典的阶级形势是何等紧
张，而在战争期间，阶级形势就变得坏得多了。它还表明，反叛的、亲斯巴达的寡头党
所采用的是什么方法。我们必须注意，修昔底德只是顺便提到他们的叛变，而且没有谴
责他们，但在别的地方，他极其强烈地反对阶级斗争和党派思想。所引用的下一段话，
是作为对公元前427年科西拉革命的一般感想而写的，确实耐人寻味。首先因为这是阶级

形势的精彩描述；其次由于这是修昔底德每当他要描述科西拉民主派类似趋势时所具有
的强烈措词的一个例证。（为了判明他不够公允，我们必须记住，在战争开始时，科西
拉曾经是雅典民主联盟的一员，而那次叛逆又是寡头们发动的。）还有，那段话是社会
总崩溃感的精彩表达。修昔底德写道：“几乎整个希腊世界都在动乱之中，在每一个城
邦里，民主派的领袖们和寡头派的领袖们都在作出艰苦努力，其一是为了使雅典人有利
，另一是为了使拉西第孟人有利……党派联系胜于血统联系……双方的领袖们都采用好
听的名称，一方自称主张多数人的政治平等，而另一方则自称主张贵族的智慧；他们固
然声称致力于公众利益，但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用公众利益来标榜自己罢了。他们用尽
一切可以设想到的手段使一方压倒另一方，并且采用最严重的罪恶方法……这个革命在
希腊人中产生了各种弊病……背信弃义的敌对态度到处可见。没有任何语言有足够的约
束力，也没有任何誓言足以令人畏惧而使敌对双方言归于好。每个人都深信没有安全。
”
　　只要我们认识到这种阴谋背叛的态度在一个多世纪之后，亚里土多德写他的《政治
学》时还没有改变的话，我们就可以估量到雅典寡头们接受斯巴达的帮助并阻止建造长
城的全部意义。我们在《政治学》中听到亚里士多德说到有一个寡头誓言“现在是很时
髦的”。这个誓言是这样说的：“我承诺成为人民的敌人，并尽力给人民出坏主意。”
即又明显，倘若我们忘记这种态度，我们就无法理解那个时代。
　　我在上面说过，修昔底德本人就是一个反民主主义者。如果我们考虑到如何描述雅
典帝国以及各个希俺前疃运 憎恨，这一点就很清楚了。他告诉我们，人们感到雅典
人对其帝国的统治并不比僭主政治好些，而且所有的希腊部落都害怕它。修昔底德在描
述公众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意见时，他对斯巴达的批评是很温和的。而对雅典帝国
主义的批评则是严厉的。“人们的一般感情都强烈地倾向于拉西第孟人；因为他们认为
拉西第益人是希腊的解放者。各个城邦和个人都热情帮助他们……而反对雅典人的普遍
愤怒是强烈的。有些人盼望从雅典人中解放出来，另一些人害怕落入它的支配之下。”
最有趣的是，对雅典帝国的这个评判或多或少地已成为对“历史”的官方评判，即已成
为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评判。正如哲学家们难以摆脱柏拉图的观点一样，历史学家们也被
束缚于修昔底德的观点。作为一个例子，我可以引用迈耶的话（他是研究那个时代的最
优秀的德国权威）。他简直是重复修昔底德的话，他说：“希腊中有教养的人都……讨
厌雅典人。”
　　然而，这些话只不过是反民主观点的表达而已。修昔底德所记载的许多事实——例
如，我们曾引用的描述民主派和寡头派的领袖们的那段话——表明斯巴达只是在寡头们
中间，用迈耶那句说得好听的话来说，在“有教养的人”中间是受欢迎的，而在希腊人
民中间则不是受欢迎。甚至迈耶也承认，“有民主思想的人民大众在许多场合下都希望
它胜利”，即希望雅典胜利；而且在修昔底德的叙述中也有许多情况证明雅典受到民主
派和受压迫者的欢迎。但是有谁关心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民大众的意见呢？如果修昔
派和受压迫者的欢迎。但是有谁关心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民大众的意见呢？如果修昔
底德和“有教养的人’断言雅典人是暴君，那么雅典人就是暴君了。
　　最有趣的是，为罗马的成就欢呼、为罗马建立一个世界帝国欢呼的同一些历史学家
们，竟然谴责雅典人企图取得更大的成就。罗马的成功而雅典的失败，这个事实是不足
以解释这种态度的。因为他们实际上并不因雅典的失败而谴责雅典，因为他们一想到雅
典本来会成功就生厌。他们认为雅典是残酷的民主，是由没有教养的人来统治的去处。
这些人憎恨和压迫有教养的人，而有教养的人又憎恨他们。但是，这个观点（关于民主
的雅典人在文化上的不容忍态度这个神话）抹煞了众所周知的事实，尤其是抹煞了在那
个特定的时期中雅典人令人刮目相看的精神创造性。甚至迈耶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创造性
。他以特有的谦逊说：“雅典在这十年中的创造同德国文学在极盛时期的创造相媲美。
”作为那个时期的民主派领袖，伯里克利更为公正，他把雅典称为“希腊的学校”。
　　我绝不是为雅典在建立其帝国中所做的一切事情辩护，我也肯定不愿为它的蛮横攻
击（如果有这类事的话）或残暴行为辩护；我也没有忘记雅典的民主仍然是建立在奴隶
制基础上的。但是，我认为有必要看到，部落制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只能由某种帝国
主义形式来取代。必须说，雅典实行的某些帝国主义措施是相当宽容的。一个十分有趣
的事例就是：在公元前4O5年，雅典在爱奥尼亚的摩岛向它的盟邦提出，“从今后萨摩
人民都应当是雅典人；这两个城邦应当成为一个国家；萨摩人应当按他们的意愿来管理
他们的内部事务并保留他们的法律。”另一个实例是，雅典在其帝国所实行的赋税措施
。人们对这些赋税或纳贡说得很多，并描述为剥削小城邦的无耻而残暴的方法（我认为
这是很不公正的）。为了评价这些赋税的意义，我们当然要把它同雅典舰队所保护的大
量贸易相比较。修首底德对此提出了必要的信息，使我们从那里知道，在公元前413年，

雅典要求他们的盟邦“以海上进出口的一切物品的百分之五的税率作为纳贡；它们也认
为收益会更多”。我认为，在极其严酷的战斗中采取这种措施，要优于罗马集中的方法
。雅典人采取这种赋税方法是有利于盟邦之间贸易发展的，也有利于帝国中各个成员国
的创造性和独立性。开始时，雅典帝国是从一个相互平等的联盟发展起来的。尽管雅典
暂时占支配地位，并受到一些公民的公开批评（参阅阿里斯多芬写的《论友谊》），但
它在贸易发展上的好处本来会及时导致某种联邦体制。至少，我们知道，在雅典的情况
中不存在像罗马那样把文化所有物从帝国“转移到”，即掠夺到占统治地位的城邦中去
的那种做法。不论人们如何反对富豪政治，但它总比掠夺者的统治要好些。
　　把雅典的帝国主义同斯巴达处理对外事务的做法相比较，就可以支持对它予以赞许
的这个观点。斯巴达的做法取决于支配斯巴达政策的那个最终目的，取决于斯巴达要阻
止一切变化并恢复部落制的企图。（这是不可能的，我将在后面论及。幼稚一旦失去，
不可能复得，而一个被人为地阻止住的封闭社会，或者一个人工栽培的部落社会，绝不
等于真实之物。）斯巴达政策的原则如下：（1）保住它那个被阻止的部落社会：排斥可

能危及部落禁忌严格性的一切外来影响——（2）反人道主义：尤其是排斥一切平等主义

的、民主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3）自给自足：不依赖贸易——（4）反世
界主义或地区主义：坚持你的部落和一切其他的部落的区分；不同下等人混合——（5）

主宰、统治和奴役你的邻邦——（6）但不要变得太大：“城邦的扩大只限于不致损及其

统一”，尤其是只限于不去冒引进世界主义趋势的危险——如果我们把这六个主要倾向
同现代极权主义倾向相比较，那么，我们就发现它们基本上是相吻合的，唯一的例外是
最后一条。这个区别可以用如下的话来描述：现代极权主义似乎是具有帝国主义倾向的
。但是，这种帝国主义并不具有宽容的世界主义因素，而且现代极权主义者对全世界的
野心是违反人们的意志而强加于人的。有两个因素可以说明这一点。其一是一切专制政
治的普遍倾向都是以抵御敌人拯救国家（或人民）为理由来证明其存在的——每当原有
的敌人被制服时，这个倾向又必定导致新的敌人的产生或发明。第二个因素就是力图把
的敌人被制服时，这个倾向又必定导致新的敌人的产生或发明。第二个因素就是力图把
极权主义纲领中有密切联系的（2）和（5）两条付诸实现。按照（2），人道主义是必须

加以清除的，但人道主义已十分普遍，要在国内对它进行有效的斗争，就必须在全世界
把它摧毁。但是我们的世界已经变小了，以致每个人现在都是邻人，所以，为了实现（
5），就必须支配和奴役每一个人。然而，在古代，对于采取斯巴达那样的地区主义的人

来说，最危险的事情莫过于雅典的帝国主义以及它发展为各希俺邦共同体或者甚至发
展为世界帝国这个固有趋势了。
　　把我们迄今的分析加以概括，我们可以说，开始于希腊部落瓦解的这场政治的和精
神的革命，在第五世纪达到其极盛时期，并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革命已经发展
为暴力的阶级战争，同时也发展为希腊两个主要城邦之间的战争。
　
三
三
　　那么，像修昔底德那样杰出的雅典人竟然站在反对这些新发展的一边，又作何解释
呢？我相信，阶级利益乃是一个不充足的解释；因为我们要加以解释的事实是，有许多
雄心勃勃的青年贵族成为积极的、尽管并非总是可靠的民主派成员，同时又有一些很有
思想和天赋的人没有为革命所吸引。主要之点似乎是，虽然开放社会已经存在，虽然它
事实上已开始提出新的价值观念、新的平等主义生活标准，但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尤
其是对“有教养的人”来说。开放社会的新信念，它的惟一可能的信念乃是人道主义，
它正开始表现它自己，但还没有明确地提出来。在当时人们所看到的只是阶级战争、民
主派害怕寡头的反动，以及对进一步的革命发展的恐惧。所以，不少人站在反对这些发
展的反动的一边，即站在传统的一边，要求维护原先的价值观念和宗教。这些倾向迎合
许多人的感情，而且由于它们受欢迎而出现了一个运动，尽管这个运动是由斯巴达人和
它们的寡头盟友出于他们自己的目的来领导和利用的，但必定甚至在雅典也有许多正直
的人归属于这个运动。从这个运动的口号“回到我们祖先的国家”或“回到以前的父道
国家”而引申出“爱国者”这个名词。反对民主派的寡头们希望获得支持，以反对民主
派，他们毫不犹疑地把他们的城邦交给敌人，但是，我们并非必须坚持说，这些寡头们
大大歪曲了支持“爱国”运动的人普遍抱有的信念。修昔底德就是“父道国家”运动的
有代表性的领导人之一，但他大概并不支持极端的反民主派的阴谋背叛行为。固然他并
不掩饰他对他们的根本目的的同情。这个根本目的就是要阻止社会的变化，要对雅典民
主的世界帝国主义，对其权力的工具和象征，即海军、长城和商业进行斗争。（我们不
妨指出，在柏拉图的商业学看来，商业是很可怕的。当斯巴达王来山得在公元前4O4年战

胜雅典并缴获大量战利品归来之后，斯巴达的“爱国者”即“父道国家”运动的成员们
力图阻止黄金进口；虽然后来终于被允许，但那些黄金只限于国家所有，而且任何公民
一旦被发现占有贵重金属都得处死。在柏拉图的《法律篇》中，也提倡极其相似的做法
。）
　　虽然这个“爱国”运动部分地是盼望恢复较稳定的生活，恢复宗教、规矩、法律和
秩序的表现，但它本身在道德上是腐朽的。它的古时信念已经消失，而基本上代之以对
宗教感情的伪善甚至冷酷的利用。就像柏拉图所绘画的卡利克勒斯和色拉希马库斯的画
像一样，在年青的“爱国”贵族们当中到处可以发现虚无主义；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变
成民主派的领袖。这种虚无主义的最显赫的代表人物，也许就是为彻底打败雅典效劳的
寡头领袖，即柏拉图的舅父克里底亚，三十僭主的头头。
　　然而，在那个时候，在修昔底德所处的同一代人之中，掀起了对理性、自由和博爱
的新信念——我认为这个新信念就是开放社会推一可能的信念。
　　
四
四
　　标志着人类历史转折点的这个时期，我乐意称之为伟大的世代；这个时期是雅典人
处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不久战争之中的那个时期。在他们之中有伟大的保守主义者，
例如索福克勒斯或修昔底德。在他们之中也有代表这个转变时期的人物；他们是动摇的
，例如欧里庇得斯，或者是怀疑的，例如阿里斯多芬。但是，还有伟大的民主领袖伯里
克利，他提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政治个人主义的原则；有希罗多德，他在伯里克利
的城邦中获得人们的欢迎和称赞，说他是一部为这些原则增光的著作的作者。普罗塔哥
拉（他原籍阿布德拉，但在雅典很有影响）以及他的同乡德漠克利特也必须被视为这个
伟大世代的人物。他们形成一种学说，认为语言、风俗习惯和法律这些人类建构并不具
有禁忌的神秘性质，而是人的创造，不是自然的而是约定俗成的。他们还坚持说，我们
对这些人类建构是负有责任的。那时有高尔吉亚学派——其中有阿基达玛、利科弗龙和
安提斯泰尼，他们提出了反奴隶制、理性保护主义和反民族主义（即人类世界帝国的信
念）的基本教义。此外还有也许是其中最伟大的人物苏格拉底，他教导这样的学问：我
们必须相信人类理性，同时又要提防教条主义；我们必须抛弃厌恶理论（即对理论和理
性的不信任），也要抛弃制造智慧偶像的那些人所采取的神秘态度；换句话说，他教导
我们说，科学的精神就是批评。
　　至今我对伯里克利谈得不多，而对德漠克利特则完全没有谈到，所以我不妨引用他
自己的一些话来阐明这个新信念。首先，德漠克利特说：“我们之所以不应该做坏事，
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正义感…美德主要在于对别人的尊重…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的小
世界……我们应当尽力帮助那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善就是不做坏事；而且不想做
坏事……善的行为不是说好话就算数……民主政治的贫困比贵族政治或君主政治据说所
具有的繁荣要好，就像自由比奴役要好……有智慧的人属于所有的国家，因为伟大灵魂
之家是整个世界。”一句真正科学家的谈话也出自他。他说：“我要发现的是一条因果
规律而不是一位波斯国王！”
　　在他们的人道主义和大同主义的言论中，德谟克利特的一些残篇听起来好像是直接
反对柏拉图的，虽然在时间上先于柏拉图。伯里克利的著名的葬礼演说至少在柏拉图写
《理想国》之前半个世纪，给我们以同样的印象，只是更为强烈得多。我在第6章中讨论

平等主义时曾引用过这篇演说词的两句话，但在这里不妨再引用一些话，以便更清楚地
表明它的精神。“我们的政治体制与别处实行的制度不同。我们并不照搬我们的邻国，
而是要成为一个榜样。我们的政府是使多数人得益：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民主政府之
故。法律为所有的人在他们的私人争议中提供平等的裁判，但我们并没有忽视优秀者应
有的权利。当一个才华出众的公民都会被召请去为国家效劳，待遇比别人优厚，但这不
是特权，而是对着贡献的奖赏；贫穷不是障碍……我们所享有的自由扩及日常生活；我
们并不彼此猜疑，而且当别人选择他自己的道路时，我们也不会横加指责……但是这种
自由不会使我们无法无天。我们被教导要尊重行政长官和法律，绝不忘记我们必须保护
受害者。我们也被教导要服从完全基于普遍的正义感来施行的那些不成文法……”
　　“我们的城邦是向世界开放的；我们绝不驱逐一个外国人……我们完全按自己的意
愿自己生活，但我们永远准备面临各种危险……我们爱美，但不沉醉于幻想，而且，我
们力图增进我们的理智，但这并不减弱我们的意志……承认自己贫穷并不使我们感到丢
脸，但我们认为，不去努力避免贫穷才是丢脸的事。一个雅典公民在干他自己的私事时
不会漠视公众事务……我们不是把那些对国家漠不关心的人看作无害，而是看作无用；
而且，尽管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制定政策，但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评论它。我们并不认
为讨论有碍于政治行动，而是认为这是明智行动的不可缺少的首要条件……我们相信，
幸福是自由的果实，而自由则是勇气的果实，我们也不会害怕战争的危险……总而言之
，我认为雅典是希腊的学校，各个雅典在其成长中发展多方面的优秀才能，对突然事件
，我认为雅典是希腊的学校，各个雅典在其成长中发展多方面的优秀才能，对突然事件
有思想准备，有自力更生的精神。”
　　这些话语不仅仅是对雅典人的赞扬，而是表达了这个伟大世代的真正精神。这些话
表明了一位伟大的平等主义的个人主义者，一位民主派的政治纲领，他十分理解民主是
不可能用“人民应当统治”这个没有意义的原则来说清楚的，民主的基础必须在于对理
性的信念，在于人道主义。同时，这表达了真正的爱国主义，表达了使一个城邦负起责
任作出榜样的正义自豪感；这个城邦不但已成为希腊的学校，而且，我们知道，它已成
为人类的学校，不但对于遥远的过去，而且对于未来都是如此。
　　伯里克利的演说不仅是一个纲领，它也是一个辩护，或许甚至是一个抨击。我曾提
到，它读起来好像是对柏拉图的直接抨击。我毫不怀疑，它不但直接反对斯巴达的停滞
的部落制，而且也直接反对国内的极权主义的集团或“派系”；直接反对父道国家的运
动，即雅典的“拉科尼亚联谊会”（T．早甏脑?9O2年时是这样来称呼他们的）。这个
演说是反对这种运动的最早的铜时也许是从未有过的最强烈的言论。其重要性已被柏拉
图发现，他在半个世纪之后在《理想国》的一些话中讥讽伯里克利的演说。在那里以及
在那篇赤裸裸的讽刺文即称为《米纳塞努篇》或《葬礼演说）中对民主加以抨击。但是
，伯里克利所抨击的拉科尼亚拥护者，在柏拉图之前很久就进行还击了。在伯里克利的
演说发表之后只有五年或六年的时候，一个无名作者（可能是克里底亚）发表了《雅典
政制》，即现在通常被称为《老寡头》的那本小册子。这个有独创性的小册子，政治学
说中最古老的尚存论文，或许也是人啾黄溆兄兜牧煨涿撬灼淖罟爬媳摹Ｋ?
雅典进行粗暴的攻击，无疑是雅典中最有头脑的人之一写的。它的中心思想成为修昔底
德和柏拉图的信条，认为海上帝国主义与民主是密切联系的。它力图表明，在民主世界
和寡头世界这二者之间的冲突没有妥协的余地；认为只有采取无情的暴力，采取全面的
措施，包括国外盟友（斯巴达人）的干预，才能消灭这个邪恶的自由政治。这个著名的
小册子已成为一系列实际上是无穷连续的政治哲学著作的首篇，这些著作不过是或多或
少，或公开或隐蔽地重复同一个论调，直到我们这个时代。有些“有教养的人”由于他
们不愿意而且也不能够帮助人类沿着艰难的道路走而只能由自己来创造的未知未来，他
们就力图使人类回到过去。既然他们不能引导人们走向新的道路，他们就只能使自己成
为持续不断的反自由运动的领袖。他们更有必要反对平等以表明他们的高人一等，因为
他们是（用苏格拉底的语言来说）愤世嫉俗和厌恶逻辑的人——不可能持有可以引发对
人、对人的理性和自由的信念的那种单纯朴素的宽容精神。这个判断听起来是苛刻的，
但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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