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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dogcat (评论员), 信区: Philosophy
标  题: 历史哲学的多元取向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ue Jun  5 19:55:01 2001) , 转信


通过知识获得解放　　　上页　　下页　　　素心学苑 
历史哲学的多元取向 
A Pluralist Approach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Ⅰ 
可称作历史哲学的学科始终围绕着三大问题： 
（1）历史的情节是什么？ 
（2）历史的用途是什么？ 
（3）我们应如何编写历史，或者历史的方法是什么？ 
从荷马和圣经直至现代，人们对这三个问题或含蓄或明确地做出了种种回答。这些 
回答的变化之小令人吃惊。 
圣经和荷马著作中对第一个问题——“历史的情节是什么？”——的最古老的回答 
是有神论的。这个情节只能隐约地觉察，因为它来自上帝或诸神的意志；尽管它也许不 
完全无法探测，然而要探测它也并非易事。无论如何，在种种事件背后隐藏着一个奥秘 
。它与报应和惩罚有关；与一种神性的天平，正义的天平有关；尽管只有目光最敏锐者 
才能看到做出公平的裁决。 
这架天平如果受到搅扰，就像钟摆一样摆回，它在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著作中 
起着作用，希罗多德在特洛伊战争中看到人们从西方移到东方，而这说明了波斯战争的 
摆回，在那些战争中人们从东方移到西方。两千三百年后，我们在托尔斯泰[Tolstoy]的 

《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中发现了恰恰相同的理论：拿破伦〔Napoleon」移向 

东方进入俄国换来了俄国人移向西方。 
无可否认，希罗多德和托尔斯泰都未提供初看起来像有神论的东西，但是有神论背 
景——或多或少被抑制的关于神性的正义天平的理论——是确定无误的。 
这毕竟符合欧洲思想的整个框架，它的本源基本上是神学的，它固守着它的理论的 
根本方案，甚至在革命的时代，甚至在这科学兴起的现代也是如此。 
因为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反对上帝的更早的、自然主义的革命已经用“自然”的名 
称取代了“上帝”的名称。几乎其他一切都未加变动。神学、上帝之学，被自然的科学 
取而代之．上帝的法则被自然的法则取而代之；上帝的意志和力量被自然的意志和力量 
（自然力）取而代之；上帝的设计和上帝的裁决被自然选择取而代之。神学的决定论被 
自然的决定论取而代之，即，上帝的全知全能被自然科学的全知全能取而代之。 
黑格尔和马克思又用历史女神取代了自然女神。因此我们得到了历史法则，历史的 
力量、威力、趋势、设计与规划以及历史决定论的全知全能。反对上帝的罪人被“妄图 
抗拒历史前进的罪人”取而代之，我们获悉不是上帝而是历史将是我们的法官。 
但是上帝——自然——历史的序列，和相应的世俗化的宗教的序列并不就此而止。 
黑格尔的（宣称的）发现，即价值毕竟只是历史的事实（因为在上帝身上，价值与事实 
是一回事）导致了事实的神化——关于人类生活与行为的现存的与真正的事实（恐怕包 
括仅宣你的事实）的神化——因此又导致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实证主义［po 
sitivism］和行为主义[be－haviourism]的世俗化的宗教。由于人类行为包括言语行为 
，我们又被进一步导致对语言事实的神化。求助于这些事实或宣称的事实的逻辑的和道 
德的权威似乎是我们时代的哲学的最终智慧。 
关于在历史中有一个情节的理论——无论这个情节是有神论的还是反有神论的—— 
是我用历史决定论［historicism」这个名称所称呼的事物。这个名称遭到了人们的攻击 

，那些人认为名称很重要，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我强调地说，名称对我并不重要 
，它只是个标签；我向来不在词语的问题上争论：在我看来，词语完全不重要——它们 
只是真正需要说的事情的工具。 
我对历史决定论情节理论的批评也因过时而遭到攻击。人们说，历史决定论者已经 
没有了，因此为什么要攻击他们呢？ 
十分正确，尤其是最近，没有什么人公开捍卫历史决定论。甚至汤因比［Toynbee］ 
教授的追随者们，在这方面如果不是被击败的话，也是不那样夸夸其谈了。然而，我仍 
几乎觉得仿佛淹没在历史决定论的洪流中。我不断地听说我们正生活在原子时代，生活 
在太空时代，生活在电视时代，生活在传播媒体时代。我不怀疑，最近对大英博物馆[B 
ritish Museum]的攻击至少部分地由于这样的信念，即在我们具有大众传播的新手段和 
复印机与其他照相复印本的新时代，书籍的作用越来越不重要了。我也不断听说我们所 
处的专业化时代，同时还听说新的抽象的革命艺术时代——顺便说一句，自从四十七年 
前，即1920年，我看到在魏玛的包豪斯［Bauhaus in Weimar］展出的实际上它的所有变 

种以来，这种艺术一直未发生变化，而当时它是反对停滞不前和恪守传统的革命运动。 
然而，作为生活在既是专业化又是抽象艺术的时代的结果，我听说有一位专家夸耀自己 
只专门研究自1930年以来的美国抽象艺术史。这样，包豪斯的早期阶段就不属于他的专 
业。 
在我看来十分清楚，所有这些所谓的运动与倾向，时代与时期，都是历史决定论情 
节观念的产物。然而，我仍感到停滞不前的危险，包括让我自己的思想停滞不前的危险 
。因此我觉得，指责历史决定论的话我说得和写得已经足够了，现在我不想再说什么指 
责它的话了。 
相反，我要试图重新看一看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尽管只是非常简捷地看一看——在 
人类历史中存在一个情节的问题。 
总的来说，我认为对我们的问题的回答是“是的”。自从批评性讨论和写作发明以 
来，兴起了可称为知识增长的事物，这种知识及其增长在我们的生活中正变得越来越普 
遍。换言之，存在着知识的进步、技术的进步，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一个情节。 
只是在最近——大约在过去的几百年中——科学知识这个独特的事物，在人类生活 
中变得明显重要了。但是回顾起来，我们可以说两件很概括的事情。一件是，我们正是 
在拥有知识上最明显地区别于所有其他动物。另一件是，我们可以这样看待动物的进化 
，即，我们知识的增长是动物进化的一种延续，尽管是以全新的手段。 
这样看待我们的历史的方法既是明显的又是极其片面的。四百年前，知识的增长不 
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一位极可疑的预言者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一个方 

案，它很快变成了典型的智力时尚。无论如何，至少在这个时刻，它看上去不仅像一个 
情节，而且像一种普遍的情节，人类历史的主要情节，也许是生命进化的主要情节。 
历史学家传统上对科学史所知极少，在这方面这是十分有趣的。因此1945年我在《 
开放社会》一书中指出，在阿诺德·汤因比的六卷巨著《历史研究》[Study of Histor 
y]中，完全未提科学史，那时此书已出版。在另一位很著名的历史学家所写的1938年首 
次出版的另一部有名的巨著中，可以发现下面一个奇怪的句子：“……对物质世界的研 
究被伽利略关于地球围绕太阳转动的断言所彻底变革”。 
我读到这个句子时感到很惊讶，因为众所周知，伽利略只是重申了哥白尼的天体运 
行学说。曾有一会儿我想，“断言”［assertion］一词也许在这儿的意思是“重申”[ 
re－assertion]。然而，下一句话和其他几段文字向我表明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真地错 
把伽利略当作哥白尼或者相反。因为下一句的开头是毫不含混的词语“在伽利略的发现 
之前”，这是重新提及“伽利略关于地球围绕太阳转动的断言”这个句子的短语。可以 
成倍增加这类例子，但是我不把抱怨“两种文化”当作我目前的任务。 
顺便说一下，几乎一切有创造性的科学家都对他们问题的历史知之甚多，因此对历 
史知之甚多。伦们不得不这样：不理解它的历史，就不能真正理解一种科学理论。 
十分清楚，历史学家很快又会合乎情理地发现，他们不得不对科学及其历史有所了 
解；他们会发现，不懂一点科学，他们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最近的历史，尤其不能理解政 
治或外交史。例如，在丘吉尔[Churchill]的《第二次世界大战》［The SecondWorld W 
ar］中，我们发现了对雷达发展的充分论述。根本无法忽略它。 
但是让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普遍情节[the universalplot]的问题。 
我认为，人类创造了一种新的产物或人工制品，它可望终有一天会在我们这个世界 
的角落导致和我们的祖先、制造氧气的植物或建造岛屿的珊瑚所导致的同样大的变化。 
这些明显由我们自己所制造的新产物是我们的神话、我们的思想、尤其是我们的科学理 
论：关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理论。 
确实，我们可以把这些神话、这些思想和理论看作人类活动的一些最独特的产物。 
像工具一样，它们是在我们皮肤外进化的器官。它们是体外的人工制品。 
因此我们可以把尤其是称作“人类知识”的事物看作人的这些独特产物之一。在这 
里我们是在其客观的或与个人无关的意义上理解“知识”这个词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 
说它被包含在书籍中，或储蓄在图书馆中，或在大学中讲授。 
当在此谈到人类知识时，我心中通常将想着“知识”这个词的这种客观的意义。这 
允许我们把人们制造的知识看作类似于蜜蜂酿造的蜜：蜂蜜由蜜峰酿造，由蜜蜂储藏， 
由蜜蜂消费；消费蜂蜜的个别的蜜蜂一般不会只消费它自己所酿造的那一点蜜：蜂蜜也 
被根本未酿造蜜的雄蜂所消费。 
总的来说，这一切对于制造氧气的植物和制造理论的人都适用，只有轻微的差异： 
我们也不仅仅是理论的制造者而且是消费者；若要继续制造理论，我们就不得不消费别 
人的理论，有时也许是我们自己的理论。 
因此人类知识的增长继续了其他有机体的进化；但是就它几乎完全是体外的并由传 
统来流传而言，它是新事物，是人类历史所特有的。 
我在此试图对我们第一个问题做出很简短、很概括的回答，这个回答似乎是一无论 
的而非多元论的回答：仿佛我要说，知识的增长，因而也就是科学史，是一切历史的心 
脏。 
这距我的意图甚远。无可否认，现在所有人的生活都深深受到科学的影响。但是科 
学本身与宗教神话密切联系。我想提出，没有赫西奥德[Hesiod]的神谱，就没有欧洲的 
科学。尽管人人都受到知识增长的影响，然而对它做出贡献的人却实在少得可怜。从另 
一方面说，我们有着电影和唱片的现存诸神的新的宗教。星星和小星对希腊人和波利尼 
西亚人来说曾是神，明星和童星对许多欧洲人和美国人来说又成了神。宗教史——或种 
种宗教的历史——至少和科学史一样重要。文学史和视觉艺术史，当然还有政治和军事 
力量史，法律制度史和经济变迁史——这些也都如此。 
此外还有经济史和建筑史的相互关系，和宗教史、文学史与艺术史的多重关系。 
所有这些都表明一种多元论：有大量的文化问题，大量趣味，也许最重要的是大量 
个别特征和大量个人命运。 
Ⅱ 
现在我接着谈第二个问题。历史的用途是什么？ 
在一篇题为“历史决定论之前的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History before Histo 
ricism]的精彩文章中，乔治· H．纳德尔［George H．Nadel］教授探索了对这个问题 
的种种回答。这些回答中主要的是他所称的历史的借鉴理论［Exemplar Theoryof Hist 
ory」：历史具有教育价值的理论，尤其是对于政治家或将军的政治教育。 
纳德尔引用昆体良「Quintilian」的话说，“希腊人擅长告诫，罗马人擅长运用实 
例，而这更重要得多。”顺便说一下，波利比奥斯［Polybius］同意这种见解，但是把 
它颠倒过来：他提到柏拉图的要求，哲学家应成为国王，国王应成为哲学家，而且他要 
求，不仅行动者应成为历史学家，而且历史学家应成为行动者，因为否则他们就不会知 
道他们在写的事情。 
在斯多葛派［Stoic」影响下，人们把历史看作一种道德教育的手段，关于正直的教 
育的手段。 
这种传统对于阿克顿［Acton」勋爵仍然是强有力的，在艾赛亚·伯林［Isaiah Be 
rlin］爵士的著名演讲“历史必然性”[His－torical Inevitability]中，我想，也在 
我的《开放社会》中，可以清楚地感到这种传统的影响。在厄恩斯特·贝迪安［ErnstB 
adian］论罗马与希腊史的著作中可以发现它的最近的一些最强有力、最睿智的表现。 
纳德尔教授概述了有关的理论——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说，历 
史恢复了人类的普遍统一，被时间与空间所割裂的统一。因此它保证了一种不朽性，并 
保留了好的人和好的事迹的实例。 
然而历史的借鉴理论衰亡了。黑格尔否认政治家真地向历史的实例学习。纳德尔教 
授引用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中的话： 
可以承认，美德的例子可以提高心灵，并可适用于对儿童的道德教诲，在他们的心 
灵中留下美德的印象。但是人民和国家的命运……不属于这个领域。对于统治者、政治 
家、国家，惯常着重于用在历史中经验所提供的教训来提醒。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教导给 
我们的是这样一点——民族和政府从未向历史学习什么，或根据从历史推导出的原则去 
行动。 
行动。 
但是，对阿克顿勋爵来说仍十分强大的历史的借鉴理论，实际上在阿克顿之前，已 
随着阿克顿的老师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而终结了。如纳德尔教授 

所指出的，它被纯粹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所取代：即历史只为自己而存在的 

观点，这实际上意味着它为历史学家而存在。纳德尔引用了兰克的著名声明，传统上人 
们把它看作这一见解的宣言： 
人们归与历史以高尚的职责：评价往昔，为了未来而指导现在。这些高尚的职责不 
是本文所能奢望的：它只想表明实际发生的情况。 
简言之，这是如纳德尔所讲述的情况。但是我们不必比阿克顿勋爵作出更多的让步 
。我又一次提出一种多元论的方法。 
我断言，历史本身可以是有趣的。但是，它只是在试图解决有趣的历史问题的程度 
上才是有趣的。这种问题的例子是：两次世界大战是如何爆发的？它们是可以避免的吗 
？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无疑对于政治家非常重要。对不起黑格尔，一位政治家不了解一 
些历史事实和一些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推测，就不适合在外交部任职。“绥靖者 
”错在何处？斯大林清洗的目的是什么？在日本投下两枚原子弹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 
为什么不至少把第一枚投在停泊着日军军舰的港口？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都应当感兴趣，即使我们并不渴望在外交部任职：这些本来就 
是有趣的历史问题，如果我们想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就更有特殊的趣味了。 
但是理解我们自己的世界和我们自己还不够。我们也想去理解柏拉图或戴维·休谟 
「David Hume」，或伊萨克·牛顿[lsaac Newton]。好的历史学家会增强这种好奇心， 
他会使我们想去理解我们以前所不了解的人们和情境。 
Ⅲ 
Ⅲ 
随着“去理解”［to understand」这些词，我开始谈第三个、对我来说也是最有趣 
的问题：历史方法的问题，尤其是历史理解的问题。 
过去的几百年来，人们一直主要从自然科学一方与历史或人文学科一方的方法差异 
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人们几乎一致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 
关于这个巨大鸿沟的细节颇多争议。谈论这个鸿沟的有著名的德国理论家温德尔班 
德［Windelband」、李凯尔特［Rickert］和狄尔泰「Dilthey］。有英国理论家，其中 
最重要的是科林伍德［Collingwood」。有特雷弗-罗珀「Trevor－Roper］教授，他反对 

内在的专业主义，因此也反对自然科学家的影响，为历史是为门外汉的观点辩护，还有 
艾赛亚·伯林爵士，他告诫我们不要“低估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或常识方法间的差异” 
。 
现在我建议再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我同意艾赛亚爵士的话，即历史的方法是“常识”的方法，我一直确实同意这种观 
点。我同意特雷弗-罗珀教授的见解，即世界上没有比狭隘的专业主义更糟的东西，我一 

直确实同意这种观点；我确实同意科林伍德、狄尔泰和海耶克［Hayek」的观点，即我们 

必须力图理解历史；我同意，历史哲学家迫切需要分析、解释、实际上理解，历史的理 
解。 
但是许多年来我的论点一直是：所有坚持认为在历史和自然科学之间存在鸿沟的历 
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都对自然科学存在根本上错误的概念。这不应责怪他们：这种概念 
是自然科学家们自己促成的。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它几乎被普遍接受。应用科学的惊 
人结果又极大地加强了这种概念。难怪几乎所有的哲学家和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接受 
这一概念。 
当然，不可否认，科学已成为技术的基础。但是我看作关于科学的正确观点的东西 
在伟大的物理学家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乔治·汤姆孙「George Thomson」爵士一本书的 
护封上作了表达，汤姆孙是电子波的性质的发现者之一，是电子及其粒子性质的发现者 
J．J汤姆孙［J．J．Thomson］之子。汤姆孙的书的题目是《科学的灵感》［The Inspi 
ration of Science］——注意这个题目！——而且护封上的说明开头一句话是：“科学 

是一种艺术。”并又接着谈到“现代物理学的种种概念”的“内在的美和奇妙”。其他 
伟大的科学家的言论也用同样的口气，但是没有什么人文学科的研究者们认真看待他们 
的话。碰巧有一些科学家明确同意关于自然科学的传统主义和专业主义观点是完全错误 
的。但是除去两个例外，我迄今未能使任何历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相信，他对于科学的 
直觉概念是错误的，科学远比历史学家所认为的更像历史。这两个例外是贡布里希教授 
和海耶克教授。 
尤其是海耶克教授，许多年来都撰文反对社会科学家，尤其是历史学家，仿效自然 
科学。他把模仿自然科学方法的倾向称之为“唯科学主义”［scientism］。现在我正像 

他一样反对这些唯科学主义的倾向；但是我在二十多年前曾指出，实际上，这些“唯科 
学主义的”倾向是仿效大多数人错误地认为是自然科学方法的东西的尝试，而不是真正 
的自然科学方法。 
因此，当我在海耶克为自己的新著《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研究》「Studies in P 
hilosophy，Politics and Economics］撰与的序言中意外地读到下面一段极豁达的话时 

，感到十分满足和喜悦： 
我的一些较早期著作的读者会注意到，我现在讨论我当时称作“唯科学主义”的态 
度时，语气出现了微小的变化。其原因是……卡尔·波普尔教导我，自然科学家们并非 
真地做他们大多数人不仅告诉我们他们做的而且极力主张其他学科的代表们模仿的那些 
事情。从而极大地缩小了这两组学科间的差异 
然而几乎其他所有的人都相信自己十分充分地了解自然科学方法：从观察开始，然 
后归纳成理论，难道这不是众所周知的吗？我们研究历史的步骤与此迥异，难道这不显 
而易见吗？ 
是的，我同意我们的步骤与此迥异。但是我们研究自然科学时也是如此。 
在这两组学科中，我们都是从神话开始－－从错误重重的传统偏见开始－－由此再 
继而进行 评：凭借批评消除错误。在两组学科中，证据的作用基本上都是纠正我们的 
错误、我们的偏见、我们的尝试性理论，即在批评性讨论中、在消除错误中起作用。通 
过纠正错误，我们提出新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提出推测，即尝试性理论， 
我们把它提交批评性讨论，以便消除错误。 
整个过程可由我称作四个一组的图解的简化的图解表示： 
P1→TT→CD→P2 
[问题1→尝试性理论→批评性讨论→问题2] 
我们可以从某个问题P1开始——无论理论问题还是历史问题——接着做出尝试性解 
答——推测的或假设的解答，一种尝试性理论——把它提交按照证据进行的批评性讨论 
，如果可得到证据的话，结果出现新的问题P2。 
当然，这个图解是过于简化的：人们一般会从不仅一个问题开始。对于每个问题一 
般会有许许多多尝试性推测，许多批评，尤其当我们能把它们与观察的或者例如文献的 
证据相对照来检验我们的推测时更是如此。换言之，我们的图解应当是扇形的：它应当 
向右面呈扇形展开。 
另一个重点是：由于我们的四个一组的图解仿佛是自动推进的或能动地自我再生的 
，由于它又以P1开始，因此我们也可以从尝试性推测（TT）或者从批评性讨论（CD）而 
不是从问题（P1）开始我们的图解。确实，问题一般都在知识背景的衬托下出现：它们 
以我所称的神话的、或者尝试性推测的、或者历史传统的背景为前提；它们以这些不是 
被不加批评地接受，而是它们内在的一些困难被注意到为前提；这意味着它们以我所称 
的批评性讨论为前提。实际上，对于这三个一组的每一个成员，P或者TT或者CD，我都可 

以证明它是科学的或历史的出发点。难道希罗多德不是以一个问题开始吗？难道像阿克 
顿勋爵这样的现代历史学家没有告诉我们研究问题，而非时期，即以一个问题开始吗？ 
难道不是只有当我们开始以批评的态度看待周围事物，看待我们在孩提时代不加批评地 
接受的观点时，我们的研究才开始吗？ 
尽管我能对于我的四个一组的每个成员提供证明，尽管从逻辑的观点看，选择四个 
一组中的一个而不是另一个成员作为我们的出发点意义不大或者没有意义，我个人却有 
些偏爱从问题开始。首先，在说我们以一个问题开始，以另一个问题告终时，我们表明 
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我们的知识越是增长，我们就越认识到自己所知之少。这个苏格拉 
底式的教训在自然科学中和在历史中一样正确：受到教育就会略微感到我们的无知有多 
么严重。 
同时，如果让我们的四个一组的图解以P1开始，它就允许我们说，正是P1和P2之间 
的距离——常常是很大的距离——才是衡量我们知识进步的一种尺度：我们由之开始的 
问题和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间的距离。 
赞成选择P1作为我们出发点的第三个理由是，无论需要不需要却给予了我们深刻印 
象的一些实际问题常常导致了我们的探索。因此可以说，现代经济学理论始于威廉三世 
[William theThird]统治下的货币危机，始于国内的贫困和威廉对于货币的迫切需要， 
这种需要在1696年达到顶峰；始于约翰·洛克「JohnLocke］与牛顿合作为蒙塔古「Mon 
tague］提供他在议会使用的支持稳定货币的建议、反对财政大臣关于货币贬值25％的反 

建议的批评论据。理论最初由之而来的问题常常是实际问题。至少阿基米德「Archimed 
es」的一些著名问题也如此。但是一旦提供了解决办法，批评便接任，而批评是知识增 
长的发动机，如我们的四个一组的图解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认识到最糟的问题和错误的推测远胜于无，这是极其重要的。同时，认识到所 
以如此是因为我们从它们的恰当性的观点批评我们的推测，这也是极其重要的，也就是 
说从它们的真理性的以及它们的意义或相关性的观点。我们总是想着它们的真理性和它 
们的相关性，这与我们在一个阶段看来正确的推测在后来一个阶段可能原来却是错误的 
这个事实丝毫不矛盾。新的文献可能迫使我们重新解释旧的文献。或者它们可能提出新 
的问题；根据新的问题，从前似乎无意义的记载可能具有了完全出人意料的意义。 
这解决了一个著名的但不很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历史相对论的问题。无可否认， 
我们的推测相对于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相对于我们知识的状况。无可否认，在我们 
的知识的暂时局面中可能有许多东西是错误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真理是相对的。它只 
意味着消除我们的错误和接近真理是艰苦的事情。没有真理的标准，但是有像错误标准 
的事物：在我们的知识中或在我们的知识与事实之间出现了冲突。这样，通过凭借批评 
消除错误，知识可以增长。我们就是这样更接近真理的。 
你们会看到，我可以完全同意特雷弗-罗珀教授的观点，他在挑战性的、引起争论的 
就职演说中主张，我们应使思想之流从所有的支流中流出，尤其从他所称的外行的支流 
中流出。我从特雷弗-罗珀教授就职演说中援引一段话： 
我本人相信，桑巴特［Sombart］和凯因斯「Keynes］的历史贡献都是错误的。我不 
相信……“资本主义的精神”，也不相信利润膨胀造成了十六世纪欧洲的扩张以及我们 
能够产生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时候有了莎士比亚。但那又怎样呢？我们所忽略的这 

些伟大的支流在其他国家导致了巨大的历史发展，如果把它们排除在外，就使我们自己 
的研究陷于贫困。它们可能是错误的，但是仅仅对错误的纠正所涉及的就首先是新的研 
究，然后是那个错误所造成的新的兴趣。在人文学科中，有时新的错误比旧的真理更加 
富有活力，能结出果实的错误比不结果实的正确更加富有活力。 
你们会看到，特雷弗-罗珀教授和我本人之间有多么一致—一只有一点除外：他似乎 
相信他的话只适用于人文学科，而不适用于自然科学。我要说，在这两者中都需要专家 
，然而，专业化与对于外行或门外汉的傲慢和排外的专业主义的态度一定既导致人文学 
科研究又导致科学研究的枯竭。 
埃尔顿[Flton]教授在他的新著《历史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History］中 
为专业主义进行了辩护。但是它需要辩护吗？难道兰克一百年前没有赢得这场战斗吗？ 
提醒伟大的专业主义者和专家，无论是历史专家、科学专家还是医学专家，他们也容易 
犯错误——即专业错误，难道现在这没有成为必要的吗？人们把犯错误者作是不对的， 
甚至是耻辱的。但是谁没有犯过错误呢？历史学家也许认为伟大的物理学家在他的学科 
中不犯错误。但是倘若他研究一下物理学史，很快就会发现甚至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也犯 
过错误。爱因斯坦在得出能取代牛顿的理论之前，队1905年至1915年曾致力于重力的问 
题，这十年的几乎整个最后三年他都花费到他所说的完全错误的思路上。甚至在他发现 
了他的场方程之后，1917年被克雷奇曼「Kretschmann」告知，他作为主要论点提出的东 

西是错误的。爱因斯坦立即承认了错误；但是他后来为取代他的论点所说的话（他暗示 
，把牛顿的方程写成协变形式一定过于困难）又是错误的，如自那以来所表明的那样。 

人们都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重要的是从错误中学习。这件事是由批评来做的，新 
的问题的发现是由批评产生的。 
我认为在埃尔顿教授的著作中含蓄地承认了这一点。他区分了历史分析——对历史 
问题的分析——和历史叙事。然而他反对阿克顿勋爵在1895年的就职演说中对青年历史 
学家所说的下面一句杰出忠告，“研究问题而非时期”。 
我认为，可以表明，阿克顿勋爵对于方法的观点像科林伍德或特雷弗-罗珀教授的观 
点一样，本质上与我在为之辩护的观点一致。然而，埃尔顿教授却似乎讨厌它们。但是 
，仔细读一下他的话就可以看出最终他同意阿克顿勋爵的观点。让我援引一下埃尔顿教 
授的话： 
研究问题而非研究时期是阿克顿勋爵被人频繁引用的训诫，而赞成地引用他的话的 
人们未能注意到他说那些格言式的话现在已有约七十立之久，实际上他原来无论研究问 
题还是研究时期都不能得出实际的结论。运用种种记载进行研究、遇到一个又一个未解 
决的问题的历史学家十分自然地说服自己，真正的工作在于研究这些模糊的实体－－即 
问题。“但是那并不意味着人们应当给分析戴上特别勋章”，埃尔顿教授又说道，即， 
人们不应当特别关心问题的解决。人们会看到，至此为止，还未提出反对阿克顿的论点 
，只是说他的话是“格言式的”，已经过去了七十二年。然而埃尔顿下面的两句话实际 
上承认阿克顿是对的。埃尔顿的第一句话是：“由于历史是对种种事件和通过时间而进 
展的种种问题的记载，叙事就一定不仅合理，而且是迫切需要的。”在这句话中求助于 
“通过时间而进展的种种问题”；这作为反对阿克顿强调问题的论点几乎行不通，因为 
阿克顿从未说过你们不应通过时间探索你们的问题。埃尔顿的下一句话更清楚：“唯一 
决定着选择的一点又是历史学家的目的，他正在提出的问题。”我完全同意。历史学家 
正在提出的问题是决定性的。但是“历史学家正在提出的问题”不过是“历史问题”这 
个词语的同义语。因此我们倒退了约七十五年，返回到阿克顿勋爵对问题的强调。 
实际上，我们的工作只能从问题开始；这不仅适用于埃尔顿教授所称的“分析”， 
而且同样适用于他所称的“叙事”。 
在此指出利奥波德·冯·兰克著名的历史专业主义革命本身不仅具有海耶克所称的 
“唯科学主义”的特色，这也许是有用的。 
专业科学家所宣称的方法是：从观察开始；观察再观察。专业历史学家所宣称的方 
法是：从文献开始；读完一份又一份。 
这两种宣称的方法恰恰相似，都是无法实行的规则：它们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不 
能从观察开始：首先必须知道要观察什么，即必须从问题开始。而且，没有像末加解释 
的观察这样的事物。所有观察都被根据理论进行解释。文献也同样如此。我到帕丁顿的 
往返车票是历史文献吗？又是又不是。如果我被指控犯有谋杀罪，这张车票也许可以为 
不在犯罪现场提供证据，从而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然而我们不应当建议历史学家以收 
集废火车票开始他的工作。 
一份历史文献就像一项科学观察一样，是仅相对于一个历史问题的文献：像一项观 
察一样，它必须被解释。人们可能看不到一份文献的意义，把它毁掉，这就是其中的一 
个原因。或者他们可能弄乱（如埃尔顿教授所抱怨的）某些文献的次序，从而毁掉了对 
它们作出解释的一个线索，原因也在于此。 
到目前为止，我试图提出一些论据来表明在真正的科学方法和真正的历史方法之间 
存在比大多数历史学家认识到的更多的共同之处。我刚才所作的这些议论是试图通过表 
明这种相似甚至延伸到对这两种方法的唯科学主义的曲解来证明这一点。 
但是，难道没有与理解历史的问题相联系的根本差异吗？ 
我将十分简洁地概述一下科林伍德关于同感的理解或可称为移情作用的理论，我们 
在1946年出版的他的遗著《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中发现了这种理论。 

科林伍德的理论可简述如下：历史知识，或者历史的理解，在于历史学家对过去经历的 
重新体验。让我援引一下科林伍德著作中的一段文字，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同意这段话 
。 
。 
例如，假定［一个历史学家」正在阅读狄奥多西法典「Theodosian Code］，并且在 
他面前放着一个皇帝的某份敕令。单纯阅读词句并能翻译它们并不等于理解了它们的历 
史意义。为做到这一点，他必须设想那位皇帝试图应付的情境，他必须像那位皇帝当初 
那样设想它。然后他必须亲自考虑这样的情境可以如何对付，正如皇帝所面临的情境就 
是他自己的一样。他必须考虑可能的供选择的办法以及选择一个办法而非另一个办法的 
理由，因此他必须经历皇帝在选定他的特定行动时所经历的过程。因此他在自己的心灵 
中重新体验皇帝的经历，仅仅就他这样做而言他才具有任何关于敕令的意义的历史知识 
，这有别于单纯语言学知识。 
或者，假定他在阅读一位古代哲学家的一段文字。他又必须在语言学的意义上懂得 
这种语言，并能作翻译；但是，他这样做还没有像哲学史家理解这段文字那样理解它。 
要做到那一点，他必须考虑作者在此说明他的解答的哲学问题是什么。他必须亲自仔细 
考虑那个问题，考虑可以提供什么可能的解答，并考虑这位特定的哲学家为什么选择那 
种解答而非另一种解答。这意味着亲自再思考他的作者的思想，除此之外，不能使他成 
为那位作者的哲学的历史学家。 
科林伍德在此描述的事物，我已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Poverty of Historici 
sm］、《开放社会》和后来一些作品中试图用情境逻辑或情境分析的名称作了描述。我 
说，我们不得不做的是设想行动者所处的问题情境，并说明他的行为如何与为何构成了 
对那一情境的解决办法。 
我以前说过，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同意科林伍德的这段文字：为什么不是完全同意 
呢？ 
在科林伍德的理论和我的理论之间存在着差异。它似乎是很小的差异，但有着深远 
的结果。 
的结果。 
差异是这样的。科林伍德阐明，理解历史的不可缺少的事情不是情境分析，而是历 
史学家的重新体验的心理过程。情境分析只充当了这种重新体验的不可或缺的助手。相 
反，我认为重新体验的心理过程是非必需的，尽管我承认它可以是历史学家的极好的私 
人助手，对他的情境分析的成功的直觉检验。我认为，不可缺少的不是重新体验而是情 
境分析：历史学家分析与描述情境的尝试不过是他的历史推测，他的历史理论。这个问 
题—一“情境中重要的或起作用的成分是什么？”——是历史学家试图解决的中心问题 
。在他解决问题的程度上，他理解了历史情境以及他试图再体验的那段历史。 
他作为历史学家不得不做的事情不是重新体验发生的事情，而是提出客观论据支持 
他的情境分析。他很可能能够这样做，而重新体验却也许成功也许不成功。同时那个行 
动也许在许多方面是他力所不及的。它也许是他不能重新体验的残酷行动或英雄主义行 
动。或者，它也许是超越了他的能力的艺术的、文学的、科学的或哲学的成就。然而这 
一切并不妨碍他做出有趣的历史发现——发现对旧的历史问题的新的解决办法，或者甚 
至发现新的历史问题。 
科林伍德的重新体验方法与我的情境分析方法间的差异的主要意义是，科林伍德的 
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方法，而我所主张的方法是客观主义的。但是这意味着，对科林伍德 
来说，对关于历史问题的供选择的解决办法进行理性批评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只能理 
性地批评推测或理论，它们没有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而是可把它们放到我们的自身 
之外，因此它们可以受到每个人尤其是持有不同的理论的人的检验。与此相对照，客观 
主义的情境分析方法允许对我们的尝试性解决办法进行批评性讨论——对我们设想情境 
的尝试进行批评性讨论，在这个程度上，它确实远比重新体验方法更接近真正的自然科 
学方法。 
让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众所周知，伽利略不愿接受月球潮汐理论，他做出巨大 
努力试图用非月球理论解释潮汐。人们也知道，伽利略没有回答开普勒的友好表示。这 
两件事实提出两个问题，它们可能导致下面的解释性历史推测：伽利略反对占星术，也 
就是说关于包括月球在内的行星的位置对地球上的事件有影响的理论。文献表明月球潮 
汐理论确实是占星学的一部分，开普勒是职业占星家这一事实伽利略当然清楚。 
现在重读伽利略的《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ueConcerning the Two C 
hief World Systems］，确实可以立刻发现一段文字——提到了开普勒的最后一段文字 
——在我看来它是对这种推测的极好的证实。恰巧，当我第一次阅读这段文字时，由于 
我还没有这两个问题和这种推测，我并不理解，而后来却理解了。 
十分清楚，这一点很简单的对于历史问题的解决用的是我所称的情境逻辑或情境分 
析：它有助于解释伽利略的两种态度——一种是对一个科学问题的态度，一种是对一个 
人的态度——作为对如他所看到的他的问题情境的推测性设想。然而这种设想并不是在 
科林伍德的意义上的真正的重新体验。就那些行动在此有趣味而言，它不是对伽利略的 
行动的重新体验：它既不是对伽利略潮汐理论的再发明，这种行动是我力所不及的；也 
不是对他未能答复开普勒某些信件的重新体验，尽管未能答复一封甚至两封信是我完全 
能做到的事情。 
伽利略未能答复开普勒显然是简直不值得重新体验的事情之一：它本身是过于微不 
足道的行动。但是作为征象，并与另一个历史问题相联系，它也许是有趣的；从情境分 
析的观点看它是有趣的。 
因此我主张，情境分析是比科林伍德的重新体验的理论更好的历史理解理论。它不 
那样严格。它不像科林伍德的理论那样局限于对自觉思维过程的重新体验，而是给行动 
者不完全理解的问题情境的重建留有余地。而且，它为构想和分析作为我们的行动的无 
意的和未预见到的结果所产生的情境留有余地——这确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它为在情境 
分析中不仅充分重视个人而且也充分重视制度留有余地；换言之，它甚至比科林伍德的 
理论更广泛，或者我可以说，远为多元论，而科林伍德已经通过有力地强调问题，以比 
他的任何前辈更多元论的精神探讨了历史。对科林伍德来说，对任何思想的重新体验可 
能成为一个问题。对情境逻辑来说，对任何情境的设想，包括对导致另一种情境的一种 
情境的设想，可能成为一个问题。而且，情境逻辑与行动主体所体验的情境和实际的客 
观情境都同样有关，因此与行动主体的客观错误同样有关。 
这把我带到我的取向和科林伍德的取向间最重要的差异。在科林伍德看来，如几乎 
所有哲学家看来一样，知识本质上在于认知主体的生活经历，这当然适用于历史知识。 
在我看来，知识本质上在于体外人工制品，或产物，或制度。（正是它们的体外特点使 
它们可以得到理性批评）。存在没有认知主体的知识——例如，图书馆中储藏的那种知 
识。因此可以存在没有认知者认识增长的知识增长。知识增长甚至可以构成我们历史的 
主要情节，然而或者在我们的主观知识中或者在我们的能力中也许没有相应的增长。甚 
至我们的兴趣也许没有发生变化。人类［human being」知识可能在人们之外增长。在个 

人［man］的历史中可能有一个情节，而在人们「men」的历史中却没有情节。 
因此，区分单数的个人及其体外知识的进化和复数的人们的历史是可能的；是我们 
称之为历史的学科和所有人文学科的主要价值和主要特征的东西容许它本身不但对人类 
及其制度的进化感兴趣，而且对复数的人们的历程及其他们与其制度、与其进化的环境 
进行的斗争感兴趣，并且对个人及其知识的进化所提出的问题进行的斗争感兴趣，对此 
我毫不怀疑。 
因此历史是多元论的。它不仅研究人而且研究人们。首先它允许我们提出知识增长、艺 
术史和人类的进化多么巨大或多么微小地影响了人们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最伟 
大的历史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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