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osophy 版 (精华区)

发信人: dogcat (评论员), 信区: Philosophy
标  题: 西方信仰什么（二）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ue Jun  5 19:56:56 2001) , 转信


但是你们很可能会问，这难道不是一段有些冗长的导言吗？这一切与我们的论题有 
什么关系？你们来到这里是要听听关于西方和西方信仰什么的问题，可我却只是谈论我 
自己和我信仰什么。你们可能会问我还要用多长时间来滥用你们的耐心。 
然而我实际上已谈到了我们的论题。如我刚才所说，我十分清楚，理性主义和启蒙 
运动的哲学是过时的观念，主张西方有意或无意地信仰这些观念，那会是荒谬的。但是 
，尽管现今大多数知识分子轻蔑地看待那些观念，然而理性主义至少是西方缺之甚至便 
不能存在的观念。因为我们的西方文明的最大特征莫过它与科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的事实。它是产生了自然科学并且这种科学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唯一的文明。但是 
，自然科学是古典希腊哲学家，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理性主义的直接产物。 
请不要误解我的话：西方文明有意或无意地信仰理性主义决不是我的命题。我在后 
面将更多地谈论西方信仰。在这里我只想阐明，就像其他一些人在我之前所做的那样， 
西方文明从历史上说主要是我们从希腊人那里继承下来的那种理性主义思想方式的产物 
。每当我们谈到西方，无论是施本格勒的西方还是我们的西方，我们心中想到的主要是 
在我们西方传统中有一种理性主义的成分这个事实，在我看来，这是十分显而易见的。 

在试图解释理性主义时，我的动机不仅是要把自己与某些时髦的反理性主义运动相 
区别，而且想尝试把屡遭漫骂的理性主义传统置于你们面前，这个传统如此决定性地影 
响了西方文明，以致人们很可以把西方文明描述为理性主义传统起着支配性作用的唯一 
文明。换言之，为着解释当我谈到西方时我是指什么，我必须谈到理性主义。同时，理 
性主义如此经常地遭到歪曲和错误表述，以致我不得不为它辩护。 
这样，我也许阐明了我在谈到西方时意味着什么。但是我必须补充说，在谈到西方 
时我首先想到的是英国。也许这仅仅是因为我生活在英国，但是我相信还有其他一些原 
因。英国是单独面对希特勒时没有投降的一个国家。如果我现在把话题转到“西方信仰 
什么？”的问题，我将主要倾向于想到我的朋友们和英国的其他人所信仰的那些事情。 
许多人无疑不信仰理性主义，无疑不信仰科学，尽管它是被希腊理性主义所创造的。相 
反：对他们来说，理性主义似乎已过时；至于科学，对许多西方人来说，它最初成为奇 
异的事物，后来，在出现原子弹之后，又成了可怕和野蛮的事物。这样一来，我们今天 
到底信仰什么？西方信仰什么？ 
如果我们认真地沉思这个问题，并试图诚实地予以回答，我们大多数人很可能不得 
不承认我们不十分清楚我们可能信仰什么。我们大多数人在这一或那一时间已认识到， 
我们信仰这个或那个假预言家，通过这些假预言家，也信仰某个假神。我们在信仰问题 
上都经历过剧变。甚至在这些剧变中其信仰保持稳定的为数不多的人也会不得不承认， 
现今很难知道西方人可能信仰什么。这些话也许听上去很消极。我认识许多善良的人， 
他们认为，西方没有统一的支撑性观念，没有我们可骄傲地将其与东方宗教相对的统一 
的信仰，这是西方的弱点。这种流行的观点很可理解，但是我认为它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应当感到骄傲，我们不是有一种观念，而是有许多种观念，好的观念和坏的观 
念；我们不是有单一的信仰，不是有一种宗教而是许多种宗教：好的宗教和坏的宗教。 
我们能够承受这样的情况，这是西方强大力量的标志。如果西方一致同意单一的观念， 
一种宗教，那会是西方的终结，我们的投降，我们对极权主义观念的无条件屈服。 
不久前，现在的英国首相，当时仍是外交大臣的麦克米伦［Macmillan］先生，被赫 
鲁晓夫［Khrushchev］先生提问我们西方人究竟信仰什么。他回答说：“信仰基督教。 
”从历史观点看，人们不能不同意他的话：除希腊理性主义之外，没有任何事物像基督 
教和基督教界内的长期冲突和斗争那样对西方思想史产生过那样巨大的影响。 
然而，我认为麦克米伦的回答是错误的。的确在我们当中有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是 
有一个国家，有一个政府，有一种政策可以被诚实地、认真地称作基督教的吗？会有这 
样一种政策吗？难道基督教会和世俗的力量间的长期斗争和基督教会要求拥有世俗权力 
的失败不是最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传统的那些历史事实之一吗？基督教是唯一的明确的观 
念吗？对于这个观念难道没有许多不相容的解释吗？ 
但是，也许比这些问题更重要的，是赫鲁晓夫的回答。“你们根本不是基督教徒， 
你们只是自称为基督教徒；真正的基督教徒是我们，我们这些不是自称为基督教徒而是 
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因为你们崇拜财神「Mammon］，而我们为受压迫者，为那些劳 
动负担沉重的人而斗争。” 
这种回答一直给真正的基督教徒留下印象，在西方，过去和现在总是存在基督教共 
产主义者，这不是偶然的。1942年，布雷德福主教「the Bishop of Bradford］把西方 
社会描述为魔鬼撒旦「Satan］的创造，号召基督教所有忠实的信徒为破坏我们的社会和 

共产主义的胜利而工作，我不怀疑他的诚实信念。自那时以来，他们自己承认了斯大林 
及其虐待者们的行为，而且走得更远，有一段时间，关于斯大林行为的命题成为他们的 
党的总路线的组成部分。然而，有一些真诚的基督教徒仍然和以前的布雷德福主教持同 
样的想法。我认为，我们不能像麦克米伦那样，按基督教来描述我们的情况。我们的社 
会不是基督教社会，和它不是理性主义社会一样。 
这是十分可以理解的。基督教要求我们达到只有圣徒才能达到的行为和思想的纯洁 
性。建立富于基督教精神的社会的大量尝试归于失败，其原因即在于此。它们总是，而 
且不可避免地，导致不容异说，导致狂热。不仅罗马和西班牙可以讲述这样的故事，而 
且日内瓦、苏黎世和许多美国基督教的实验也如此。这些实验教导我们，敢于实现人间 
天堂的那些人多么容易地会到达地狱。 
不待说，不是基督教的观念导致了恐怖和残忍，而是关于唯一的统一观念的观念， 
对一种统一的和唯一的信仰的信仰，导致了恐怖和残忍。由于我自称为理性主义者，我 
认为，指出理性主义的、罗伯斯庇尔的理性宗教的恐怖主义，如有可能，甚至比基督教 
或伊斯兰教或犹太人的狂热的恐怖主义更糟，这是我的责任。真正理性主义的社会秩序 
正和真正基督教的社会秩序一样是不可能的；在这里，实现不可能之事的尝试一定导致 
至少同样可恶的暴行。关于罗伯斯庇尔的恐怖，人们能说的最好的话是，幸亏它持续的 
时间不长。 
希望并感到需要把西方统一在一种鼓舞人心的观念的领导之下的那些本章良好的热 
心者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他们在玩火——是极权主义观念 
吸引了他们。 
不，西方可以感到骄傲的不是一种观念的统一，而是我们的许多观念的多样性：它 
的观念的多元论。对于我们的问题，“西方信仰什么？”我们现在可以找到首先和初步 
的回答。因为我们可以骄傲地说，西方人信仰许多不同的事物，信仰许多真实的和许多 
虚假的事物；信仰好的事物和坏的事物。 
因此，我的首先和初步的回答指出了一个几乎不重要的事实：我们信仰许多不同的 
事物。但是这个不重要的事实却非常有意义。 
当然，有许多人否认西方对见解的宽容。例如，萧伯纳［Bernard Shaw」一再断言 
，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文明正和任何其他时代和文明一样不容异说。他试图证明只有我 
们的迷信和我们的教条的内容改变了：取代宗教教条，我们现在有科学的教条；凡是敢 
于反对科学教条的人都会像昔日的焦尔达诺·布鲁诺[Giordno Bruno]一样被绑在火刑柱 

上烧死。但是，尽管萧伯纳尽力用他的见解使同胞感到震惊，人们却宽容了他。认为人 
们没有认真看待他，或者把他的自由仅仅看成是宫廷弄臣的自由，这都不真实。相反， 
尽管他取悦他的同时代人，许多人却很认真地看待他，尤其是他关于西方不容异说的理 
论十分有影响。我不怀疑萧伯纳的影响远远大于焦尔达诺·布鲁诺，然而，他在九十多 
岁时，不是死在火刑柱上，而是死于臀骨骨折。 
因此我打算接受我对我们的问题的初步答案，并把话题转到在整个西方不同的人信 
仰的许多不同的事物上。 
有好的事物和坏的事物，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由于我想更详细地论述好的事物， 
因此我想解决坏的部分的问题。 
西方有许多假预言家和许多假神。有些人信仰权力，信仰对别人的征服。有些人信 
仰历史的必然性；信仰一种历史规律，我们可以猜测它，它允许我们预见未来，及时赶 
浪头。有进步的预言家和倒退的预言家，他们都得到了忠实的信徒。也有成功女神和效 
率女神的预言家和信仰者，尤其是不惜任何代价发展生产的、经济奇迹的、人征服自然 
的能力的信仰者，但是在知识分子中的最大影响似乎属于悲观主义的哀叹的预言家。 
现今，仿佛所有当代思想家——至少关心他们的良好声望的那些人——在一点上见 
解一致：我们生活在相当悲惨的时代——生活在实际的罪恶的时代，可能甚至生活在所 
有时代中最恶劣的时代；我们正走在深渊的边缘；是我们的邪恶，也许甚至是原罪，使 
我们走到这种地步。伯特兰·罗素（我十分尊敬他）说，我们变得聪明了——也许过于 
聪明了；但是就道德而论，我们却不够好。我们智力的发展快于我们的道德意识，这是 
我们的不幸。因为我们十分聪明，制造出原子弹和氢弹；但是在道德上我们却十分不成 
熟，不能建立世界国家，只有它才能摆脱毁灭一切的战争。 
我不得不承认，我认为我们时代的这种流行的悲观主义观点是错误的。我认为这是 
一种危险的时尚。无疑我不想说世界国家或者世界国家联盟的坏话。但是在我看来，把 
联合国的任何失败归咎于这些国家的个体公民缺乏道德是十分错误的。相反，我的信念 
是，只要我们能看到如何使这种牺牲适合我们的目的，几乎西方的每一个人都会乐于做 
出任何可能的牺牲来保证世界和平。我个人认为，如果他们凭借这种牺牲能保证人类和 
平，几乎没有人不会毫不犹豫地献出生命。我不想否认也许有人不乐于这样做，但是我 
确实想断言他们是比较稀少的。我们无疑都希望和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希望不惜 
任何代价换取的和平。 
我在这次谈话中并不想专谈原子武器的问题。在英国人们很少谈论这些问题，尽管 
人人都热爱和钦佩伯特兰·罗素，然而连他也几乎不能成功地使人们认真讨论这些事情 
。例如，我的学生们邀请他就这个题目发表一次讲演，他受到热烈的欢迎。他们对他非 
常热情，杯着极大的兴趣聆听他的谈话，在讨论期间甚至纷纷发言，但是据我所知，然 
后他们就丢开了这个话题。在我的研究班中——在这里可以对从自然哲学到政治伦理学 
的任何可想象的问题进行最自由的讨论——没有一个学生曾触及罗素的问题。我体会到 
在欧洲大陆情况很不相同。 
八年前「即1950年」我在美国从一位原子物理学家那里第一次听到罗素的论点，这 
位物理学家本人在导致制造原子弹的决定上也许比任何其他人都起了更大的作用，听到 
这一点你们也许会感兴趣。他的观点是：投降比原子战争更可取。无可否认，在投降后 
人类不得不度过最恶劣的时代；但是，他说，将来有一天又会赢得自由。但是原子战争 
会毁灭一切。其他一些人以如下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观念：在俄国的独裁下生活比起被 
原子弹炸死更好些，甚至更体面些。 
尽管我尊重这种见解，我却认为这种选择提得不正确。它所以错，是因为它没有考 
虑不用投降而避免原子战争的可能性。毕竟我们不知道原子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 
我们不会知道这一点。我们也不知道投降是否会导致原子战争。我们面前的真正选择是 
这样：我们是投降以减少原子战争的可能性或者或然性，还是如有必要用一切手段保卫 
自己？甚至这种选择也包含着一种十分困难的决定。但是它不是主张和平的一方与主张 
战争的一方之间的决定。它是认为能充分准确地估计原子战争的或然性程度并认为风险 
过大——风险太大，以致投降更为可取——的一方与另一方之间的决定，另一方也希望 
和平，然而也记得不冒风险决不可能捍卫自由；丘吉尔在处于几乎无望的境地时没有在 
希特勒面前投降；尽管知情者有理由担心希特勒在暗示原子武器，然而当希特勒宣市他 
的“报复”武器时，没有一个人考虑投降；例如，小小的瑞士尽管在军事上明显软弱， 
却凭借其坚定的武装中立成功地阻止了希特勒的入侵。 
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在这场讨论中的双方都反对战争。他们在不是无条件地反对 
战争这一点上也是一致的。最终双方不仅信仰和平而且信仰自由。 
这一切双方都是共同的。随着下面这个问题开始出现了不一致：我们是推测并依赖 
或然性程度还是遵循传统？ 
因此这里就出现了理性主义与传统的对立。似乎理性主义赞成投降；而自由的传统 
反对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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