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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人韵——一种对马克思的读解》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9月23日20:53:05 星期天), 站内信件

发信人: novice (菠萝哥哥☆魂归何处,塞外大漠~~~~~), 信区: Philosophy
标  题: 《人韵——一种对马克思的读解》 (转载)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Tue May  9 09:12:23 2000)

【以下文字转载自 News 讨论区】
【原文由 pin 所发表】
其实有两个马克思：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与作为革命领袖的马克思。哲学家马克思悉心
考察和感受过现代人类最深刻的危机，把“人的解放”问题当中一切体系的核心问题。
然而马克思的这一面从未得到关注。正像马克思所说的：“（你们）这样做，会给我过
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内容简介
西方现代学术考察马克思主义之后，发现人的异化问题是马克思予以严重关注的问题。
这是本书的学理背景。事实上，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提示他的历史观所涵盖的的“人”的
命意。他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马克思认为，一切存在物都是因
其对象性才具有意义。因此，马克思历史观可分为这样的层次：
作为人的存在对象的自然与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
作为人的存在对象的社会与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
作为人的存在对象的历史与作为历史存在物的人。
马克思的学说便这样以人为核心建立其庞大的体系。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生产力、生
产关系、家庭、国家、意识等构成一个范畴的系列，但这些范畴只是现实的人通过自己
的生命活动在诸种对象性关系中自我实现、自我生成的一种抽象。“人们的社会历史始
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
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
式罢了。”
在一种几乎被看作常识的关于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解中，“社会”、“历史”的概念似乎
要神圣得多，“个人”在社会、历史面前是微不足道的。其实，作为哲学范畴、作为马
克思历史观的范畴的“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既是“小我”，又是“大我”，他对
于社会、历史说来，有着更值得看重的意义。社会不过是人的一种存在形式和存在对象
罢了。只有“人”才是真正的出发点。
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无疑是独辟蹊径的。尽管会被许多人讥为把马克思主义存在
主义化，仍无法抹杀其思想的光芒。
作者自述：
十年前的旧著经过不小的补正，便成了这部《人韵——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读解》。斯
宾诺莎在他的《神学政治论》问世时，自序的末段缀有一个声明，那中间透出的心境正
和三个多世纪后我在发表我的逊色得多的文字时的心境不期而同，因此，我情愿把这些
话一字不易地录在下面，以借他的声明来声明我自己：
“我极愿把我的著作呈献于我国的治者，加以审查判断。他们若认为有什么与法律悖谬
或有害于公众利益的地方，我就马上收回。我知道我既是一个人就难免有错误。但是我
曾小心谨慎地避免错误。并且竭力和国家的法律、忠义和道德完全不相违背。”
请读片段：马克思与出版自由
“启蒙”对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说来，已经不再具有时代的价值，但在低于时代水平的
德国，即使在产生了康德以至黑格尔哲学之后，依然不曾成为历史的陈迹。“公开运用
自己理性的自由”（亦即言论自由）的话题被康德在半个多世纪前说过之后，还须得不
能忍受精神栓桔的人们一再重新说起。马克思是从这个话题开始他的政论写作的，而这
个开始也正拉开了他的整个政治生涯的序幕。
他的第一篇政论著作是写于1842年1至2月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尽管“新
的书报检查令允许对已经颁布的法律进行讨论”，但这篇依据自由理性批评最新书报检
查令的文字仍只能在一年后出版于瑞士的一个《轶文集》上匿名发表。
最新书报检查令的序言是经由字斟句酌的：“为了立即取消出版物所受到的违背陛下意
志的、不适当的限制，国王陛下曾于本月10日下诏王室内阁，坚决反对加于写作活动的
各种无理的限制。国王陛下承认公正而善意的政论是重要的而且必需的，并授权我们再
度责成书报检查官切实遵守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查法令的第二条的规定。”但这措辞
庄重的文字但白给人们的却是令人惊诧的虚伪：被重申着的1819年的书报检查令的第二
条规定已经存在了22年，竞一直没有被实施。马克思就此分析说：如果这条检查令未能
实施的责任在于书报检查官，那就说明书报检查机关在长达22年的时间里一直从事着非
法的活动；这持续的非法活动长期不能得到纠正，却又正好证明了以执行法令为本分的
书报检查制度，“骨子里隐藏着一种任何法律都无法医治的痼疾”如果这条规定未被实
施的缘由在于这不中用的检查令本身，那末为什么还要再度求助那条检查令去反对正是
它本身所造成的祸害呢？在这不容曲辩的逻辑后面，马克思以精神自由的神圣否定的不
是这条与那条书报检查规定或这种或那种检查法令，而是亵渎或侮辱自由精神的作为法
律被认可的所谓书报检查法。
书报检查令无法直白地禁止思想和表达的自由，但它要求人们“严肃和谦逊地探讨真理
”。法令既然借着“严肃，，和“谦逊，，给了检查官们足够的挑剔权利，那似乎被允
诺了的真理的探讨也便因着被羁勒以指定的探讨形式而被悄悄地取消。确然的真理需要
无所顾忌的人们心神以赴，官方在这里以法律的威严附加以“严肃”和“谦逊”，那“
严肃”只能是“严肃”的要求者“掩盖灵魂缺陷的一种伪装”，而“谦逊”则不过“是
上司加于探讨的一种对结论的恐惧，是一种对付真理的预防剂。”真理是普遍的，但任
何会心于真理的人对真理的问津只能凭藉他的独一无二的“精神个体性”“风格就是人
”！马克思在以诙谐而辛辣的笔触嘲讽那在检查令中装腔作势的“严肃”和“谦逊”时
，也以他“直奔真理，而不要东张西望”的个性淋漓尽致地描绘了精神所赖以寓托的个
性。他写道：
“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
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
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
着什么事物，都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书报检查的发生原出于政府对出版自由的疑忌，检查令的真正意义只在于对可能的出版
自由的随机剥夺。精神的控制是为着政府的目的的，因此贯穿在检查令中最敏感的神经
便是对出版物所表现出的是否有利于政府的“倾向”的“关心”。马克思评论说：既然
书报检查令要求对政府措施所发表的见解，其倾向首先必须是“善良的，……如果作品
因热情、尖锐和傲慢而带有有害的倾向时，应禁止其发表”，那未任何从事政论写作的
作家都势必遭到怀疑的制裁，成为最可怕的恐怖主义的牺牲品。检查令作为法律落在了
对“倾向”——即当事人的思想方式而不是行为本身——的惩罚上，那它的实施便不可
能不“通过一种比法律本身更令人痛恨的工具——侦探，或者通过认为所有写作倾向都
是值得怀疑的这样一种事先协定”，而这却不啻为对一种真正的非法行为的公然认可。

马克思指出，事实上，书报检查令陷入了这样一种“辩证法”：它要求人们谦逊，但它
的立足点却是骇人听闻的不谦逊，因为它设定了政府的命令都是真理，并让官方指定的
检查官充任哲学家、神学家、政治家的角色以至于与德尔斐神庙的阿波罗相提并论。它
规定“凡与宗教的一般原则相违背的事物一概不许存在”，但它又以最彻底的方式破坏
了所有宗教的通则——主观思想方式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而让检查官取代神去作人
的心灵的裁判者。它以尊严的法律的面孔把思想倾向或思维方式作为鉴别出版物的标准
，它却也因此以非法的方式，以取消任何客观标准的方式从根本上。否定了法律的尊严
；在它那里用以辨别“倾向”的一切东西（诸如检查官之类），反倒无不是由“倾向”
（政府的倾向）本身来确定。书报检查制度依其本性为自己选择了虚伪和专横，但它永
远不可能明白它的唯一路径只能是在自相矛盾的沼泽中愈陷愈深。由此，马克思得到这
样的结论：“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
大约三个月后，马克思在《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1842．3．）一
文中再次为出版自由申辩。问题被提到这样的高度：
“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因而也就是出版的类的本质。”
于是，出版物依其是否占有它的类本质被判分为“自由出版物”和“受检查的出版物”
。前者赋有自由所给予的英勇、理性和道德的品格；后者显现着不自由所固有的无性格
状态，因而是文明的怪物，洒满香水的畸形儿。马克思在驳斥所谓出版自由会诱发道德
败坏的贵族论点时写道：起道德败坏作用的只是“受检查的出版物”，它同人间最大的
罪恶——伪善——关联在一起，并从这里派生出它的一切无道德可言的缺陷和它的最丑
恶的劣点——消极性：政府在它的声音中自我愚弄、自我欺骗，人民因着它的浸染不再
有真理的信念。与此相反，“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
，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自由的出版物是变物质斗争为精
神斗争，而且是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理想化的获得体现的文化。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
在自己面前的公开仟悔，而真诚的但白，大家知道，是可以得救的。
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而自我认识又是聪明的首要条
件。它是国家精神，这种精神家家户户都只消付出比用煤气灯还少的花费就可以取得。
它无所不及，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它是从真正的现实中不断涌出而又以累增的精神财
   谟颗炫鹊亓骰叵质等的思想世界。”诚� ，自由� 出版物不可能没有� 的短处，但
“自由的出版物即使长出坏的果实，也仍然是好的”，一如“受检查的出版物即使长出
好的果实，也仍然是坏的”。马克思在这里不厌其详所分辨的，与其说仅仅是作为不同
文字产品的出版物，不如说是贯注在出版物中的不同的精神生命形态，人的和非人的、
自我意识的和非自我意识的生命形态。
在“法”一自由被把握为它的灵魂——的意义上，马克思还校雠于“出版法”，对所谓
“书报检查法”的概念可否成立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书报检查法是徒具法律形式的
非“法”，是把自由作为防范对象的警察手段；出版法则是出版自由在立法上的认可，
是人的自由在法的一个领域的定在。他指出：在出版法中，自由是惩罚者；在检查法中
，自由却是被惩罚者。检查法是对自由表示怀疑的法律；出版法却是自由对自己投的信
任票。出版法惩罚的是滥用自由，检查法却把自由看成一种滥用而加以惩罚。适用于本
质的东西也适用于它的外在运作，出版法与检查法截然不同，法官与书报检查官对待出
版物的态度也全然异致：检查官除了上司就没有别的法律，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
司。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
检查官的责任则是根据官方对每一个别场合的指令来理解法律。独立的法官既不属于某
个个人，也不属于政府；不独立的检查官本身就是政府的一个工具。法官最多可能表现
出个人理性的不可靠，而检查官所表现出的则是个人品性的不可靠。在法官面前受审的
是出版物的一定过失，而在检查官面前受审的却是出版物的精神。法官根据一定的法律
来审理一个人的行为，检查官则在“倾向”上捕风捉影，捏造罪行。马克思就出版法与
书报检查法以至法官与检查官的职分所作的全部对比，都在法学世界观所提供的价值和
运思坐标中，
但这恰好成全了他为言论、出版自由所说的话——这些话与斯宾诺莎、康德在同样的问
题上提出的见解一脉相贯——的某种永恒的价值。因为法学世界观在涉及“法”本身的
领域是逻辑彻底的，在这个领域内它所追求的自由，诚如马克思所说，“不仅包括我靠
什么生存，而且也包括我怎样生存，不仅包括我实现着自由，而且也
包括我在自由地实现自由。”
马克思对出版自由的一再申说，并没有妨碍他对出版物之间的必要的批评的倡导，但在
他看来，这种本身不是压抑反倒是推进出版自由的批评，同处处抹煞出版自由的书报检
查在质底处原是径渭分明的。他指出，批评应当是出版自由自身产生的一种理性审判，
而不是由官方意识以垄断方式作裁决的书报检查。它是理性的利刃，而不是专横的钝剪
；它的品格是但然和公开，而不是像书报检查那样秘密和阴郁。诉诸强力命令而不是理
致分辩的书报检查是专门从事责难而拒绝接受任何责难，既然可以把墨渍指认为太阳的
斑点，把加在出版物上的叉叉杠杠当做数学作图，把粗暴蛮横当作证据有力，那它也就
以批评的名义大多地辱没了批评，而只能被本然的批评履行的审判所审判。
马克思不仅驳斥了出版自由的驳斥者，也驳斥了那些为出版自由只是作一种出版行业自
由辩护的辩护者。他认为，那种把出版降低到行业水平而为出版自由所作的辩护，不是
从出版自由的主要特征而是从它的外部关系出发的，它所要求的是经营出版的出版商或
书商的自由，这种自由并不就是出版本身的自由。他强调说，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
于不要成为一种行业，宣称出版自由为一种行业自由，这无非是在未保护之前先行扼杀
的一种对出版自由的保护。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
而生活、写作；因此，在必要的时候，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
。
自由的每一特定范围都是一定范围的自由，行业自由、财产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
、审判自由等只是一般自由的不同种类。但正像康德把“自由”看作整个启蒙运动的重
心，又把所谓“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言论出版自由）视为“一切可以称之为自
由的东西中最无害的东西”一样，马克思在确认“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的同时
，也断言：
“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
的确，作为人的普遍权利或人的本质规定的自由，在任何一个生活和人文领域的实现，
一旦不得不去经心提撕、呼吁或论证，首先所需要的便是言论和出版的自由。40年代初
，马克思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全部议论，或可说都带着法学世界观的背景，但它从未在
他后来贞定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历史观或世界观中被冷落或被摒弃。马克思终其一生都
在为言论出版自由这一人类最自然、最可珍贵的权利奋争，他的历史观从发萌到确立的
每个环节无不因着这奋争添了精神的活力，因此也都是对言论出版自由的公理性的不言
而喻的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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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点什么呢�
还是不说了吧
什么不说也得说
不干都说了不说了
还让人说你让人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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