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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wildwolf (破衣裳||■漂来，桐子), 信区: Philosophy
标  题: 评徐有渔＜构建当代民族精神漫议＞(zz)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6月19日10:33:05 星期二), 站内信件

发信人: dasein (湖上草), 信区: Philosophy
标  题: 评徐有渔＜构建当代民族精神漫议＞(zz)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01年06月18日22:16:34 星期一), 站内信件

评徐有渔＜构建当代民族精神漫议＞

作者：头脑

徐君此文极好。仅须最高概括为“中国文化需要历史升级！”此外就文中一个重要
观点阐发一下。

西方文化从蒙昧、感性（培根以前）升级为理性、科学（波普、萨特以前）是一次
历史升级。对感性、经验的片面性进行了根本的纠正。（涅盘）即否定之否定规律
的第一次否定。此后至今，西方开始了第二次否定（否定之否定），即在一个更高
的层次上，又对理性、科学的片面性进行深刻反思。不无有些矫枉过正地提出“反
理性、反科学”的口号。即“后现代文化”。除去口号的过激外，这种“再升级”
体现了人类生产、科学、思维的巨大历史进步。本质上是绝对先进的。尽管这种升
级过程有些过激、盲目。正象徐文中指出的，西方唯科学、唯理性走得过头了，造
成对生产、消费、环境、思维、科学等的巨大损害和掣肘。这种“后现代文化”在
哲学上的表现是反理性、反形而上学，科学上是模糊科学、拓扑学、测不准律，艺
术上是反现实主义美术、反和谐韵律音乐、意识流电影、文学等。（尽管这个过程
目前正在进行中，尚未达突破阶段。）这一点，对每经过“第一次文化否定”的东
方人来说，确实是很难理解的。

不幸的是，中国文化并未经过从感性的中世纪向理性近代文化的、实质的“文化升
级”，即第一次文化否定。但却在错过了一个漫长、必须的历史阶段后，正遇到了
西方的文化的反理性的第二次否定。由于第二次否定恰与第一次否定有表面上的类
同，都反理性，于是使得中国文化中保守势力有了“坚实”的“保守依据”--看那
，连发达的西方不也是反理性、反科学吗！这真实一个可笑的历史错觉。遗憾的是
，这种历史错觉不是局部、片面的，而是全方位的！如，政治上，要超过不发达生
产力直接要进行“集体食堂共产主义”；经济上要超过竞争经济直接搞计划经济；
（狭义）文化上要直接宏扬（未升级的）传统文化；油画也要反现实主义、音乐也
要搞“现代音乐”；科学上片面注重“紧跟世界科技前沿”（忽略基础科技在社会
生产、教育等方面的全面普及和应用）等等。全然忽略了我们（广义）文化最必须
、最紧要的不是什么“第二次否定或升级”，而是不可逾越的历史第一次飞跃（否
定、升级）！

这种历史第一次升级，就是类似西方启蒙运动、新教改革、工业革命那样的社会全
方位、触及灵魂的广义文化改造。彻底、深刻地对我们的（广义）文化进行根本的
“理性”、“科学”的历史革命。

在目前历史阶段，糊里糊涂地跟在西方反理性、反科学的潮流走，借此保守我们未
升级的传统文化，拒斥改造，（或只求小改小革）无异于自毁前途。

这就是目前我国整体文化、即思想、哲学、科学、制度、经济、学术意识等方面面
临的内在的广恨尬。即全面、深刻的矛盾、困惑和偏颇。

徐友渔君此文，便是对吾国此种历史尴尬的洪亮断喝！

可惜再洪亮的断喝对尚未历史启蒙的耳朵来说，也是模弱的。

构建当代民族精神漫议

徐友渔

观照基督教、犹太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对其他民族和国度在历史和文化上强大持久
的影响，可以说中华民族精神中宗教的作用不甚重要，因此，当我们议论重建民族
精神时，哲学的内容和气质将成为主要话题。

我认为，重建民族精神决不意味着我们曾经有过优美无比、举世无双的精神，我们
只要对之挖掘和再现，使之发扬光大，就足以应付当前面临的精神危机，应付中华
民族在全球中所处地位的挑战。现在我们谈重建民族精神，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考察
我们民族精神中不足的方面、孱弱的因素，在当前这个开放、多元化和全球化的时
代，引进和培育某些精神因素，以利于我们民族以健全、有力的精神面貌脐身于世
界民族之林。

一

重建民族精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源于一个民族面临的生存危机。如果我们从个体精
神文明的高度和类型看问题，从伦理和审美的维度思考问题，那么应该说，我们从
现存的精神资源中基本上可以找到足以安身立命的根据。我们的文化最终可以划归
为酒神精神、宙斯精神或别的什么精神，我们理当实行内在超越还是外在超越，我
们的审美意识应以时间感还是空间感为基调，这些实在是无关紧要。各民族在这些
方面的精神气质并无优劣高下之分，精神的异质性和丰富性是世界有意义的根本因
素。如果我们不给自已提出现代化的任务，如果我们面临的不是各民族、多国家激
烈竞争的现实，我们满可以像梁漱溟主张的那样，沿着中华文明的老路走下去。

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发展，中华民族终于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我们应该尽快实现现
代化，建立一个民主和法制社会。如果说，我们民族能够凭借自己的精神和文化惯
性达到这个目的，那显然是自欺欺人。如果说，我们可以从西方的哲学、文化中得
到启发和借鉴，那也未免过于笼统。只要对西方哲学有一定了解，就可以看到，我
们最需要的，同时也是自己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中最为缺乏的，是理性精神、实用
精神，是一种认识论和经验论传统。这里讲的理性精神，主要指科学态度和怀疑精
神，而不是指对于理性认识万能论的迷信。

中国传统哲学对于天地万物、社会人伦均有论述，能为人们提供完整的人生观和世
界观，但我们往往只见论断而未见论证，我们得到的是独断的教导，而没有关于它
们从经验或理性方面来源的说明。中国哲学家中从未诞生过笛卡尔或休漠式的人，
能对人类认识的理性根源或经验来源进行严厉的怀疑和质疑，没有出现过康德式的
人物，对人自身的认识能力和认识的限度进行考察。没有怀疑就没有确定性和严格
性，这使得中国人的思维容易带上随意性，使人喜欢宏观把握而缺乏精细分析，使
人欣赏气势而倦于逻辑证明，使人习惯于依附和引证权威而不能勇于创新。

中国哲学的启发和灵感来源于文学艺术，而与科学绝缘。中国人在生活中是极为现
实的，但政治和社会思维习惯及其理想却是浪漫和乌托邦式的。中国人相信人皆可
为尧舜，期盼圣主明君，而忽视制度安排，更不喜欢制度安排中的权力制衡。我们
愈是以人性善为思想指导，愈是得到丑恶的政治现实。我们想靠短期突击和人际关
系的剧变进入大同世界，在取得虚幻的辉煌成绩之后却一溃千里。

我们容易认为民主不是最美妙的行事方式（它确实不是，比如在作决定时效率不高
），但我们不太容易看到它是避免错误，尤其是灾难性错误最有效的方式。事实上
，现代化是一项缺乏诗意的事业，基于想像和激情的雄才大略、孤注一掷、高歌猛
进必须让位于商人般的计算、耐心与妥协。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突出的、不变的因素是整体主义。一方面，它窒息了个人首创
精神，忽视个人某些最基本的、不可让渡的权利，使人产生法律是惩罚人而不是保
护人的错觉。另一方面，它使人对社会变革抱一种彻底革命、大破大立、要么全有
、要么全无的激进态度，而忽视零敲碎打的改进，点点滴滴的进步，以及局部的、
临时性的安排。中国知识分子中许多人长期抱有要么天翻地复，要么一事无成的心
态，总是在亢奋和颓唐两个极端变化，而难于艰韧不拔地从眼前的变革作起。

二

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的学术思想、精神文化产品挟其经济、政治、科技方面的威
势，大举进入中国。如果说，西方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并未站稳脚跟，那么，与中国
传统精神异质的那些流派、观点对中国人更显得隔膜和陌生。使中国思想敏锐的知
识分子感兴趣的，是尼采的意志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冲动论之类的振奋人心的主张
，而不是洛克、休漠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它们显得太枯躁、太平实。同样是博大精
深的德国哲学，中国哲学界明显偏爱黑格尔而冷淡康德，也许，原因在于黑格尔的
学说来源于历史，投合中国人“治国平天下”或“为帝王师”的心态，而康德学说
来源于科学知识，适合于思想的探索者而非历史的介入者。7O年代以后，我国的西
学热分别是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海德格尔热，现在大概是解释学热及解
构主义热，我们很难设想中国会有罗素热、维也纳小组热、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热
，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和译著实绩最大。

192O年前后，中国哲学界文化界有两大盛事：世界著名哲学家杜威和罗素先后到华
讲学，以两位哲学家在世界上地位之高、影响之大，他们在中国停留时间之长，接
触面之广，讲演内容之丰富而言，很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他们的学术活动在当时引
起了轰动和哲学界文化界的热烈欢迎，但是，他们的思想却没有在中国留下多深的
痕迹。

中华民族在精神文化方面对外来因素的迎斥和选择具有如此强烈的区别，值得深思
。首先．这说明我们的精神文化有极大的自主性和保守性，我们喜欢消融一切异质
精神因素，而不愿改变或调整自己的文化心理定势，就像一个阅历丰富的老人．把
一切新鲜经验都纳入自己的记忆中，而不愿迎合新的潮流一样。杜威和罗素所代表
的实用精神、经验方法和逻辑技术，虽然在当时是世界哲学的主流，但与中国固有
的精神文化形态却没有接榫之处。王国维遍闽西方哲学著作之后发出感慨，说它们
“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这话极深刻，王国维（以及许多中国文化人）
其实知道中国需要什么，但他们的气质教养却使他们无法喜欢这些东西。在大多数
情况下，人们还是从个人爱好的角度选择了投合自己心性的东西，而不是对改造或
重建民族精神大有裨益的东西。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接受西方的理性精神有一个难于跨越的门槛--科学知识的准
备。罗素在中国受到盛大而隆重的欢迎，但他却清醒地看到，他的听众是热情有余
而素养不足。中国思想者的精神养份和思维资源多为个人的经历体验（包括对世态
炎凉的感受或情感生活的不幸），他们常在饮酒赋诗之时，吟花弄月之际达到精神
上的提升，很少凭借理性的思考和知识的积累一步步向思想之叟登。事实� ，没
有门槛并不意味着可以轻易登堂人室，西方哲学中某些形而上学维度，可能更难体
悟把握，但中国人往往只用科学一文化，理性一体验的二分法看待西方哲学，并自
觉或不自觉地选择后者。

当然，中华民族在吸收西方智慧的表现的偏颇，也有文化之外的原因，这一点可能
更为重要。中国在一百多年前遇到的挑战是整体性的、政治性的。英国哲学中的个
体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救亡的呐喊声中决然不能发出振聋发愦之声。穆勒、洛克等人
论自由、论政府的著作是为确立社会秩序而作，而黑格尔的历史观和发展理论却为
历史社会的流变提供了整体性说明。黑格尔式的整体主义和辩证方法，不但与中国
精神传统共鸣，也是一件更合用的思想武器。

三

在重建民族精神时重视接纳和补充西方精神文明中的某些因素，当然是出于对实现
现代化的考虑。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困境：在中国，一方面阻碍现代化进程
的某些精神文化因素尚未消失．另一方面，某些人又急切地将当代西方否定现代理
性的后现代文化引入中国，这样，现代精神前后受敌，被新旧两种思潮夹攻，某些
以促进民族精神现代化为己任的人士，感到极大的困惑。

西方后现代哲学思潮最主要的口号是反对认识论哲学，它认为认识论是在西方哲学
中流行了两三千年的主流倾向，但现在被证明是一种形而上学，是一种精神文化上
的神话。它主张用所谓后哲学文化，即以诗歌为主的文学艺术取代原来的哲学，而
这些文艺作品不能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构成它们的符码的意义必须具有滑动性和
任意性。这种主张，和我们固有的审美文化情趣和诗化哲学倾向，显然一拍即合。
问题在于，即使我们承认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对西方过分垄断的建构哲学倾向和认识
论主流的合理反动，对于一个从未形成成熟的认识论的民族文化而言，难道是一贴
对症的药方吗？

在我国．后现代文化的欣赏者对当代西方反科学主义和反理性主义倾向作了大声呼
应，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忧虑。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轻视和贬低科学技术的倾向一
直存在，科技被当成雕虫小技，与高雅的诗书理义不可相提并论，即使在上世纪中
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海防大门，西方科技仍被视为奇技淫巧，毫无资格成
为立国之本。我们需要科学，这一点大概无人反对，但有没有缺乏甚至反对科学精
神的科学技术，这一点恐怕就见仁见智了。当代西方若干哲学大师反对唯科学主义
对人文精神领域的侵犯或垄断，他们认为，用科学精确性作为尺度来衡量和要求人
文科学，是不合理的。他们对科学精神的拒斥态度是否正确，这里暂且不论，但可
以肯定，在当前的中国反对所谓唯科学主义，至少也是无的放矢。

在西方，有人认为，经验主义的认识标准是过时的主张，人的认识并不提供现实世
界的反映，理性并不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基础．经验也不是判断一个科学理论对错的
标准，他们的口号是“怎么都行”。这种惊人之语在西方并未得到多少人支持，那
些被贬斥为居正统或主流地位的思想家或学者仍然尊重理性、尊重经验。在我国，
反理性、反文化、不尊重科学和事实，以主观意志代替客观规律的风气曾一度盛行
，后来又受到批判。这些恶劣作风余毒未尽之时，酉方最时髦的思潮可能为它们提
供最有效的辩护。

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现实层面上的差距，以及在精神层面上的差异，是我们考虑
重建精神文明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不保持清醒的头脑，就会在精神和现实之间发生
错位，就会混淆新与旧、腐朽与神奇之间的界限。

一个民族，最要紧的是要在精神上有定力，知道自己是什么，该干什么。以前中国
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后来不止一次地流行读书无用论；以前讲“正其
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现在许多人明里暗里又开始笑贫不笑娼。我想，
重建民族精神，先不谈那么玄虚，首先能坚持那些最简单最朴素，为各时代各民族
公认的道理与标准，就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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