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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词派
清代嘉庆以后的重要词派。康熙、乾隆时期，词坛主要为浙派所左右。浙派标举南宋，
推崇姜（夔）、张(炎),一味追求清空醇雅,词的内容渐趋空虚、狭窄。到了嘉庆初年,浙
派的词人更是专在声律格调上着力,流弊益甚。常州词人张惠言欲挽此颓风,大声疾呼词
与《风》、《骚》同科，应该强调比兴寄托，反琐屑饾饤之习，攻无病呻吟之作。一时
和者颇多，蔚然成风，遂有常州词派的兴起，后经周济的推阐、发展，理论更趋完善，
所倡导的主张更加切合当时内忧外患、社会急速变化的历史要求。其影响直至清末不衰
。
　　常州词论始于张氏编辑的《词选》。其书成于嘉庆二年(1797),所选唐、宋两代词，
只录44家，160首。与浙派相反，多选唐、五代，少取南宋，对浙派推尊的姜夔只取3首
、张炎仅收1首。虽失之太苛，但其选录的辛弃疾、张孝祥、王沂孙诸家作品，尚属有现
实意义之作，说明词在文学上并非小道，以印证张惠言在《词选序》里所申明的主张。
他竭力推尊词体，援引《说文》“意内言外”来论述,指出词作近于“变风之义、骚人之
歌”，用“敷衍古体以自贵其体”(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抬高词的历史地位。张
氏比较注意词作的内容，能寻绎词作“感物而发”、“缘情造端”的意旨,剖析词人“低
徊要(左日右少)”的寄托用心。由此出发，他批评了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诸家
词作是“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可见其持论之严。但他亦有过分寻求前人词
作的微言大义而流于穿凿附会的弊病。比如解说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
，是“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长门赋》”，还认为“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
。这种无根臆说曾遭到王国维的讥议。他又勇于立论，疏于考史。对一些词作的解释有
失实之处。尽管如此,张氏强调词作比兴寄托,较之浙派追求清空醇雅，显然在格调上高
出一筹。张惠言的同调者有张琦、董士锡、周济、恽敬、左辅、钱季重、李兆洛、丁履
恒、陆继辂、金应珪、金式玉等人，彼此鼓吹，声势大盛。其中周济最为突出。他撰定
《词辨》、《宋四家词选》，“推明张氏之旨而广大之”（谭献《箧中词》卷三）,但他
并不囿于张氏的立论,“论词则多独到之语”（王国维《人间词话》），深化了张氏词论
。周济在张氏推尊词体的基础上，着重提倡词要有“论世”的作用。他认为“感慨所寄
，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
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
乎自树一帜矣”（《介存斋论词杂著》）。这就证实了张氏提倡比兴寄托的内容，要求
词作能反映现实生活，发挥其社会功能，而不仅仅是个人情思的抒写，实为有识之见。
另外，周济还指明了词作如何寄托的门径，提出了“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之说
，并且以精丽的语言，描绘了词人在“触类多通”以后，“驱心若游丝之(罕干换涓去氵
)飞英，含毫如郢斤之斲蝇翼”(《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的构思、创作过程，使“万感
横集,五中无主”的浓郁感情通过“铺叙平淡,摹缋浅近”（同前）的艺术形象体现出来
，所论也较精辟。但他实际品评词作时，与其立论常有矛盾龃龉之处。从他早年所著《
词辨》仅存的“正、变”两卷来看，把周邦彦9首、史达祖 1首、吴文英5首遣兴、咏物
、应歌之作，划为“正”体，而将李煜9首、辛弃疾10首、陆游1首列在“变”体,就令人
难以索解。晚年所著《宋四家词选》，以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四家分领一
代。并主张“问涂碧山（王沂孙），历梦窗（吴文英）、稼轩（辛弃疾），以还清真（
周邦彦）之浑化”，虽想博观约取，仍不免囿于“婉约”一派。
　　常州派词人对于创作，态度比较严肃。比如张惠言〔木兰花慢〕《杨花》和周济〔
蝶恋花〕“柳絮年年三月暮”,遣词精密纯正,似别有意蕴，但比较晦涩。实际
上也并无十分深刻的思想内涵，与其立论尚有距离。这是他们词作的主要倾向，也是整
个常州派词人的局限。
　　常州词派对清词发展影响甚大。近代谭献、王鹏运、朱孝臧、况周颐这四大词家，
也是常州词派的后劲。虽然他们创作同样走向内容狭窄的道路,境界并不恢宏,但他们的
词学整理研究颇有成绩。谭献选辑清人词为《箧中词》；王鹏运汇刻《花间集》以及宋
元诸家词为《四印斋所刻词》；朱孝臧校刻唐宋金元人词百六十余家为《彊村丛书》，
都收集了大量的词学遗产。
　　近人龙榆生《论常州词派》材料翔实，可资参考。
主要作家：张惠言、张琦、董士锡、周济、谭献、王鹏运、朱孝臧、况周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