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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词


词兴于唐,盛于两宋,至明代已经衰微。其原因，主要是由明代特定的社会环境所造成，
同时也与明词作家不专工、不当行相关。明代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推行封建专制政策
，以八股取士，严格箝制人们的思想。所谓“以经术程士”、“悉屏诗赋”，正是八股
取士后的一种社会风尚。明代文士中，尽管有的并不为时俗所囿，也曾填词，但在他们
当中，“求其专工称丽，千万之一耳”(钱允治《国朝诗馀序》)，有成就的作家不多。
明人填词，或者“才为句掩，趣因理埋，体段虽存，鲜能当行”（同前）；或者连句读
也分辨不清。所以，况周颐指出：“明词专家少，粗浅、芜率之失多，诚不足当宋元之
续。”（《蕙风词话》卷五）不过，明代词坛也出现了有一定影响的词作家，留下了一
些较好的作品。
　　明初词坛，刘基、杨基、高启等人，由元入明，在政治上遭受挫折，所作词能自成
家数，各具特色，尚存宋元遗风。刘基，曾佐朱元璋定天下，任御史中丞，封诚意伯，
后因被诋毁，忧愤而死。所作诗文，闳深顿挫；所作词，有的“感喟激昂”而又表现得
十分凄婉，有的于委宛摹写中，并寄深意，尚多可读篇章。杨基的词有的带有托意，所
感甚深，颇为缜丽并有一种清气行乎其间，亦耐玩味。高启的词或“以疏旷见长”，或
“极缠绵之至”（沈雄《古今词话》），并有宋元风韵。在明初文坛上，杨基、高启与
张羽、徐贲齐名，世称“吴中四杰”，张、徐不以词名，杨、高的词却颇有影响。此外
，瞿佑等人“风情丽逸”，所作词“多偎红倚翠之语，为时传诵”（田汝成《西湖游览
志馀》），也不失词的本色。
　　明代中叶以后，词风日下。杨慎、王世贞、汤显祖等人，多所制作，却都不是当行
作家。杨慎、王世贞博闻广识，堪称一代通儒，其所作词也有过人之处，只是逞才恃博
,“强作解事”,与乐章多有不谐（朱彜尊《词综·发凡》）。汤显祖是著名的传奇戏曲
作家，出其余绪而填词，虽偶有佳作，却“患在好尽，而字面往往混入曲子”，与两宋
蕴藉之旨相距甚远（吴衡照《莲子居词话》）。杨慎等人的创作实际上已将明词引上了
歧途。此外，钱塘马洪虽然以布衣终身，并精于诗词，自谓四十年仅得百篇，但其所作
词，名为《花影》，不过“月下灯前，无中生有，以为假则真，谓为实犹虚”，气骨轻
浮，缺乏新意。明代还有一种风气,两宋诸名家词,不很显于世，而《花间》、《草堂》
诸集,却独盛一时,成为文士填词的样板。明人的填词托体不尊，有的人还将填词当作酬
应献谀的手段,更使词格愈趋卑下。因此,明中叶以后，词的创作已渐凋敝。
　　到了明末，由于社会发展变革，才给词的创作带来一线生机。明代末期，满族贵族
集团统兵入关并建立清朝，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的社会矛盾。陈子龙在抗清斗争中英勇
牺牲，其门生夏完淳，年仅十七，也以身殉国。陈子龙的词托体骚辨,所指甚大,“言内
意外已无遗义”，早期所作风流婉丽，婀娜韶秀出于刚健之中，后期所作绵邈凄恻，神
韵天然而又有不尽风味。陈子龙是转变风气的第一人，允为明词大家。夏完淳所作《玉
樊堂词》，“慷慨淋漓，不须易水悲歌,一时凄感,闻者不能为怀”（沈雄《柳塘词话》
）。他的某些作品,“声哀以思,与莲社词《双阙中天》阕，托旨略同”（况周颐《蕙风
词话》卷五）。与陈子龙同时，入清后犹有创作活动的屈大均、王夫之、金堡(释澹归)
等人也是能词者，他们的创作,同样不可与一般“批风抹露者”并论。因此,陈子龙、夏
完淳以及屈大均、王夫之、金堡等人的出现，使得明末词坛焕发光彩，不仅挽救了一代
词运，而且也为清词中兴开了风气。
　　明代除了出现若干较为出色的词作家外，在词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有
关词谱、词韵专书，明代传有张綖的《诗馀图谱》、程明善的《啸馀谱》、徐师曾的《
词体明辨》(附词谱)以及沈谦的《词韵》；词的选本,有杨慎的《词林万选》、陈耀文的
《花草粹编》、董逢元的《唐词纪》以及卓人月的《古今词统》；词话有杨慎的《词品
》、陈霆的《渚山堂词话》、俞彦的《爰园词话》、贺裳的《皱水轩词筌》等数种。此
外，毛晋汲古阁刊行《宋六十名家词》和《词苑英华》，吴讷汇辑《唐宋名贤百家词》
，也为词的辑佚作出了贡献。
　　　　　　　　　　　　　　　　　　（施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