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try 版 (精华区)

王家新随笔

从一首诗的写作开始


在写作长诗《回答》的开始，我并没有多少把握。我只是试图去写，像西默斯·希尼所
描述的那个绞水者，最初只是把水桶降到井深的一半，但，有如神助似的，"你在模仿真
实的东西直到有一天绞链出乎意外地拉紧了!"就是说，我进入了自己真实的生活。我开
始感到语言与我们的经历和经验有了一种切实的磨擦，渐渐地，那更为黑暗的东西也裸
现出来。在德国斯图加特市郊的那个古堡里，我写，不分昼夜，仿佛被什么力量带动着
，要去迎接一些更重要的时候……
这里，我无意谈论一首诗的具体写作过程。《回答》写出来后，我想歇一歇，或"沉默"
一段时间，但我发现这很难──往事恍若隔世，从中产生的文本却构成了我的现实!每当
我重读此诗，我都感到它再一次把我带回到我的某种根本命运之中。的确，文本建立了
它的权威、秩序和沉默，它在时时要求我回到它这里来；或者说，在要求我从它的角度
对比的过去、现在甚至未来进行的认识。渐渐地我意识到，《回答》虽然并不如意，但
它对我一生的写作都具有了某种宿命般的意义。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诗坛的名堂不少，
也有了一些新的说法，我自己也试图在写作中放开我自己。但是，当我着手写作《回答
》时，这一切都渐渐退向一边了。如同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些荒凉的日子，我再
一次感到了生活本身对艺术的要求。我感到了一种让我不能安然睡去的期待。当我回想
过去的那一、二十年，"虽然伟大的史诗尚未产生/你却仿佛已走过了远远超出一生的历
程"。这不禁使我暗自惊心。我有了某种荒废感，感到了他们的经历、我们的存在和痛苦
在诗歌中的缺席，感到我们的写作仍然没有深刻切入到这一代人最基本的历史境遇中去
。我深感愧疚：是回过头来写我们自己的历史的时候了。 这里，一再出现了"历史"这类
的字眼。我想这和我这些年来对写作的认识和期望有关。首先来看"史诗"，我相信这是
许多人尤其是在七、八十年代开始写作的一些诗人的梦想之一。但是，"史诗"不是谁想
写就能写出来的。人们过于相信个人的雄心和才华，却未能觉悟到"史诗"(这里当然指的
不是它在历史中的典范，而是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乃产生于"回忆"，史诗的主角仍是一
种沉淀的经验，一种漫长迂回的生活经历、文明经历(即"历史"而非诗人自己──即使诗
人自己出场，也是时间本身在通过他说话。因此，对于"史诗"，那时我们都还过于年轻
。正如爱情过去了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爱，我们只有在经历了一个时代、一种文明、一种
命运甚至到了"没有人可以伴哭，没有人可以一起回忆"(阿赫玛托娃)的境地时才有可能
唱出挽歌。当然，我并不是说史诗一定要具备挽歌性质，但是，个人或一代人的沧桑感
以及在更为开阔的时间范围内对历史所做出的反思却是它必不可少的前提。此外更重要
的是，我所设想的"史诗"已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种轰轰烈烈的"宏大叙事"，它不是时代
的风云录(虽然它肯定与时代有关)，而应归结到一种对个人在历史中的追忆和认识。这
是历史的个人化──反过来说亦可。我想，正是这种对历史的揭示，会给写作带来一种
史诗性质；或者说，这种对"个人的"历史和命运的切入，将会给史诗写作带来一个更为
确切的角度。 这样，在写作《回答》的前后，一些过去我曾倾心的史诗般的巨构，都退
向一边了，一个为那些雄心勃勃的诗人并不怎么看重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却一
再出现在我这里。我想起了她在生命后期用了20年的时间所写的长诗《没有英雄的诗》
(─译为《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一位"历史风景画的大师"(科·楚科夫斯基语)已出
现在我面前。"我在睡──梦中出现了我们的青年时代"，但这却不是甜美的回忆，而是
一种自我审判，是诗人站在"40年代的塔楼上"对个人历史的回望和痛苦反省。阿赫玛托
娃在追忆，或者干脆说在用这种回忆创造一个地狱，创造了那些在死后仍在同她争辨的
人物…… 而这加强了我对写作的某种认定。在今天，谁都感到了历史在我们写作中的缺
席，但如果你仍在那里模仿，用时代的材料去拼贴一个"荒原"，那恐怕是徒劳的。一个
悖论是：在今天"史诗"应是"个人"的；或者说，任何试图写出史诗性作品的人应像阿赫
玛托娃那样，坚持从个人的亲历开始。我想这样说一点也不奇怪，它恰恰使我们的认识
回到古老的起始──想想《奥德修记》，它在实质上恰恰是一个关于个人的故事。问题
是多少年来的那种意识形态话语惯例仍在封闭着我们对自身现实和文学的认识，"我生活
的故事并不仅仅关于我。谁能相信这一点?"(艾·卡内蒂)，而我相信这一点。我相信写
出了个人的故事，也就写出了我们这个时代。因为个人总是在历史中，而个人经历和"个
人生活"不仅构成了我们每个人的现实，构成了我们的地狱和炼狱，它也绝不会是封闭的
。因此，这几年诗人的提出的"个人写作"，不仅是一种关于自由的神话，同时也会是一
种对历史的承担。 这种认识，使我有了勇气从个人生活的破裂入手来写出"我"生活的故
事。当然，问题更在于怎么去写，这更是一个考验。"也许有朝一日我会冒胆说出我生活
的故事/我会让一本书来总结我们、回忆我们"(《回答》)；但问题在于这一切并不是有
朝一日"冒胆"就能说出的，这并不只是一个勇气问题。评论家耿占春敏锐地看到了这一
点。他曾就《回答》写了一篇长文(《没有故事的生活》)，通过一种文本解读深入考察
了九十年代诗歌的叙事问题。我读后感到很多问题都被照亮了。的确，我们的现实日趋
破碎，那是因为历史进程已"粉粹了叙事的统一性和讲出故事的能力"。我想这就是为什
么九十年代以来"叙事"问题不仅在小说界也在诗歌界成为一个关注焦点的原因。只可惜
大多数人并没有像耿占春那样深入洞察这种日趋加剧的叙事危机，相反，他们居然又使
"叙事"成为一种好玩的时尚。我们应看到，在九十年代诗歌中不乏一些值得注意的、富
于启示性的尝试，但随后而来的"仿叙事"却使诗歌再次成为一种生活表象或经验片断的
堆砌。一个对我们的存在和基本历史处境尚缺乏切实认识的人，却在那里无所不叙。在
这样的"叙事"中，诗歌失去了它的叙事难度和"朝向经典的努力"。叙到最后，正如我们
已看到的，这种叙事话语的无限增值只不过显示了一种意义的空洞! 而我不想以自己的
苦痛来取悦空洞的日子。如果"叙事"不伴以严肃的写作态度和某种历史眼光，那它将一
钱不值。因为"叙事"，在其根本上如耿占春所说，乃是在我们切身的历史处境中"恢复故
事的意义及讲述"。而这事关重大。因为这里的"故事"不是别的，乃是我们为之付出了那
么多代价的人生，我们怎能不为它负责?我想，还是耿占春讲得透彻(我在这里把它引述
，是因为我想它不仅仅对读解一首诗有意义)："(《回答》的写作)是把问题从个人生活
及其道德维度转向历史和命运维度的一种努力……是力图把几乎沦为一场喜剧的生活转
化为现代悲剧的努力"，"以及为恢复故事的意义和讲述所做的努力"。 这种"努力"是否
达到，或是否显得虚妄，我请读者自己去判断。一位朋友来信说，他读《回答》读到后
面尤其是结尾时深感惊异，因为一切出乎他开始读时的预料。是的，我自己也没想到。
《回答》之所以是目前这个样子，我想不仅和我在不堪承受的沉痛中"还要唱出挽歌甚至
不可能的赞美"(耿占春语)有关，更出自诗歌本身对写作的提升。具体讲，《回答》中的
那些精神性出现的时刻都不是作者强加上去的，它出自诗歌本身巨大的要求。一部作品
应是一个不可预测的世界，如果说我们的写作从个人不幸开始到后来变得"不再相信个人
的不幸"，那完全是因为其中出现了一直在提升着我们、并且比我们本人更有力量的东西
。 然而，诗歌的提升不是凭空到来的。读者会发现，《回答》中一直伴随着一种对话或
争辩，但最终，这是一种对"苦难"的认识，对命运的认识，甚至是一种自我审判。正是
基于自身的认识，我不敢以"精神持有者"自居，也不想去抢占道德高地。我与之争辩的
人物不是别人而是在精神上与我血肉相连的亲人，因此这种争辩会深入到人性的地狱里
。会深入到历史的黑暗里(那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而且还必然会把我们带回到
那一直在目睹我们的更伟大的生命存在面前。同样，《回答》也显示了一种与时代的争
执和纠葛。我想这也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批判"。任何诗人都是饱受他那个时代的误解
、不理解、挤压甚或凌辱的人，但我依然认为诗人不应该恨，更不应在对抗恶的同时成
为它的一部分。诗人没有敌人。任何"敌人"都是人类的偏狭和私欲制造出来的。诗人不
惧砍头的利斧，但更应去迎接生命同时给我们准备的"宽恕、感激和自由"。一种深刻的
错位感会使诗人一直与他的时代保持着某种距离，但同时还有一种为人们不理解甚至连
诗人自己也不敢置信的爱会再次把他与他的时代联系起来。是的，正是这种爱，会将历
史宿命与个人自由至死拴在一起。 因此，在一个调侃成为风气的时代，我宁愿更笨掘一
些。我们谁都在这个时代受到过伤害，但我不想从身体中发展出一种"讽刺"的恶症。的
确，悲剧感的消失正是这个时代的可悲之处。而诗歌之所以永远有其存在的必要，正是
因为它能帮助我们从生活的无聊和虚无中产生意义。因此，如果说在写作中存在着一种
"更现代的"布罗茨基式的"讥讽的口吻"(记住，这只是他"语感"的一部分)和似乎已"过时
"了的叶芝式的"至福的歌喉"，我宁愿取法后者。因为正是这种"至福的歌喉"和我们的历
史与个人的沉痛相称，因为在一个拒绝升华的时代，我依然相信在我们苦难的内心里存
有一种更高认可的冲动。 《回答》是我的第一首长诗，也可以说是"让一本书来总结我
们、回忆我们"的初步尝试。长诗应该有不同于短诗的结构和容量。她有两条线索：主线
部分体现了一种个人历史的、命运的维度，而在开头及结尾部分出现的"弗兰达"则体现
了另一种精神的、想象力的维度。这两条线索本来是我个人生活中各不相关的部分，但
是，当它们不知怎的一同进入诗中时，许多东西被照亮了!这两条线索的并置和交错，不
仅使全诗获得了一种"结构"，也大大拓开了诗歌的空间。重要的是，这使我有可能对我
自己和一代人的心灵史进行更充分的透视和认识。"弗兰达"虽然更多的是一个想象中的
人物，但她在我的生活中的确存在着，甚至我还想说：她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都存在
过!因此，她来到这首诗中实在出自必然。这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装饰。也只有把她纳入
到诗的结构中来，我感到才有可能为这一代人的心灵历程"讲出一个故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