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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宽容 二十一　斯宾诺莎
发信站: 紫 丁 香 (Wed Oct 13 09:20:21 1999) WWW-POST

    雷内・笛卡尔是法国贵族，出生在图尔和布瓦蒂耶交界处，查理曼的祖父曾在
这里
 挡住了穆罕默德征服欧洲。他不满十岁就被送到耶稣会受教育，呆了十二年，很惹人讨

 厌，因为他肯思考，没经过证明的东西就拒不接受。耶稣会会士能调理这种难管的孩子
，
 既不挫伤他们又训练得很成功，他们也许是世界上唯一这样的人。要检验布丁就要吃一

 吃。办教育也是一样。如果现代教育家学会了耶稣会罗耀拉兄弟的方法，我们也会有几

 部自己的笛卡尔了。
     笛卡尔二十岁时开始服兵役，他到了荷兰，在那里，纳索的莫里斯曾经彻底完善了

 他的军事体系，使他的军队成为有志当将军的年轻人的进修学校。笛卡尔并不经常去纳

 索亲王的司令部。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怎能当新教徒首领的仆人！这听来就象叛国罪。

 不过笛卡尔憾兴趣的是数学和炮兵，不是宗教和政治。荷兰刚刚和西班牙休战，他便辞

 了职，来到慕尼黑，在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公爵麾下作战。
     但是那场战争并不长，唯一一场至关重要的战斗是在拉罗谢尔附近进行的，那时，

 胡格诺派正在抵御黎塞留。笛卡尔回到法国，想学一点高级攻坚战。可是军营生活使他

 厌倦了。他决定告别戎马生涯，致力于哲学和科学。
     他自己有一笔小收入。他不想结婚，奢望也无几，只想过安静快乐的生活，而且如

 愿以偿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中荷兰做为居住地。不过这个国家充满印刷商、出版商和书店
，
 只要不公开攻击政府和宗教，出版检查的法律就形同虚设。况且，他从未学会他所移居

 的国家的文字（这种文字对真正的法国人来说本来并不难），所以避开了不必要的伙伴

 和没用的谈话，能够把全部时间（每天差不多二十个小时）用在自己的工作上。
     对于当过兵的人来说，这种生活太枯燥了。但是笛卡尔有生活的目的，很满足于这

 种自我折磨的背井离乡生活。随着光阴的流逝，他逐渐相信，世界仍然被深不可测的无

 知笼罩着，被称做“科学”的东西其实连真正科学的边都不沾，陈旧的错误和荒谬不首

 先铲平，总体的进步就不可能实现。这可不是小的命题。不过笛卡尔的耐性很好，到了

 三十岁，他开始向我们奉献出了崭新的哲学体系。他深为自己的工作所激励，在最初的

 提纲里加进了几何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在工作中他毫不偏袒，这使得天主教徒宣布他

 是加尔文派，而加尔文派又驾他是无神论者。
     这些喧闹传到他的耳朵里，丝毫不去干扰他。他平静地继续自己的探索，在斯德哥

 尔摩同瑞典女王谈论了哲学，最后安详地死在城里。
     在十七世纪的人们中，笛卡尔主义就如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达尔文主义，引起了

 很大轰动。当一名笛卡尔主义者在一六八0年是件可怕的事，很不光彩。它表明某人是社

 会制度的敌人，是索西奴斯教徒，是自认不能与体面人同伍的下等人。这并没能阻止知

 识界大部分人如饥似渴地接受笛卡尔主义，就象我们的前辈接受达尔文主义一样。但是

 在阿姆斯特丹的正统犹太人中，这类题目却没有人提及。在塔尔穆德和托拉赫也没有人

 间津笛卡尔主义，因此它也就不存在。一经表明它在巴鲁克・德・斯宾诺
莎的头脑里存
 在，结局就注定了，只要犹太教堂的权威人士一出面调查此事，采取官方行动，斯宾诺

 莎也会同样不复存在。
     那时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教会刚刚度过一场严重的危机。小巴鲁克十五岁的时候，来

 了一个名叫尤里尔・艾考斯塔的葡萄牙流亡者。他断然抛弃了在死亡威胁下被迫
接受的
 天主教，又回到前辈的宗教。可是这个艾考斯塔不是等闲的犹太人，而是个绅士，惯于

 在帽子上插一根羽毛，腰上挎一把剑。那些在日耳曼和波兰学校受过训练的荷兰犹太教

 士所表现出的自高自大使他惊讶和恼怒，他也很自傲，他从不屑掩饰自己的观点。
     在那种小的社会组织里，如此公开的蔑视是不可能被容忍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开始了，一方是清高的梦幻者，半先知半贵族，另一方是铁面无情的法律护卫士。
     结局是悲剧。
     首先，在当地警察局，艾考斯塔被控是几本否认灵魂不朽的渎圣小册子的作者。这

 使他与加尔文派教士发生摩擦。不过事实很快澄清，控告也撤消了。于是犹太教会把这

 个犟头的反叛逐出教会，剥夺了他的谋生之路。
     在以后几个月里，这个可怜人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流浪，最后贫困和孤独又驱使他

 回到教会。但是他要首先当众认罪，任所有犹太人鞭抽脚踢，然后才能被批准重新入会
。
 这侮辱使他精神失常了。他买了一支手枪，把自己的脑袋打开了花。
     自杀事件在阿姆斯特丹市民中引起很多议论。犹太团体觉得不能冒险再惹起另一场

 风波。当“生命之树”中最有前途的学生已经无疑彼笛卡尔的新异端思想所污染的时候
，
 犹太教会就立即行动起来，试图加以遮掩。人们找巴布克谈话，只要他答应听话，去犹

 太教堂，不再发表或散布任何反对法律的言论，就可以给他一笔年金。
     斯宾诺莎最厌恶妥协，三言两语就回绝了这些事。结果，根据出名的古老《惩处准

 则》，他被逐出教会。那个准则毫不给人思考的余地，全是照搬耶利哥时代的诅咒谩骂

 的字眼。
     面对五花八门的咒骂，他泰然坐在屋里，从报纸上了解前一天发生的事。甚至当一

 个《准则》的狂热者想结果他的性命时，他也不肯离开城市。
     这对犹太教士的威信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尽管乞灵于约书亚和伊莱沙，在短短

 的几年里却仍有人再次公开向他们挑战。他们心急火燎地向市政厅提出诉讼，要和市长

 见面，告诉他这个刚被赶出教会的巴鲁克・德・斯宾诺莎的确是个危险分
子，是不可知
 论者，不信仰上帝，在阿姆斯特丹这样受人尊敬的基督社团中不应该容忍这种人。
     那些大官人有个好习惯，凡事都不插手，而是推给基督教牧师的小组委员会去办理
。
 这个小组委员会研究之后。发现斯宾诺莎并没有做有害于城市法律的事，便如实向市政

 府的官老爷做了报告。不过他们又觉得一个教派的人能如此团结一致是好事，便向市长

 建议，请这个似乎独立性很强的年轻人离开阿姆斯特丹几个月，等风头过了再回来。
     从那以后，斯宾诺莎的生活一直平坦无波，就象他从窗口看到的大地一样。他离开

 了阿姆斯特丹，在莱顿附近的莱茵斯堡小村里租了一间房子，白天修磨光学仪器的镜头
，

 晚上抽着烟斗，根据自己的兴致读点什么或写点什么。他一直没有结婚。谣传说他和拉

 丁文老师范・登・恩德的女儿有私情，可是斯宾诺莎离开阿姆斯特丹时那
孩子才十岁，
 所以不大可能。
     他有几个挚友，每年至少两次提出要给他一点接济，使他能用全部时间致力于研究
。
 他回答说他感谢他们的好意，但他更愿意独立，除了一个有钱的笛卡尔主义者每年给他

 八十块钱外，他不再多要一分钱，生活在真正哲学家应有的受尊敬的贫穷之中。
     他曾经有机会去德国当教授，但他谢绝了。著名的普鲁士国王给他写信，愿意当他

 的资助人和保护人，他也给予了否定回答，继续度过平静快活的流亡生活。
     在莱茵斯堡住了几年后，他搬到海牙。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半成品镜头上的玻璃沫

 感染了他的肺。
     一六七七年，他孑然一身孤独地死去了。
     使当地教士愤然的是，不下六辆宫廷豪门的私人马车陪伴着这个“无神论者”直到

 墓地。两百年后，当纪念他的雕像落成的时候，倒霉的警察不得不大批出动去保护参加

 这个隆重仪式的人，使他们不被成群的狂热加尔文教徒的怒火所害。
     这就是他，他有什么影响呢？他难道只是把没完没了的理论塞进成摞的书里、使用

 的语言能把奥马尔・卡雅姆气得脸皮发育的勤奋哲学家吗？
     不。
     他取得的成就绝不是靠发挥才智或靠用巧言善辩正确阐述自己的理论。他之所以伟

 大，主要靠他的勇气。他属于这样一种人：他们只知道一种法则，它是在早已被忘却的

 遥远的黑暗年代里定下的不可更改的一套规矩，这些规矩是为那些自命可以解释圣理的

 职业教士创立的精神专制体系。
     在他生活的世界中，知识自由的思想与政治上的无政府几乎是同义词。
     他知道他的逻辑体系既会得罪犹太人，也会得罪非犹太人。
     但他从来没有动摇过。
     他把所有问题都视为普遍问题，一无例外地看做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意志的体现，是

 纯现实的表现，它将适用于最后审判日，就象适用于创世纪那样。
     这样，他为人类的宽容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斯宾诺莎象前面的笛卡尔一样，摈弃了旧宗教设下的狭隘界线，以百万星辰为基石
，
 建立起了自己的崭新思想体系。
     这样一来，他恢复了从希腊和罗马时代就被歪曲的人类的真正形象――作为真正的

 世界一员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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