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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flycloud (马小军*雷斯林*贾宏声*欧文), 信区: Reading
标  题: 李光耀回忆录节选（38）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12月31日10:39:18 星期一), 转信

第三十八章：北京城外看神州(节选)
　　八九十年代，为了更了解中国领导人发展中国的动机和他们的雄心壮志，我几乎年
年访问中国。每次访问，我都会花一个多星期，由一位中国副部长陪同游览各省。在这
八到十天内，乘坐同一架贵宾专机，在中国各地旅游，长时间的共处，让我有机会对中
国领导人的思想和背景有更深入的了解。他们的夫人则总会和芝做伴。
　　1980年一次访华，我发现中国已今非昔比。小女玮玲也同样感到意外。她在北京观
光，发觉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倒台后，中国人的心情比较舒畅。一般官员和老百姓跟她
交谈时，态度轻松自在多了。
　　我至今忘不了我们游览过的壮丽山河，例如清朝乾隆皇帝的避暑山庄承德和长江三
峡。我们乘搭渡轮由重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蒋介石设在四川省的陪都）沿江而下，
直到三峡出口宜昌，历时一天半。抬头望去，在高耸入云的险峰峭壁上，数千年前为纪
念某些事情某种感念而镌刻的大字，历历在目，让人不禁肃然起敬。它回荡着的，是一
个民族披荆斩棘、挣扎求存的奋斗历史。但是更令人惊讶的，却是一幕幕人们像驮兽似
的拉着驳船和小船的景象，犹如在远古时代一样。一排人肩上拉着粗粗的纤绳，一里又
一里地逆流而上。时间仿佛在这里凝滞不动了，任由各种先进的机器在世界各地呜呜转
动，却偏偏同他们擦身而过。
文革耽误了一整代人
　　我们续程到武汉，这是长江沿岸中国主要的工业城市之一。但是到当地大学参观的
经历却是令人伤感的。跟我们见面的几位教授在美国受教育，虽然年事已高，英语说得
生硬，但显然都是博学而有修养的人。他们带我们参观图书馆，学生们都在埋头用功。
玮玲当时是个医科学生，她主动跟一个正在阅读英文生物课本的男生交谈，还要求看看
课本，却发现它竟是50年代出版的。这已经是1980年了。她觉得不可思议。他们读的，
怎么是一本过时30年的生物课本呢？但是，他们跟外界隔绝30多年，刚刚对西方开放，
没有外汇购买最新的课本和期刊，也没有复印机。中国同发达国家之间，知识距离越拉
越远，不知要花多少年才能缩短弥合。
　　文革把一整代人耽误了。刚从文革中恢复过来的这一代学生，读的是过时的课本，
接受的是落伍的教学方法，没有任何视听教材。这又将是半迷失的一代人。没错，他们
当中最优秀的人才就算条件再恶劣也还是能取得成功。但是一个工业社会不只需要少数
的顶尖人才，它更需要全人口都接受良好的教育。
　　武汉的欢迎晚宴过后，我们的东道主和随团的所有官员都消失了。我在想，到底发
生了什么事，于是派助手去探个究竟。助手回头说，中方人员全挤在厅子里的电视机前
，看四人帮站在被告栏里接受审讯。这一刻，对多年来受到四人帮恐吓的人们来说，是
报应到来的时刻，总算轮到这些仗势欺人者自食其果了。
　　至于其他几个观光站，厦门和鼓浪屿是令人难忘的。我们第一次在中国听到新加坡
很熟悉的福建乡音。为了应付大选，我曾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学讲福建话。在厦门听当地
人说福建话，同老师所教的一模一样，真是让人欣喜。
　　鼓浪屿是厦门附近的一个小岛。他们向我们指出两座属于新加坡政府所有的洋楼。
殖民地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把房子买来，供那些被送往厦门学福建话的英国殖民地
官员住宿。我们当时看到的是两座破败的建筑，各住着四五户人家，人数远远超出房子
所能容纳的限度。他们急着向我们保证将进行修葺，然后把房子归还。（我的财政部长
韩瑞生后来透露，他曾听说有关业主取回房产之后的可怕经历：他们得偿还拖欠多年的
大笔款项给看守人，作为自1949年以来看守房子的薪金。）
　　我们的东道主遥指隔海的金门。它是由台湾管辖的一个小岛，在天气晴朗时肉眼可
以望到。这番话，正是那年年初台湾蒋经国总统带我到金门，指着同一片海域对面的鼓
浪屿时告诉过我的。早在五六十年代，两个小岛曾经展开密集的炮火交锋。到了80年代
，他们通过声音嘹亮的扬声器互相怒骂。
　　他们的菜肴都是我们常见的，却又不太一样。午餐时，他们做了真正原味的薄饼。
煸竹笋，用必要的配菜和佐料，包在薄饼皮内做成春卷，做法跟新加坡的不同。不过，
他们也有类似的糖果——可口的花生酥糖，卷起来像小型的筒状夹心蛋糕，比新加坡的
好吃。我们都知道这里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祖先的家乡。不论他们来自福建省哪个村落，
凡是要到南洋去的，多数都要取道厦门。
　　我们从厦门飞往广州，然后乘火车到香港。这一趟再没有通过扬声器不停播放的思
想告诫，也听不到单调呆板、喋喋不休的有关“走资派”的演讲，或者四人帮的其他口
号。中国人在衣着方面也比过去自在得多。我们一离开北京，陪同我们的女通译员就穿
上了花哨上衣配裤子或裙子，这是1976年看不到的现象。毛泽东式的中国正淡入历史，
中国人的一些旧习惯重新回来，一些是好的，当然陋习不只几个。就像1985年我再度到
中国访问时，发现营私舞弊、裙带关系，这些长久以来困扰中国的病态现象，又卷土重
来，而且日益严重。
　　这次访华给我们留下较好的印象。东道主毫不拘谨，开怀畅饮，交谈投契，更愿意
谈起那灾难性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我们所接触的领导人和官员都更加开放自在，更加愿
意讨论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以及未来所将面对的问题。中国如今变得更自然，更像其
他社会。
　　中国领导人都深知文化大革命使他们失去了一整代人。他们摒弃了毛泽东那一套不
断进行革命的浪漫信仰，要同世界各国建立稳定的关系，通过经济合作协助中国复兴。
只是我想至少还得再过一代人的时间，才可能等到一个全面现代化的中国诞生。
　　中国的每一个省份，无论地理、经济、教育、办事效率，都不尽相同，各省省长所
关注的领域也不一样。游览各个省份，让我深切体会到为什么在这么一个地广民众的国
度里，省籍的效忠精神是那么强烈。它们的乡音、饮食习惯、社会习俗，都不一样。中
国的精英分子永远无法像欧美和日本的精英分子一样互相认识。虽说美国也是大陆，但
人口并不那么多，精英分子都能通过先进的通讯设备定期聚会和交流。中国的人口太稠
密，在80年代兴建机场开始引进西方客机之前，中国的通讯设备非常落后，各省份的精
英仿佛活在完全隔离的世界里。因此，任何领导人一有机会攀上北京中央，都会在不引
起其他人不满的情况下，尽量把过去省里的工作伙伴一起带进城。这些出自地方省份的
工作伙伴，总是最能了解、最能揣摩领导人的心思。
　　各省之间竞争激烈。每位省长都会滔滔不绝地大谈有关各自省份的基本数据资料：
面积、人口、可耕地、降雨量、常年农业产量、工业、服务业，当然也包括国内生产总
值，以及这些个别项目在全国30个省份当中的排名。各个城市之间的竞争同样剧烈，市
长们也总会一一道出本市的重要数据和在全国的排名。排名由中央政府确定，目的原是
鼓励良性竞争，却因各省市领导人为提升名次而不惜一切代价，甚至引发省级的贸易战
，使省市之间的斗争白热化。像广东这样一个快速增长的省份，必须输入粮食以应付从
其他省份拥入的“流动”工人，邻近省份却不愿意出售米粮应急。另一个省份有个很成
功的电单车制造厂，却因为毗邻省份过度保护省内的厂商，苦于无法把电单车销售出去
。
　　我一直以为共产制度等于完全的中央集权统治，中国的情况却并非如此。自古以来
，历朝历代，地方政权总能在一定程度上自行诠释朝廷的敕令；离中央越远，独立自主
权就越大。“山高皇帝远”这五个字，贴切地表达了一代代人在地方政府的欺压下，郁
积已久的愤懑和怀疑心态。90年代我们雄心勃勃地到苏州市进行一项大工程，就对此有
了深切的体会。
　　我有机会略窥中国政府运作的方式——叠床架屋，权力机关共有四层：中央、省级
、市或县级、区。在理论上，中央颁布的书面指示，全国各地一律推行。然而实际上各
级政府常常为了抢地盘，势如水火，你争我夺。每个部门都死保各自的权益，想方设法
扩大权力范围。部门内部明争暗斗、勾心斗角的现象屡见不鲜。公共服务和政治任命之
间没有区别。中国共产党的权威至高无上，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确保自己在党
内占有一席之地。要飞黄腾达，或者下海从商，党籍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不过，中国领导人的素质还真是叫人钦佩。有了适当的训练，多接触自由市场经济
，他们大可以同美国、西欧和日本的顶尖高级执行人员平起平坐。他们脑筋好、思维快
、分析能力强。就算是闲聊，他们也委婉含蓄，引经据典，处处显露思路的清晰敏锐，
只有听得懂华语才能完全领略个中的旨趣。
　　我早预料到在北京的领导人素质过人，只是没想到省级官员、党委书记、省长、市
长和高级官员们也毫不逊色。中国大陆人才之众令人瞩目。能跻身最高层的人才，未必
就比错过时机的人才高了一级。中国地广人众，要登上龙门还得靠点运气，尽管他们有
一套谨慎透彻的遴选制度，着重能力和品格，不再像文化大革命那个灾难性年代一样，
思想意识和革命热忱胜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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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在理想主义的午后去打望，
寻找到一个工大美女是我最后的理想，
可惜，可惜，我只看到了支离破碎的——工大美女，
工大美女的眼睛
工大美女的樱口，
工大美女的玉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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