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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flycloud (马小军*雷斯林*贾宏声*欧文), 信区: Reading
标题: 李光耀回忆录节选（39）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12月31日10:39:55 星期一), 转信

第三十九章：天安门事件之后(节选)
与江泽民主席的交往
　　1990年10月，我同江泽民主席会面。他热情地接待我，还引用了孔子《论语》中的
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80年代初他两度访问新加坡，以及1988年他担任上海
市长时我访问上海，我们都失之交臂，没有碰面。他到过新加坡两次。第一次到这里进
行两个星期的考察，研究经济发展局如何为新加坡招商，怎么发展工业区。他当时的任
务是在广东和福建设立经济特区。第二次则只是过境停留。他对新加坡的城市规划、社
会秩序、交通情况、整洁和服务水平都留下深刻印象。他没忘了我们的标语：“处世待
人，讲求礼貌”。他很高兴能同街上的普通人讲华语，这使他到哪里去都很方便。
　　江泽民说，六四事件过后，西方宣称能通过电视干预中国的内政。西方按照他们的
价值体系办事。他能够接受不同观点的存在，但是不赞同只能有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在
这些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概念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它们不可能抽象地存在，必须同
一个国家的文化、经济发展程度挂钩。根本没有新闻自由这回事。西方报章属于不同的
经济集团，并由它们所控制。他提起新加坡在1988年限制《亚洲华尔街日报》的销售量
，他说中国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时也应该这么做。许多西方媒体对六四事件的报道并不正
确。
1994年，李资政在总统府的晚宴上欢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到访。中间是李显龙副总理
。
　　邓小平对外开放并遵循社会主义的政策维持不变。既然我对开放政策是否会继续下
去表示关注，他便向我保证，开放政策将“加速”推行。他们决意要脱离苏联的中央计
划制度。江泽民曾经在苏联念了两年书，进行过十次访问，十分清楚他们的制度里存在
的问题。中国希望建立的是一个混合经济，结合中央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制度的精髓。

　　中国希望同其他国家维持联系。它面对的是怎么喂饱11亿人民的难题。单是要为全
国提供米粮，已够伤脑筋的了。作为拥有1200万人口的上海市长，江泽民发现每天要提
供200万公斤的蔬菜也很困难。一谈起中国的庞大需求，他就谈了一个小时。晚宴上的谈
话非常生动。他不断从广博的记忆中引用童年时代就背诵过的诗词文赋。他的评语充满
了文学比喻，很多都超越了我对中华文学有限的认识。这自然也加重了通译员的工作。

　　我没有如事前所料一般地，见到一个典型老练的共产党官员。在我面前的是个身高
中等，身材圆胖，皮肤白皙，戴一副眼镜的阔脸，黑发往后直梳，经常面带笑容的主席
。他是中国的第一号人物，由邓小平在六四事件发生几天后，亲自点名取代赵紫阳。他
资质极高，博览群书，而且有语言天分，俄语说得流利，也能说英语和德语，并且能够
引述莎士比亚和歌德的话。他告诉我因为曾经在罗马尼亚工作，所以也能说罗马尼亚语
。
　　江泽民在1926年出生于江苏省扬州一个书香世家。祖父是位名医，也是个有才气的
诗人、画家和书法家。父亲是长子。他的叔叔17岁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年国共内
战时被杀，当时才28岁，算得上是个革命烈士。这个叔叔膝下无子，所以父亲在江泽民
13岁那年把他过继给叔叔的遗孀。因此，当江泽民在南京的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参加学
生共产组织时，可以说具备了毋庸置疑的革命的家庭背景。
　　他在一个书香弥漫、画作丰富和音乐气息浓厚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江泽民歌唱得好
，也弹得一首好琴，喜欢听莫扎特和贝多芬。来自不同省份的人在学术表现上明显不同
。江苏是中国的“湖区”，千百年来，清爽舒适的气候吸引了无数退休的官员和文人。
他们的后裔提升了那里人口的学术水平。苏州在江苏省内，春秋时期（大约公元前770年
至公元前476年）曾是个国都。那里有条状元街。状元是每三年一次在京试中考到第一名
的考生。苏州领导人总是很自豪地说，状元街出了很多状元。
江泽民活泼外向
　　我早听过有关江泽民的汇报，但在真正接触时还是感到意外。想不到会碰上一位这
么活泼外向的中共领袖。江泽民于1980年曾在新加坡待了两个星期，当时经济发展局派
了一名署长吴博韬担任他的联络员。江泽民当上总书记之后，吴博韬为我写了一份简略
的江泽民印象记。他对江泽民受委坐上第一把交椅感到意外。在他印象中，江泽民是个
认真勤奋、明察秋毫的官员，会仔细研究每个问题，做笔记，凡事追根究底。吴博韬很
欣赏他，因为他不像其他中国官员那样住在五星级酒店，而是选择了繁华的乌节路以外
的一家三星级酒店。他乘坐吴博韬的普通车子，甚至搭德士或者步行。江泽民是个节俭
清廉的官员，但是看起来不像是个擅长搞政治的人物。
　　两个星期快结束时，江泽民坦然地直视着吴博韬说：“你对我还没说尽，你一定还
有秘密。中国的土地、水源、能源、劳工，都便宜得多，但是你们吸引得了这么多投资
，我们却做不到。这到底有什么秘诀？”吴博韬很为难地说明，关键在于政治信心和经
济生产力。他抽出商业环境风险指数的报告指出，新加坡在一甲至三丙的评级中排在一
甲，中国则连评都没有被评到。新加坡之所以安全而有利于投资，全赖于政治、经济和
其他因素。这里没有被充公的危险。我们的工人勤劳，生产力高，而且极少有工潮。我
们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他详细地介绍了商业环境风险指数的衡量标准。江泽民并不完
全信服。因此，吴博韬让江泽民把商业环境风险指数的报告带回去研究。在江泽民前往
机场之前，两人在他窄小的酒店客房里进行了总结讨论。江泽民终于说，他明白其中的
奥秘，经济发展局有的是“怎么促销信心的独特本领”。吴博韬总结说：“我从来没有
想过他会成为中国的第一号人物。他的为人太好了。”
　　我们两人很合得来。江泽民爱结交朋友，我则直接坦率。同李鹏在一起，我必须小
心地连半开玩笑也有所顾忌。江泽民则知道我没有恶意，从不见怪。他也有个非常不像
中国人的习惯，喜欢拉着客人的前臂，殷切地看着对方的眼睛问一个直接的问题。他的
眼睛是他探测谎言的仪器。当他提出一些关于台湾、美国、西方和中国本身的尖锐问题
时，我并不回避，我想他一定对此感到满意。
　　我们两人之间的友好默契，对处理棘手和敏感课题的确有所帮助。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因为他的和气和时时引用诗词的偏好而低估了他的能
耐。但是他肯定有他强悍骁勇的一面，他的对手在试图挫败他时，必然早已发现。他的
正直人格，他对邓小平赋予他的崇高使命的献身精神，以及继续推展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使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工业社会的决心，都是不容置疑的。他
费了一番唇舌向我解释，中国必须有别于西方其他自由市场，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
　　两年后，1992年10月，我和江泽民重逢，双方讨论了国际局势。那是美国大选前几
个星期。我建议如果克林顿胜利了，中国必须采取缓兵之计，为自己争取时间。江泽民
应该给克林顿调整的空间，以便扭转最惠国待遇等政策，避免正面冲突。一个新上任的
年轻总统，急于向支持者表现自己将信守竞选演讲所做的承诺，这可能给中国和美国带
来麻烦。江泽民听我说着，并不直接答腔。
　　江泽民描述了中国的经济情况，然后问我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应有多大的增幅才算
最理想。他们之前的预期目标是6%。下一次的人大，他们把目标定为8%或9%。我回答说
，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在工业化的最初阶段，都取得了持续好一段时期的两位数增长，通
胀率也偏低。石油危机爆发以前，新加坡通胀率低，每年取得12至14%的增长。新加坡的
理想增长率并不在于任何魔幻数字，而是取决于我们的劳动力和生产力是否获得充分发
挥，利率和通货膨胀率是不是受到控制。我补充说，吴庆瑞博士（我的前财政部长，曾
为中国的经济特区提供咨询）相信中国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
民银行无法控制信贷。中国人民银行每个省份的分行，在放贷时完全看省政府的脸色行
事。而且，有关货币供应的数据资料，在任何时候都不足够。中国要控制通胀现象，就
非得对货币供应有所管制不可，而且不能允许中国人民银行的省市分行，在中央银行不
知情或不批准的情况下放贷。
　　江泽民对此做了记录。他说，他是电机工程师出身，不过也开始学点经济，阅读亚
当·史密斯、保罗·塞缪尔森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即佛利民）的著作。他并不是惟一
研究市场经济的中国领导人。我劝他研究美国联邦储备局和德国中央银行的运作方式。
这两家中央银行都办得很成功。其中，德国中央银行在对付通货膨胀方面更有效。德国
中央银行的主席由总理委任。但是受委之后，他就全权自主，总理不能命令他增加货币
供应或者调低利率。中国必须控制信贷，而不是过分关注是否能取得超理想的增长率。
打个比方说，如果广东省因为有了香港的资金来源，增长速度比其他省份来得快，那么
就应该放手让它继续增长，再通过改善公路、铁路、航空、内河和海上交通，鼓励这种
增长势头带动其他邻近的省份。他同意研究这些建议。
　　1994年10月，我们有过一次热烈的讨论，谈的是台湾问题。那年5月初，台湾李登辉
总统在新加坡停留，要求吴总理代为向江泽民主席提议，让中国、台湾和新加坡（新加
坡只持象征性股份）联合设立一家国际船运公司，处理中台之间的贸易。所有同中华人
民共和国进行贸易的船只都将归属这家公司。
　　吴总理致函江主席传达这个建议。江主席并没有接受。后来，我和吴总理决定提呈
一份新加坡的建议书，建议成立一家船运和航空公司，在新加坡注册，由中华人民共和
国、台湾和新加坡三方共同拥有大致相等的股份，为中台两岸的鸿沟搭建桥梁。这家公
司将跟中国和台湾租用同等数目的船只和飞机。三年后，中台两地将收购新加坡的股份
。1994年9月中，当我在台湾同李总统会面时，他赞成这项建议。
　　几天后，也就是10月6日，我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江主席。他建议我们进行小组讨论，
他那方由他本身和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代表，我们这方则由我和新加坡驻
北京大使代表。江主席说：“我有通译员，但是我们别浪费时间，你就说英语好了，我
听得懂。而我说华语，你也能听懂。什么不明白的，我的通译员可以帮忙。”我们的确
节省了不少时间。
　　我说，李总统赞成我们的建议，不过相信细节上还会碰到许多困难，因此希望新加
坡能协助解决。台湾的外长希望船运先开始。他们已经在高雄划定了特区，作为国际货
运港口。一年后船运码头顺利开放，空运就可以开始了。
　　江泽民说吴总理的建议出自一片好意，可惜并不恰当。两地要合作，没理由还需要
掩饰。这些观点他早已从不同来源听说过。他接着提及李登辉在接受日本小说家司马辽
太郎访问时的谈话内容，访谈于那年4月在一份日本杂志上发表。（李登辉受访时把自己
比喻成摩西，要率领他的子民脱离埃及到应许之地。）江泽民说李登辉想方设法争取参
加广岛亚运会之举，就显示他完全不可靠。李登辉要的是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他
们之间谈得越多，鸿沟就越大。李登辉一直是说一套做一套。李登辉不应该把他当傻瓜
，以为他看不出李登辉的真正意图。江泽民说，中国领导人说话字斟句酌，而且言而有
信，言下之意，是台湾领导人并非如此。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信义，意思是李登辉无信
无义。他谈到李登辉巴结前宗主国（指日本）时，面露愠色。
　　江泽民滔滔不绝，即使有时我只抓到大意，不完全明白他所用的一些特定词语，我
也不打岔要求他澄清。他慷慨激昂，说明自己的立场严肃认真，信念坚定。
　　我当时没法了解他强压下去的怒气，过后才发现在那次同他会面前三天，我人在河
南的时候，李总统曾对《亚洲华尔街日报》说：“北京现在没有一个够强的领导人，没
人能做最后的决定。邓小平虽然还健在，我们却不以为他还能思考。邓先生设法扶持江
泽民，把他提升为集所有职权于一身的最高领导人……我们也许会在邓先生走了之后看
到真正的领袖登场。只是我不知道这个人是否已经出现，或者仍然躲在幕后等着露面的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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