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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dae (满天星斗), 信区: Reading
标 题: 第三篇10
发信站: 紫 丁 香 (Mon Apr 24 09:23:44 2000), 转信
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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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的办公室事先已打电话跟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打过招呼。我们到哈尔滨后,
一切都安排得很周到,光参观哈尔滨市就足足有一个礼拜。我们参观了工业区,工
厂组成了民兵,发了枪和弹药,随时准备迎战苏联。地下的地道连成一片,开始覆
盖上水泥,成为永久性建筑。我们也去看了近郊的几个野战医院,房屋和设备都很
简单,但用作急救站是绰绰有余的。我想去看珍宝岛的提议被拒绝。省革委会主任
说,中苏边界仍然有时有小型冲突,战争的气氛很浓,还是不要去的好。
从哈尔滨又乘火车到牡丹江市。这是一个小城市,但是很整洁安静。我们在镜
泊湖住了一夜。这是一串湖泊连在一起,景色宜人。当地人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前,
这里还有些白俄居住,靠狗熊和东北虎为生,文革以后都离开中国了。由市革委会
钟司令招持参观和款宴十天后,我们乘车到了宁安。我们人员增加了,黑龙江省卫
生厅派了一位医生,牡丹江市又派了一位外科医生和护士。我们一起在农村走家串
户,进行义务医疗。我这下真成了“赤脚医生”。
我住在人民公社的办公室里,和卫生员小李同一个房间。李对我像对父亲一样
照顾我。黑龙江的黑土丰沃,适合种植玉米和大豆。
农民的土屋也和南方不同。屋子用泥土砌成,稻草覆顶。屋内有个大坑,一家
男女老少都一起在上面吃饭和睡觉。黑龙江省不像国内其他地区,森林未遭到滥砍,
因此家家有足够的木材做柴火。炕下有个煮饭的火炉,烟囱冒的热气可以暖炕。
宁安县有汉人,也有朝鲜族人。朝鲜族人有不同的习俗。他们用一种彩纸贴在
炕上,让炕台看起来干净,屋内也显得整洁。中国人习惯铺一层稻草在炕上,所以
看起来葬乱。公社的农民没有江西穷,但手头也很拮据。没有医生,如果生了病,
得走去宁安城里看病。但没有人想到要去看病——医药费太贵,城也太远。现代医
疗观念在此并不存在。
秋收时,有天有个老农妇被麦芒扎穿眼睛的角膜,我没有适当的医药或设备,
我要她去城里的医院看看。但她没有钱,不可能去。
我是大部分农民平生仅见的医生。我从一村到一村,走家串户,用最基本的器
材药品进行义务医疗。他们看到我们时总是笑逐颜开,十分亲近。公社内有两种肆
虐——肺结核和条虫病。农民养猎,在田里野放,不设猪圈,常食生的粪便而染上
条虫。农民吃猪肉,总不煮烂,因此很容易染上条虫病。
我虽然喜欢这里的义务医疗生活,却没能见着娴一面。娴所在的五七干校由于
战备,已经从黑龙江迁到河南省沈丘。我非常思念我的家人。冥冥中,似乎命运的
魔掌一直在把我们分隔开来。从娴的数封信中我得知她日子很不好过。我下放到黑
龙江后有不少传闻。一个说法是说我因政治问题被调,另一个说法是说我向苏联“
投诚”,或遭俄国人绑架。我的家人和我都为这些恶意中伤而感到沮丧。但宁安的
封闭生活非常平静。宁安似乎是文化大革命纷拢世界中的桃花源。
我已经到宁安四个月了。一九七0年十一月六日我们正在村子里给农民看病,
一辆吉普车开来。钟司令从车上跳下来说:“找你足有两个小时了。我们从一个村
子到一个村子,真难找啊。”
我问他什么事。他说,北京中央办公厅来了长途电话,有紧急状况,要我立刻
回去。我将医疗队交给张政委和牛医生,同钟司令上了吉普车。到牡丹江市已经是
晚上九点多钟了(这一地区只有牡丹江机场)。钟司令一定要给我饯行,我推托不
掉。但我一点也吃不下去,我不知道叫我赶回北京是什么事情,会不会有了新的周
折。
到飞机场已经快十一点了。一架苏联制伊而六十二飞机停在机场跑道上。我登
上飞机,机舱中只有我一个人。抵达北京西郊机场已经深夜二时多。毛的司机老张
正有等我。
座车在空荡而黝黑的街道上疾驶向中南海。我仍穿着一身厚棉军衣。车子停在
室内游泳池前时,我已满身大汗,对我说:“他老人家坐在大厅里等你。你见过他,
我再告诉你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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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坐在他的书房兼会客室的正面沙发上,面色潮红,呼吸急促。他问我在什么
地方巡回医疗。我告诉他在宁安,就是满清时的宁古塔。他说,那就是顾贞观写的
那首词:“季子平安否”给吴汉槎的地方了。我说是的。他说:“我可是不行了,
病了,所以 请你回来。你先叫护士长把我的爱克斯光片拿出来看看,明天再给我
检查,说说你的意见。”我向毛报告了一下宁安的义务医疗工作,说在那里不苦,
做“赤脚医生”是个很好的学习经验。我表示想马上看看片子。
吴旭君在值班室内拿出毛的胸部爱克斯光照片,对我说:“李院长,这回可出
了大事了。”
我不禁愕然。我说:“你怎么叫我李院长呢?”
吴说:“是李院长,已经下了任职命令了。”我流放期间,总参谋长黄永胜、
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已经同意通过任命我为解放军三0五医院院长。
我问吴旭君:“到底出了什么大事?”
原来是当年八月到九月在卢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也就是我去黑龙江后不久)
的事。毛退居二线后,一九五九年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一九六九年底,刘少奇遭
凌虐至死。林彪想经由此会再次提出设立“国家主席”的建议。毛几次打招呼不设
国家主席,废除这个职位。
林转而寻求汪东兴的大力相助。后来汪跟我说,上卢山以前,叶群同他打招呼,
要主张设国家主席,“否则没有林的位置了”。叶知道毛决定撤除国家毛主席这一
职位,便纵恿其他领导人提议。这样主张的人多,毛也不能不尊重多数人的意见。
林彪集团主要成员,除了叶群以外,有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
军司令李作鹏和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以及陈伯达。汪东兴告诉我,一九七0年八
月上卢山以前,他们就已商量好,要主张设立国家主席,并要在会议的各分组发言
中首先表态,用以左右全会的代表们的发言。
原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党
委。陈事先与林彪和叶群商量好,由陈编选马克思、列宁和毛的一些讲天才的语录,
经林彪审定的“天才论”的材料,陈在小组会上宣讲。文中吹捧毛的天才,鼓吹毛
复任国家主席,并刊登在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一时会议代表都以为这是毛的意旨,纷纷发言,主张设国家主席。早在一九七
0年初,毛就向政治局党委表示,他决不再出任国家主席,也不要设国家主席。但
大部份中全会的会议代表并不知道。一旦恢复设立国家主席而毛又不聘任,在这种
情况下,只有林彪为唯一可能人选。这便是林的如意算盘。林彪这下犯下了和刘少
奇一样的政治错误——以为中国可以有两个主席。在毛眼里,想和他齐头并立是犯
上作乱。
八月二十五日毛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扩大会议,决定收回华北组会议第二
号简报,严厉批评陈伯达,随之开展“批陈整风”(1)。
汪在华北组会上,吹捧林彪,主张设立国家主席。毛发了大脾气,说汪是林彪
一夥的。把汪臭骂了一顿,现在汪等于停职反省。汪在家里写检讨,闭门思过,并
把叶群找他谈的话全告诉了毛。为些毛表彰了汪,也就解开了怀疑汪的疙瘩。
这期间周恩来同扬德中谈了话,叫杨准备接管警卫局。周想顺着毛的意思,撤
消汪的职务。康生则找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部主任武建华和在清华大学支左的迟
群讲了周的布置。武与迟二人却向汪透露了这个消息。汪因此极恨杨与王良恩。
汪对我说:“我犯了大错误了。现在在家里写检讨。这也好,闭门思过,休息
休息。主席已经生气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但汪因此对周恩来和康生恨之入
骨,又愤愤地跟我说:“他们这几个人等着瞧。”
汪的事在一组掀起的余波不小。毛还叫吴旭君揭发汪的问题,说吴是汪的一夥。
吴说:“我一天到晚在你这里值班,汪搞些什么,我怎么知道。”吴确实不知道汪
的活动。但从此对她不信任了,不让她值班。
毛的女友刘和她两位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朋友,都不再充许进入中南海。刘和
叶群、林彪关系密切,毛怀疑刘是林彪的特务。林立果现在空军权倾一时,毛认为
她们三人都是林立果派来的。毛有一次对我说过:“这些人都靠不住。”
张玉凤从这时开始,才搬进中南海,给毛正式值班,照管毛的日常生活。
两位外交部的女孩子——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海蓉和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司长
兼毛英文翻译唐闻生,几乎每隔一两天来一次。也是从这时开始,毛接见外宾都由
她们二人经管。甚至周恩来要向毛呈报一些事,也都经过她们向毛报告,并转过毛
的意见。
我有时很奇怪,江青为什么不再来查访毛的私生活。我问吴旭君。吴说,在卢
山会议时,毛和江谈了一次话,有了“协议”,毛向江点明了自己的私生活问题,
毛要江不要过问毛的私生活,代价是毛在政治上提拔和保护江。
八、九月卢山会议所爆发的党内政治斗争余波未平。林彪声望逐日下降。毛像
身处往常的政治斗争中一般,在鹿死谁手、局势未定之前,十一月又生了病。
在卢山大闹一场以后,毛就开始不大舒服,到十月下旬越来越重,周恩来派了
三位医生来看,照了爱克斯光胸片,已经注射了抗生素。他们的诊断是肺炎。那时
毛的迫害妄想狂已经十分严重。毛一听就火了,说他们是林彪派来的,是按着林彪
的指挥治病,连着发了两天脾气。张玉凤向毛提出来,不如叫我回来看看。毛同意
了。汪东兴其实早就想叫我回一组了,但汪不能提,否则疑心病重的毛会将我和汪
连在一起。这样我才从黑龙江赶回北京。
我拿起片子看,是肺炎的影像。可是在当时的激烈政治斗争中,毛的精神处于
高度紧张和怀疑状态。按照科学态度,应该实事求是说明诊断,但是如果这样做的
话,我也就成了林彪一夥了。因此我同他讲,看来仍旧是老毛病,慢性支气管炎急
性发作,只要打针就好了。
我讲完以后,我看一脸焦虑的神情立刻放松了,然后用双拳猛扣前胸说:“林
彪大约希望我的肺烂了。你再拿着片子去看这三位大夫,看看他们怎么说。这三位
太可笑,一个只管检查,不说话。一个只是说话,不检查。另一个戴个大口罩,既
不检查,又不说话。如果是肺炎,我就停止打针,看死得了死不了。”
我去找了三位医生,将我与毛的谈话告诉他们。我说,在日前,如果一定坚持
是肺炎,他接受不了,只要他同意继续治下去,就达到了目的。他们都同意了。
中南海门诊部主任说:“我们也不知道卢山上发生了什么事,谁也没有想到将
病和政治连在一起。真是倒楣。其实都是总理在指挥。”
我又回到游泳池,向毛说了,三个人都同意我的看法。毛很高兴,当夜请我吃
饭。我巡回医疗期间原定是一年,现在毛不要我回黑龙江。毛说:“你不要去了,
我这里可能还有事要你办。”我当时认为,我为汪受过,被流放到黑龙江,很不公
平。我向汪说:“主席还是用我啊,为什么我的爱人不能回北京呢?”于是一、二
周后,汪东兴安排将娴由河南调回北京。我们一家总算又团圆了。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接见了他的老朋友爱德加·斯诺。接见期间,毛
对我说:“斯诺这个人,看来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让他知道中国的内幕,有好处。”
(2)
毛利用这次接见机会来促进中美关系,并传达他愿意邀请尼克森来中国或接见
美国其他高级官员。他也想藉此使中央情报局知道,中国内部政治斗争目前十分紧
张,看看美国有什么反应。毛在谈话中指出:“喊我万岁的人有三种。第一种是真
心喊,这种人不多。第二种是随大溜,这种人最多。第三种嘴上喊万岁,心里希望
我早死,这种人很少,可能那么几个。”
我于一九八八年在美定居多时后,才知道斯诺在一九七0年访问中国当时,他
在自己家乡是个不受欢迎的人物。中美建交后,他才将这段话转告美国政府。我想
斯诺极有可能也不了解毛上段话中的深意。毛指的第三种人正是林彪。
注释
(1)包括陈伯达和汪东兴在内,无人明白支持林彪出任国家主席,即使议论中的
言外之意昭然若揭。议论公开集中是否该恢复设立国家主席。
(2)没有证据支持毛认为斯诺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员的猜测。斯诺对这次与会晤
的说法,见前引The Long Revolution,pp.169-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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