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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dae (满天星斗), 信区: Reading
标  题: 第三篇17
发信站: 紫 丁 香 (Mon Apr 24 09:53:41 2000), 转信


                               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８５
    毛仍在长沙，未参加北京的会议。汪东兴也没有回去。汪觉得北京闹得这么凶，
这样的政治局会议他没法子参加。
    我想回北京。我在长沙起不了作用。我们的人手不足，万一发生突变，需要抢
救，很难进行。北京的医疗组仍需一起研究，制定下一步的治疗急救方案。
    胡旭东、吴洁和我于一月初回到北京。我们的医疗组又加入解放军总医院耳鼻
喉科姜泗长主任。北京医院外科周光裕主任、麻醉科高日科主任，以及北京协和医
院皮屑科袁兆庄医生四人。稍后，这四位同胡旭东主任去了长沙。
    我留在北京，开始向几位高级领导做简报。我先找到叶剑英，希望寻求各领导
人的合作。毛不肯接受治疗，我们极需政治局的帮助。另一方面，也该让政治局了
解毛的病情。叶元师很热心。我们聊了一会，谈到我自已负责毛的医疗保健二十一
年之久。然后我将外出这半年的情况详细告诉了他。我们也商量如何说服毛下胃管，
用鼻饲，会减少食物吸入肺内，发生肺炎。
    叶剑英一直鼓励我。这段期间我跟汪东兴、张耀词的关系也不好。我将毛的病
向汪东兴、张耀词讲了很久，他们一再说不懂。甚至拿了模型、绘图，说了也是白
搭。自从毛发现有了这个不治之症以后，张耀词更是一副推卸责任，生怕有些事落
在他的肩上的样子。张一再强调，他又不懂医，他只管警卫。
    叶的话使我的精神压力大为减轻。叶说，依毛的脾气，恐怕不肯下胃管。叶也
提醒我，不要使江青又藉机发动夺权活动。叶记得江在毛一九七二年病重时搞的那
场闹剧。江仍可以再斗我一次。叶并要我不要担心，他答应在江青对我伸出毒掌时，
帮我解围。
    我长舒了一口气，全身好像轻松了一些。我回到三０五医院，开始筹备工作。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日，我去三０五医院的新楼病房探望周恩来。周的病情又
恶化了。周去年十二月去长沙前，医生发现他的大便有潜血，当时为了解决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的问题，没有告诉他。大会在一月十七日结束，中国这列火车又重新向
现代化的路上驶去。这时医生又怀疑他有结肠癌，正准备做结肠镜检查。
    周面容清癯，脸色苍白。他不愿整天躺在床上。我见到他时，他坐在沙发上，
穿着整齐的中山服。我向周解释，因为他正在检查和治疗，恐怕影响他的休息，所
以回北京两个星期都没有来。周怪我不早去，他很关心毛的身体情况。
    那时毛已离开长沙前往杭州。北京医疗组第一批人已随毛去杭州。我和其他人
员定于明天前往杭州。我不在期间，毛终于同意进行总体检查。
    周也和别的医生讨论过毛的病情。毛的白内障好治疗。他问我们，对运动神经
元病研究出办法没有。周还是难以接受那是不治之症。我告诉他，对这个病实在没
有什么好办法，国外也没有办法。
    周说：“可以请中医看看。”
    我告诉周，毛并不相信中医。即使看了，熬的汤药，他也咽不下去。现在已经
不能喝水，一喝就呛，只能喝像稀浆糊样的稠汤。
    周沉默了一会，然后说：“你见到主席，替我向主席问好。”
    第二天，我带着十二名护士和十名医生离开——吴洁、两位神经内科医生、三
位眼科医生、两位爱克斯光科医生、两位化验医生。耳鼻喉科和外科医生已经在杭
州。
    毛的总体检查分四天完成。原来按保密规定，给“首长”进行检查治疗，各科
医生只能了解和处理本科的疾病，不允许打听别的科的情况。我的工作便是分析各
别报告，再拟出一套治疗办法。这条规定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医疗本身是一个整
体，各科之间互相保密，就不可能得到全面的判断，特别像毛已经不是一个系统、
某一个系统。某一个器官有病，各科如仍互不商量，就会顾此失彼，发生医疗上的
失误。经汪东兴同意，这次可以各科分别检查，然后共同讨论做出全面的衡量。耳
鼻喉科医生先行检查，再来是内科、神经内科和眼科的检查。做了心电图测试，取
了胸部和心脏的爱克斯光片。由心脏的爱克斯光片可以判读心脏是否有扩大的迹象，
如果有，那表示有心力衰竭的危险。
    综合这次检查的结果，毛患有运动神经元病、两眼白内障、冠心病、肺心病、
两肺底部有炎病、左肺有三个肺大泡、左臀部褥疮、血液中的氧气过低。这时候毛
还有低烧，咳嗽很厉害。大家商量这次无论如何要下胃管进行鼻饲，这样服药也方
便。另外再做白内障手术。
    我综合了大家的意见，给毛写报告，说明检查结果、病情分析和治疗对策。二
十七日写完，交给了张耀词。张耀词给了张玉凤，让她向毛报告。因为这时毛已完
全失明，一切报告都得由别人读给他听。
    二十八日凌晨五时半，张耀词把我叫醒，要我和所有医疗组人员立即赶去和汪
东兴开会。张玉凤刚传送了毛的旨意。我们纷纷赶到四号楼集合后，张耀词说：“
刚才张（玉凤）秘书叫我去了。说医生的这些办法，都不顶用。张秘书已经同毛主
席商量好了，要用输液的办法治。输液是很好的补药，有营养，能治疗。现在请你
们来商量，立刻就输。”
    文革期间，高级领导黄永胜、邱会作等人流行用输液（葡萄糖）和输年轻战士
的血做为补药。江青听说年轻力壮男子的血液可增长寿命，便安排了年轻军人捐血
来供她输血。张玉凤听说了这些方法，便建议毛采用。
    这些话说得大家面面相戚，没有一个人表示态度。汪东兴于是一个个点名，问
他赞成不赞成。汪说，只要都赞成，就好办。
    在汪的这种高压气氛下，问到谁，谁也不敢表示说不赞成。最后问到我。
    我忍无可忍，说：“输液是一种好的治疗方法，特别在急救时很重要。但是现
在的病，不是输液能解决的。何况我们的输液方法，还用输液瓶这老办法，不是密
封式的，输液后发生输液反应的不少。一旦用一种并非必要的治疗方法，引出剧烈
的反应，可上医疗上的事故。那时张玉凤可以说，她不懂医，提出的方法是由医生
来决定的。我怎么样交代得过去？”我绝不让步。
    张耀词大为光火。他说毛听了报告很不高兴。现在起码毛同意张玉凤的办法。
这下要怎么办？
    我很气张耀词和张玉凤两人。我说：“医生提出来的治疗方法，不一定会被接
受。但是如果除医生以外，大家都多解释说明这种方法的重要，那么就容易接受。
昨天我将报告交给你，我说最好同张玉凤谈谈，说清楚治疗方法。你说不要了，她
看报告就可以了。我认为张玉凤与医生合作很重要。”
    汪东兴生气了。汪说：“那么就是你一个人不同意了，一个人要听党的，听组
织的话。各行其是，要倒楣。”
   这件事跟 党和组织都扯不上干系。这是医学上的具体问题，属于专门知识，不
是张玉凤、汪东兴、张耀词或党所能决定的。我强调毛主席早就说过，有病只好听
医生的。
    双方僵持不下。汪叫我给毛写个报告，解释为何只有我一个反对输液。让毛自
已做最后决定。当天我写了一个报告。张耀词交给了张玉凤。当晚传出话来，毛决
定不输液了。
    但这下我处境艰危。没有人高兴我的作法。我不能直接见毛，我工作上必须有
张耀词、汪东兴和张玉凤的配合，但他们反而造成毛医疗工作上的因扰，毛的病情
只会越加恶化。这次如果不拒绝这种蛮横不负责的作法，以后怎么样进行工作？而
且出了问题，医疗组得负全责。因此医疗组里的人也忧心忡忡。大家赞成我的主张，
但觉得得罪了这三人，以后的工作不好做下去了。
    另外还有政治的因素。江青自一九六八年起要将我打成反革命，一直没有打成。
我则终日惶惶，处在刀口上。一九七二年江青又说，在一组有个特务集团。这个事
情并没有完结。如果我在治疗上不小心谨慎，出了事可是自投罗网，到那时百口莫
辨。
    吴洁跟我说：“我们最好退出医疗组，让他们另外找人。否则直要出大事情了。
我真替你担心。”
    吴洁自然是好意，但是我如果不遵守医疗原则，而出了医疗事故，我是医疗组
组长，怎能推卸责任呢？毛的病是不治之症，病情逐渐加重，今后的因难多得很。
我说：“这也没有那么容易。我是组长，想退出退不掉。只要我们按照医疗原则办
事，不会出大问题。”
    我后来私下去找了汪东兴谈，他当时态度已经冷静下来，也为输液的事向我解
释。汪说：“讨论输液的事，我不应该参加，应该由医生们自已讨论。这事情做得
莽撞了。不过你也太没有弹性。我想好了，过了春节，只留下胡旭东、耳鼻喉科医
生、外科医生和麻醉科医生在这里。你带着其他的医生、护士先回北京，再详细讨
论各科的治疗方案。像眼睛的白内障，能治就先治。不过事先要找年龄和身体都差
不多的白内障病人都试验，给这些人做手术，写出报告，让主席知道怎么作法，他
才能下决心治。别的不容易治的病，可以多方面想想，不能说一点办法都没有。”
    汪说要向中央政治局正式汇报一次。领导中，只有周恩来和叶剑英对毛的病了
解得比较清楚。前阵子报纸上还形容毛“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中国人民和其他
的政治局委员都还以为毛没有病。汪觉得如果不报告一下，以后出了事，就不好办
了。
    江青仍不断在找汪的麻烦。她对毛的病从不过问，反倒说，由老汪你们负全责。
汪说这是不怀好意，明明是一旦毛主席去世，她唯我们是问，然后借机会打反革命。
她可以说，主席的病，她和王洪文两个人没有插手，是周恩来、叶剑英和汪东兴在
管。是他们的责任。所以这次无论如何要向政治局汇报，要政治局大家负责。
    二月八日在回北京的飞机上，汪叫我到他的舱房里去。他问我是不是生气了。
我说：“我没有别的意见，主要的意见就是你对张玉凤过于迁就了。你们都不管
她。大家对你们是很有意见的。”
    汪听了很不高兴，说：“有些事说不清楚。主席不让她走，我有什么办法。现
在主席说话，根本听不清在说什么，可是张玉凤因为一直在身边，她能听懂。换了
别人，还是听不懂说些什么。”
    所以张玉凤能持不来耀武扬威，完全是因为只有她听得懂毛主席的话。
    回到北京以后，吴旭君离开一组。
                                  ８６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五日在人民大会堂，医疗组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毛的病情，和
这次检查身体的结果。
    在汇报的前一晚，我到三０五医院去看望周恩来。我将这次给毛检查身体的结
果，和为了输液问题发生的曲折告诉了周。因为医生正在准备给他做结肠镜检查，
我劝他不要参加汇报会了。
    周沉思了一下说：“还是参加的好。这是医疗组第一次向政治局汇报，应该尽
可能参加。江青同志他们可能要提出一些问题，你们应该有充分的准备。输液的事
就不要讲了，否则事情更加复杂了。”
    医疗组到达大会堂的时候，已经是十五日下午两点多钟。政治局正在开会。过
了一会，汪东兴走出来，他问我准备得如何，我说由我先将病情讲清楚，由吴洁讲
心脏和肺脏疾病的论断与治疗，黄克维讲运动神经元病，张晓楼讲两眼的白内障治
疗，李宣德讲爱克斯光肺片和心脏片的不正常发现。我们都预备了模型和挂图来辅
助说明。最后我再综合讲讲各科的治疗步骤。
    汪最后叮嘱说：“周总理是带病来的，邓（小平）副主席是第一次听到主席的
病情。他的耳朵不好，一般说话的声音，他听不清楚。你告诉大家，说话声音要大。”
    我们陆续进了会场。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坐在面正中央的位置上，其他的
政治局委员围在两旁。我们坐在面对他们的椅子上。我们好像面对法官，在受审。
    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了，所以这你的汇报并不困难，但是麻烦的仍旧是运动神
经元病。有模型和挂图也不能使绝大部分的政治局委员听得懂。
    江青说：“你们说，这个病很少见。那么主席怎么会得上这个怪病？你们有什
么根据证明，主席得的是这种病？”
    黄克维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解释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当然，怎么样会得上这个
病，谁也没有办法回答出来。黄只能说，这个病的病因还没有研究出来，所以不知
道为什么会生这种病。
    黄讲到了可能发生的危险，是呼吸肌麻痹。好多人又不懂呼吸肌。黄解释呼吸
肌时，无意之中，用排骨肉来说明肋间肌。这引起了姚文元的申斥说：“这对主席
太不尊重了。”
    姚文元的话讲出来以后，黄克维慌了，下面的话结结巴巴说不下去。大家都很
紧张，会场上立时沉静下来。
    这时周恩来说：“这次你们给主席做的身体检查，很仔细，很全面。诊断也确
定了下来，我们感谢你们。下一步的治疗打算怎么样进行呢？”
    我说明治疗的方法和步骤：在做白内障摘除手术之前，预备先进行一些试验研
究手术。最后又有一波折，当我说到下胃管用鼻饲的重要性时，江青说：“下胃管
用鼻饲，我知道这个办法痛苦得很。你们这不是折磨主席吗？”
    邓小平说：“刘伯承同志（中共十大元师之一）就一直用鼻饲。主席同意了吗
？”我说，还没有同意。
    邓小平说：“主席的事勉强不得，慢慢地劝，同意了，就做。这样看来，运动
神经元病是没有好的办法了。你们再多研究能不能有些治标的方法，能够使这个病
进展得慢一些也好，白内障的摘除手术要准备好，各方面的病情都要思考进去，不
能只看眼睛，要注意心脏和运动神经元病的问题。你们尽一切力量想办法治疗，需
要什么药品和器材，告诉汪东兴同志去办。党感谢你们。”
    周恩来附和着说：“党感谢你们。”邓小平又说了一次：“党感谢你们。”我
们便退了出来。其他政治局委员毫无反应，他们保持沉默，以免往后得为毛的事负
责。当时听上去，大家很高兴，尤其与江青他们的申斥和指责相对照，大家似乎舒
了一口气。
    但是做“首长保健工作”时间久的人，心里都明白，这种感谢的话，尽管在政
治局会议上说出来，却是没有丝毫法律上的约束力的，到头来只是一句没有意义的
空话。
    从三月起，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发起针对邓小平和其他长征老干部的“批经
验主义”运动。此时，姚文元发表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主义基础》，认为在
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姚此篇文章是在抨击中共党内的长征老干部。他们
绝大部分是农民出身，文化水平不高，没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知识，但政治
经历丰富的老党员。他们的政治实力雄厚，德高望重。而江青、张春桥、姚文姚等
人是所谓的党内知识分子，知识水平较高，但政治历练不足。一月第四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后，江青等人没有争到任何实权职位。因此这个“批经验主义”运动，其
实是在文革期间窜红的年轻干部和平反复职的老干部两个派系的权力斗争。所以江
等批经验主义的目标，仍然是要打倒周恩来、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
    当毛知道江青的夺权企图后，立即出面加以制止。毛在四月作了以下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主义）的不多。有些人自以
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说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主义）的一种
表现。”毛所谓自以为是的教条主义，骂的就是江青一移人。
    毛泽东在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讲（毛让张玉凤把他的话记下来，然后
交给联络员唐闻生和王海蓉转交政治局）：“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
二十八个半统治，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
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
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叫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我看批经验
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
    邓小平按照毛的意见，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了几次批评。江
青等四个人都作了书面检讨，算是告一段落。这次邓小平似乎占了上风。
    汪东兴这时同我说：“邓这个人很奇怪，这什么不乘此机会，穷追猛打，将这
四个人扳倒呢？”
    我说：“这事没那么简单。王海蓉，唐闻生告诉我，康生叫她们去问清情况，
知道了主席对江青四个人的批评，让王、唐两个人告诉主席，江青和张春桥在三十
年代都是叛徒，并且有证明人。王、唐觉得这个问题太大，她们到三０五医院告诉
了周总理。总理说：‘这事不能卤莽。主席至今没有松口要批倒江青四个人。如果
将叛徒这事报告他，他不同意，康生同志到时可以不承认说过这些话，空口无凭嘛。’
所以真想要把江青扳倒，没有那么容易。”
    此后邓小平在各方面进行整顿，并且说毛有三条“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
反修（修正主义）防修（修正主义），第三、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
去。
    江青四人帮仍不死心。江利用毛远新频频向毛传话。毛远新多次向毛泽东汇报，
提出“我很注意水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
很少批评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汪东兴觉得毛容易听信谗言，在毛远新不断灌
输下，渐渐会对邓小平起疑心。果然不出所料，由九月底开始，毛用他的侄子毛远
新作为他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而中止了王海蓉和唐闻生的联络员工作。从那时
起，邓小平又成了攻击目标，政治局势旋又紧张。
    二月向政治局作了医疗汇报后，眼科又请来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的两位中西
医结合治疗的眼科医生唐由之和高培质。他们提出应用传统中医的针拔白内障的方
法。他们认为毛的身体已经很衰弱，承受不了较长时间的手术。针拔的方法只要几
分针就可以结束，对毛比较有利。但是西医眼科的三位医生认为，针拔的办法仍然
将混浊的水晶体留在眼科内，时间一久，会发生别的毛病。
    讨论好多次，双方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我再说明，毛有运动神经元病，心和肺
都有明显的病症。但西医眼科医生认为，这些都不影响白内障摘出术的进行。
    讨论多次以后，决定先进行一些试验研究手术，将中直招待所的两个会议室改
成两个病房，找了与毛情况相近的四十名病人。这些病人是由北京市政府找的，都
是些无依无靠，住在乡下，需要劝白内障手术而又没钱的老农民。没有人告诉他们，
这是为毛主席做的试验研究手术。我们将这些老人都接到中直招待所，住进病房。
然后分成两组，一组做白内障摘除手术，一组做白内障针拔手术。我们把两组手术
时间、手术后的恢复和效果，分别写成报告，送给毛，由他自己选择使用哪种方法。
    毛此时仍在杭州，负责的医生是胡旭东。在张玉凤的指挥下，胡旭东开始给毛
输液。胡生恐发生输液反应，每次输液都加入相当大量的激素。这样就连续天天静
脉输入百分之五的葡萄糖液八百至一千毫升。胡恐输液以后发生事故，几次打电话
给我，征求我和吴洁的意见。我们只能回答，我们不在现场，不了解情况，特别在
没有血液化验和尿化验的指标下，很难做出具体建议。
    到四月底，毛从杭州回到北京。这时输液已经是欲罢不能。我建议胡向毛提出
做一次血液化验，根据化验结果，可以说明输液应该暂停。吴洁也说，这样输法是
个大问题，不要老毛病没有治，又增加了新病。但张玉凤不同意全停，只好改成隔
一天输液一次。
    五月中旬，张玉凤在《国际参考》上看到中国派到罗马尼亚，给他们一位领导
人看心脏病的两位医生，治疗效果非常好。毛同意让二位医生参加医疗组工作。当
时他们还在罗马尼亚的布加斯特。到五月底才加国。我将他们接到中直招待所。原
来是天津医学院院长朱Ｘ彝和北京医院内科主任陶桓乐。
    他们说，罗马尼亚的这位领导人，得的是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Subacute
bacferial endocarditis， 是一种心脏内的细菌感染），只要用对了 抗生素，治
疗自然有效，并不是什么难治的病。我将毛的病情告诉了他们。他们同样感到很难
办，没有好的治疗方法。
    六月十日我同朱、陶二位到游泳池毛的书房内见毛。我们一进去，毛就叽叽咕
咕说了一大套。张玉凤不肯翻译。毛发了脾气，举拳哚脚，张玉凤才说明真相。
    原来六月八日张玉凤出去了。毛要读文件，等了很久，张才回来。毛生气了，
写字条说“张玉凤，滚。”张回骂毛：“我要不滚，你就是狗。”毛说“我的脾气
不好。张玉凤的脾气更不好，她还骂我。”
    这段话朱、陶二位听完以后，不禁愕然。张玉凤在旁边说：“这些话也要同医
生们去讲，有什么意思？”
    毛详细询问了他们在罗马尼亚治病的经过。他们尽可能说明病和病不相同，表
示毛的病与罗马尼亚那位领导人的病完全不一样，他们尽力治。毛要他们加入医疗
组，叫我去安排。
    于是医疗组又增加了两位医生。他们说：“你的这个医疗组人才济济，已经可
以开个医院了。我们来了，也起不了作用。”
    吴洁对我说，来这么多人，有什么用处？我说，出各的老专家越多，越好办，
这样就越不容易将我们打成反革命。再有就是，讨论研究病情时，有不同的意见，
一定要在医疗组内说明，取得一致，再向“首长们”和亲属们提出，千万不可将医
生间的不同意见，直接告诉他们，否则他们，尤其江青、张玉凤这样的人，就可以
拉一部分医生，打另一部分医生，后患无穷，开不好，真会成了反革命。过去这样
的经验太多了。吴洁同意我的见解。他又说，做保健工作时间长的人，都懂得这件
事的利害关系。他要我应该同几位接触“首长”工作少的专家们打招呼。
    这时从上海华山医院调来了神经内科主任徐德隆，参加医疗组工作，主要负责
在上海进行运动神经元病的试验治疗。
输入：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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