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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ocatelli (不动明王), 信区: Reading
标  题: 曹禺传(4)
发信站: 紫 丁 香 (Thu May 13 16:04:25 1999), 转信

第四章　初试锋芒            

    添甲１２岁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很快在全国扩展开来。大概万德尊也觉得总是把添甲关在家
里，读那些“之乎者也”的老书，已经不合乎时代的潮流了。添甲１０岁那年，德尊就送他
到坐落在天津官银号的汉英译学馆学习过英语，读的是《泰西三十轶事》之类的课本。添甲
对新文学也很感兴趣，德尊怕耽误了添甲的前途，便和妻子商量，决定让添甲去报考中学。
添甲非常高兴，他早就羡慕那些洋学生了。穿着整洁的学生服，每天到学堂去念书，那该是
多么惬意的事。

    ２０年代初，天津已经有了几所官立和私立的中学。但最出名的是南开中学，在全国都
是有名气的。于是便决定报考南开中学。添甲在读家塾时，文科底子打得很厚实，加上他又
在汉英译学馆学过英语，便考南开中学的插班生——初中二年级。他考的成绩不错，很快就
接到了录取通知书。能够被南开中学录取，这是很不容易的，使添甲格外兴奋。他不知中学
生活是个什么样子，还未入学就对未来的中学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１９２２年９月初的一天清晨，一辆亮锃锃的人力车沿着海河边的马路轻快地跑着，车
上坐的就是添甲。不能再叫小名了，该叫学名万家宝。海河洒满了阳光，波光粼粼，家宝满
心欢欣。不到８点钟便来到学校。

    南开中学坐落在天津南开二马路。当家宝跨进校门，迎面便是一座灰色的楼房，都管它
叫“东楼”。他走进东楼，便为过道左侧的一面大穿衣镜吸引住了。镜子上端有一副横匾，
上边刻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这时，他赶紧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
脸，顺手把头发也梳理了一下，又从头到脚把衣服整理了一遍，纽扣也顺次检查过了。他在
家里是从来不管这些小事的，他随便惯了。夏天，他经常光着上身，他怕热，家里人总说，
“添甲，穿上件衣服吧！光身子多不体面”。他才不管这些呢！但刚进学校门，就看到这些
规定，他就不敢稍怠了。紧接着又读下去：“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
勿傲，勿暴，忽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读过这些镜箴，他隐约感到学校和家里
是两样了，这里规矩太多了。

    隆重的开学典礼开始了。高亢整齐的歌声，庄严的军乐奏过之后，礼堂里鸦雀无声。司
仪宣布：由校长张伯苓先生致辞。只见张校长向讲台走来，高大的身躯，挺着腰板，步伐矫
健，气宇轩昂，给人以不苟言笑的严肃之感。陡然间，礼堂里响起热烈而持久的掌声。这位
校长操着满口的天津腔调，声音宏亮，讲话时挥动着手臂，显得果断有力，充满信心。据
说，每个学年的开学典礼上，张伯苓校长都要重复他办学的信条，对那些高年级同学来说，
那些信条都能背诵如流了。尽管如此，学生们仍对他佩服得很，爱听校长的训话。家宝对校
长的讲话没有全听进去，他时常是这样的，不能全神贯注地听完别人的讲话，听着听着就开
小差了，想他自己的事情去了。但张校长的讲话，有些他还是听进去了，特别是讲到“公允
公能”的校训。张伯苓校长说：“公允公能者，即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
服务之能力。”后来，家宝经常听校长讲，就记在心里了。

    南开中学是同张伯苓的名字联结在一起的。

    张伯苓（１８９６—１９５１），名寿春，天津人。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在帝国
主义侵略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代。１８９１年，他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海军，梦
想习武救国。１８９４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海军被日本海军打得惨败，几乎全军覆没。清
廷丧权辱国，订下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使张伯苓大为震惊。他觉得习武救国之路行
不通。于是，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办学以“开民智”的主张，以为国家“自强之道，端
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材”。他愤然脱离海军，弃武而从事教育。在天津名绅严范
孙的家塾中教西学。严范孙对西学新知识怀有浓厚兴趣，他的“教育救国”思想十分强烈。
他在天津有着很高的声望，而且也有雄厚的资产。这样，严范孙就从各方面支持和援助张伯
苓办学。张伯苓兴学的目的比较明确，就是谋求国家独立，免除列强侵扰，使国家富强昌
盛。他不止一次说：“我们教育目的在以教育之力量，使我们中国现代化，俾我中华民族能
在世界上得到适当的地位。”在严范孙的家馆中，他教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等，把现代
自然科学引进私塾之中，其本身就冲破了封建窠臼。在课程上，已具备中学的雏形。１９０
４年，他与严范孙赴日本考察教育，参观日本各类学校。他们对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大兴教育
之事实甚为感动，回国后创立敬业中学堂，即南开中学的前身，全盘效法日本。博物、法
制、历史、经济等课本，甚至学校的教学仪器标本均由日本引进。他还邀请日本速成师范生
数人来校任教。当时，社会上的保守势力对他竭尽攻击之能事。但是，张伯苓没有屈服。１
９１７年，他又远渡重洋，到美国哥仑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并实地考察美国教育情况。
回国后又进一步推行美式教育，教员除聘请美国人外，多用美国留学生；教材除国文、中国
历史外，又一律采用美国中学和大学的原文课本。实行积点（分）制和选科制。图书、试验
仪器也无不从美国引进。

    张伯苓办学有一个探索过程，开始照搬日美教育，后又逐渐结合中国国情。从２０年代
以后，他深切感到，教育不振兴固然为中国之病态，而教育不联系中国国情尤为中国教育之
大病，从而提出智德体之育不可偏废，以及“公允公能”之校训。这都是在实践中逐步摸索
出来的，逐渐形成南开中学的教育传统和特色。家宝进入南开中学时，学校已经有了一套课
堂教学和课外教育活动相结合的体制，有了一支相当强的教师队伍和管理有方的教学生活秩
序，充满活力和生机。

    家宝一进入学校，就投入紧张的学习生活之中。南开中学以教学严谨认真著称，基础课
都是聘请最好的老师担任，考试制度严格，倘遇学生作弊，当场抓卷，当天挂牌处分，决不
姑息。期末考试两门不及格者，一律留级。家宝在这种紧张的严格的教学秩序中，经受着磨
炼。使家宝感到安慰的，是学校还安排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教育活动，经常请许多专家、学者
来作学术报告。他还记得梁启超曾来南中讲学，题目是《情圣杜甫》。虽然没有完全听懂，
但却开阔了视野，得以亲自看到这位大学者的风采。曹禺说：“记得那年，我才１３岁，学
校办暑期补习班，听过梁启超的讲演，题目是《情圣杜甫》。梁启超头光光的，讲起来铿铿
锵锵，很有兴味，我就是听了他讲杜甫而受到启发去读杜诗的。”①张伯苓特别重视因材施
教，对优秀生给予特殊培养和照顾，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注意培养尖子。像周恩来同志在
南开中学读书时，张伯苓发现周恩来是个天才，在经济上给予扶助，而且常请他到自己家里
吃饭谈话，予以关照。他常说，对优秀生“特别优长之门类设法使之尽量发展”。

    在这样的浓郁的学习气氛中，家宝本来就是个读书迷，如今是更为发愤了。他的老同学
都说，家宝是典型的书呆子，总是看到他在那里看书，在教室，在图书馆，在路上碰到他，
他也都在看书。他成绩不错，但不是那种全优的学生，他摄取知识带有他的自主性。

    张伯苓竭力倡导学生的课外活动，他常说，学生“不单是要从书本上得到学问，并且还
要有课外活动，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在他的倡导下，南开中学的社
团如雨后春笋。如敬业乐群会，美术研究会，摄影研究会，文学会，京剧社，新剧团，校风
出版社，武术社等。学校不但给安排活动场地，补贴活动经费，还派教师职员参加指导。如
由学生主办的《南开双周》等刊物，都是学校出钱印刷。摄影研究会，由校方准备暗室，让
学生使用。京剧社有乐器、服装。至于体育活动开展得更是活跃，有各种球场，冬季还设滑
冰场。张伯苓喜欢篮球，南开中学的篮球运动很普及，而且水平较高，每班都有篮球队。就
是在家宝读书期间，涌现了由唐宝坤、魏蓬云、刘健常、王锡成、李国琛号称“南开五虎”
组成的篮球队，战绩辉煌，名震全国，成为南开校史上的光荣一页。

    这种课外活动，形成一种校风，造成一个没有课堂的课程，使学生的兴趣和爱好得以培
养和发展。与其说是课堂教学奠定了曹禺未来成才的基石，不如说是南开的生动活泼的课外
活动启迪了他的才智，把他的潜在的才能发现出来，调动起来了。

    家宝进入初中三年级了。

    经过一年多的中学生活，他已经适应了这种紧张而富有朝气的环境，学习的劲头越来越
足了。但，他却在１９２３年的冬天生病了。

    家宝小时候没有种过牛痘，传染上了天花病毒。最初，只是发烧，家里人以为是伤风感
冒了，等到进入发疹期，才知道是生疹子，这使德尊和继母着急了。他们把家宝从一楼搬到
二楼小客厅来住。

    小客厅临街的窗子格外明亮，在靠墙的地方放着床，免得家宝受风。父母的住房就在小
客厅的对面，而旁边就是女仆住的地方。这样，德尊和继母可以随时进来照看，招呼女仆也
很方便。家宝病了，一家人都忙得团团转。特别是德尊，他成天提心吊胆，继母也总是守护
在身边。

    持续地发烧，病愈之后，家宝的身体十分虚弱。德尊和继母断然决定休学，等暑假过后
再重新读初中三年级。

    在家里养病期间，他也不会静静地躺在床上，总是找些书来看。这时，他对新文学作品
的阅读兴趣越来越浓厚了。他看《少年》杂志，也看父亲订阅的《东方杂志》，还有《语
丝》和《创造》。

    １９２４年的秋天，家宝复学了，原来同班的同学都升到高中一年级。他又结识了许多
新的同班同学，其中有章方叙（靳以），两人成为要好的伙伴。他们都喜欢文学。靳以的忠
厚，特别引起家宝的好感。

    家宝对语文和外语课是很上心的。南开中学的教学是不偏科，重视基础训练。语文和外
语课要求也很严格，老师经常布置课外阅读书目，还规定写读书报告，并由老师检查记分。
有时，还组织语文竞赛。这样，学生练笔的机会很多，家宝的作业经常得到老师的好评。语
文课是按文学史的发展顺序来讲的，从《诗经》讲起，楚辞、汉赋、唐诗、宋词，这样依次
讲下来。每讲一个单元，就要写一篇文章。家宝未入南中之前，根底就不错，加上这样系统
的讲解和阅读，就使他的语文水平提高很快。他写的作文、读书报告，不仅颇有文采，而且
文思独特，绽露才华。

    可以说，这时他的兴趣已完全转到新文学上来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一大批文学刊
物涌现出来，一大批新文学作家登上文坛。从家宝对新文学发生兴趣，就承受着五四新文学
的雨露滋润，在五四新文学的浪潮中经受洗礼。他曾说：我１３岁就读了鲁迅的《呐喊》。
我正因病休学，一度住在北京，正赶上《呐喊》问世。记得是托北大的一位大学生替我买
的，价钱很贵，红皮面，黑字，毛边，现在印象还很深。我很爱读，有的能读懂，有的就不
理解了。《狂人日记》当时没有读懂，《孔乙己》、《社戏》、《故乡》、《祝福》就给我
以深深的感染。还让我联想起段妈讲的故事，《祝福》中砍门槛的细节还记得。读《阿Ｑ正
传》觉得写得很好玩，觉得其中有些什么，但琢磨不透。《药》中的人血馒头也没有弄明
白，但《呐喊》却让我更同情劳动人民。①《语丝》、《创造》、《小说月报》那是必看
的。《语丝》每期到来，就抢先去买。而给精神以强烈震撼的却是《女神》。家宝为那种狂
飚突进的精神和火山爆发式的情感所慑服了，他说：“我被震动了。《凤凰涅~*》仿佛把我
从迷蒙中唤醒一般。我强烈地感觉到，活着要进步，要更新，要奋力，要打碎四周的黑
暗。”②的确，正是翩翩少年、血气方刚的时刻，新文学作品中所跃动着的时代潮汐，激扬
着对现实人生的强烈爱憎，自然，会像火种一样点燃着他心中的热情之火。家宝爱这些新文
学作品，远远胜过外国文学和古典文学作品。他曾这样说，易卜生的作品“无论如何不能使
我像读五四时期作家的作品一样的喜爱，大约因为国情不同，时代也不一样吧。甚至于像读
了《官场现形记》一类清末谴责小说，都使我的血沸腾起来，要和旧势力拚杀一下，但易卜
生却不能那样激动我”！③显然，他为新文学作品迷住了，他沉浸在其中了。

    １９２５年８月，他加入了南开中学的文学会，并成为这个学生文学团体所设图书馆的
职员。他很愿意担任这个差使，因为，这可以更多更方便地看到自己所爱读的新文学作品。
文学会曾编辑出版了《文学》半月刊，后改为《文学旬刊》，可惜，这些刊物已很难找到
了。

    由于对新文学的爱好，那种不可抑制的创作欲望鼓动着他，使他跃跃欲试。几个要好的
同学聚在一起，纵谈读新文学作品的感受，在一起争论着、探索着。而他们更想有自己的刊
物，来发表他们自己的作品。就在１９２６年，家宝才１６岁，不过是高中一年级学生，和
几个同学终于办起了一个文学副刊。

    一个叫王希仁的同学，和当时《庸报》的编辑姜公伟很熟悉。当时，天津文坛不甚活
跃，姜公伟也很想把文学副刊搞起来，一听说南开中学有六七位同学这样爱好文学，便答应
为他们开辟一个园地。这消息传来，使家宝兴奋异常。他们在一起商讨副刊的出版编辑计
划。但是，该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呢？于是便有人提议，把字典找来，随手翻出的两个字就作
为刊物的名称。翻出的第一个字是“玄”，第二个字是“背”，于是便起名曰《玄背》。曹
禺回忆说：“《玄背》，是临时随便翻字典起的名。先查到一个‘玄’字，就要它了，‘玄
而又玄’。又翻到一个‘背’字，这就叫‘背道而驰’，‘反其道而行’。可见，那时的思
想情绪是很苦闷的。”①在他们的紧张筹备下，第一期稿子很快准备出来，于１９２６年９
月正式出版，每周一期。当他们看到自己亲自编辑写作的副刊变成铅字出版发行后，真是个
个欢欣鼓舞，家宝也感到一种试练的由衷喜悦。

    说起《玄背》的创刊，其原因自然是出于对新文学的共同爱好。但还有一条更重要的原
因，就是这几个少年伙伴，对郁达夫都十分崇拜。《沉沦》的出版曾引起文坛的强烈反响。
这部小说集以它的大胆的取材和描写，颇激动了当时许多青年人的心。郭沫若就说过：“他
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
的心。”①家宝也迷上了这部小说。达夫小说中那种悲愤难抒的伤感调子，那种抒发自我感
情的大胆赤裸的直率态度，颇能引起家宝的共鸣。曹禺说：说来也奇怪，我还曾迷过郁达
夫，受到他的影响，我特别喜欢他的《春风沉醉的晚上》。我曾写过一篇小说，叫《今宵酒
醒何处》，就是受了郁达夫的影响才写出来的。②我记得这篇小说是受一个漂亮的女护土的
触动而作。大约是一次坐船时，见到了这个姑娘，长得很漂亮，又加上郁达夫小说的影响，
就写了这篇东西。③《今宵酒醒何处》，刊登在１９２６年９月出版的《玄背》第６期上，
到第１０期载完，署名曹禺。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万家宝用这个笔名发表作品。为什么叫曹
禺呢？繁体字的万，写成“萬”，拆开便是“艹”和“禺”，由“艹”谐音成曹。曹禺的笔
名就是这样来的。

    这篇小说的故事是这样的：男主人公夏震同梅璇小姐相爱了，正当他们爱情甚笃的时
候，却出现了波折。梅璇的叔父从中作梗，不同意她和夏震相爱。梅璇的叔父之所以持反对
态度，是因为一个名叫野村三郎的日本贵族青年看上了梅璇，便要把梅璇从夏震那里夺过
来。他仗着他的父亲是日本显赫的贵族的权势，对梅璇的叔父施加影响。梅璇的叔父是个势
利小人，为了巴结野村三郎，慑于权势，便听信了野村的挑拨，也不顾野村三郎是个有妇之
夫，便执意要梅璇嫁给野村，逼着梅璇同夏震断绝来往。在这种高压之下，梅璇被迫同夏震
分手。但梅璇并非真的和野村要好，实际上是先应付一下，作为权宜之计。可是，夏震却以
为梅璇变心了，背弃了他们的爱情盟誓，从而陷入无限的痛苦之中。为了消愁排闷，便到妓
院里去厮混，饮酒纵乐，颓废伤感之情无以复加。这种内心的苦闷和悲伤在写给他的好友文
伟的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在信中说：“我的心身日益萧索，长日昏噩地饮酒凄闷，到
荡妇窝里胡闹也是凄闷，终是觉得空虚落寞，不知怎样是好。”他还要写下一首诗，诅咒
“人类本是残酷无知蠢物”，他要“今朝有酒今朝醉”。小说的结尾，是在文伟的暗中帮助
和安排下，当夏震乘船回到Ｂ地时，梅璇又突然出现在船上。他们终于解除了误会，倾诉着
分离之苦情。照说，在这喜重逢中，应该使夏震感到高兴，但是，这并不能使他的心灵创伤
得以愈合，相反，却更加心境漠然，于是便脱口说出柳永的词句：“多情自古伤别离，更那
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说着眼泪黯然坠落下来，仍然充满了凄楚伤感的调
子。

    这篇小说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只要读过郁达夫的小说，读过创造社一些作家的小说，
就会更加增强这种印象。这篇小说虽不能判定是曹禺的处女作，但的确体现了他最初的美学
追求。他喜欢那种感伤浪漫主义的情调，他对此有一种热烈的向往。一个作家早期的美学追
求和倾向，并不一定在他后来的创作中原封不动地保持下来，但却可能成为他未来创作美学
倾向的基因。据曹禺自己说，他写《今宵酒醒何处》，是借柳永的词来抒发他的感情。这篇
小说的技巧并不高明，有着明显的模仿印痕。但是，这篇小说对抒情性的追求，对感伤诗意
的执着追求，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对郁达夫作品的倾慕，也并非他故作多情，当时，他只
有１６岁，但他自幼因失去生母而产生的忧郁和苦闷，以及家庭环境造成他内心的孤独和寂
寞，这种情形都可能使他更接近郁达夫，接近郁达夫那种感伤浪漫的调子。这点，对我们理
解他后来的作品是会有所裨益的。《玄背》的同人都崇拜郁达夫。《玄背》创刊不久，他们
便把《玄背》寄给郁达夫，并写信给他，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和指导。当时，正在广州的郁达
夫，接到《玄背》同人的信，很快便复信了。曹禺回忆说，当他们收到这封回信时，心情是
十分兴奋的，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他以为郁达夫的来信，对他这样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来说
是太重要了，在他心目中，郁达夫是大作家，能给他们来信，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这对他
的创作道路无疑是起了重要影响的。他们是那么兴奋，决定把郁达夫的信发表在《玄背》
上。

    郁达夫的信是这样写的：玄背社诸君：

    记得今年的四五月里，你们忽而寄来了几张刊物，题名《玄背》。我当时读了，就感到
一阵清新的感觉。举例来说，就譬如当首夏困人的午后，想睡又睡不得，想不睡又支不住的
时候，忽而吃一个未熟的青梅样子。这时候我的身体不好，虽则说是在广州广东大学教书，
然而实际上一礼拜只上三点钟课，其余的工夫，都消磨在床上横躺着养病。因此，从前接手
做的事情，都交出去托别人办了。第一，那个《创造》月刊，在那时交给了仿吾。一两个月
之后，接到北京的信，说我的宠儿病了。匆匆赶到北京，他的小生命，早已成了泥土。暑假
三个月，优处北京，只和我的女人，在悲哀里度日，旁的事情，一点也没有干。

    这一回到广州，是在阳历的１０月底，未到之前，先有一大堆书件报纸，在广大宿舍里
候我了。打开来看，中间也有你们的《玄背》（系和《庸报》一道寄给我的），接着又见了
你们的信。读了你们的信，才想起当时想和你们交换广告的事情来。这事情实在是我的疏
忽。当时交原稿（《创造》第三期）给仿吾时，没有提出来说个明白，所以变成了欺骗你们
的样子。现在《创造》月刊，又归我编了。在第六期的后面，当然可以把《玄背》介绍给大
家。虽然介绍的方式，还不能预先告诉你们。但是在过去三四个月里，却使你们太失望了，
这一点是我的疏漏，请你们恕我。现在上海北京，有许多同《玄背》一样的刊物问世，它们
的同人，都是新进很有勇气的作者。可是有一点，却是容易使人感到不快的，就是这一种刊
物的通病，狂犬似的没有理由的乱骂。骂人，本来是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现在的中国。

    我的朋友成访吾也喜欢骂人，可是他骂的时候，态度却很光明磊落，而对于所骂的事
实，言语也有分寸。第一，他骂的时候，动机是在望被骂者的改善，并非是在尖酸刻薄的挖
苦，或故意在破坏被骂者的名誉。第二，他骂的，都是关于艺术和思想的根本大问题，决不
是在报睚眦之仇，或寻一时之快。

    你们的小刊物上，也有几处骂人的地方，我觉得态度都和仿吾的骂人一样，是光明磊
落，不失分寸的。这一点就是在头上说过，《玄背》使我感到清新的一个最大原因。以后我
还希望你们能够持续这一种正大的态度，对恶势力，应该加以十足的攻击，而对于不甚十分
重要的个人私事，或与己辈虽有歧异而志趣相同的同志，断不可痛诋恶骂，致染中国“文人
相轻”的恶习。现在交通不便，政局混沌，这一封信，不知道要什么时候能够寄到天津，并
且收信到日，更不知你们的《玄背》，是否在依旧出版。总之，我希望你们同志诸君，也能
够不屈不挠地奋斗，能够继续作进一步打倒恶势力、阻止开倒车的功夫。

    达夫寄自广州

    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１５日夜①家宝和少年伙伴一起创办《玄背》，也并非把文学视为儿
戏，他们自称是“不受天命”的青年，他们感到周遭一切恶势力的压迫，既没有十足的权威
“来发一道命令去禁止它们的侵袭，又不能像屠夫刀下的羔羊似的战栗着讲‘服从’的大道
理，只得几个人结合起来，硬着头皮去碰恶势力的铁钉子，碰死了也是一个勇敢的死鬼，碰
不死就拼上了这条不值钱的命还是跟它碰，早晚总有一个胜负的日子。”②由此可看见这些
年轻人对恶势力进行勇敢抗争的心情。当然，也有家宝在内。而郁达夫的信，无疑给了家宝
以及他的同伴以信心和力量。那些对《玄背》给予积极评价的话，一再称之为“清新”的印
象，也给家宝等以安慰，激起他们要“像郁达夫先生希望那样，‘不屈不挠’的干去”。③
我们不曾查到《玄背》中是否还有曹禺写的“骂人”的文章，但郁达夫那种鼓励他们对恶势
力“应该加以十足攻击”的话，是对曹禺有影响的。这点，从曹禺稍后些写的《杂感》中可
以看出来，也可以从他的未来的剧作中看出来。

    曹禺未曾和郁达夫见过面，但曹禺始终敬仰着郁达夫先生。而郁达夫虽未曾想到曹禺就
是当年他曾关怀过的《玄背》中的一员，却对《雷雨》、《日出》和《原野》给予很真切的
评价。在抗战期间，他在《星岛日报》副刊上曾发表过《看了〈雷雨〉的上演之后》和
《〈原野〉的演出》，①似乎他对《原野》有着特殊兴趣，他认为《原野》是“带有象征意
义的问题剧”。“只有把象征具体化出来以后，明确提出一个问题，指示我们一条道路，一
定要有这样的剧本，才有深刻的印象，使永铭在读者和观众的心头。照此说法来看，则《原
野》就有它特有的价值了，其价值自然远在《雷雨》、《日出》的两剧之上。”②由此，也
可见郁达夫和曹禺之间的神交。这种精神上的联系，明白地告诉我们，曹禺是在“五四”新
文学的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都成为他的引路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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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    淡
      静    泊
      致    明
      远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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