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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ocatelli (不动明王), 信区: Reading
标  题: 曹禺传(10)
发信站: 紫 丁 香 (Thu May 13 16:06:57 1999), 转信

第十章 转学清华            

    1930年的暑假,曹禺决心离开南开大学,他的目标是清华大学的西洋文学系。当
然,南开是不愿放走他的,因为南开的演剧活动还需要他。但是,他的决心很大。他觉得在
南开所学的专业太不符合他的志愿了。也许,他还觉得南开比较保守,和他要好的同学孙毓
棠也在鼓动着他。这次报考清华是立了“军令状”的,南开提的条件是,考不上清华,就不
准许再回南开。即使这样,也没有动摇他的信念,反而促使他们背水一战了。

    一放暑期,他就和孙毓棠到北京来准备考试了。他们住在孙毓棠外祖父的家里,这是一
个落魄的官宦人家,宅子虽然已经破旧,但却清静,倒是个念书的好地方。这次考试是很顺
利的,他和孙毓棠都被录取了。曹禺是作为西洋文学系二年级插班生而录取的,孙毓棠进了
历史系。另外,还有六名南开同学也都被录取了。这对曹禺来说,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喜悦,
他终于摆脱了早已厌倦的政治经济之类的课程。而西洋文学系,对他这个热爱文学、热爱戏
剧的青年,当然是富于诱惑力的。如今,他的愿望实现了,怎能不高兴呢!他总是充满着憧
憬,新的机遇又使他在憧憬中织出一幅幅美妙的图景。

    清华,的确是美丽的,俨然一座“世外桃源”。和南开比起来,处处都显得更新鲜更动
人了。

    校园清静幽雅,小桥流水,绿树成荫。在绿荫中露出矗立于土丘上的白色气象台,背衬
着蔚蓝色的天空,还有天空中悠悠的朵朵白云。这里,既有被吴雨缮(吴宓)教授考证为
《红楼梦》中怡红院的古月堂,还有为朱自清教授所欣赏流连的“荷塘月色”,巍然屹立的
大礼堂门前,是一片绿茵茵的草坪,和通体红色的礼堂相映成趣,可谓“怡红快绿”了。体
育馆的围墙上布满生机盎然的爬山虎,图书馆掩映在碧绿的丛林之中,还有工字厅、科学
馆、同工部……一座座现代的建筑,都诱发着人们强烈的攻读愿望!而土丘、小河、木桥、
亭台,更给清华园增添了秀丽的姿色。这美好的学府给曹禺带来美的遐想。他想,他转学清
华转对了。

    他满以为西洋文学系的课程,定会比南开的政治经济课程更有趣,更是有吸引力,但他
的希望却部分地落空了。他早就知道西洋文学系主任王文显教授,据说王先生对戏剧很有研
究,专门教授戏剧,他对教授抱着满腔希望。他去听他的《戏剧概论》、《莎士比亚》和
《近代戏剧》,但王先生讲课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按照他编的讲稿在课堂上读,照本宣科。
高年级同学说,他每年都是这样照本宣读,不增也不减。他讲的内容倒很扎实,这未免使曹
禺感到太枯躁了。还有吴宓教授,为人很怪,教的是西洋文学,讲19世纪浪漫诗人的诗,
却专门写文言文,一身老古董气息。再有就是一些外国教授,毕莲(A·M·Bill
e)、吴可汉(A·L·Pellard——Urguhard)、温德(R·Winte
r)、瞿孟生(P·D·Jameson)、瑞恰慈(I·A·Richard)等。虽
然,在课堂上也不无收获,但曹禺似乎感到光靠听课是不行了,必须自己去找老师,那就是
书籍。清华有一种很好的风气,每个教授上课都指定许多参考书,就放在图书馆阅览室的书
架上,任学生自己去读。像王文显先生的戏剧课,就指定学生去阅读欧美的戏剧名著。曹禺
得感谢王先生,因为那时学校每年都有一大笔钱买书,王先生是系主任,又是教戏剧的,他
每年都要校方买不少戏剧书籍。从西洋戏剧理论到剧场艺术,从外国古代戏剧到近代戏剧作
品,清华图书馆收藏得很多。正是这些戏剧藏书,为曹禺打开了一个广阔的戏剧天地。

    图书馆的阅览室,成为他最如意的所在。宽敞而明亮的大厅里,鸦雀无声,每当坐下
来,打开书本,他就像进入了一个生动活跃的世界。他沉迷在这世界里,忘记了一切。有
时,连吃饭都忘记了。世界变得是如此绚丽多姿,美不胜收。特别是那么多戏剧书刊,很多
是他未曾看到的,他真是如饥似渴地在吞吸着。他整天泡在图书馆里。

    他的老同学孙浩然这样回顾曹禺在清华大学的读书生活:

    家宝肯钻。我们几个人在一起聊天,他很少发言,他总是坐在一边听,一边记。他什么
都记,把那些警句记下来。笔记本上横七竖八,也记别人的谈话,他是博闻强记。两次留美
没考上,同他这种有点奇怪的读书有关系,他课内功课不是很好的,他学好几种外语,又要
看好多书,顾不上其他功课。他整天泡在图书馆里,从图书馆出来,也总是抱着一摞书,在
路上碰到他,他也在看书。考留美主要是考课内的功课,第一次是考舞台美术,张骏祥考取
了,第二次是考戏剧,那时已毕业了,是一个号称“鬼才”的同学考取了。①

    他除了学习英语外,还学德语和俄语,这自然要用去不少精力。而更多的时间是钻研戏
剧。同以往不同了,不再是零零星星的阅读,而是从西方戏剧的发展历史中,去进行系统的
欣赏和琢磨。读戏剧史,也读戏剧理论,从希腊悲剧到现代的奥尼尔,从莎士比亚到契诃
夫、高尔基。他徜徉在希腊悲剧之中,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底得斯这三大悲剧家
的作品,使他倾倒。他未曾想到,一千多年前竟然会有这样的伟大杰作出现。他说:“我喜
欢艾斯吉勒斯(Aeschyles)那雄伟浑厚的感情,我企图学习他那观察现实的本领
以及他的写实主义的表现方法,我很喜欢他的《美狄亚》(Medea)。”②他更惊异的
是那些具有神奇诱惑力的故事,血缘的关系,天意的报应,命运的残酷;在那些绝妙的巧合
中都隐藏着一种神秘莫测的东西,是那么令人痴迷,又是那么令人深思。他还不能说清楚这
种悲剧的神秘性,但他似乎从中领悟到戏剧的美感和那种神秘,是凝结在一起的,但这些,
决不是卖弄,是真实,是悲壮,是崇高,是力量,是美的震撼。

    在中学时代,他也接触过莎士比亚的戏剧,现在能够用英文来阅读原著了。当他迈进莎
士比亚的戏剧殿堂之中,不能不为之叹为观止了。莎士比亚笔下的复杂变异的人性,精妙的
戏剧结构,绝美的诗情,充沛的人道主义精神,浩瀚的想象力,使他拍案叫绝。他特别欣赏
莎士比亚的戏剧诗意和诗的语言,他以为那诗像圣泉一样喷洒而出,滋润着人的心灵。每个
人物,哪怕是一个流氓坏蛋,一个乞丐,一个王侯,一个鬼魂,说出来的台词,时如潺潺涓
流,时如长江大河,内蕴着人性的奥秘,饱含着永恒的真理。他以为莎士比亚的天才是任何
人都不可比拟的。

    莎士比亚的浩瀚博大令其折服,而契诃去戏剧于平淡中见深邃的风格也使他倾心。契诃
夫把他迷住了。他觉得契诃夫同易卜生、莎士比亚都不一样,契诃夫的戏剧感情深沉而不外
露,在它那里看不到一丝雕琢的痕迹。凡是曹禺心爱的剧本,他总是喜欢反复地读。《三姊
妹》,他不知看过多少遍了,但他仍然兴趣不减,有时一合上眼睛,眼前就展开一幅秋天的
忧郁的图景。玛夏、京林娜、阿尔加这三个有着大眼睛的姐妹,悲哀地偎依在一起。他似乎
看到她们眼中泛起的湿润、忧伤和悲愁。有时,耳边响起了欢乐的进行曲,又谛听着那充满
欢欣的军乐渐渐远去,消失在静默和空虚之中。他仿佛看着年长的姐姐阿尔加,在喃喃地低
诉她们生活的挹郁,希望的渺茫,徒然地工作,徒然地生存着。他沉浸在这戏的氛围里,自
己眼里也浸着泪水。《三姊妹》抓牢了他的心灵,他暗下决心,要俯首贴耳地拜契诃夫为
师,低声下气地做个劣等学徒。他把这个审美的追求深深地藏在心里。

    他流连于世界戏剧艺术的长廊里,除了这些令他醉心的戏剧大师,其他如法国的博马
舍、莫里哀、雨果、大仲马、小仲马、罗曼·罗兰……德国的莱辛、歌德、席勒……英国的
王尔德、肖伯纳、高尔斯华绥,还有开现代派戏剧长河的斯特林堡、霍普特曼、梅特林克等
人的剧作,都在他系统阅读之列。他在没有写《雷雨》之前,已经读了几百部中外剧作。

    还在天津的时候,他就开始迷恋音乐了。来到清华,他对音乐就更喜爱了。学校有一个
军乐队,有着各种乐器,大礼堂经常播放音乐唱片,供爱好音乐的学生欣赏。

    是一种十分奇妙的联想,每当他走到大礼堂前就想起天津的法国教堂,好像巴赫的弥撒
曲又响在耳边。他又总是把辉煌的建筑和音乐联在一起,清华的大礼堂较之天津的法国教堂
更令人赏心悦目,闪闪发光的金色的大门,耸立着高大的圆柱,半个球形的圆顶,显得格外
庄重。门前的草坪一片葱绿,更显得它巍然静穆,似乎它本身就是一首乐曲。偏偏这里又经
常传出动听的音乐声,他就成为到这里欣赏乐曲的常客。他陶醉在贝多芬的乐曲中,他特别
喜欢贝多芬的第六交响乐,它的和谐、明朗、纯朴、愉快的旋律,好像使他置身在鸟语花香
的田野里,呼吸着清新的沁人心脾的空气,沐浴着温煦的阳光,陶醉在人与大自然交往而引
起的丰富的心灵感受之中。他欣赏音乐,从不去理会什么是乐曲的主题。但是,他喜欢贝多
芬的第五交响乐,那“命运的敲门声”却能心领神会,强烈感受到那种挣脱黑暗的艰难和赢
得光明的喜悦,那富于进取搏斗的旋律震撼着他的心灵。再有就是莫扎特的乐曲,莫扎特一
生的遭遇,使他对这位音乐家肃然起敬。他惊叹他的天才,他同情他,他愤恨那个摧残压制
天才的时代。他特别喜欢莫扎特的第四十一交响曲,是一种不可言状的情感交流,也许是它
那雄伟的史诗般的风格和对希腊悲剧的感受交融起来,而它那种具有强烈探求的主题音乐,
唤起他当时内心探求的激情。特别是它的第二乐章,时而愤怒咆哮,时而沉思静想,那种带
有悲壮的戏剧性,诱发起他感情的缴荡。对巴赫的作品接触更多了,无论是他的《受难
曲》,还是《b小调弥撒曲》等,都能引起他对人生的思索。曹禺更进一层领会到巴赫作品
中的哲理意味。其他如海顿、舒伯特、肖邦的乐曲,他都有所领略。古典音乐的庄严肃穆,
常常把他带进一种不可言喻的冥想之中,是美好的憧憬,是人生的思索。而对交响乐,它那
严整而复杂的结构,更使他感受到高度的和谐和完整,是整体的把握,是境界的感悟。曹禺
说,

    不知我怎么就又迷上音乐了。那时清华大学有军乐队,我跟一位老师学巴松管,但是很
难吹,吹了一段时间,就没有再坚持下去。学校里有很多唱片,我接触交响乐就是在清华开
始的,我很喜欢莫扎特的作品,很抒情。听巴赫,听贝多芬的唱片,就慢慢地渗透进来了。
我对西洋音乐很感兴趣,像著名的意大利歌唱家葛利多兹,花腔女高音,也是听得入迷的。
记得是德国的古诺夫,在北京饭店演出歌剧《浮士德》,那是最有名的歌剧,从清华赶到城
里去看。我既不会拉,也不会唱,但音乐的影响对我很深,也说不清是怎样的一种影响。①
他的同学陆以循回忆说:家宝在清华就喜欢音乐,在乐队里吹过巴松管,大概是他已经上三
年级了。他比我高两个年级,我们又住在一间宿舍里。我一进清华就热衷学小提琴,在城里
跟一个俄国老师学,家宝跟王龙陞老师学巴松管。当时清华还有一个德国老师古普柯教钢
琴,一个俄国老师托谋夫教小提琴,清华乐队搞得很红火。家宝对我学小提琴很支持。我当
时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去搞音乐了,考试能通过就行了。家宝很赞成我的做法,他是很热情
的,也很诚恳。他以为一个人热爱上一种事业,就搞下去。他觉得考试不是很重要的。①

    音乐对曹禺的影响是潜在的,对音乐的感受都渗透在他的艺术细胞之中。他自己说,这
种音乐影响说不清楚,其实音乐对他的艺术的和谐感、节奏感、结构感都有着潜在的陶冶。
可能,人们会想到他的《雷雨》的“序幕”和“尾声”,不仅可看到希腊悲剧中合唱队的影
响和启示,还特意安排了巴赫的HighMassinBMiuorBenedietus
guiVenaitDominiNomini,大风琴伴着合唱颂主歌,教堂外边的钟声
从远处传来,使序幕具有浓郁的肃穆的氛围,把观众引入剧情之中。后来的《日出》的打夯
号子,也是把音乐插入戏剧的尝试。但曹禺的音乐感是更深邃地渗透在他的戏剧情境、戏剧
结构、戏剧节奏和戏剧语言之中。这些,倒是只能意会而不好言传的。

    当曹禺正在尽情享受着读书的欢乐时,他怎知道,清华园也并非是一座“世外桃源”。
这座闻名于世的大学,历来就充满着斗争。国内政局的变化总是在清华反映出来,单是19
11年到1928年,17年间,校长就十易其人。军阀政府每改组一次,就要更换一次校
长,而师生同当局的斗争,也加速了校长的更迭。曹禺还未进校之前,1930年5月,清
华师生曾掀起“驱罗”运动。校长罗家伦在国民党支持下推行党化教育,独断专行,视教授
为草芥,激起师生愤怒。趁当时各派军阀“中原大战”正酣之际,阎锡山、汪精卫在北平另
组“国民政府”,蒋介石在北方一时失势,便发动了“驱罗”运动。清华学生代表大会提出
“请罗家伦自动辞职”议案,罗家伦悻悻而走。紧接着又有师生抗议阎锡山派乔万迭出任清
华校长的事件发生,乔万迭未能上任便被清华人赶出清华。1931年,蒋介石利用奉系军
阀驱散了阎锡山、汪精卫的“国民政府”,便把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副教务主任吴南轩派
做清华校长。他口口声声说“受命党国”,一到校便施展为清华人所深恶痛绝的个人专横手
段,于是又展开了一场“驱吴”斗争。在这次驱吴运动中,曹禺也参加到师生斗争的行列
里。他参加开会,参加罢课和请愿活动,直到把吴南轩赶走。这使他第一次尝到民主的胜利
和欢乐,也感受到学生自己的力量,他觉得清华人热爱自由和民主,对独裁专制,对所谓
“党国”统治是决不能容忍的。

    对曹禺震动更大的是“九·一八”事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整个清华园都震动了。全校同学几乎都跌入
一个空前灾难的悲愤之中。就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清华学生就成立了抗日救国
会,开展了各种抗日救国活动。同时,建议北平各大学召开学生代表大会,成立北平学生抗
日救国联合会。随之,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国民党反动派对此十分恼火,于9
月21日召开了北平军警宪和各校负责人会议,通过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四项决议:禁止学生
罢课;不许学生结队游行;学生讲演应以三五人为限;学生开会得经校当局批准,并由警察
参加“保护”等,这更激起广大学生的愤慨。学生代表组织代表团到南京请愿。

    在这震惊中外的流血事件中,曹禺爱国热情也越烧越旺。他对当时少数右派学生破坏抗
日救亡运动深为痛恨。特别是对一个尚××,他憎恶透了。他说:“我当时对刘××,尚×
×这些人很反感,国民党不是个东西,大家抗日热情那么高,少数败类就唱反调,就是那个
尚××,他混在请愿团里,孙浩然等同学从南京回来,说尚××对蒋介石百依百顺,把大家
都气坏了。”①

    孙浩然对此回忆说:

    “九·一八”之后,我们去南京请愿,当时我负责交通联络。到了南京,被安排住在中
央军校,上海也有学生代表来,国民党采取各个击破。当时我们绝食,蒋介石在中央党部接
见我们,还拿出饼干给我们吃,大家都不吃。蒋介石讲了一套什么先安内后攘外,攘外必先
安内的鬼话。在我们请愿团里有个叫尚传道的,是个国民党,他坐在第一排,蒋介石讲完
了,他就站起来说:“蒋委员长的意见,我们接受,完全接受。”这把大家气坏了,他同谁
也没有商量就这样做了。这个人是政治系的,毕业后进了政界,长春解放时被我们俘虏了,
当了战犯。家宝也知道这件事。我好像记得他也去南京了。①

    曹禺没有去南京。但请愿团回来,谈起尚传道的表现,没有一个不恨他的。就在这次抗
日救亡的浪潮中,曹禺、孙毓棠、孙浩然、蒋恩钿等同学办起《救亡日报》。经费是他们自
己筹划来的,印刷请清华印刷厂的工人印刷,说干就干,很快就同清华师生见面了。曹禺回
忆说:我记得我写了第一篇社论,但我一写东西就文学味很浓。第二篇社论就由袁震来写。
她写得很好,文章漂亮。可惜这个报纸出了几期就停办了。②

    《救亡日报》发社论,消息,也登杂文、小说、漫面,蒋恩钿每天还写一段小说,袁震
很有才气的。他们又编又写。据孙浩然说,曹禺也写了不少文章,只是,现在找不到《救亡
日报》了。孙浩然虽然是理工科的,但他那时对美术很感兴趣,报纸的刊头美术都是他搞
的。

    那时,学生们的爱国热情非常之高,同仇敌忾,为了民族的尊严,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
惜。有一次,我伴着曹禺到清华大学去,就坐在当年那个大礼堂里,历史的情景又浮现在他
的眼前了:

    就是在这个礼堂里,“九·一八”之后,有个美国牧师从东北来这里讲演,他说:“我
从东北来,中国的军队是不行的,日本军队很厉害,中国人不能抵抗,他们一来,嘟嘟嘟
嘟……,就把你扫射光了,消灭了。”他鼓吹中国应该向日本投降。台下的同学早已骚动起
来。这时,中文系的一个学生叫王香玉,山东人,大个头,长得挺魁梧,突然从座位站起来
质问这个牧师:“是谁叫你来讲的,叫你来这里放屁,你他妈的和日本人穿连裆裤,你给我
滚下去。”这时,同学们都站起来喊着叫着,硬是把他轰跑了。当时我也在场,也是其中一
个。

    我们的热情很高,都组织起来了。到保定去宣传,我是小队长,还闹了一次笑话。本来
该后天出发,而我记成是第二天出发了。我通知大家第二天集合。清晨,同学都来了,队伍
整理好。我站在队前讲话,很严肃的:“同学们,我们就要出发了……”但是等了好久,也
不见汽车来接。一去问,才知道把出发日期搞错了,热情得昏了头。这次宣传,先到涿县,
再去保定,最后一站是定县。那时很怪,兴演讲,到哪里都碰到有人讲演,我们也讲演,大
家讲起来都挺带劲的。那些岁月,真是令人难忘呵!①就在这次去保定的宣传活动中,在火
车上同一位工人坐在一起,于是便交谈起来。虽然是一次偶然的会面,却给他留下极为深刻
的印象。他后来这样回忆说:“我们看见一个工人,年纪约三十岁左右,神色非常沉静、亲
切。他问我们是做什么,的,到哪里去?他对我们侃侃而谈,谈得又痛快又中肯。他的知识
丰富得惊人,简直像个大教授一样。但他谈得平易浅显,像说家常一样对我们讲了很多时事
道理。最后说:‘好好干吧!你们学生做得对!’他的一席话给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
断定他大概是长辛店铁路工厂的工人。这个陌生的朋友,激起我一些思想情感,使我开始知
道,在受苦、受压迫的劳苦大众中,有一种有头脑的了不起的人,这种人叫‘产业工人’。
这些模糊却又深深印入脑内的认识和印象,在后来写《雷雨》的时候,给了我很大的帮
助。”①在这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在他亲历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之中,使他本是不能冷
静的个性,又更加鼓荡起满腔的热忱。黑暗的现实,又往往抑压着这热情的迸发,于是,在
他内心所郁积的愤懑便越来越强烈了。这愤懑犹如积蓄着能量的火山,当这能量积蓄到一定
的时候,它便会冲破岩壳,喷发出来。
  
--
      宁    淡
      静    泊
      致    明
      远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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