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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ocatelli (不动明王), 信区: Reading
标  题: 曹禺传(15)
发信站: 紫 丁 香 (Thu May 13 16:08:58 1999), 转信

第十五章　执教剧校            

    １９３６年１月，《雷雨》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是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
刊》第一集、《曹禺戏剧集》第一种出版的。

    １９３６年２月，《雷雨》日译本，由日本汽笛社出版。日译本出版的经过令曹禺格外
感动。他特别感谢秋田雨雀、影山三郎和邢振铎三位的支持和热情。

    影山三郎于１９８１年８月在《悲剧喜剧》（３７０—３７３）发表连载文章《〈雷
雨〉翻译始末》，回忆《雷雨》日译本产生的过程。《雷雨》在东京演出后，影山三郎在
《东大新闻》发表一篇介绍《雷雨》的文章，很快在中国留学生中传开，这消息由一位推着
售货车卖肉食的大婶告诉了影山三郎，由她搭桥结识了邢振铎，两人出于对翻译的共同爱
好，决定把《雷雨》翻译成日文。影山三郎回忆说：“秋田雨雀先生从我写的介绍《雷雨》
的文章中，得知中国留学生公演新剧的消息，便说‘以后有再演的机会，务必通知我’。这
话传到我耳中，使我们得到很大的鼓励。拜访秋田雨雀先生，连想都不敢想，秋田雨雀这样
的权威，同我们这样的无名之辈见面，是有很大距离的，我们俩人都这么想。”《雷雨》于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２日、１３日第二次公演。秋田雨雀先生来了，当时他已是满头银发的
老人，慈祥地回答着影山的问候说，“是影山吧，什么时候到我家来玩，不必客气”，一下
子使他感到老人格外和蔼而亲近。他把《雷雨》的译稿拿给秋田雨雀去审阅，四、五天之
后，秋田雨雀便寄来了“已读完”的明信片，很快就给三上于菟吉先生写了明信片：“非常
好，请出书。”就这样，《雷雨》日译本很快由汽笛社出版了。秋田雨雀不但支持《雷雨》
的出版，并在即将出书前在《汽笛新刊月报》（１９３６年１月１９日第７号）发表了《关
于中国现代悲剧〈雷雨〉的出版》，同期还有影山三郎的《〈雷雨〉的反响及其它》。秋田
雨雀先生对中国的新剧充满热情，不遗余力地介绍和支持中国的新剧。

    《雷雨》日译本，有曹禺为此书写的序，还收有秋田雨雀、郭沫若的文章。

    这里应该介绍一下郭沫若的文章，他对《雷雨》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雷雨》的
确是一篇难得的优秀力作。作者于全剧的构造，剧情的进行，宾白的运用，电影手法之向舞
台艺术之输入，的确是费了莫大的苦心，而都很自然紧凑，没有现出十分苦心的痕迹。作者
于精神病理学、精神分析术等，似乎也有相当的造诣。以我们学医学的人看来，即使用心地
要去吹毛求疵，也找不出什么破绽。在这些地方，作者在中国作家中应该是杰出的一个。他
的这篇作品受到同时代人的相当地欢迎，是可以令人首肯的。”此文，后来收到《沫若文
集》第１１卷中。当时，鲁迅先生也在关注着曹禺。《鲁迅日记》１９３６年２月１５日记
载，他在书店购得日译本《雷雨》，４月２２日，收到曹禺寄赠的日译本《雷雨》。就在这
年４月份，鲁迅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活中，介绍中国剧作家时说：“最好的戏剧家有
郭沫若、田汉、洪深和一个新出现的左翼戏剧家曹禺。”①在鲁迅心目中，曹禺是个左翼戏
剧家，这倒是很值得注意的。曹禺已作为中国文坛的新星升起来了。

    曹禺来到南京几天了，这正是１９３６年的初秋季节，他正忙着整理行李，接待新的朋
友。他作为国立南京戏剧学校的教授，应聘到这里来教书。虽然，很疲惫，但心情却有另一
番新的滋味。

    虽然已是初秋，但南京的天气依然闷热。这里的气候和天津比较起来是有些不同了。也
许不像天津一样经常能听到日本驻军的枪炮声，不会有那种局势日益紧张的感觉，但是，南
京夫子庙的喧嚣和繁华，却也掩盖不住这里的白色恐怖。夜，依然是黑沉沉的。

    余上沅刚把戏剧学校创立起来，急需教授，张骏祥向余上沅推荐曹禺。于是，余上沅便
一封封书信和电报催促曹禺南下，他终于把曹禺邀请来了。这里，尽管人地生疏，而学校的
师生是热烈欢迎他的，特别是同学。那些热心致力于话剧的青年早就盼望着他来了。余上沅
在上学期就对学生说：“我请曹禺，就是万家宝先生来教编剧，好不容易啊！他答应了！”
在学生心目中，曹禺是他们崇拜的人物，而且带有一种神秘感。那时，到处在上演《雷
雨》，《雷雨》在哪儿演出就在哪儿引起轰动。一个２３岁的青年，几乎同学生岁数差不
多，能写出这样的杰作，怎能不使他们感到神秘，又怎能不引起他们的向往呢？国立戏剧学
校是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８日创办的，校长余上沅是位热心戏剧事业和戏剧教育的戏剧家。
他早年就读于武昌文华大学的中学部和大学部。五四运动时，他是文华学生会主席，曾以武
汉学联代表身分出席过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１９２０年进北平大学英文系学习，
１９２３年赴美国留学，先是在长内基大学钻研戏剧，后又去哥仑比亚大学当研究生。１９
２５年同闻一多、徐志摩、赵太侔、张禹九等一起回国。之后，在北平艺专、东南大学、暨
南大学、北平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中文、英文、戏剧学教授。但他的主要精力都用于戏
剧事业上。１９２６年，他曾与赵太侔等人主办北平《晨报·剧刊》，倡导所谓“国剧运
动”，并以此而闻名。他的“国剧运动”的主张是：首先是认清目的。他希望“要由中国人
用中国材料去演给中国人看的中国戏”。这是他倡导国剧运动的目的。其次，是要讲究方
法。他认为应该明了剧本、演员、布景、服装、灯光等方面的具体应用方法，同时，更应掌
握话剧“整个有机体的融会贯通”。最后，是要巩固经济。话剧艺术的发展必须有“经济的
帮助”。①他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创办戏剧杂志，要创设北京艺术剧院，要开办演员
训练学校，要创建戏剧图书馆、戏剧博物馆，筹集选送留学生资助金。但是，“刚刚跨进国
门，便碰上‘五卅’惨案，６月１日那天，我们亲眼看见地上的碧血，一个个哭丧着脸，恹
恹失去了生气”。②在北平，他们虽然办了剧刊，在艺专办了一个戏剧系，订出北京艺术剧
院的计划，但只勉强维持了一年，便支撑不下去了。他叹息着：“啊！社会，像喜马拉雅山
一样屹立不动的社会，它何曾给我们半点同情！”他不得不离开北平去另寻出路。他没有死
心，他说他要像造金字塔一样，从下面造起，将来造到极蜂，希望那戏剧艺术之花在中国开
放。他终于历尽辛苦，又把一所专门戏剧学校开办起来，他很想把它办成全国第一流的戏剧
学府，实现他那美好的愿望。为了聘请曹禺来校执教，他是费了心思的，他那种求贤若渴的
心情，也使曹禺为之感动。

    但是，国立剧校的背景是复杂的，它直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同时又属教育部。支持剧
校的后台老板，是国民党中宣部的负责人张道藩，此人原系南开大学毕业生，后曾到英国伦
敦学习美术，不久又到巴黎学画。这位来自贵州的阔绰公子，无心于学业，只不过为了镀上
一层金罢了。他回国后便投入国民党的怀抱，成为蒋介石手下一个得力的干将。他对戏剧有
所爱好，也曾编过《自救》、《自悟》等一些不像样子的剧本。他搞戏剧是为国民党作宣传
的，正是他的主意才办起剧校来。他是校务委员会的主任，从背后控制了剧校。他不允许学
生参加政治活动，曾经对学生训话：“我们这个学校很复杂，有ＣＣ分子，有ＣＹ，你们是
学戏剧的，不能参加政治活动。”但是，张道藩不准的事并不等于不能做。而这里偏偏又有
共产党人在进行活动，最出名的是石蕴华（杨帆），校务委员会的秘书。张道藩没料到在他
眼皮底下还有共产党人在活动。

    曹禺来到剧校，最难使他忘怀的，也是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过影响的人物中，大概要算
石蕴华了。

    石蕴华，就是全国解放之后，最有名的所谓“潘杨反党集团”事件中的上海市公安局局
长杨帆，“潘”，就是潘汉年。这是一起大冤案，自然现在已得到昭雪。潘汉年早已冤死狱
中，杨帆出狱后已成为一个身染重疴的废人。杨帆未来剧校之前，就在北京大学从事学生运
动，并曾被捕入狱，释放后，奉党组织之指示到剧校开展党的工作。他为人机智干练，待人
热诚，很善于团结老师和学生。他常让学生去听抗日的演讲，鼓动激发同学的抗日热忱；他
还组织学生搞读书会，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据叶子回忆说：“有一次演出，石老师为我介
绍了一位叫孙晓邨的朋友，孙晓邨倡议成立读书会，参加的有狄超白、何道璋和我。我们常
去一位女同学家聚会。”有一次，张道藩召集学生在大礼堂训话，同时派人去搜查宿舍，石
蕴华作为秘书也参加搜查。事后，同学质问他：“为什么搜查我们的宿舍，难道我们连人身
自由都没有了吗？”他便悄悄地对学生解释说：“不要急嘛！只是看了看，没有真搜，是应
付张道藩的。”石蕴华不仅在学生中的威望很高，他也善于接近老师，和老师交朋友。曹禺
来了，他便约着曹禺和学生到马彦祥家里去聚会，有时在一起吃饭，有时一起到郊外游玩。
很快，他就和曹禺成为十分熟识的朋友了。一天，他俩在操场上散步，石蕴华以低沉的声音
唱起歌来，他唱得格外严肃，那悲壮的歌声把曹禺吸引住了。唱完便问曹禺：“家宝，你说
这首歌好听不好听？”曹禺答道：“好听。”他说：“这就是《国际歌》”这是曹禺第一次
听到伟大的《国际歌》。他还常对曹禺讲些社会主义的道理，说：“现在常讲社会主义，可
是你要分清不同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纳粹党也讲社会主义，你要分清楚。”他还语重心长地
对曹禺说：“你现在写东西，不讲明阶级，至少也要讲明阶层啊！”他们成为很要好的朋
友，虽不能说无话不谈，但他不避讳曹禺。他常到曹禺的住所去玩，或吃饭谈天，或抨击时
政，有时还情不自禁地大骂张道藩。那时，白色恐怖是相当厉害的，但他对曹禺无所顾忌，
赤诚相见，这种坦白的襟怀和对人的热诚，使曹禺每回忆起他来都很激动。

    来到南京不久，他就去上海看望巴金和靳以。在一次谈话中，他向巴金透露了他早已藏
在心中的一个愿望，就是找个机会得以拜见他久已敬仰的鲁迅先生。他已把日译本《雷雨》
寄给鲁迅，盼望得到先生的教诲，那时进步的青年作家都渴望得到鲁迅先生的指点。巴金是
很理解曹禺的心情的，便同鲁迅先生联系，先生正在病中，慨然答应于１０月１９日在大陆
新村寓所接见他们。但是，出乎意料，就在即将拜见鲁迅先生的那天清晨，靳以匆匆跑来，
向曹禺报告了鲁迅先生于是日凌晨逝世的噩耗。这使满怀欣喜的曹禺突然陷于惊愕茫然和巨
大的悲痛之中。他几乎不知所措，便和靳以一起赶往大陆新村。此刻，鲁迅的住所沉浸有一
片悲恸的氛围里。曹禺于生前不能拜见鲁迅，现在，只能沉痛地瞻仰先生的遗容。他木然地
垂立在先生床前，只听得萧军在那里捶胸顿足号啕恸哭，他的泪水也滚落下来。当时，他只
有震惊和悲痛，也顾不到其他了。他参加了鲁迅的葬仪，在那伟大的送葬行列里，浩浩荡荡
的送葬的人流中，使他感受到一个伟大的作家是如此同人民连结在一起。人民热爱鲁迅，鲁
迅在人民心中。文坛巨星的陨落，集聚着生者为他未竟的事业而奋斗。每当曹禺讲起这次未
能得以实现的生前会见，就感慨万分。他说：“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憾事！”鲁迅先生的逝
世，给他以激励，要像鲁迅先生那样用自己的笔为人民而创作。

    曹禺来南京，自然是和郑秀商量好的。１９３６年暑假，郑秀在清华大学法律系毕业
了，她的父亲在南京工作，希望女儿回到自己的身边。由父亲的推荐，她在南京政府的审计
部当了一名科员，主要工作是审核大学经费。平时，她住在自己家里。她办公的地点离曹禺
的住所四牌楼很近，午饭便到曹禺那里就餐。应当说，他们的恋爱生活还是正常的，但也免
不了一些小的争吵。郑秀的父亲反对女儿的婚事，主要出自传统的门第观念，但是，眼看郑
秀和曹禺的关系已经确定下来，也就不再执意作梗了。就在他们到南京不久，于１９３６年
１０月２７日在南京平仓巷德奥瑞同学会举行了订婚仪式。郑秀回忆说：德瑞奥同学会类似
一个国际俱乐部，在那里举行订婚仪式，事先发了二、三百份请贴，国立剧专的同事，戏剧
界的朋友，还有其它一些亲友。他的母亲特地从天津赶来。巴金和靳以是专程坐飞机从上海
来的，那时上海到南京的飞机航线才开辟起来，机票２５块钱。他们带来的礼物是一个十分
漂亮的从美国进口的洋娃娃，这个洋娃娃会叫人，当订婚仪式即将结束时，田汉也来了，他
拿了一幅中堂来作为礼物。晚上，在家里有个家宴。①这个订婚仪式还热烈，但是，在热闹
中也正在孕育着痛苦的种子。曹禺对郑秀的追求充满了幻想，那种热烈的劲头，随着时间的
推移，不是更加深沉而是逐渐冷却。性格的歧异已经显示出来，订婚后，连剧校的一些同曹
禺接近的同事和同学都有所察觉。石蕴华就看到这门婚事中所蕴藏的潜在危机。一个同学回
忆说：“当时我们觉得曹禺有一种内心的痛苦，是因为已经恋爱好久了，就不好再改变，就
不得不订婚。”石蕴华是１９３７年初离开剧校的。有一次，他回到南京，把曹禺、马彦祥
和叶子找到一起谈心。石蕴华非常爽快地问曹禺：“家宝，你是不是觉得很痛苦？”这似乎
真的触到了他的痛处，他不吭一声，默默地坐在那里不愿回答。曹禺就是这样一种性格，他
能用沉默，久久的沉默来对待生活中的挑战，很少把内心的苦痛和辩解倾诉出来，而把它封
锁在自己内心的深处。

    曹禺在剧校的生活是愉快的。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剧校学生绝大多数都是话剧的
爱好者，他们都曾或多或少地参加过演剧活动，是有事业心的。另外，这些学生也是一些有
勇气的青年，那时的社会风气把演员看成是“戏子”，把演戏看成是没出息的职业，加之话
剧还是个新兴的剧种，职业话剧团很少，毕业后连谋生的出路也没有保证。特别是女同学，
不是大胆冲破封建传统的舆论束缚，那是不会报考剧校的。像现在影剧界一些著名的导演和
演员如凌子风、石联星、项堃、叶子等，都是当时剧校的学员。正因为这些学生热爱新剧，
对曹禺来剧校执教抱着深切的期望。曹禺的教学没有使学生失望，他以高度的责任感、渊博
的戏剧知识和绝妙的教学艺术，博得学生的厚爱。

    他在事业上是一个从来不敷衍的人，他的热情不但贯注在创作上，同样，也渗透在教学
里。他教世界戏剧名著选读，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而且剧目也经过精心挑选。他从不做抽象
的说教，而是采取边朗诵、边表演、边分析的方法，绘声绘色地把同学带入戏剧情境之中，
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即使剧本上的一句台词、一个停顿，他都能讲出它内在的底蕴。他
把渊博的知识、舞台的实践和具体入微的艺术感受融合在一起，这就把学生迷住了。每一堂
课，对他们来说都是美不胜收。许多同学回忆说，万老师上课，可谓绝妙，他有学问，会表
演，又有创作经验，因此，讲起课来就驾轻就熟，挥洒自如，加上他那口才，所以，每次上
课，课堂里都挤得满满的，连外班的学生也来听他的课。他还有一套辅导方法，为了提高学
生的欣赏和理解剧本的水平，除重点讲授一些剧目，还组织学生阅读世界名著。他不是一般
地布置一下，任其自流，而是按照点名册，具体规定某某读哪本名著，并让每个人都要写出
读书报告，或分析主题和人物，或分析戏剧结构和冲突。过一段时间，再根据每个同学的具
体情况，更换新的阅读剧目。这样一种指导阅读的方法，使学生获益匪浅，在不知不觉中提
高了鉴赏能力。因为他所读中外戏剧名著较多，才能这样指导学生；同时，也因为他具有一
种诲人不倦的精神，才能这样不怕麻烦，因材施教。

    他指导学生排戏，更是煞费苦心。对于初学表演的同学来说，并不是任何一个剧本都可
以拿来作为排练教材的。为了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他特意把法国剧作家腊比希的二幕剧
《迷眼的砂子》翻译出来，并改编为独幕剧供学生排练。他所以挑选这个剧本，是因为他觉
得法国１９世纪的喜剧家腊比希（ＥｕｇｅｎｅＬａｂｉｃｈｅ），同萨都一样，都多少承
袭了结构剧的传统。在他看来，由斯克利布所开创的佳构剧，它的舞台和编剧技巧对易卜生
这些大师都有影响，对初学编剧和表演的人是会有帮助的。他后来回忆说：“然而，我还是
认为有必要认识一下这个腊比希，我才动心把他这个剧本改编成为《镀金》。原剧是两幕，
现在是独幕了。我尽量使《镀金》成为当时（１９３６年）如小仲马说的‘有用的剧本’。
因为我认为《镀金》容易有舞台效果，可以使初学表演的人尝尝初次面对观众是什么滋味。
在这个戏演出时，舞台效果很好，证明了这个戏可以训练学生有舞台感，但应注意学生片面
追求舞台效果。其次，我认为这个戏的演出风格的高低，会因演员的修养水平的高低而大不
一样。一个成熟的好演员，可以把它演成有风度、有幽默、有趣味的好戏，决不会轻薄鄙
俗。但遇到格调低的演员，完全可能把这个戏降低为‘文明戏’。这个独幕剧很能考验演员
与导师的修养水平。”①由此，可看出他的教学是十分用心的；同时，也看出他的戏剧见
地。

    指导学生排戏，他基本上是运用他的实践经验，也可以说是从张彭春老师那里学来的导
演方法。他首先发动学生讨论剧本，从主题、人物到台词，让学生七嘴八舌地发表意见，务
求理解透彻。具体排练时，又指导得十分细致。每句台词，为什么这样写，它的含义是什
么，该怎么念，又该怎样动作，几乎等于他把每个角色都演一遍。学生们说：“万老师是编
剧、导演、演员三位一体的老师。他写的剧本处处体现出他的艺术匠心，写得那么细致，连
动作都写出来了。他指导学生排戏，也是这样，独具一格，犹如中国的工笔画。”他的教学
和他的日常生活风度迥然不同。他为人比较谨慎，沉默寡言，但又很马虎、不拘小节，不会
料理生活。他给学生的印象是很随便的，从来不摆老师的架子。但是，在排演场上，却挺叫
真，连一个动作都不准错。一旦进入创作领域，他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南京的进步戏剧运动正在兴起。１９３５年初田汉被捕入狱，押在南京，由徐悲鸿、宗
白华出面保释。这位响当当的共产党人出狱后，就又为进步的戏剧事业而奔波了。这年１１
月，由他主持的“中国舞台协会”宣告成立。洪深、马彦祥、张曙、白杨、舒秀文等都来与
会，不久便公演了《械斗》和《回春之曲》。曹禺在这里结识了许多戏剧界的朋友。中学时
代就知道田汉的大名，如今相识了，原来是这样一位充满豪气而爽朗的人物。田汉每次请
客，都请曹禺来。马彦祥可以说是老朋友了，他既是一位戏剧理论家，也是位表演家，他刚
刚从苏联归来，他是听说苏联举行戏剧节，自费前往观摩的。戴涯也来南京了。曹禺来南京
不久，便同马彦祥、戴涯等一起组织起“中国戏剧学会”，他们“为适应新兴演剧艺术职业
化的要求”，组织了这个学会，强调通过演剧来研究话剧艺术。他们第一次便筹备了《雷
雨》的演出，由曹禺扮演周朴园，马彦祥扮演鲁贵，戴涯扮演周萍，郑挹梅扮演蘩漪，李虹
扮演四凤。这是曹禺第一次扮演自己剧本中的角色，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力投入这次演出
之中。当《雷雨》在南京世界大戏院公演时，一下子便打响了，可以说轰动了南京城。特别
是剧校的同学看到老师们的示范演出，真使他们大开眼界。马彦祥后来回忆说：我看过不下
十几个周朴园，但曹禺演得最好。这可能因为他懂得自己的人物，他是个好演员，他懂得生
活，不是那种空中楼阁式的。我觉得演周朴园没有比他演得更好的了。①与此同时，他还把
米尔恩的《戏》翻译出来，由马彦祥导演，于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２９日起，在南京香铺营中
正堂演出三场。１１月６日，在镇江大舞台也演出过两场。由他亲自导演的《镀金》，也曾
在中正堂演出四场。

    来南京只有半年，除了教学，他改编、翻译剧本两部，导演一出戏，还参加演出一出
戏，还有那么多的社交活动，可以想见他那种充沛的精力和旺盛的工作热忱了。

    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只有一年的时间，而这一年也可以说是他享受创作的愉悦和欢欣的
一年。《雷雨》仍在继续上演，一篇又一篇的评论发表出来，赞美之声淹没了对弱点的批
评。继日译本《雷雨》问世，英译本《雷雨》也由姚莘农（姚克）翻译出来，刊登在１９３
６年１０月出版的《天下》（英文）月刊上。姚莘农在英译本序言中，称赞曹禺是中国剧坛
上升起的一颗新星。１９３７年初，美国著名戏剧家、耶鲁大学教授亚历山大·迪安来华考
察中国戏剧，他来南京访问田汉、曹禺，由曹禺亲自担任翻译。曹禺把英译本《雷雨》赠给
迪安教授，受到迪安的热情赞许。

    更值得称道的，是《日出》的发表，它所引起的反响较之《雷雨》更为热烈也更为迅
速。这里，不能不提到萧乾，这个独具艺术卓识的文艺编辑，以很大的气魄和无私的精神，
在他负责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栏内，组织国内著名的作家笔谈《日出》，他选择了最好的
时间，正是１９３７年元旦即将来临之际，以三个整版的篇幅刊出笔谈文章。

    萧乾说：“关于《日出》的讨论，这个剧本问世后，我想通过它把评论搞得‘立体化’
一些。我长时期感到一部作品——尤其一部重要作品，由专业书评家来评论是必要的，由作
者自剖一下也有助于深入了解，但应不应该也让读者发表一下意见？要不要请文艺界同行来
议论它一下？我用三个整版做了一次试验。头两次是‘集体批评’，也即是请文艺界新老作
家对它各抒己见，最后一期是作者的自我剖析。当时除了为加深读者对剧本的理解之外，我
还有一个意图，想用这种方式提倡一下‘超捧场、超攻讦’，‘不阿謏，不中伤’，心平气
和，与人为善的批评。讨论是热烈的，评者与作者的态度是诚恳的。”①参加这次讨论的
有：茅盾、叶圣陶、巴金、朱光潜（朱孟实）、沈从文、黎烈文、靳以、李广田、荒煤、李
蕤、杨刚以及燕京大学外文系美籍教授谢迪克等。

    这些批评既有中肯而热情的赞扬，也有同作者探讨的不同意见。茅盾认为“《日出》所
包含的问题，也许不及《雷雨》那么多”，指出它“围绕于一个中心轴——就是金钱的势
力”，“是半殖民地金融资本的缩影”。“将这样的社会题材搬上舞台，以我所见，《日
出》是第一回”。他“渴望早早排演”。叶圣陶说，《日出》“采集了丰富的材料，出之以
严肃的态度，刻意经营地写成文章的。前几年有茅盾的《子夜》，今年有曹禺的《日出》，
它们都不是‘妙手偶得之’的即兴作品，而是一刀一凿都不肯马虎雕刻成功的群像”。他更
指出：“它的体裁虽是戏剧，而其实也是诗。”沈从文从中国话剧创作的发展来评《日
出》，说：“就全部剧本的组织，与人物各如其份的刻画，尤其是剧本所孕育的观念看来，
仍然是今年来一宗伟大的收获。”他还指出：“作者似从《大饭店》电影得到一点启示，尤
其是热闹场面的交替，具有大饭店风味。这一点，用在中国话剧上来试验，还可以说是新
的。”巴金说：“《雷雨》在《文学季刊》发表后的一年间，似乎没有一个批评家注意过它
或为它说过几句话，《雷雨》是靠着它本身的力量把读者和观众征服了的。”但认为《雷
雨》“所强调的‘命运的残酷’”是它的缺点，而“这缺陷却由《日出》来弥补了。《日
出》不是命运的悲剧，这只是我们现实生活的反映。”他觉得《日出》的“结局太不悲观，
而且在那末尾是明明有一条伸向光明去的路”。“看，这是一个多么雄壮的景象！这是一个
多么乐观的结局”。他说，《日出》“是一本杰作，而且我想，它和《阿Ｑ正传》、《子
夜》一样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最好的收获”。黎烈文说：

    说到《雷雨》，我应当告白，亏了它，我才相信中国确乎有了“近代剧”，可以放在巴
黎最漂亮的舞台上演出的“近代剧”。在这以前，我虽然看过两位最优秀的剧作家的剧本的
上演，但我总觉得不能和外国看过的戏剧相比，看了一半就想退出。只有《雷雨》确使我衷
心叹服，当看到自己身旁的观众，被紧张的剧情感动到流下眼泪或起了啜泣时，我们不相信
中国现在有着这样天才的剧作家！能够这样紧紧抓住观众的心的天才的剧作家。他还认为，
“把三等妓院搬上舞台，更是颇为大胆的手法。如果不是对于自己的艺术有着绝对信心的
人，大概不会这样做的。”美籍教授谢迪克的意见尤为引人注目，他对《日出》的评价很
高：

    《日出》在我所见到的现代中国戏剧中是最有力的一部，它可以毫无羞惭地与易卜生和
高尔斯华绥的社会剧的杰作并肩而立。

    当然，也有不同的看法。李广田“觉得《日出》不及《雷雨》”，在《日出》中没有一
个可爱的人物”，他更喜欢《雷雨》，而不喜欢《日出》。荒煤也有这种看法，认为“《日
出》是不及《雷雨》的”，“作者给我们只画出了那些罪恶的表面，而没有给我们把那些罪
恶的根据找出来——换句话说，那就是作者仅仅突击了一些‘现象’，而他应该突击的却是
‘现实’！”还有对第三幕的批评。谢迪克认为《日出》的“主要缺憾是结构的欠统一。第
三幕本身是一段极美妙的写实，作者可以不必担心观众会视为浮荡。但这幕仅仅是一个插
曲，一个穿插，如果删掉，对全剧毫无损伤。即便将这幕删去，读者也还不容易找到一个清
楚的结构”。朱光潜也认为“割去第三幕，全剧就要变成一篇独幕剧”。“《日出》所用的
全是横断面的描写法，一切都在同时期之内搅在眼前，各部分都很生动痛快，而全局不免平
直板滞”。他还认为：“想到作剧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作者对于人生世相应该抱什么态
度。他应该很冷静很真实地把人生世相的本来面目揭开给人看呢？还是送一点‘打鼓骂曹’
式的义气，在人生世相中显出一点报应昭彰的道理来，自己心里痛快一场，叫观众看着也痛
快一场呢？”他说他比较喜欢第一种态度。

    １９３７年２月２８日，曹禺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我怎样写〈日出〉》（后收入
《日出》单行本，作为《跋》），这既是一篇激扬着感情对《日出》进行自我剖析的文章，
又是回答批评的文字。此文文采飞扬，坦爽真诚，直抒胸臆。不苟同，敢论辩，独具胆识。
在前面，我们已经作了介绍，此处，结合欧阳予倩先生排演《日出》，谈谈曹禺对《日出》
第三幕的见解。

    欧阳予倩决定把《日出》搬上舞台，专程从上海到南京征求作者的意见。他有一个看
法，以为《日出》第三幕似乎同其它三幕有所游离，决定割去第三幕。但曹禺不同意这种看
法，他向欧阳予倩陈述了自己的见解。１９３７年２月，由欧阳予倩导演的没有第三幕的
《日出》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公演，由凤子扮演陈白露，曹禺专程赴上海观看演出，靳以陪
着他。演出结束后同演员和舞台工作人员晤面时，曹禺仍然直率地说，把第三幕删去是太令
人遗憾了。他在《我如何写〈日出〉》一文中以很长的篇幅就此谈了他的想法：《日出》不
演则已，演了，第三幕无论如何应该有。挖了它，等于挖去《日出》的心脏，任它惨亡。如
若为着某种原因，必须支解这个剧本，才能把一些罪恶暴露在观众面前，那么就砍掉其余的
三幕吧，请演出的人们容许这帮“可怜的动物”在饱食暖衣、有余暇能看戏的先生面前哀诉
一下，使人们睁开自己昏聩的眼，想想人把人逼到什么田地。我将致无限的敬意于那演翠喜
的演员，我料想她会有圆熟的演技，丰厚的人生经验，和更深沉的同情，她必和我一样地不
忍再把那些动物锁闭在黑暗里，才来担任这个困难的角色。

    他把他的痛苦、烦难都和盘托出。他的良心、他的艺术直感，都使他把心窝子里的话掏
了出来。既是自我辩护，更是祈得人们的理解。

    最使我感到烦难的便是第三幕，现在偶尔想起当时写这段戏，多少天那种寝食不安的情
况，而目前被人轻轻地删去了，这回忆诚然有着无限的酸楚的。

    的确，他像一位多子的母亲，溺爱着每一个儿子。他甚至说：“不肯多体贴作者执笔时
的苦心，便轻率删除，这确实是残忍的。”于是，他决定自己来导演《日出》，组织剧校的
学生来排练。翠喜这个角色是很难物色的，最大的困难是女同学不愿演这个角色。叶子对曹
禺说：“万老师，您排这个戏，谁敢演翠喜这个下三烂？”曹禺说：“翠喜可不是个下三
烂，她是被人尊敬的，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在排演《日出》时，张彭春来南京了。曹禺
请老师指导排第三幕。张彭春也不熟悉妓女的生活，但他很会抓戏，懂得怎样把“戏”排出
来。也许是由于演员的阵容较弱，排得不够理想。但是，曹禺那种执意把四幕《日出》全部
排出来的艺术信念始终未曾动摇过，表现了他高度的艺术自信心。后来的艺术实践证明，曹
禺所坚持的是有道理的。

    一个敢于独创的作家，对自己所追求的美学目标应该充满自信心，这也是一个艺术家内
心自由的境界。对曹禺来说，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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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    淡
      静    泊
      致    明
      远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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