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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ocatelli (不动明王), 信区: Reading
标  题: 曹禺传(19)
发信站: 紫 丁 香 (Thu May 13 16:10:41 1999), 转信

第十九章　海内存知己            

    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汪精卫投降日本，在南京成立了伪中央政府。蒋介石也开始了反共活动，１９３９年６
月发生了“平江事件”，国民党军公开袭击平江新四军留守部队。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国民
党反动派以何应钦、白崇禧的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致电朱德等人，强迫命令八路军、新四军
在一月之内集中于所谓“中央指示案”指定之地区，从而掀起了反共高潮。在全民抗战中，
国民党反动派始终未放弃对共产党和爱国进步力量的扼杀镇压政策，不过，现在已由隐蔽变
得公开了。

    国立剧校，尽管远离重庆，但国民党还是没有放过这个小小的学校。他们把一个叫张秉
钧的人派来做训育主任，此人是陈立夫、陈果夫所谓ＣＣ派的特务。剧校早就有共产党的支
部，如方琯德、蔡松龄、刘厚生都是党员，迁到江安，剧校党支部归由江安县委领导。这些
热血青年，一方面领着学生同国民党进行斗争，同时，也爱护着老师，遵照党的指示，团结
老师，帮助老师。曹禺正是他们所敬爱的老师，也是他们保护的对象。

    曹禺同这些年轻人在一起是十分愉快的，他喜欢这些学生，学生也敬爱着他。

    “万老师是最没有架子的。”这是学生对他的评价。他常同学生们一起散步。江安虽没
有什么名胜古迹，但春天来了，田野尽是惹人喜爱的菜花，金黄万点，令人心醉。而绿油油
的稻田，更使人心旷神怡。在川江边上，师生间谈笑风生。江风徐徐吹来，荡入胸怀，给人
以无限乐趣。

    学生们经常跑到他的家里，吃着泡菜、腊肠、糖果，听着曹禺海阔天空地谈文学、戏
剧。曹禺，在学生眼里，是一个很随便很随便的人。剧校没有什么篮球场，一个小小的场
地，有时一二十人玩一个篮球，大家争啊抢啊！曹禺也脱下他的长袍，和学生们一起去抢去
争，搞得浑身是土，玩得开心极了。在生活中，学生从来不怕他，因为他个子矮，还叫他
“万Ｄｗａｒｆ”。

    他是很疼爱学生的，他自己年轻，也更能体贴年轻人。他的学生吕恩说：“万先生的性
格是很开朗的。我们进剧校都要有保证人，我是上海来的流亡学生，找不到保证人，就通过
一些亲友找曹禺当保证人，他慨然应下。我过去演过戏，一进剧校有些优越感，同学们对我
有看法，我不想读下去了，就去找万先生，他是保证人，得跟他讲嘛。我说：‘万先生，我
不干了，我把铺盖都打好了，别人那样看我，哪里不能念书，何必在这里受气。’我一边说
一边流泪。万先生一边听我说，一边帮我擦眼泪。他把铺盖卷打开，送我回宿舍，他说：
‘还是不走吧！没有关系的，会好起来的。’万先生很爱护学生。”曹禺是不愿把她放走
的，他不愿意把有才能的学生放走。

    有一次，学生闹起风潮来，有个学生把训育主任张秉钧打了。这个学生叫张正安，是班
长，打了张秉钧一个嘴巴，学校要开除他。曹禺很同情他，就和陈治策一起为他说情，终于
免去了开除的处分。张正安现在已经是７０岁的老人了，他写信给曹禺说，“幸亏万老师陈
治策老师帮助弄了个留校察看”，“几十年来，我没有忘记过万老师一天。一则是万老师的
教诲，再就是对我的爱护”。

    曹禺最感兴趣的，是江安的茶楼。坐在茶楼里，要上一壶茶，在那里观察着茶楼里进进
出出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还有在街上过往的人们。

    观察生活是他的习惯。他怀中总是揣着一个小本子，随时把观察到的种种生活景象，人
物的言谈动作笔记下来。每逢江安县城赶集的日子，他就到茶馆里去，这样的机会，他是从
不放过的。有一次，他看到一个打扮得衣冠楚楚的人物，使他发生了兴趣，就尾随在这个人
的后边。这个人原来是江安的一个大地主，叫黄久安。黄久安发现有人在后面盯住他，人又
不认识，很奇怪，有点害怕了，就钻进一个小巷子里，跑到他的一个亲戚家躲藏起来。黄久
安的亲戚认识曹禺，就告诉黄久安说，“那是剧专的教授万家宝先生，他在观察人物呢！”
这才使黄久安放下心来。有一次，他对西街一位做豆腐的老婆婆发生了兴趣，看她怎样推
磨，怎么做浆，又怎样点卤，怎样把豆腐压出来。这样，接连观察了三天，天天在那里细细
地看着、琢磨着，有时还问问这位老婆婆。似乎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临走时，他给
了老婆婆一些钱作为酬谢。

    他对人物是最有兴趣的，只要引起他的兴趣，他就设法了解和接近。张安国回忆说：
“《北京人》中的人物是有模特儿的，江安有个知名人物，叫赵子钊，在北京当过国会议
员，抗战时回到江安。他的女婿周宝韩，是个留德的学生，什么本事也没有，好吃懒做，就
住在老丈人家里。周宝韩的祖父是李鸿章手下的一员提督，太平天国时，在清朝军队里。周
宝韩是个公子哥，他留学是学工程的，学的也不怎么样，连个职业也找不到。可是，他那种
公子哥的脾气习性却依然保留着，后来，才通过同学关系在昆明空军军官学校当了一个总务
处的小科员。他很像江泰。还有一个清朝的秀才，也是江安的士绅，他叫黄荃斋，是个廪
生。他和我父亲相识，曹禺就通过我的父亲找到他，向他打听旧式婚姻的礼仪、习俗，问得
十分仔细，订婚是怎么一个规矩，结婚仪式又是怎么样啊！怎么闹洞房啊！这恐怕同他准备
《家》的创作有些关系。他把这些都记到他的本子上。至今，江安的一些老人中间还流传着
曹禺的一些故事。”①在江安，最使曹禺感到厌恶的是耗子。四川的老鼠是很有名的，人称
“川耗子”。江安的耗子是够厉害的，一是个大，二是多，到处都有。在办公室，在家里，
都有耗子出没，可谓无孔不入。吴祖光曾专门写过一篇曹禺和耗子的故事，他说：“曹禺最
憎恶、最怕的是什么？是耗子。”“耗子给他这么大的刺激不是没有原因的。前两年在一个
小城里教书的时候，曹禺已在着手汇集他的历史剧《三人行》的材料，足足有一个厚本子。
可是有一天他偶而打开抽屉时，那本册子被耗子啃得粉碎了。只要我们懂得一个作家怎样珍
惜自己的心血，我们自然也会担负一半对耗子的忿恨吧？”“又一回，很冷的一天，早晨在
路上碰到曹禺，便一同到学校去。他说胃病又犯了，犯得特别凶，右肩上时时发抖，这病象
的确是不寻常的。下了课我回到休息室。他已经坐在那里，说肩上抖得很凶，心里也不好
过。所以告诉学生说胃病犯了，早点下了课。说着说着又抖起来了。他用力一按——‘哎
呀！’他脸白了，大喊：‘耗子！’不用说我们有多么惊奇！他匆忙把棉袍脱下扔在地上，
掩着脸，一溜烟跑到墙犄角。棉袍里子上爬着一只大耗子，已经精神不振，近乎瘫痪状态。
当然是因为天气冷，耗子钻进棉袍里去取暖；因为棉袍里子破了，耗子一直钻到棉花里出不
来，却不巧被曹禺穿在身上了。”①

    吴祖光的回忆自然是真实的，那时，他已是剧专的教师了。吴祖光比曹禺年轻，很尊重
曹禺，经常到曹禺家里吃饭聊天。吴祖光把他的第一部剧作《凤凰城》写完，就是请曹禺看
的，虽然说这部处女作还不够成熟，但曹禺却从中看到吴祖光的才华和一颗火热的爱国之
心。他很快读完，据说还做了些润色，但是曹禺却说：“我是看过，却不敢说润色，祖光才
气过人，经历丰富，中文底子厚实，他读的书多，看的戏也多，为了写《凤凰城》，他还亲
自去找过苗可秀的母亲。那时，我就觉得他的戏写得很扎实，这是他的第一部戏，以后就一
发而不可收，越写越好了。我是很敬重他的。”②至今吴祖光仍然说：“曹禺是我的朋友，
也是我的老师。”的确，他们之间有过一段难忘的友情。

    吴祖光对曹禺的性格是十分了解的，他曾这样回忆说，“家宝这个人，你同他谈话，他
时常出神，心不在焉，你问他，他说他没听见，他让你再说一遍。他根本没听你讲话，他在
想他个人的心事，可能正想着戏里的情节。他有一个动作，他右耳上有一个小肉瘤，俗名子
耳，他经常摸着这个肉瘤，一出神就去摸它，张瑞芳曾说，这是曹禺的‘灵感包’，一摸
它，灵感就来了。他有时还把一张纸叠起来，把顶部揪掉，展开来纸上有一个小洞，他便用
这个小孔去套那个‘灵感包’，可笑极了。还有，他在平地上走路也摔跤，是因为他的左腿
绊了右腿才摔倒的，可能也是心不在焉的缘故。他看戏的时候，也许他就没看，好戏还是吸
引他的。他脑子里总是想他自己的事，他总是‘心有专注’。他胆小，拘谨，怕得罪人。”
①郑秀的性格和曹禺是不同的，脾气急躁，爱清洁，处处都要干干净净，不大爱看戏。曹禺
却是个不修边幅的人，生活上的小事很随便，郑秀常逼着他换衣服、洗澡，他却说，“你要
讲卫生嘛，我偏不讲。”郑秀就把水、肥皂、毛巾、换的衣服都准备得好好的，把他推进浴
室里，把门反锁上。可是曹禺却偷偷地带了一本书进去，一边看书，一边拨弄着水，发出哗
哗的水声。郑秀以为他洗澡了，放心了，就去做别的事情，等到回来，看他还没有洗完出
来，打开门一看，原来他抱着书本睡着了。他根本就没有洗澡，这自然使郑秀很生气。但
是，你要他改变他的习惯，那也是很难的，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曹禺曾对我说：我这个人，
你说性格内在，那也是真的。有点事痛苦极了。我喜欢朋友来，但又怕见人，来了是挺高兴
的。说我心不在焉，也是有的，人家说的，有时听进去了，记住了，有时就没有听进去。我
的记忆力太坏。巴金和我很好，他说话，我很注意听，才听进去。从小孤独，不集中。你说
是浪漫型，也有点吧！我好摸我这个“拴马桩”，张瑞芳管它叫“灵感包”。中国人的老说
法，右耳边上有这个肉瘤是象征富贵的。后来有人告诉我，常摸它容易得癌症的。写东西写
不出来就摸，有时摸得都肿起来。我是常走神的，写东西时思想集中，不走神。我非常怕洗
澡，我好看书，所以，老是不愿意洗。四川耗子非常厉害。那时挺穷，穿棉袍，把棉袍咬破
了，耗子钻进去，上课的时候觉得痒，讨厌极了。我厌恶耗子，写《北京人》时，就由此产
生一种联想，有人真像耗子那样过了一辈子。①曹禺和郑秀的结合，已经蕴藏着危机，在他
们的共同生活中，由于性格、脾气、爱好、情趣的不同，矛盾就逐渐突出起来，感情上也出
现了裂痕，对于双方来说，都感到了不愉快。而曹禺的内心痛苦显得更深些，他不会吵架，
甚至不说出来，但却是十分苦闷的。大约在这样的时刻，一个年轻的姑娘悄悄地进入曹禺的
生活之中。她就是邓译生，又叫方瑞。１９４０年的夏天，她到江安来看望妹妹，妹妹邓宛
生就在剧专学习，表弟方琯德也在这里。方瑞的父亲是个医生，她的叔叔，以及父亲的朋友
都是一些教授和学者，像著名的作家杨振声，还有赵太牟等。她没有读过大学，但有着很好
的文化教养，练得一笔好字，也善于绘画。据说赵太牟、杨振声这些教授都向她的父亲提出
建议，不要送她上大学，就让她在家里读书，似乎是要把她培养成为中国最后一名精谙国学
的闺秀。她长相清秀，性格娇柔温厚，不爱说话。她同她的妹妹宛生迥然不同，宛生长得又
粗又胖，性格活泼，一刻也不安宁。她一来到江安，就住在方琯德的家里，吴祖光也同他们
住在一个大院里，对门便是曹禺的住家。

    方琯德、宛生，还有一些学生，常到曹禺家去，译生也跟着他们一块去。这样，便结识
了曹禺。

    译生的到来，在交往中，她给了他以深刻的印象。在不知不觉、不声不响中，他们在心
中相爱了。《北京人》中的愫方，就有着译生性格的投影。曹禺是这样描写愫方的：见过她
的人第一个印象便是她的“哀静”。苍白的脸上宛若一片明静的秋水，里面莹然可见清深藻
丽的河床。她的心灵是深深埋着丰富的宝藏的。在心地坦白人的眼前，那丰富的宝藏也坦白
无余的流露出来，从不加一点修饰。她时常忧郁地望着天，诗画驱不走眼底的沉滞。像整日
笼罩在一片迷离的秋雾里，谁也猜不透她心底压抑着多少苦痛的愿望与哀思，她是异常的缄
默。……一种惊人的耐性，……她温厚而慷慨，时常忘却自己的幸福和健康，抚爱着和她同
样不幸的人们。然而她并不懦弱，她的固执在她无尽的耐性中时常倔强地表露出来。

    她的服饰十分淡雅。她穿一身深蓝哔叽织着淡灰斑点的旧旗袍，宽大适体。她人瘦小，
圆脸，大眼睛，蓦看怯怯的，十分动人矜惜。她已过三十，依然保持着昔日闺秀的幽丽，谈
话声音温婉动听，但多半在无言的微笑中静聆旁人的话语。

    曹禺把他对译生的爱，对译生的一片痴情，还有译生的音容笑貌都写进去了，都写进愫
方的性格血肉之中。愫方不等于译生，但可以说，没有译生就没有愫方的形象。

    创作是奇妙的，也是不奇妙的；是偶然的，也是不偶然的；是写实的，也是不写实的。
许多的因素汇合一起，曹禺又在酝酿着一部新的剧作了。这部新的剧作就是著名的《北京
人》。

    他的学生方琯德是这样回忆曹禺写作《北京人》的情景的：“大概是１９４０年的深
秋，在四川江安靠近古旧城墙边上的一幢房子里，曹禺同志写作了《北京人》。那时候我还
只是一个１９岁的青年，正在作他的学生。曹禺同志也不过３０岁。他正热爱着契诃夫，感
到时代的苦闷，也憧憬着时代的未来。但他的思想已经不仅仅是停滞在憧憬里，而且看到了
和懂得了北方为着幸福生活斗争的人们。所以他也热爱我们那样一群青年人。我们整天生活
在一起，他把《北京人》剧本，写好一段读一段给我们听。我记得江安的夜晚没有电灯，桌
上点着一盏煤油灯，铺满了稿纸，窗外是梧桐秋雨。曹禺同志以最真挚的心情叙说着愫方的
善良，他回忆着充满生命力的古代人类向自然的斗争，对当时的现实的斗争充满了希望。”

    《北京人》，在曹禺的创作历程中是一个高峰，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思索才写出来的。
许多人物，许多情景，早就在他的心里孕育着，浮现着。只是使许多评论家感到奇怪的，是
为什么在抗战的艰苦阶段，他竟然写出这样一出“与抗战无关”的戏？从《蜕变》到《北京
人》，似乎是有些令人感到突然。其实，并不奇怪，也并不突然。

    在这出戏里，更深刻地蕴蓄着他对现实的历史的沉思，更真挚地透露着他的希望，也更
深邃地体现着他对戏剧美学的追求。

    如果说，在写《蜕变》时，他还有一种天真的乐观，还有一种激昂的热忱，憎恶着腐朽
的统治、期望着蜕变，来一个蜕旧变新的转变；那么，随着抗日战争持久阶段的到来，使他
更清楚地看到国民党消极抗日的丑恶面目，更加厌恶和憎恨官僚政治的黑暗和腐败。他的
戏，一次又一次地被禁演。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把《雷雨》列为“有碍风化，有背时代精
神，不合抗战需要”的剧本，下令“禁止上演及印刷品之出版”。《蜕变》上演经受刁难审
查的经历，使他深深感到写抗战戏都会带来厄运，这又是怎样一个腐朽而反动的黑暗的统治
呵！的确，他的心里有着深沉的愤慨和悲怆。曹禺说：“写《北京人》时，我的诅咒比较明
确些了，那种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是早晚要进棺材的！他们在争抢着棺木。而这个人世，需
要更新的血液和生命。”①他还说：“也许在写《北京人》的时候，我朦胧地知道革命在什
么地方了，但严格地说，那时我仍还根本不懂得革命。”②他的回顾是符合他的思想实际
的。

    战前，他曾经接触过一些共产党人。抗战爆发后，他所结识的戏剧界的朋友也有些人是
共产党人，他同他们共事，给了他以深刻的印象。徐特立自不必说了，即使他的学生，那些
他所热爱的学生，那些年轻的共产党人，在民族面临生死关头而坚持奋斗的表现，也给他以
鼓舞和力量。特别使他难以忘怀的，是周恩来给予他的关怀和教育。还在１９３８年的冬
天，他就收到周恩来亲自写给他的一封长信。周恩来以老学友的身分，用十分亲切的口吻同
他谈到抗战的形势和前途，谈到戏剧，并且邀请他到八路军办事处去做客。后来，他曾多次
见到周恩来，聆听他的教诲。曹禺回忆他一次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周恩来的情景
时说：我由人领着走进一间简朴的屋子，迎面碰上总理炯炯的目光。国统区是阴沉的，但周
先生所在的地方却阳光明丽。话谈到一半，防空警报响了！总理让我和他一起上山。当我登
上山顶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已经向山城扔下许多炸弹，一股股浓烟腾起。面对这样的屠
杀，我郁闷地说不出话。我望着总理，总理的面容愤慨而严峻。他指着火光起处，痛斥日本
帝国主义的凶残，告诉我中华儿女必须团结一心，奋起抗日。虽然在当时的重庆，听不到反
击的炮声，但是总理的话使我坚强，给我力量。我相信共产党是坚决要抗战到底的！从那时
起，我靠近了党。①周恩来一直关心着和爱护着这个年轻而有才华的剧作家。周恩来，他是
曹禺的革命引路人。

    由于曹禺同共产党人的亲近，无疑，自然会引起某些人的注意。有一次，在余上沅校长
家里吃饭，饭桌上，余上沅的一位亲戚问曹禺：“你怎么会那么喜欢共产党？”曹禺机智地
反问道：“你怎么会知道我喜欢共产党！？”实际上，那时国民党的特务已经在暗中注视着
他的行动了。曹禺也免不了文人的清高，甚至还厌恶党派的斗争，但在他的内心里，他厌恶
的是国民党，敬仰的却是像周恩来、徐特立那样的共产党人。他隐约地感到，是共产党真正
在关心着他，那些年轻的共产党人在热爱着他、守护着他，使他在那暗夜中感到温暖和力
量。

    《北京人》既蕴含着作家的希望和憧憬，又体现着他的对一种戏剧审美境界的追求和向
往。

    还在写《日出》时，他就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强烈的美学追求，产生一种令其沉醉的审美
向往。他说，他“渐渐生出一种对于《雷雨》的厌倦”，“很讨厌它的结构”，以为《雷
雨》“太像戏”了。还说：“我很想平铺直叙地写点东西，想敲碎了我从前拾得那一点点浅
薄的技巧，老老实实重新学一点较为深刻的”。那么，他追求的是怎样的一种戏剧风格和境
界呢？他迷恋的是契诃夫的戏剧，是契诃夫那种戏剧风格和戏剧的境界。“我记起几年前着
了迷，沉醉于柴霍甫（即契诃夫——引者）深邃艰深的艺术里，一颗沉重的心怎样为他的戏
感动着。读毕了《三姊妹》，我合上眼，眼前展开那一幅秋天的忧郁，玛夏、哀林娜、阿尔
加那三个大眼睛的姐妹悲哀地倚在一起，眼里浮起湿润的忧愁，静静地听着窗外远远奏着欢
乐的进行曲，那充满了欢欣的生命的愉快的军乐渐远渐微，也消失在空虚里，静默中。仿佛
年长的姐姐阿尔加喃喃地低述她们生活的挹郁，希望的渺茫，徒然地工作，徒然地生存着。
我的眼渐为浮起的泪水模糊起来成了一片，再也抬不起头来。然而在这出伟大的戏里没有一
点张牙舞爪的穿插，走进走出，是活人，有灵魂的活人，不见一段惊心动魄的场面。结构很
平淡，剧情人物也没有什么起伏开展，却那样抓牢了我的魂魄。我几乎停住了气息，一直昏
迷在那悲哀的氛围里。我再想拜一个伟大的老师，低首下气地做个低劣的学徒。”①由此，
也可见曹禺对契诃夫戏剧的崇拜和沉迷了。他写《日出》时，就想追求这样一种境界；但
是，他把写的稿撕毁了，烧掉了。如今，他那种久沉心底的美学向往又涌出来了，他要学点
平铺直叙的东西，但又要有着深邃的艺术底蕴。

    可以说，《北京人》是曹禺写得最好的剧本了，的确是一部传世的杰作。关于《北京
人》，我们想多费些笔墨，还是让我们看看曹禺是怎样谈论他所心爱的这部剧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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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    淡
      静    泊
      致    明
      远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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