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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ocatelli (不动明王), 信区: Reading
标  题: 曹禺传(21)
发信站: 紫 丁 香 (Thu May 13 16:11:27 1999), 转信

第二十一章　同巴金的友谊            

    江安的生活是清苦的。

    战时物价腾涌，钱是越来越不值钱了。会钻营的去做投机买卖，捞外块，可是对穷教员
来说，日子过得就艰难了，对学生来说，那就更困厄了。战区来的学生有贷金，自己申请，
等工作了再还。开始时每月８元，４元钱的伙食，４元钱零用，还可勉强维持。后来提高到
７０元的贷金，但连饭也吃不到了。非战区的有家的学生，是连贷金也没有的。总不能饿饭
啊！就搞点实物演出，农民来看戏，就拿着白薯、白菜、鸡等来看戏，当地的绅士也有时送
半只猪来，这样，星期天就能打上一次牙祭，真是神仙过的日子了。曹禺是教授级，日子还
可以维持，但他看着学生的清苦，打心里是怜爱的。即使在最艰苦的日子，学生还在那里勤
奋地读书，有时连夜地排戏演戏。作为一个教师，财学生最深厚的爱便是把自己的知识毫无
保留地传授给他们，使他们成才。除了指导学生排戏演戏，那就是教课，他教的课程门类是
够多的了，《西洋戏剧史》、《编剧技巧》、《名剧选读》，等等。

    在他的学生中，流传着关于曹禺教书育人的种种事迹：吕恩说，那时我们许多学生都是
慕万老师的名而报考剧校的。他讲课讲得很精采，上午四堂课，他只在中间休息一次，但往
往是一气呵成，讲得有声有色，边讲边表演。没有翻译过来的剧本，他自己就朗读原文。万
老师好读书，戏剧方面的东西，他太精通了。在江安时，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个手不释卷
的学者。①

    范启新说，万先生讲课，那真可谓口若悬河。他看得多，随手拈来，旁征博引，而分析
起作品来又是那么细致入微。他讲得传神，我记得他讲戏剧概论，常提到的剧作家和剧作，
有匈牙利的摩尔纳的《百合花》，法国班拿的剧本也介绍得比较多。班拿是所谓静默学派，
没有大的动作，重视心理分析，像班拿的《S*误》，是黎烈文翻译的，万先生就介绍过。他
说他很喜欢这个剧本，这样的戏使人感到亲切得很，我觉得《北京人》就有班拿剧作的影
响。还有班拿的《玛亭》，袁昌英翻译过，他讲的时候都入了迷，沉浸在戏剧情境之中，大
家也如痴如醉了。②冀淑平回忆说，万先生给我们讲西洋戏剧史，他是从希腊悲剧讲起的，
他对希腊悲剧可以说有一种独到的体会。他不是一般地介绍，而是让你感到其中的悲剧精
神。我们最喜欢听他的课，别的班都来听，他讲课讲到高兴的时候，就用右手揪着右耳朵上
的一个小肉瘤，眨着眼，神采飞扬，全神贯注，我们这些学生也都“入戏”了。③陈永係回
忆说，万先生教的课很多，他教编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错综心理，错综感情，都是一
般戏剧理论书中很难看到的，听起来很新鲜。他结合着许多剧本许多人物来讲，说这样写出
来的东西才不一般化。他讲究戏的跌宕和节奏，韵味和分寸。他看卷子也很仔细，那时，每
学期我们都要写一个剧本，他批改得很认真，很仔细，哪个地方好，哪个地方不好，哪个地
方还得推敲，都批得详详细细。那么多学生的卷子，他都那么精心去改，他是十分负责任
的。①他对学生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张家浩写了一个剧本交给他看，这个剧本叫《红色
马》，讲一个爱国志士，打入日本军队中去刺探情报，经历各种风险把情报搞了出来，其中
用了不少惊险的技巧。曹禺看过，找到张家浩说：“下次你再写这样的剧本，就不要拿给我
看。”②他是希望学生在开始写戏的时候，就要有所追求，在思想和艺术上有真正的追求，
而不要搞那些表面上热热闹闹的东西。

    尽管他那时已经和郑秀产生了深刻的感情裂痕，常常使他陷入苦闷之中。但是，教学生
活却给他带来了幸福和愉快。他一旦和学生在一起，他的愁苦便一扫而光了。学生在暗地里
是同情他的，都是些大学生了，他们也感到万老师和郑秀是很难共处的。两个人生活方式不
一样，脾气性格不一样，没有共同语言。也许他们偏袒着老师，觉得郑师母对万老师照顾不
够。他总是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袍，穿着破袜子。学生们都希望有人能照顾万老师。这时，学
生们也知道万老师和邓译生有往来，朦朦胧胧中，觉得他们俩应该好，都帮着万老师隐瞒，
不让郑师母发现。有时，他们看到万老师和邓译生在一起，就自动走开了，好像还在暗中成
全着他们。他们也并不认为郑师母就是什么一个不好的人，只是觉得万老师和这位师母作为
夫妻生活在一起是难以为继了。

    江安的生活毕竟是单调的，眼看着黄佐临、金韵芝夫妇走了，张骏祥走了，同他朝夕相
处的朋友一一离去，曹禺的孤独和寂寞是可想而知的，因而家庭生活带来的痛苦便显得格外
突出了。他有着爱的慰藉，但却藏在心里，这种爱近在咫尺，但又隔着万水千山。

    也许可告慰于他的，是创作。《蜕变》出版了，这是在抗战以来出版的第一部剧作，好
不容易啊！在那纸张匮乏，出版业凋零的境况下，他的老朋友巴金把《蜕变》印了出来，这
已使他感激莫名了。但更使他感动的，是巴金亲自为《蜕变》写了《后记》。这《后记》凝
聚着巴金真挚的友情，真像一团火，温暖着曹禺的心。

    巴金是这样写的：

    《曹禺戏剧集》是我替作者编辑的，我喜欢曹禺的作品，我也多少了解他的为人，他的
生活态度和创作态度。我相信我来做这工作，还不会糟蹋作者的心血，歪曲作者的本意的。
从《雷雨》起，我就是他的作品的最初读者，他的每一本戏都是经过我和另一个朋友的手送
到读者面前的。他相信我们，如人相信他的真实的朋友。但这本《蜕变》却是例外，它到我
的眼前时，剧中人物和故事已成了各处知识分子谈话的资料了。我摊开油印稿本，在昆明西
南城角寄寓的电灯下，一口气读完了《蜕变》，我忘记夜深，忘记眼痛，忘记疲倦，我心里
充满了快乐，我眼前闪烁着光亮，作者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我最近在作者家里过了六天安静的日子，每夜在一间楼房里我们隔着一张写字台对面坐
着，望着一盏清油灯的摇晃的微光，谈到九、十点钟。我们谈了许多事情，我们也从《雷
雨》谈到《蜕变》，我想起了六年前在北平三座门大街１４号南屋中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
小屋里，翻读《雷雨》原稿的情形。……《雷雨》是这样地感动着我，《日出》和《原野》
也是。现在读《蜕变》我也禁不住泪水浮出眼睑。但我可以说这泪水里面已没有悲哀的成分
了。这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我是被感动，我惭愧，我感激，我看到大的希望，我得着大的
勇气。

    六年来作者的确走了不少的路程。这四个剧本就是四方纪程碑。现在我很高兴地把《蜕
变》介绍给读者，让希望亮在每个人的面前。

    巴金于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１６日，在重庆曹禺读着这篇《后记》，泪水浸润着他的眼
睛，一股热流注入他的心田。同时，也把他带入甜美的回忆之中。在六年来的创作路程上，
每一部剧作问世，都有着巴金的友谊。是巴金把他的一部又一部的作品送到读者手中。无论
什么时候，他都从这位朋友那里得到默默的而且是最有力的支持。一个多月前，他和巴金在
江安聚会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了。六天，难忘的六天的相聚：

    １９４０年１１月初，江安的冬天是很冷很冷的。巴金来了，曹禺知道他从上海到重
庆，就约这位老朋友到江安来玩玩。几年不见了，好像都发现对方又苍老了些似的。巴金一
路风尘仆仆，特地跑到这个偏远的小县城，看望这个他尊重而亲爱的老弟，有说不完的话。
从战争开始，他们就没再见面了，三年的光景，比３０年还要漫长。战时的兵荒马乱，凄怆
逃亡，每过一天，都使他们带着深重的忧虑和不安。忧国忧民的焦虑，呕心沥血的呐喊，分
分秒秒都未曾偷闲。他们不是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却像士兵那样地战斗着。

    但是，用什么来招待这位远方来的兄长？这里既没有东来顺的涮羊肉，更没有广和楼的
京剧，就是这样一个小城，这样一个清幽的薨庐。但这里，有一群学生们的赤诚，一听说巴
金来了，学生们就都来看望他，当然，也有剧校的老师。白天，客人应接不暇，只有夜晚，
在清油灯下，才是他们互相倾谈的时间。

    在曹禺写作的小房间里，在幽暗的灯光下，在夜色的朦胧中，谈着，不停地谈着。这大
概是人生中最高的享受了。巴金把吴天改编的《家》的剧本带来了，曹禺读过感到不满足，
便谈《家》的改编，他要亲自改编，大概曹禺是想以此为他们的友谊再添上一把火。对巴金
来说，这自然也是最快慰的。如果说，巴金这次来江安有什么收获，那就是他又催促着一部
新的剧作的诞生。曹禺谈到这次同巴金的会面时说：巴金到我家来了，把吴天改编的《家》
带来了。我看过，觉得它太“忠实”于原著了。我和巴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心想应该由
我来改编，不能说是他请我来改编，我也意识到这是朋友间油然而生的责任，我说我试试
看，巴金是支持我的。他的小说《家》我早就读完，但我不懂得觉慧，巴金跟我谈了他写
《家》的情形。谈了觉慧、觉新、觉民这些兄弟，还告诉我该怎么改。

    巴金这次来江安，我们谈得太投机了。每天都谈得很晚很晚，虽然是冬天，小屋里只有
清油灯的微光，但是每次想起来，总觉得那小屋里很暖很暖，也很光亮。①巴金的到来，给
曹禺带来友谊的温暖和关怀，也给他带来新的创作课题，开始了对《家》的改编的酝酿。但
是，江安的环境是越来越险恶了。

    １９４１年１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重庆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周
恩来的领导下，一大批文化界人士撤退到延安和香港，而留下来的同志在更艰苦的环境中同
国民党的顽固派进行斗争。

    江安的政治空气也紧张起来。“皖南事变”不久，中共川南地下党组织就遭到破坏，国
立剧专也成为国民党特务监视的重点。张安国回忆说：“１９４１年泸县中心县委书记被捕
叛变了，江安的党组织也受到影响，江安县委书记被捕，敌人掌握了江安一些党员的名单，
剧专的党组织也遭到破坏，有的党员像方琯德等得到通知，迅速逃离江安。”②在剧专党组
织未遭到破坏之前，剧专训导主任张秉钧之流，就从暗中监视着进步学生的活动，以“战时
学生贷金”为诱饵，诱骗学生参加国民党。剧专的地下党支部曾领导学生展开斗争，那气氛
已是相当紧张的。曹禺虽然不曾卷入这斗争的漩涡，但实际上，暗中也被监视着。在这期
间，还发生一起搜查曹禺家的事件。

    一天，江安的宪兵队突然闯入曹禺的家中，搜走了他的所有信件，检查了他的书籍、杂
物。此后一个３０岁左右，身材干瘦，穿中山装的人，每天都到曹禺家里来，老是和曹禺闲
扯，问东问西，古今中外，亲戚朋友，什么都打听。曹禺外出，这个人也总是跟随着他。过
了几天，他的几个学生就被捕了。那时，曹禺自以为是个“不问政治，不惹是非”的人，但
他竟然遭到搜查追踪，对这种黑暗统治更深恶痛绝了。他不知道因为什么来搜他的家，后来
才知道，是江安宪兵队截获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给他发来的一份电报，祝贺《日出》在延安
公演成功。１９４０年，毛泽东同志找到鲁迅艺术学院的负责人张庚，同他说，延安也应该
演出国统区著名剧作家的剧作，认为《日出》就可以演，并且提出这个戏应该集中延安的一
些优秀演员来演，要把戏演好，还应当在剧组建立临时党支部，参加演出的党员都要在这个
支部里过组织生活，以保证把《日出》演好。经过一段紧张的筹备排演，《日出》在延安上
演了，演出的效果是很好的。①于是，以鲁迅艺术学院的名义给曹禺发了贺电。江安宪兵队
截获到这份电报后，便以此作为“通匪罪证”，搜查了曹禺的家。搜家时，恰好曹禺不在江
安。宪兵队是不可能发现什么的，但这件事却使他感到江安是不便久住了。“皖南事变”之
后，国民党对进步文化人不断施加迫害，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向各地发出文件“禁演曹禺所著
《雷雨》剧本，并不准刊行该剧本”。该通知指出：“曹禺所著《雷雨》剧本，不独思想上
背乎时代精神，而情节上尤有碍于社会风化。此种悲剧，自非我抗战时期所需要，即应暂禁
上演。该剧本之印刷品，亦不准再版。除分函外，相应函达查照转知。”云南省政府接着发
出训令，“案准中央宣传部函查曹禺所著《雷雨》剧本，业经令据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
重行审查据报：该项剧本殊不适合抗战时期之需要，应转饬各地主管机关暂禁上演等情”。
显然，国民党反动当局，已对曹禺发出警告了。它们妄想用这种恫吓手段堵住作家的口，使
一些进步作家不再喊出正义的声音；但是，他们不会料到，这种愚蠢的做法带来的结果，却
是进步文化人对他们的更加憎恶。

    曹禺所热爱亲近的学生逃的逃了，被捕的被捕了。他所亲近的朋友也都陆续离开了江
安。他感到江安的肃杀，感到剧专的萧条，终于于１９４２年初辞退剧专的职务，到重庆去
了，那里，一些朋友也盼望着他去。

    他离开江安的心情是决绝的，但又未免有些留恋。在这里，他写了《蜕变》、《正在
想》和《北京人》，舍不得离不开那楼上安静的书室，也舍不得薨庐的主人。

    老房东张薨赓特地为曹禺饯行。几年来，他们两家相处得很好，老人的关照，安国作为
党组织的负责人，也暗中给予保护。安国的儿女较多，老五张邦炜，名字还是曹禺给取的。
在这次惜别的宴会上，曹禺还开玩笑说：“邦炜和万黛定亲家吧！我把万黛给你，万黛耍的
一个鼓儿灯留给邦炜作为聘礼吧！”他把一个制作十分精巧的鼓儿灯送给张家作为纪念。曹
禺对薨庐主人的关照，以及数年来凝结的情谊是难忘的。每当他回忆起江安的日子，总是念
起薨庐主人的情谊。

    自然，重庆迎接他的也并非是一个安乐的世界，依然是昏沉的夜，恼人的雾。为了生
计，他应复旦大学之聘，去那里讲“外国戏剧”，也讲授英文。

    １９４１年上半年，重庆的戏剧舞台格外沉寂。几个剧团在那里苦撑着，中央实验剧团
演出了于伶的《女子公寓》，孩子剧团演出过凌鹤的《乐园进行曲》，中央青年剧社演出了
杨村彬、徐昌霖的《秦良玉》和袁俊（张骏祥）的《边城故事》。中国万岁剧团演出的剧目
是最多的了，有马彦祥的《国贼汪精卫》和《人约黄昏后》、《赎罪》、《皇军的刺客》、
《走》，还有曹禺的《正在想》等。从这些演出可以看出，似乎还没有更精采的剧目。但
是，正在酝酿着一个戏剧高潮的到来。

    曹禺的生活是更加清苦了。除了上课，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家》的改编的准备之中。他
既然向巴金作出承诺，就想一定把它改编好。一次，他遇到张瑞芳，说：“我要给你写个角
色！”那时，他已想好了，瑞珏得由张瑞芳来演。因为，在《北京人》的演出中，他对张瑞
芳扮演的愫方是十分满意的，他以为她具有一种塑造性格的艺术气质和表演才能。

    重庆的夏季闷热得令人难耐。曹禺从小就怕炎热的天气，一到夏天，就光着上身。重庆
的夏季像蒸笼一样，坐在那里都要流汗，这种气候是无法写作的。张骏祥知道他正在写
《家》，就为他找了一个适宜写作的地方。

    在重庆东边十多公里的地方，长江边上的一个小码头——唐家沱，这里停泊着一艘轮
船。张骏祥同船长说好，为曹禺在船上找了一个空房间，并嘱咐船长照顾好曹禺。就这样，
曹禺就搬到这艘江轮上来住。

    唐家沱，确是一个幽静的地方。长江两岸高山耸立，江水汩汩地流着，清爽的江风阵阵
吹来，有时，使人忘却正是炎热的夏季。从山上不时传来杜鹃的啼叫声，愈显得这里的静谧
和安适。特别是清晨和夜晚，更是出奇的宁静。而在月夜中，一轮皓月当空，映着长江流
水，真是一个诗的境界。曹禺回忆说：我记得是１９４２年，重庆的酷热如蒸的日子，我在
重庆附近唐家沱的长江上浮泊着的一只江轮里，俯扑在一张餐桌上，写着这个剧本。那是一
个不大的江轮的餐厅，早晚都很清静，只有中午和黄昏时，一些拖船的水手和我一同进餐。
他们见我打着赤膊，背上流着一串一串的汗珠，还在昼夜不停地写，一位中年人惊讶地说：
“真是！你们写戏的，原来也很辛苦啊！”这一生，我忘却许多应该忘记的事情，但这一句
话，不知是否为了它的诚恳，我却一直记得。①

    在江轮上，大约住了三个月，度过了整整一个夏天。他沉浸在写作中，就觉得日子过得
很快，好像一天没有写出多少，就匆匆过去了。偶尔，张骏祥、吴祖光、张瑞芳、余克稷来
看望他，朋友聚在一起，热闹一番，使他得以松弛一下。但最能给他以慰藉的就是方瑞的来
信了。那时，方瑞已成为他“所爱的朋友”。还在写《北京人》时，方瑞就为他抄写稿件
了，间或也做些小小的改动。看到那清秀的笔迹，就像看到她的人一样。方瑞的信来了，厚
厚的一叠稿纸，把抄好的《家》的片断寄来，当然，还有她的关怀和友爱。曹禺把《家》写
出一个段落，就把手稿寄给她，由她抄好再寄回来，这大概就是他们借以互相鼓励、互相爱
慕的一种方式了。一封又一封的信，给他带来的是春天的气息，温柔的暖意。每当他坐在餐
桌上，进入写作的情景之中，这种爱的芳馨也渗入剧作中来，特别是瑞珏的形象和他“所爱
的朋友”粘连在一起了。《家》是这样描写瑞珏的：是圆圆脸，洁白微带着红晕的面腮，高
高鼻梁，衬托着不大不小的一对双眼皮的眼，厚厚的嘴唇十分敏感，……举止十分端凝，端
凝中又不免露出一点点孩提的稚气。黑黑的眸子闪着慈媚的光彩，和蔼而温厚。……她微颦
着眉，柔和的脸上泛起一脉淡淡的愁怨。

    显然，这里有着方瑞的身影，有着方瑞的神韵。方瑞不等于瑞珏，她没有１７岁的年
华，体态打扮也不会全是瑞珏的样子。但瑞珏的脾气、性格、神态、气质，却有方瑞在她的
血肉里。这次改编《家》，他是颇费踌躇的。他喜欢巴金的小说，但是，又该怎样改编呢？
他对我说：吴天那个本子不怎么好，一点也不改，完全按照原小说的样子。我反复读小说，
都读得烂熟了。我写时，发现并不懂得觉慧，巴金也曾告诉我该怎么改，很想把觉慧这个形
象写好。最后，觉慧反倒不重要了，瑞珏、觉新成为主要的了。写着写着就转到这方面来
了。剧本和小说不同，剧本的限制较多，三个小时的演出把小说中写的人物、事件、场面都
写到剧本里，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但更重要的，是我得写我感受最深的东西，而我读小说
《家》给我感受最深的是对封建婚姻的反抗，不幸的婚姻给青年带来的痛苦。所以，我写觉
新、瑞珏、梅表姐这三个人在婚姻上的不幸和痛苦，但是，我写剧本总不愿意写得那么现
实，写痛苦不幸就只写痛苦不幸，总得写出对美好希望的憧憬和追求。改编《家》时也是这
样一种心情①。

    无须讳言，他当时正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经历着痛苦和不幸，他和郑秀的感情已经很难弥
合了。很难责怪谁，他们并不是包办的婚姻，他们曾经有过热恋的时候，并且有了两个可爱
的女儿。但是，婚后的生活中，由于一件又一件的小事，把矛盾积累起来，在感情上刻上道
道伤痕。他曾经追求着爱的幸福，如痴如醉地追求着；当他发现对方不是自己所爱的，他失
望了，他痛苦着。即使对方向他提出种种诘难，他总是沉默着，他又有什么可说呢？他不吭
一声，在无言的沉默中，心灵深处却是异常的苦闷。对方也是痛苦的，但是，离婚又有多么
困难，真是谈何容易！从这痛苦的深渊中拔出来，太难了，太难了！愈是这样，便愈是渴望
美好的结合。如今确有一个他“所爱的朋友”，他们的感情是这样的贴近，但却像隔着万水
千山。大概正是这样的处境，使他用他的心灵来改造着《家》的故事，改造着其中的人物。

    巴金的《家》，内容是丰富的，但逗起他兴趣的却是那些年轻人爱情的挫折和婚姻的不
幸。梅表姐和觉新的纯洁的爱情，为封建的孽障葬送了，梅表姐的抑郁而死牵动着他的心。
他觉得瑞珏是最无辜的，嫁到这个大家庭来，她的心地是那么美好，她爱着觉新，又同情觉
新的不幸，但她也不能逃脱封建的魔爪而悲惨死去了。于是，觉新、瑞珏和梅表姐这三个人
物的命运及其间的纠葛，使作家找到一个倾吐他内心深切感受的泉口。他不得不割舍了小说
《家》中的一些内容，像觉慧所参加的斗争、学潮、兵灾等都只能退到背景中去了。

    当他把《家》改编出来，送给巴金去看时，他确有些忐忑不安，他怕巴金不同意他的改
编。他曾这样回忆说：我大体上是根据原作改编的，但毕竟是按我的理解我的感受改编的，
我对我所熟悉的人物像冯乐山、觉新、瑞珏、梅表姐这些人物，就调动了我生活中的经验。
冯乐山这种人，我就在生活中见过，伪善阴险，坏透了。这些熟悉的人物，我就可以发挥，
不一定同巴金小说中的人物一样。但是，巴金读了却欣然肯定，这使我放下心来。①

    《家》是由中国艺术剧社首演的，时间在１９４３年４月８日，地点是重庆银社，导演
章泯，由金山扮演觉新，张瑞芳扮演瑞珏，凌琯如饰钱梅芬，舒强饰觉慧，沙蒙饰高老太
爷。该剧接连上演两个月，可谓盛况空前。《家》以其迷人的艺术力量征服了观众。

    但是，评论界对《家》的改编却有着争论，最有代表性的是何其芳的意见。他以为
《家》的改编有它成功之处，但是，它“似乎和巴金先生的小说有些不同了。重心不在新生
的一代的奋斗，反抗，而偏到恋爱婚姻的不幸上去了。许多作者着力刻画的突出场面，觉新
和瑞珏婚夜的长长的朗诵式的独白，鸣凤自杀前的抒情话，梅小姐与瑞珏临别时候进行的缠
绵悱恻的对谈，最后瑞珏辗转病榻，不久死去，这些都是写的恋爱婚姻的不幸。……这些不
幸，比起那些真正巨大的不幸来，算得什么呵！这大都不过是一种情感上的牙痛症罢了，忍
痛把牙拔了出来，也就可以霍然而愈的。这个剧，由于这一方面的分量过重，把觉慧等人的
反抗那一方面就压下去了。”何其芳的批评是基于以下的理论：“我觉得婚姻不自由并不是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这也就是说，最有力的反
封建的作品应该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的作品。大家庭的婚姻悲剧也好，争财产纠纷也好，我
看都不过是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因而只能算是封建社会的次要矛盾。”他说，今天再写这
些婚姻不幸，“意义就大为减少了”。他还说：“无论怎样艺术性高的作品，当它的内容与
当前的现实不相适应的时候，它是无法震撼人心的。”①此外，像小亚的《〈家〉的人物处
理问题》，也大体和何其芳持相似意见，认为“因为过于强调恋爱悲剧，以致把主题的意义
——新生的一代反叛封建家庭——冲淡了，给观众最深刻的印象是一场情致缠绵的恋爱悲
剧，而不是鲜明的，有积极意义的反叛封建家庭，寻找新的道路的故事”。②

    这种狭隘批评，在当时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而出现的，它对《家》的改编成功
所具有的思想和艺术价值都贬低了。而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在一些批评家看来缺乏现实意
义的戏，却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而且久演不衰呢？这里，究竟有什么内在的隐秘？这却是
这些批评家所忽视的而又不能做出回答的课题，它还有待历史的考验和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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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    淡
      静    泊
      致    明
      远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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