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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ocatelli (不动明王), 信区: Reading
标 题: 曹禺传(30)
发信站: 紫 丁 香 (Thu May 13 16:21:06 1999), 转信
第三十章 “从大地狱里逃出来”
的确是好景不长啊!
刚刚度过一段轻松宽适的日子,刚刚使过度紧张的神经安定下来,阶级斗争的弦又开始
绷紧了,似乎又在酝酿着一场风暴的来临。
他把已经写好的《王昭君》第一、二幕悄悄地锁在抽屉里,他再难以为继了。虽然,他
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场浩劫即将来临;但他却知道再写历史剧就太不识时务了。
他又不得不去写那些应景的表态文字。以他所处的地位,断然拒绝是他不敢做的,但更
重要的是,接连不断地高举阶级斗争为纲的旗帜,以及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的指示,又使他真的感到资产阶级思想泛滥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真的就在眼前了。他那
本来不大的胆子,刚刚放开些,现在又紧缩起来了。
1964年5月,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同志把他介绍给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同志,
要他去了解1963年河北省抗洪斗争生活,写河北省人民的抗洪斗争。他和于民、《河北
文学》的刘俊鹏,还有李庆番等一起到天津、静海、衡水等重灾区,还到了邯郸、邢台等
地,在乡下跑了一个多月。这次下乡一方面使他亲自看到许许多多抗洪救灾的英雄业绩;一
方面也使他得以了解农村的贫穷落后的实际情状。他深深感到,解放十几年了,但人民的生
活还是那么穷,少数农户真是过着衣不蔽体、食不充饥的日子,他心中难过极了。在下乡
中,他对自己要求是很严格的,和农民同吃同住。他去访问下乡知识青年赵耘,就住在赵耘
家里。李庆番回忆说:“夜里,我们五个人同宿在一条土炕上。这炕不过两米,宽只有一米
多。赵耘夫妇和一个小孩睡在这条炕上,也许宽宽绰绰,我们五条汉子可不行。顺着睡挤不
开,只好头冲外横着睡,这样又伸不开腿,只得斜着身蜷着腿。这还不算太难受,最叫人难
受的是热炕头。他们外间屋里的锅灶连着炕,中午焖了一大锅饭,晚上又做了这五个人的
饭,把炕烧得烫屁股。已是5月上旬的天气,虽不算太热,但人们已穿上单衣。我们几个人
躺在炕上,燥得浑身热辣辣的,简直跟烙饼似地来回翻腾。曹禺同志有失眠病,夜里必须服
用带来的安眠药水才能睡着。这一夜服了两次,特制的安眠药水也无特效了。”尽管这样,
吃不好,睡不好,他的情绪也十分饱满。走到那里,别人送剧本、刊物给他看,剧团请他看
戏,要求提意见,讲创作经验,“曹禺同志有求必应,从不让人失望。”①一个月的时间,
搜集了不少材料,但他不知怎么写。他的心中是种种的错综交织的生活印象,是种种不得回
答的问题,他理不出个头绪来。回来之后,苦恼了他许久,又只好交了个白卷。
不知是谁传出了消息,江青得知曹禺有个写抗洪的剧本,她正想把话剧《战洪图》搞个
京戏本子,就让人去找曹禺。曹禺说:
我得知这个消息后,真是受宠若惊。我知道去了不讲话是不行的,那时,江青已经开始
“露峥嵘”了。我想了一个提纲,在会上讲了一通。什么水一来,农村淹了,连藏在地窖里
的地主也呆不住爬上来了。地主进行破坏啊!就是阶级斗争为纲啊!我就凭着我还能说,应
付一下。会上的人听了也不感兴趣,后来就不再理我了。真是谢天谢地!①1965年,他
还没能觉察到形势的严重。他还在正常地进行活动。4月18日,他参加了欢迎以龙泽修为
团长的日本话剧团的活动;5月6日,陪同周恩来观看日本话剧团的演出;5月11日,陪
同朱德再次观看日本话剧团的演出,并接见团长、顾问、编剧等人;8月13日,他参加了
中日青年的联欢,与日本青年代表团成员会面,并与日本的戏剧工作者进行了交流。直到1
966年“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7月间,他还陪同亚非作家会议代表在武汉观看了毛
泽东畅游长江。此时此刻,他都没有想到灾难会降临到他的头上,降临到整个祖国大地上。
但是,大地震终于到来了!首都在震撼着,红色恐怖的风暴铺天盖地而来了!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从北京大学开始,席卷着大学,席卷着机关、团体、工厂,席卷着
全国。
距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不远,文艺大楼的小礼堂里,像演戏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把
“文艺黑帮”头目揪出来示众一次。小礼堂里挤满了人群。由几个红卫兵在台上吼着:“带
田汉——”,于是田汉便被两个人反剪着双臂由后台拖了上来,按着跪下,身上挂着“黑帮
分子田汉”的大牌子。就这样把一个又一个被拉出示众……那真是一个发了疯的岁月。整个
中国似乎都在发抖。
开始,北京人艺的“革命群众”对曹禺还是客气的,最先揪出来的是“党内走资派”赵
起扬等,他还小心翼翼地写点不痛不痒的大字报揭发黑线,但他心中却在胆战心惊。他感觉
到自己被揪出的日子也近在眼前了。
他本来就胆小怕事,眼看火烧到自己头上,怎么能睡得着呢!每天下班回到铁狮子胡同
3号的大院里,就快步躲进家里,再也不敢露面。夜晚苦熬着,睁着大眼,辗转反侧,非吃
安眠药是不得入睡了。方瑞本来就患神经衰弱,眼看着曹禺那种惊慌不安的样子,她也没有
安慰他的办法。这种时候,她能说些什么呢?她只有无言的告慰,默默地相对。方瑞是镇静
的,尽管她的身体纤弱,但内心里却有一股倔强。这种镇静,对曹禺也多少起到一点安定的
作用。当然,最终也是无济于事的。恐怖终于降临到他头上了。1966年12月的一个夜
晚,他又平安地回到家里,都睡下来了,大院里异常安静。突然,一阵喧嚷,红卫兵闯进来
了,不容分说,便把曹禺从床上拖了下来,呼叫着把他装进汽车,押走了。这就是轰动全国
的“活捉彭罗陆杨”的事件,曹禺也成为这事件中的一个小小的“俘虏”。
他被押到中央音乐学院的礼堂里。尽管他作了足够的思想准备,但同样感到突然。他被
红卫兵的这次“革命行动”震昏了。他的思想、感情、神经,都似乎凝滞僵硬了,说不出一
句话。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被绑架,他还从来没有领受这样的人生经验。似乎,心脏都
停止了跳动。不知愤怒,不知悲哀,不知是日是夜,不知是冷是暖,不知是在人间还是在地
狱里。
周恩来知道曹禺被红卫兵抓走后,亲自赶到现场,看到曹禺和彭真等在一起。他对红卫
兵说,“曹禺算什么呢?他又不是走资派。”就这样保护了曹禺,把曹禺放了。
北京的晨曦,寒气逼人。他懵懵懂懂地回到家里。方瑞一夜未曾合眼,终于把他盼回来
了。她眼里含着泪水。这是怎样的一种岁月啊!
因为周恩来为他说了那么几句话,传到北京人艺,就起到保护的作用。他不是走资派,
但是,“黑线人物”、“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却牢牢地戴到了他的头上。同
样,也把他关进“牛棚”里,加入了北京人艺“牛鬼蛇神”的行列之中。曹禺是这样回忆这
段生活的:“四人帮”统治的那段岁月,真是叫人恐怖,觉得自己都错了。给我扣上“反动
学术权威”的帽子倒是小事,自己后悔不该写戏,害了读者,害了观众。
在铁狮子胡同3号,我住着三间房子,有一间书房,抄了,封了。在我们大院门口张贴
着“反动学术权威曹禺在此”的对联。我多少年不抽烟了,是斯大林逝世那年,我一下子就
把烟戒掉了。这次又抽起烟来了。抽的是九分钱一盒的白牌烟,抽着抽着就放炮,是很次的
烟。我抽得很凶很凶呀!那时,只给生活费啊!我觉得我不配要钱。我也许是疯了,我老岳
母剥下的白薯皮,我都吃。老岳母说:“你这是干啥?”天天叫我检查,就知道骂自己,我
不敢说自己是反革命,因为反革命是特务啊!
迎接不完的外调,我就怕外调。记得有一个小红卫兵来审问我,是为了我曾经写过一篇
关于杨朔的《雪浪花》的评论。他问我,你为什么说只有共产党才是铁打的江山。我一下子
还解释不出来,我说是很巩固的意思。他说,你的解释是反动的。就这么一个小孩子,整整
折腾了一个下午,他说,下次还要来。那个年月,连小孩子也像着了魔似的。①还有令人恐
怖的事。他家有一个老式的电话机,挂在墙上,一个受话筒,一个传话筒附在机身上,电话
铃露在外边。一天,全家正要吃饭,大约是下午五六点钟的样子,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是
方瑞接的,要叫曹禺来听电话。他接过电话,说:“我就是曹禺。”紧接着电话里就传来连
珠炮似的叫骂:“你这个王八蛋!你个狗日的!你他妈的……”“不准你放下电话;你要放
下电话,就砸烂你的狗头!”从电话里还传来一群人的哄笑声。从打电话人的口音,知道是
天津人,足足骂了一个小时,搞得全家人吃不下饭。到了第二天,仍然是那个时候,电话又
来了,还是那帮人,又足足骂了一个小时。第三天,第四天……天天这样折磨着他。方瑞不
要曹禺去接电话。这样一个人换一个人地骂,什么道理也不讲,祖宗八辈地骂大街,实在欺
人太甚了。经常这样,他们也终于想出了一种抵抗的办法,把电话铃用棉花塞住,再打来电
话,铃就不响了。这样,他们又怕找上门来,但终于没再找上门来。曹禺说:有一段,我住
在家里,不敢出房门。大院里也是两派在骂,夜晚也在斗走资派,一天到晚,心惊肉跳,随
时准备着挨斗。我觉得我全错了,我痛苦极了。我的房间挂着毛主席像,贴着毛主席语录: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跪在地上,求着方瑞:“你帮助我死了吧!用电电死我
吧!”真不想再活下去了,好几次都想死去。我想从四楼跳下去,我哀求着方瑞,让她帮着
我死。方瑞说:“你先帮我死好不好?”我真是太脆弱了,还有老人,还有妻子,还有孩
子,又怎么能把她们抛下。每每看到妻子的病弱的身体,看到孩子……还得痛苦地活下去。
晚间,是写不完的外调材料,我懂得这不能马虎,不能写错啊!这是人命关天的事。但
是,你写出来,如实地写出来,就骂你不老实,逼着你,打你!记得上海来一些造反派,让
我写外调材料。他们不满意,就让我读“最新指示”,我念了三遍都念错了,又是打又是
骂。“滚蛋!走!”“明天再写不出来,饶不了你!”①本来他就有心脏病,神经衰弱,哪
能经得起这样的精神折磨。文艺界的朋友,一个一个落了难,一个一个被揪斗,老舍先生自
杀了,远在上海的老友巴金更是“四人帮”揪斗的重点。那种朝不保夕、度日如年的日子,
使他痛苦极了。
说来也怪,等他被关进“牛棚”,和赵起扬等人关在一间破旧的澡堂里,渐渐地也熬了
过来。居然,在没人看管的时候,在熄灯之前,几个“牛鬼蛇神”也能说说笑话,以一种特
殊的方式互相慰藉着,鼓起生的勇气。方瑞拖着个病身子,挤着汽车,带着一些东西去看望
他,这也给了他许多安慰。曹禺说:难为了方瑞,伴着我一起受苦。她依然是那样默默地把
她的爱都贡献给孩子,贡献给我。她内心当然是痛苦的,但她外表上却很镇静。她每天都靠
吃安眠药过日子,孩子又小,又有一个年老体弱的母亲,真是够她支撑的了!她也是我的精
神支柱。北京人艺的造反派工人多,但工人讲理,讲人情。一个烧锅炉的老王,对我的两个
孩子说:“你们没错,你们是中国的希望。你爸爸是个好人,懂得人情,你爸爸不会总是这
样惨的。”在那时候,能听到这些话,对孩子,对我都是莫大的安慰。②1968年,整个
社会掀起了所谓大批判的高潮。机关、学校、工厂、商店都在搞大批判。大街上是各种各样
的小报、刊物,从刘少奇到基层党支部书记,都是批判的对象。曹禺也不能例外。这里有一
份北京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文艺革命》编辑部编辑的《文艺革命》(1968年第5期)
“打倒反动作家曹禺”专号。这是难得的一份历史资料,是吴祖光赠给曹禺的,在杂志上他
还附了一封短信:家宝兄:
此物可命子子孙孙永宝之。
祖光赠
1986.10.15可先看看这本批判曹禺专号的目录:打倒反动作家曹禺……本刊
评论员响的什么雷?下的什么雨?
——批判反动剧本《雷雨》……红卫江中国赫鲁晓夫与《雷雨》……多奇志人妖颠倒,
是非混淆
——剖析大毒草《日出》的反动本质……井岗松砸烂曹禺为蒋贼树立的“纪功碑”——
《蜕变》……千钧棒
《明朗的天》是对抗社会主义改造的大毒草……红艺兵工农兵奋起千钧棒,《胆剑篇》
毒草现原形——全国一百多位工农兵来信综述……齐学东曹禺反革命罪恶史(资料)……人
艺齐学江本刊资料组
这样的文章,人们已经淡忘了,年轻人更感到陌生,确实是值得“子子孙孙永宝之”的
文字,不妨选其最短的一篇供读者赏析:
打倒反动作家曹禺
本刊评论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汹涌澎湃,滚滚向前,涤荡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
长期盘踞在文艺界的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个个被冲刷了出来。广大
革命群众撕下了披在老舍身上的画皮,现在又把反动作家曹禺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这是毛
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曹禺是个什么东西?
早在30年代曹禺就抛出了《雷雨》、《日出》等大毒草,极力宣扬阶级调和、阶级投
降,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大肆诬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他是一个老反革命。
抗战期间曹禺又炮制过大毒草《全民总动员》、《蜕变》,吹捧蒋该死“德高望重”,
“廉洁奉公”——他是一只蒋家门楼的叭儿狗。
抗战胜利后,曹禺炮制过大毒草《桥》,把美帝所豢养的“奴才”美化为能救中国的优
秀分子,向美帝献媚取宠。后来又投入美帝的怀抱,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他
是崇美、亲美的洋奴。
解放以后,他又炮制了《明朗的天》、《胆剑篇》等大毒草,疯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
尤其是《胆剑篇》恶毒已极,它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为右
倾机会主义分子鸣不平,猖狂地叫喊,“要揭地掀天,将今日的乾坤倒翻!”反革命气焰何
等嚣张!为蒋该死反攻大陆呼风唤雨,为中国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他
是刘、邓黑司令部的御用文人。总之,曹禺从30年代到60年代,一直利用戏剧进行媚蒋
亲美、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共老手,是一个不折不扣
的“三开”人物,一句话,曹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
有恶必除,有毒必肃。反动作家曹禺罪大恶极,罄竹难书,现在是我们彻底清算他的时
候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让我们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东风,奋勇前
进,把反动作家打倒、批臭。
打倒反动作家曹禺!
彻底肃清曹禺的流毒!
这种不顾事实、造谣中伤的文字,同姚文元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的文章如出
一辙。照这位“评论员”看来,曹禺就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他的一切作品统统都是大毒
草。
他终于经受不住折磨而病倒了,住进了协和医院。孱弱的方瑞陪伴着他。在医院的病床
上,是一连串的噩梦,似乎他觉得生命就要这样地结束了。人的生命力是顽强的,一个一辈
子追求希望,追求光明,而终于盼来光明的生命,他的心底的希望是不能扼杀的,他还是活
过来了。
也许是因为他的病,也许是出于一种照顾,才把他放到首都剧场传达室里。每天接待来
往客人的登记,打扫院落,这大概是最轻的劳动改造了。不久,从国外传出中国的莎士比亚
曹禺在传达室打扫院子的消息。这样,给“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提供了“反宣传”的材料,
于是,又把他安排到东城史家胡同56号北京人艺的家属宿舍看守传达室,传呼电话,接收
信件,掏大粪,倒垃圾。以后,又到北京郊区的团河农场等地劳动改造。后来,曹禺同一位
来访者谈到:我的遭遇还算好的。被关了几年,后来又劳改。劳动本来是很好的事,如果把
劳动当惩罚、侮辱,那就不太好了。不只要劳动,而且跟家里隔离,甚至影响到孩子,一直
搞得你神志不清,最后甚至会自己也觉得自己不对。因为他们成天逼你念叨着:我是反动文
人、反动学术权威,……(您的最大罪状是什么呢?)反动呀!反动文人,反动权威,30
年代文艺黑线,腐蚀了许多年轻人……。真难说,我们写的东西最初出现的时候,还有人说
过我们进步。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
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造成自卑感,觉得自己犯了大错,不要写戏了,情愿去扫
街。这种自暴自弃的思想就产生了,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①
林彪事件之后,曹禺从劳改农场回来了。家里冷清清的,老岳母已经去世了。女儿万方
找到自己的出路参军去了,只有方瑞和小女儿在家。方瑞的身体更糟了,每天都要服安眠
药,经常躺在床上,似乎精神上也崩溃了。方琯德回忆说:我记得,曹禺好像是解放了,但
还没有最后定下来。我去铁狮子胡同看他和表姐方瑞。他有病躺在一间房子里,方瑞躺在另
一间房子里,那景象真是很惨很惨的啊!但是,那个时候,人们又能给他多少帮助呢?后来
方瑞死了,曹禺像瘫痪了一样。他最亲爱的伴侣,终于没有熬过那最艰难的岁月,恨恨死去
了。曹禺的心情坏到了极点!有时,他一个人痴呆呆地守着空落落的房间,不思不想,守候
着那无涯的暗夜。②方瑞是1974年去世的,她死后,床上撒落着许多安眠药片。是她糊
涂了吃了过多的安眠药,还是她清醒地用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很难判断了。在那失
去亲人的日子里,曹禺六神无主,真像失去了灵魂一样。她把自己的青春、爱情和生命都给
了他,就像愫方一样“把好的送给别人,坏的留给自己”。在动乱中,她默默地支撑着自
己,点燃着自己,把苦痛留在心底,把镇定留给亲人。曹禺说:“在‘四人帮’横行时,她
经常不断地探视我,在相对无言中,曾给我多大的勇气与耐力啊!但是她身体太衰弱了,没
有等到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到来,终于过早地离开我和孩子们。对于革命,我的朋友是默
默无闻的。然而我将永远感激她。因为她通过我,总想为人民的事业尽一点力。”①
1975年,祖国的大地上曾出现过生机,邓小平复出了。曹禺也“解放”了。他还出
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时,流传着“四人帮”的“小道消息”。有时,他和两个
女儿便跑到天坛公园里,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看看四周没有人了,每人就把自己听来的消
息,讲个痛快!在这些小道消息中,既有着真实,又有着传递者加进去的嘲讽和愤怒。女儿
们是不怕的,但是曹禺却很小心。在这里,他们父女的聚会,那真是难得的天伦之乐!
1976年,是一个不平常的年头。
一年一度的春节来临了。但是,在北京每个家庭里,哪里又有春节的气氛呢!零零星星
的爆竹声是不懂世事的孩子们放的。大人们哪里有这样的闲情!阴沉的脸孔,忧郁的心情,
家家的大门都锁得紧紧的。
曹禺的家里冷清极了。他已搬到三里屯的一个单元住房里,只有小女儿伴着。早就从朋
友那里听说周总理的病情恶化了,他默默地为总理祝福。1月8日清晨,从广播里传来总理
逝世的消息,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刹那间,他为这消息震昏了。当他知道这是千真万
确的事实之后,他的泪水流淌下来,不可抑制的悲恸,使他痛苦不已。他觉得天昏了、地暗
了,人们不知道又要遭受怎样的厄运!
周恩来同志的逝世,唤起了人民的觉醒,终于爆发了举世震惊的四五运动。孩子们每天
从天安门广场回来,都给他捎来一些诗篇,为他描绘着那里发生的一切。一走进天安门广
场,就像进了另一个世界,一个人民的世界。人的海洋,素花的海洋,像地动山摇,翻江倒
海,像卷起的风暴,震撼着“四人帮”统治的大地。曹禺听孩子们低声地朗读着诗篇,他的
眼睛又那么明亮了。
但是,跟随而来的是对四五运动的残酷镇压,全国又跌入一片黑暗之中。
天灾人祸相伴而来,7月间,唐山大地震,首都人心惶惶,惊恐不安。他和小女儿,艰
难地躲在一个地震棚里,过着暗淡的日子。希望又消失了。又是病魔缠身,又是多难的岁
月!他又绝望了。夜晚,他望着星空:难道这宇宙真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
也难逃脱?难道这世界真像一个黑暗的坑,任凭你怎样挣扎,愈挣扎便愈深地陷落在绝望的
泥沼里?!难道真的逃不出这大地狱了吗?!
他没有料到,大概许许多多人都没有料到,一切又来得这么快!毛主席逝世不到两个
月,一夜之间,便又天翻地转了。这一切都发生得那么突然,“四人帮”被粉碎了。
曹禺回忆起那个难忘的日子时说:十年前的那天,我的小女儿很晚回到家里。她一进
门,径直走到我床前。她的脸因为激动而变得异样,目光闪闪,声音也有些颤抖。她说:
“爸爸,咱们有救啦!”她告诉我“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我不信,我也不敢信。我怕,
怕这不是真的,还怕很多很多……,我记得那一夜我久久地在街上走,我看到每一个窗口,
整座整座的楼都亮着灯,就像过年时一样。我走着,然而感到难以支持而站住了,我觉得我
的心脏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人生,历史,中国以及我自己的生命,在那时都化成了一个
字眼,我的声音有多大,或者究竟出没出声,我喊道:“天哪!”
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他们是不可能明白的,那种深重的绝望,把人箍得有
多么紧!
后来,我又听到第二个、第三个人告诉我。虽然仍然是关着门,压低了声音才敢说的,
可是我终于已经有了相信的勇气和力量。我相信我已从大地狱里逃出来了。①是的,他终于
逃出了大地狱!他终于熬过了那十年的悲惨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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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淡
静 泊
致 明
远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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