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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邓小平传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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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由 Baggio 所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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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邓小平传 8

发信站: The unknown SPACE (Sat Oct  3 11:15:39 1998), 转信

第八章

　

百花运动

　

1952－1957年

　

    当邓小平被调到北京时，距他四十八岁生日还差一

个月。此时，他的嘴角和额头上已爬上了皱纹，他看上去

已不再年轻了。在此之前的五年间，他留起了短胡子，但

在他离开四川时，他刮掉了胡子。可说来也怪，他当时还

剃了个光头——这不由使中国人联想到蒋介石的一个习

惯——这就是突出额头的坡度和下颚的棱角。他至少在

北京呆了两年后，才又留起了头发。他身体很好，不过他

在阅读长篇文章时要戴上眼镜。到50年代末，他的耳聋

已相当严重，尤其是右耳，但他在北京的头一年，没有任

何照片表明他那时已开始戴助听器。他生性率直，举止

随便。即使到80年代，他在接见众多的外国来访者时，

除非在一些非常正式的场合，否则他还是习惯先清一下

喉咙，吐口痰。

    邓小平的妻子卓琳＊，他们的五个孩子（大概还有），

    ＊1937年到延安后不久，她便把父母为她取的名字

      琼英改为卓琳。同邓结婚后，她放弃了她的“蒲”

      姓。——原注

他的继母夏伯根同他一起，或是随后到北京的。他和家

人住在中南海。中南海是紧靠紫禁城西边的一片湖边园

林，也是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居住的地方。

    毛泽东和他的家人所住的房子建在园中两湖之间的

一块狭长地带上，这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建筑，现在没有

人住，有时对中外游客开放。毛把其中最大的一间屋子

作书房。据说，他经常是拿着一本书独自在这间屋子里

吃饭①。从房子里的家具和窗帘可以断定，他和他的家

人过着一种非常简朴、舒适的生活。离房子几百码远的

地方是一群古色古香、装饰华丽的建筑群，党的办公地

便设在里面。这所房子离政府的办公地也不太远，而且

对酷爱游泳的毛来说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它离游泳

池很近，这个游泳池是1933年建成的，在当时是供公

众使用的。这所房子还紧靠瀛台，瀛台是中国苑囿和建

筑的一个珍品。它还是皇太后慈禧幽禁光绪皇帝的地

方。光绪帝一生中最后十二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里

度过的。所以，他很难再找到他的同僚和把人们召集起

来了。

    在党内，毛的权力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随着他在

内战前和内战期间的政治和军事战略的胜利和1949年

9月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他的权力日益加强。他

达到了他权力的顶峰，而且绝对自信。他总是推掉一些

日常的政治事务，以便留出时间准备有关大政方针问题

的讲话和指示。但他也尽力发挥他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的作用，发挥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作用。从下面这张他

在1953年5月给刘少奇的短信中便可看出这一点，他

写道：“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

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②

    即使是在这个时候，毛也不习惯于勉强同意他不喜

欢的其他领导人所作出的决定。他总是愿意用他自己的

命令来推翻其他人的决定。但他又并不像斯大林那样使

他的同事们互相对立，或者损害他们当中那些他曾批评

过或打倒国的人的名声。对于他来说，能够自主行事，就

心满意足了。

    除毛之外，1952年，书记处的成员还有朱德、刘

少奇和周恩来。朱是一位老红军，他此时的地位显然没

有他在内战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那么高。而且，不管是

此时还是后来，他在政治上都不活跃。在1956年召开

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他对外交政策及国防问题发

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也经常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发

言。此外，他还是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和以毛为首的中

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因此，在1950年10月开始直到

1953年6月停战的朝鲜战争期间，他起者举足轻重的作

用，他指挥着五十万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进行大规模

作战。＊他在党内和军内是一位颇孚众望的人物，并以性

    ＊此处有误。抗美援朝战争是由彭德怀指挥的，彭

      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兼政治委员。——译注

情耿直而著称。他代表着朴实和最具魅力的延安传统，

即艰苦奋斗。

    1956年前，刘少奇在书记处中的地位仅次于朱德，

但他是在4O年代后期作为毛的主要的政治助手和党的

日常工作的管理者而崭露头角的。他同毛几乎毫无共同

之处。他工作勤奋，处事慎重，而且还相当严肃，正如罗

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教授的一句名言所说的，他是一个地

位显赫的灰色人物③。但他又很自负，而且还很固执。

他会越过毛毫无顾忌地发指示，或不顾毛的意见而对一

些政策问题发表看法。如上所说，毛在1953年指责他擅

自下发中央文件；1951年，他还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批

语，并使之广为传播，他在这个批语中把山西省委关于农

业合作化的思想说成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

会主义思想”④。然而，他的这种独立性和他对50年代

初期的社会变革所持的谨慎态度，不仅没有使毛决定在

这个时候降他的职，或使毛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前景失去

信心，反而使毛认为他才是接班人的最合适的人选。

    刘是一个贫农的儿子，他是在延安成为毛的最密切

的政治伙伴的，至于他为什么会成为毛的政治伙伴和他

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其中的详情还无法搞清楚。也许

毛信任刘是因为他感到刘比书记处中他周围的那些知识

分子更容易相处。他和刘都是湖南人，他们都来自农村，

都是土生土长的共产主义者（尽管刘于20年代初在莫斯

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呆了一年，但他过得并不愉

快）。对刘而言，也许他认为积极地把毛推上党的领袖的

地位比采取其他手段更有希望在党内得到迅速的提升。

他在40年代的几次谈话都清楚地表明，他对毛的态度比

他同时代的人对毛所持的那种英雄式的崇拜要成熟得

多。1942年，他对一些同事说：“什么是主席？我从未听

苏联人管列宁叫列宁主席。”＊1947年，他在一次会议上

    ＊这时，毛还不是党的任何一个机构的主席。不过已

      经有传言说他有可能成为政治局的主席，果然他在

      1943年得到了这一职务。——原注

说：“在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领袖，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一

样的，无论是在中国或其他国家。如果有这祥一位领袖，

他只不过是猪鼻子里插葱——装象而已。”⑤

    在政府中，同刘极为相似的一个人物是周恩来，他在

1949年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在颇受尊敬的中央人民政

府委员会的领导下行使职权，同时，他还被任命为外交部

长。周恩来才思敏捷，精明干练，且能言善辩，他以一个

外交家和演说家的天才而闻名于世。他还是一个具有坚

定信念的人。他从未怀疑过，中国必须先经过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建设独立、富

强的现代化国家的必经阶段。然而，与毛不同，他并没有

把革命本身作为一种理想。他也不像毛那样为中国人民

的贫穷和愚昧无知而庆幸；相反，他想尽快革除这种状

况。他更不像毛那样热衷于群众运动，也不像毛那样不

信任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有四五百万人，他们

全都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

    周工作勤奋，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同刘完全相同。他

还十分注意自己的举止、衣着和讲话的每一个细节，对于

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也照顾得无微不至。有许多故事都

是讲述他是如何关怀卫士、司机和厨师，以及他是如何在

百忙中抽出时间去探望病人或为他们安排更好的治疗

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成了数百万老百姓的英雄，在

那个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年代，他毅然挺身而出，为他

们主持公道，向他们表示同情。

    到1952年邓到北京时，新的国家领导层已基本上实

现了其最初在共同纲领中确定的目标，以及党和国家领

导人早期谈话中所提及的目标。在政治上，除台湾和一

些近海岛屿之外，已经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了它的政权。

在这个进程中，专政机关在全国范围内清除了反革命分

子、各种暗藏的敌视共产主义的国民党分子，拥护国民党

的工会组织者、城市匪盗和农村的土匪（包括1927年在

井冈山同毛泽东合作过的两个士匪首领中一个人的儿

子）。这场运动从1951年2月开始，一直持续到

1953年

的春天，其特征是：毫不留情，并依靠党领导下的群众运

动来辨别那些应该受到惩处的人和决定他们的命运，而

不是由军队和政府出面决定。被处死的人达几十万之

多＊，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被关进了监狱。其结果是沉重

    ＊原又如此。－－－译注

打击了暗藏在城市居民中的国民党残余分子，从而结束

了国民党在一些城市和农村的不法统治，使全社会对共

产党人产生了一种敬畏之感。

    在社会上，领导层已几乎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一切

任务。在农村，除一部分非汉人居住区外，土地改革在大

部分地区都已经完成。在工业城市，官僚资本家，即那些

经营从日本企业主那里没收来的工业企业的国民党官

员，已被赶走。许多外国所属的企业被接管，其中有一些

是被完全没收的，但通常都是向他们施加压力，迫使他们

交出他们的财产以偿还他们所欠下的债务。在近代国民

经济的产业部门中居支配地位达一百年之久的外国经济

已经濒临灭绝的边缘。

    在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任务之后，领导层便开始把

矛头指向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它是掌握政权的四

个阶级集团中的一个阶级。在1952年6月的一个秘密

指示中，毛写道“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的主要矛盾。这个指示并没有公开发

表。但到仲夏，几乎每一个人都确信，民族资产阶级和资

本主义都要受到冲击。四个月后，工厂主和店主便成了

反对“五毒”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

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的目标。

同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这场运动很快便以“五反”运动

而闻名。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广大群众参加的运动。

数以百计的商人自杀，好几千人不得不交出巨额罚款或

拖欠的大量税款。

    在农村，领导层同样也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任务。

土改一结束，农村的支部就开始动员那些无地、缺少牲畜

和农具的农民联合起来，组成互助组。一开始，互助组的

规模很小，大概只有一二十人，并且是季节性的；也并没

有强加上党的意志以促进这些“社会主义萌芽”发展。

    在经济上，国家业已顺利地完成了各项任务。通货

膨胀得到了控制，中央政府为紧缩发展经费以追加军事

预算而制定的“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在中国参加朝鲜

战争后使通货膨胀进一步得到了控制。尽管经过了土地

改革、五反运动，并中断了中国同西方的贸易往来，但

1952年的工农业产量仍然超过了日本人侵前最好的年

份（并大大超过了1949年的产量）。这一成就的取得主

要是国内和平环境的自然的回馈，还有部分原因是共产

党获取了日本在东北建起的工业基地、东北工业基地对

取得上述好成绩的影响是很大的。

    1952年，当邓小平到达北京时，党的最高领导层已

达成了一个共识，即朝鲜战争所带来的战时紧张状况一

结束，中国就应该立即开始实施迅速发展经济的计划，而

且这个计划应该仿效苏联斯大林的模式。它的主要特征

是，国家集中大部分资金用于工业建设，在工业方面集中

发展大规模的和资金密集型的工业项目。这时，领导层

中似乎没有一个人提到农业问题，即农业如何能满足迅

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对粮食的需要，以及如何保证工业计

划的顺利进行。农业本身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中央投资，

似乎也没有人提出过，要为城市人口提供衣服和其他消

费品，并能更快和更多地收回投资的轻工业，为何所能得

到的投资还不足全部中央投资的百分之十。当时的中国

还完全照搬了苏联的机构及其职能。这些机构包括国家

计委、国家统计局和一整套的工业部委，每一个部委都管

辖着本领域内的所有的工厂，其中包括旧的和新建的工

厂。其主要职能是为原材料的均衡分配制订计划，并按

照这一计划拟定所有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和分配表。

    另一方面，高层领导对社会政策也没有取得一致意

见。在确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已成为现时的一个敌对阶级

之后，毛想继续进行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但其他几个人，刘少奇和周恩来当然包括在内，

却想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式，即土地、工厂和商店的

私有制，允许它们同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长期共存。在

1953年6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批评了这条路线的倡导

者。他说，他讨厌他们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

序”、“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没有明确的时限）和

“确保私有财产”的口号，在8月召开的党的财经工作会

议上，毛又重申了这一点。他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同年

10月，便向全国宣布了一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渡时期

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形式要经

历—个逐步衰亡的过程。

    当邓小平到达北京时，他被任命为副总理和财经委

员会副主任，因而他主要是在政府任职，而不是在党内任

职。这时，周恩来同担任副总理和财经委员会主好的陈

云。成了他的上级别最亲密的同事。他主管水陆交通。

1953年9月，他的工作重心转向了更为精细的财政工

作，这时他接替薄一波任财政部长。薄一波是他在抗日

战争期间创建129师根据地时便已十分熟悉的一个北方

人（由于他在1952年底采用的一套“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的税制受到毛的批评而不得不辞职。毛在8月会议上批

评他所犯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抬头”）。

    邓一定认为他会在这个新的岗位上——一个敏感而

又重要的岗位——呆上更长一段时间，而实际上，他担任

这个职务仅九个月。1954年6月＊，他又被任命为中央

    ＊原文有误。邓是4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的。

      ——译注

委员会秘书长。这样，他的工作就由政府工作转向了党

的工作。这项工作使得他与毛和刘少奇有了更为密切的

接触，也使他成为毛刘和全国各地党组织之间的一条最

主要的纽带。

    他这第二次职务变动的背景是，时任政治同委员、国

家计委主席的高岗和党的组织部部长饶漱石妄图推倒刘

少奇和周恩来阴谋活动的失败。高、饶两人基于个人野

心在1953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不指名地攻击刘和周，怀

疑党的新时期总路线的正确性；他们试图通过散布一份

缺少几个资深的军队干部的政治局人选机密名单（据毛

说，这是未经授权的）来挑起人们对刘、周的不满。他们

把这份名单强加在刘身上，说它是由刘在党内的一个关

系密切的同事起草的。他们的阴谋进行得很顺利。直到

那年年底才突然出现了变化。高、饶分别游说邓小平和

陈云。但邓、陈认为，他们的行为是无原则的，于是便把

这件事报告了毛。

    1953年12月，毛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要求高岗对

党和政府的人事任命提出建议，从而揭露了高恶意攻击

刘的行径，并指定刘主持即将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

刘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指责高、饶是反党阴谋家，并敦促

这次会议一致同意成立一个特别的委员会分别对这两个

人的活动进行调查。据说，高曾威胁说要当场开枪自杀，

所以没有立即对他进行处理。不管这是不是事实，但这

次会议的确是标志着这场阴谋的结束。高、饶不久失去

了他们在党和政府中的职务，高最后自杀身亡。

    除被任命为秘书长外，邓还接替饶担任组织部部长，

并被指定在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会议上作关于这个

阴谋集团的正式报告。一个月以后，他被选进了政治局，

虽然他在政治局排在第十三位（也是最后一位），但已经

超越了中央委员会中的很多同事。总的说来，高、饶事件

给邓小平提供了一个高升的机会。

    在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的会议

上，毛宣布，中央委员会（意指党的领导层）已经决定，要

在1956年下半年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这也是自

1945年以来首次召开这样的大会。他概要地介绍了这

次大会正式的议程，并提出党要在“一年内”，使各方面的

工作都“向前迈出一大步”。他宣布，在这次代表大会上，

党员之间要互相进行尖锐的批评。

    换句话说，毛为这次代表大会拟定了一个为期十八

个月的筹备时间表。虽然还要起草文件和制定详细的会

议计划，但对作为秘书长的邓小平和他的助手们来说，时

间应该是绰绰有余的。然而，到了最后关头，邓小平等人

反而忙得一塌糊涂。这主要是因为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

重大改变，大大改变了政治势念。在国内，中国已从新民

主主义完全步入了社会主义；在国外，赫鲁晓夫公然谴责

斯大林和他的“个人迷信”，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

了一套新的战略策略。

    在中国，“社会主义政造”是在毛本人同其他许多党

的领导人就农业出现的紧张情况、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的

争论中取得胜利后开始的。  1953年，政府发现，供给城

市人口的粮食出现了短缺。为此实行了征购制度，这个

制度规定，所有私营粮商一律不许私自经营粮食，改由国

家代销粮食，对那些私营面粉业主也停止了固定的低价

的粮食配额。这一变化缓和了城镇的紧张局势。但是，

由于粮食产量并没有迅速增长，从而引起了农村部分地

区缺粮。毛对此的反应是，要求迅速实现农业合作化，以

农业生产合作社取代互助组。刚一开始，合作社的社员

是按照他们入社时交纳的土地、牲口和农具的多少获取

报酬，不过很快便进入了“更高的阶段”，即合作社的社员

只实行按劳取酬。

    毛坚信，合作化通过建立较大的农场，实行规模经

济，能够提高粮食产量，政府也更容易获得供给全国城市

人口所必需的粮食。他担心土改以后所形成的所有制形

式会引起农村社会的两极分化——越富裕的农民越能积

累更多的土地和其他财产，而那些较为贫穷的农民则不

得不卖掉或抵押他们的土地，土改的成果因而会遭到破

坏。

    1955年4月底，党的农村工作部召开的一次会议

决定，合作化运动要以“停、缩、发”这一方针为指导，

在中国的一部分地区要继续发展，但另一些地区则要停

止或倒退。毛对此决定非常生气。他在一次省委书记会

议上说，他认为“停、缩、发”三字方针，重点是强调

“发”，他批评了农村工作部负责人的观点，并同他们进

行一次“大讨论”，而在随后召开的另一次省委书记会议

上，他则提出要彻底改变农村工作部的政策。在这第二

次会议上，他是以这段不久便很快传播开来的名言开始

他的讲话的：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

    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

    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

    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

    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

    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

    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

    针。⑥

　

    他指出，大部分农民想实行合作化，党的任务是带领

他们走向合作化；他进而指出，在从1949年算起的十八

年内完全实行合作化，中国的这一目标并不背离苏联的

经验。

    毛的主张占了上风。省委书记们都感到，他们的地

位和政治生涯正处于得失攸关的关头，因而他们便立即

开始着手把毛提出的“高潮”变为现实，实现农业集体化。

果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大约有一亿一千万农户加入了

三十多万个高级社，到1956年底，提前11年完成了毛所

确定的农业合作化的目标。在实现这个巨大的转变时，

中国虽没有像苏联那样在合作化运动中采用大规模地剥

夺富农或使一部分地区农业产量下降的做法，但它并没

有解决毛想解决的经济问题，毛随后采取的政策导致中

国的灾难，与苏联合作化运动的后果相比，至少是有过之

而无不及。

    在农村进行的这场运动也引发了城镇同样的运动。

工厂主和商店主以一种超乎寻常的狂热，敲锣打鼓要求

把他们的财产交给国家。他们的这一要求被接受了，他

们因而成为拿薪水的管理者，或拿定息（通常是5％）的

食息者。到1956年底，中国的资本主义已基本消失。

　

    对赫鲁晓夫在1956年2

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公

然谴责斯大林的做法，毛泽东一开始就感到不满。同年

4月底，池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棒得一万丈高的人，现

    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

    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

    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⑦

　

    赫鲁晓夫这一做法所带来的后果是，先是在波兰引

起了暴乱，随后斯大林主义在匈牙利的统治也宣告瓦解。

毛由此断定，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领域犯了错误，他对斯

大林的攻击是轻率的和不公正的。赫鲁晓夫还在这次代

表大会的另一个报告中谈到，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

国家政权。毛也由此断定，列宁主义的相当多的东西已

被赫鲁晓夫丢掉了。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一次中央委

员会的会议上，毛用了一个最为生动的比喻来表达他的

这个观点：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

    大林。现在，斯大体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

    ［波兰的］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

    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

    导人丢掉一些呢？……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

    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

    会赫鲁晓大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

    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

    掉了⑧。

　

    在1956年9

月举行的中国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

有四个人作主要报告：毛泽东，他仅致了一个简短的开

幕词；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刘作中央委员会的政

治报告。周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长篇报告，这个五

年计划即将在1958年开始实施。邓的报告是第二天作

的，在这个篇幅很长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他概述

了中国社会的状况和党的任务。由于他的报告在风格

上、实际内容上都同其他三个人的讲话有着显著的不

同，因而可以把这个报告看成邓小平个人的政治宣言。

其价值不仅在于它反映出邓个人对当时政治形势的观

点，而且也可作为一种标准，用来评判这些观点日后的

总体发展。

    邓在此论述了以下三个主要的政治观点：中国阶级

关系的状况；党员要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以及在一个

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党的领袖的作用。他在一开始就明确

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中国正处在顺利地向无阶级社会过

渡的过程中（是指这个社会仅有一个阶级存在，而不是阶

级已全部消亡）。他在把党在1945年的状况同它在

1956年的状况作了比较之后，指出：

　

        现在，我们的国家的状况完全不同了。我

    国的人民革命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已经在1949

    年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实现了空前未有

    的国家统一。现在，除了个别边疆地区以外，我

    们不但已经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

    段的任务，而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

    命阶段的任务。同时，七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

    设的各个方面，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所

    有这些，使得我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

    化：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已

    经由个体农民转变为合作化的农民；资产阶级

    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⑨。

　

    在后面的一段讲话中，他说：

　

        在第七次大会以前和以后的相当时期内，

    对于不同的社会成分规定不同的入党手续，是

    必要的……但是，在最近时期，情况已经发生了

    根本的变化。工人和职员已经只是一个阶级内

    部的分工……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政治上已

    经站在工人阶级方面……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

    和学生变为工人，每年都有大批的工人、农民和

    他们的子弟变为职员和知识分子，每年都有大

    批的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变为革命士兵，又

    有大批的革命士兵变为农民、学生、工人和职

    员。把这些社会成份分为两类还有什么意义

    呢？而且即使要分，又怎么分得清呢？⑩

　

    他所说的党的作用和政策的含义在代表大会的政治

决议中作了清楚而详细的说明，决议指出，中国的“主要

矛盾”已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

“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状

况之间的矛盾。决议指出，“全国的主要任务”是“集中一

切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并逐步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在谈到党员的品行时，邓阐发了他曾反复重申过的

两个问题：官僚主义作为一种工作作风的危害性和党同

非党员合作的必要性。在一大段批评官僚主义的文字

中，他指责官僚主义有以下陋习：“机械地盲目地搬运”，

把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处理文电和不必要的过多

的开会上面”，把问题“层层下放”，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

绪”和一切靠命令“行事”。他由此得出结论，许多党员还

远没有完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他进而提出了防止它的

措施，并指出，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的

斗争中，党员要“密切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广泛地吸收党

外人士参加这一斗争”，这一点“具有重大的意义”。他

说，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是长期的，

是自1949年以来一直实施的一个方针；尽管这种合作中

间是有“斗争的”，但“民主人士”能够“提供一种单靠党员

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

    关于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领袖（并不是“一个”

领袖）的作用，邓巧妙地摆正了以下两种需要，既要顾及

到毛的立场和观点，同时还要表明中国党既不同意赫鲁

晓夫对斯大林的谴责，又不轻视这件事。他一开始便指

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或在

政党中的作用。但他接着又明确指出了“剥削阶级的领

袖”同“工人阶级政党领袖”之间的差别；同前者不同，

后者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

上，而是在党之中”。正因为这样，他们必须密切联系

群众，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对被领导者来

说，“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

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

神化”。

    邓接着特别阐释了这一点。他说，苏联的经验表明，

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中国党从来认为，

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正因为

这样，它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采

取了诸如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歌功颂德”等措

施。“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

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

些反映”。因而党的任务是“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对个

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

系”⑾。

    在邓的听众中，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一定没有

人会对他阐述的几条原则提出异议。也一定没有人会对

他简短地、泛泛地提到苏联的经验而表示反对。更没有

人会反对他为中国党的态度和实践所定下的调子；他尽

量不用道歉或自满的字眼。最为巧妙的是，他把毛说成

是党所实行的禁止对个人“歌功颂德”的倡议者，从而为

毛开脱了责任。因为有人指责毛泽东鼓励对他自已的个

人崇拜。

    但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邓却未作任何说明。这就

是，党决定删去现在党章中两处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内容。

很难说清楚其中的原因。他所说的一切以乎使人们觉

得，毛是迫于国内外的压力才同意这一变动，或者是毛在

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自信，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代表们一

看到修改过的副本，自然而然地便注意到了这一改动，他

们想知道为什么会作这样的修政。党的高级官员在简报

中是这样向他们解释的，即对此问题无须作任何说明、因

为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现在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了。但

是，从邓强调这个新党章一定要是一部完整的和准确无

误的党章来看，这种解释很难使许多人信服。

    实际上，这其中的变化的过程至今仍是一个谜。在

此之前，关于邓小平在这件事里扮演何种角色，最有把握

的假设是，作为负责起草修改党章报告小组的组长和报

告人，他所做的仅仅是等待指示。

    代表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

这次代表大会一结束，新的中央委员会就召开了八届一

中全会，选举它自己的领导人（一名主席、四名副主席和

一名总书记）、新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总书记

一职是重新恢复了党过去曾经设立过的一个职务，不过

与过去相比，它的地位已发生了某些变化。在20年代和

30年代，总书记一直是党的领袖，而现在只是党的一位

主要成员。新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取代了过去的书记

处，并完全取代了它的职责。

    邓当选为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他因此便成为决策

者以及党内主要负责政策实施的一位领导成员。作为总

书记，他领导着一个由党内高级干部组成的机构——书

记处。在政治局中，他的排名从第十三位升至第六位，＊

    ＊原文如此。——译注

超过了林彪和其他六个人，其中包括长期以来一直是政

治局成员的彭德怀和洛甫。

    这些人事变动以邓的连续升迁而告终。在四年之

内，他从政治局之外的一个大区的主要负责人一跃而成

为中国六位最具实权的人物之一。用他官方传记中的话

来说就是，他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⑿。

他的升迁可能多少有点运气。但主要还是靠他的能力、

才干以及处理诸如修改党章这祥复杂问题的技巧。赫鲁

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也充分证明，毛对邓有很高的评价。

1954年，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毛曾指着邓对赫鲁晓夫

说，这个人才华出众⒀。

    较年长的中国作家、艺术家或专家一定都不会忘记

1957年，这一年发起了百花齐放的运动。对于全国的知

识分子来说，这场运动是以疑惑开始，在希望中度过，以

失望告终的。

    毛泽东本人是百花齐放运动的倡议者。他是想通过

这场运动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把全国党外的知识分子变

为党的热诚的拥护者。他坚信，党需要进行一次新的整

风运动、这场运动如果有非党人士参加将会达到更好的

效果。他断定，防止中国出现像1956年席卷东欧那样的

混乱的最好途径是，改变专政与民主之间的政治均势，并

且偏向民主。先在理论上加以论证，然后再付诸行动，这

已成了他的习惯。1957年2月

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

议上详细阐述了著名的“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这个理论的核心是，社会上存在着两类矛盾：对抗性

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对抗性矛盾是存在于“人民”（这

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同他们的敌

人之间的矛盾；非对抗性矛盾是存在于“人民内部”的矛

盾。前者不能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后者能够而且应

该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他为中国作出了一项可行性

的决定，即党外人士可以批评党及党员的行为，知识分子

可以根据他们的兴趣爱好来写作和发表言论。他进而要

求这两个阶层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

相监督”的口号下开始行动。但其结果是，限制了而不是

放宽了这些范围，之所以如此，既不是由于毛不守信用

（尽管他后来更愿意由他自己承担不守信用的罪名，不愿

意承认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也不是由于毛的同事们故

意从中破坏（尽管他们当中有人曾竭力反对党接受党外

批评的做法）。而是由于从5月初党刚一开始正式号召

展开批评，不仅党员当中出现了一些过火行为，而且在整

个政治和社会机构中大批判的浪潮迅猛发展的缘故。

    刚开始，批评是温和的。但是，当党的统战部开始在

政府部门中的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中召开了几次会议

后，这种批评便变得激烈起来。当作家、艺术家和大学生

开始召开他们自己的会议时，批评就变得更为激烈了。

在北京大学，继承了长期政治运动传统的大学生们建起

了“民主广场”和“民主墙”，并很快贴满了大字报。一些

新闻记者报道了这些活动，结果，中国其他地方的学生也

开始鸣放。一些学生只批评党对个别人（例如作家胡风，

他在1955年被指责为反革命）和一些社会团体的做法。

而另外一些人则指责党的领导层只讲政治原则和问题，

认为整风并不能纠正它的恶习，因为这些恶习都是党本

身所固有的。许多言论带有一股强烈的反苏倾向。党外

人士总的来说大都比较谨慎，然而也有极少数人明确表

示，他们认为党所说的“互相监督”同党员实际上对待党

外人士的态度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

    批评——“鸣放”阶段持续了五周多的时间。6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许多人的行动和言论表

明，阶级斗争在中国并没有熄灭，并把“右派分子”说成是

“滥用”整风运动，企图把历史推向倒退，是一伙攻击共产

党、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在随后的六天内又

连续发表了五篇社论。6月19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了毛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并在配发的按语中指出，文章

的作者对文章逐字进行了审阅并作了一些“订正和增

删”。这篇文章包括区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

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这六条标准是后加上去的（一千八百

多人听过毛在2月份所作的这篇讲话）：每一个人都意识

到，它们是在毛的授意下公开发表的，这意味着一场反击

即将开始了。

    这场反击在一二天后便开始了，并很快变成了一场

全国性的运动，甚至波及到许多在鸣放期间或许是因为

过于谨慎或缺少机会，而并没有发表任何言论的人身上，

因为他们的出身可疑。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党以他们在

其他时期违犯过党纪国活为甲，也被殃及了。最先落网

的是许多小的非共产党的头面人物，其中有两个人被点

名并被指责为反党阴谋的组织者。接着，这场运动便扩

大到了作家、记者和艺术家、教授和学生身上。到初秋时

节，工人、农民和省级党的干部都成了目标。一些组织还

分配到了必须完成的名额。在政府机关，给那些预先内

定好的受害者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以迫使他们认罪和收

回他们的言论，其中有许多人被检举者说成是立场不稳

的人，接下来就是宣判，不过有时也会在几周甚至几个月

后才宣判。对绝大多数人的判决都是异常严厉的，但有

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被无限期地发配到国家偏远

地区的国营农场。一些重刑犯都是党员。享誉全国的女

作家丁玲，因与党的宣传部中负责文学艺术的副局长发

生争吵，便被送到了远在东北的劳改农场；年轻作家王

蒙，因为写了一篇有关组织部中的一个党支部的官僚主

义和死板僵化的工章，便被发配到了新疆。后来邓提拔

他当了文化部长。在后来的二十多年当中，他们都没能

回过北京。

    百花的齐放和凋谢给国家带来的后果是十分消极

的。它导致了人才的巨大浪费，以及持续四十多年的新

文学艺术时代的结束。它使毛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是

以一种轻蔑的态度来对待他的。他对此的反应有两个：

断言今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决不能依靠他们；断定八大把

中国的主要矛盾确定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

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完全错误的。而代之以主要

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

意味着，阶级斗争仍然要放在政治议程的首位。

    无论是在毛准备发动他的“百花齐放”运动阶段。还

是在反“右派”运动期间，邓小平和任何一个党的领导人

一样，表现得非常积极。

    在准备阶段，邓在各种各样的讲台上频频发表讲话。

他的讲话表明，他是热心支持自由化的，只在“大民主”这

个问题上同毛有着明显的不同。在一次党的会议上的讲

话中，毛说，他赞成把大民主——自发的游行示威，甚至

罢工——当作晋通群众表达他们希望党改变方法的一个

途径。然而，邓则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1957年4月，

他在西安向党的积极分子所作的一个报告中说：

　

        现在有的地方不是讲闹事吗？有些人不是

    讲大民主吗？有些青年总觉得大民主解决问

    题。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我们

    并不提倡，搞大民主并不好。匈牙利搞大民主、

    要几年才能恢复元气……波兰搞大民主也需要

    相当一个时期才能恢复元气⒁。

　

    多年以后，他坦言，反右运动是对“极少数资产阶级

右派分子”的“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

被“严重地扩大化了”⒂。但这是他当时所持的态度吗？

目前所有的唯一证据也是间接的。他在1957年9月向

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全党整风运动的报告中，把反右

斗争说成是整风运动的一个阶段，即第二个阶段，并预

言，这个阶段很快就会结束。他对此的估计是错误的。

然而，这至少表明了他想把这场斗争限制在一定的时间

内，因为在远离大城市的偏远地区组织任何斗争都需要

时间和空间。除此之外，他的报告完全是以毛的一篇文

章为依据的，毛在这篇文章中说，“人民”和“资产阶级右

派分子”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而对后者不应当采

取最严厉的态度。这并不能够挽回他的声誉，但这也许

足够使他得到一个公开的评价。

　

注释：

　

    ①根据1986年春官方导游向作者所作的介绍。

    ②《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0页。

    ③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第5页。

    ④《毛译东选集》第五卷，第59页。

    ⑤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第7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68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86页。

    ⑧同上书，第321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3－

214页。

    ⑩同上书，第245－24

6页。

    ⑾同上书，第235页。

    ⑿《邓小平传略》第23页。

    ⒀弗朗兹：《邓小平》，第165页。

    ⒁《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73页。

    ⒂同上书，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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