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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邓小平传 11
发信站: 紫 丁 香 (Sat Jun  5 08:04:31 1999), 转信

【 以下文字转载自 cnLiterate 讨论区 】
【 原文由 Baggio 所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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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邓小平传 11

发信站: The unknown SPACE (Sat Oct  3 11:16:53 1998), 转信

　

第十一章

　

粉碎“四人帮”

　

1973－1976年

　

    邓小平重新复出后的政治局势与他被流放期间相

比，在许多重要方面大不相同了。刘少奇死了，虽然这是

国家机密。林彪也死了，他的主要追随者，包括陈伯达都

进了监狱。在1968年至1969年间的冬季，被送到农村

去的一千多万中学生红卫兵开始意识到，他们将永远做

一个乡下人，再也不能完成正规的学业了。然而，局势依

然令人困惑、担忧。

    毛泽东的健康已经开始衰退。他患有帕金森氏综合

症。1972年他得了中风和心脏病。他再也不能像从前

一样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了。尽管这些演说充满完全相

佐的论点，但却都是言辞激烈、击中要害。凭着这些讲

话，他完全控制了党代表大会的议程。虽然他仍能平静

地说出意见和一些口号，但他的精力已经不行了。他已

进入老年人的状态，老是沉溺于久远的往事之中，爱唠叨

他过去的故事和建议。从心理上讲，他开始变得喜怒无

常、郁郁不乐。在社交上，他已经很少见他的同僚和家属

（江青带着他的孩子搬出了他的住所）。

    然而，毛泽东仍然控制着中国的政治。凭着他的威

望、他的一句话足以确立或改变某项政策，造就或断送一

个人的政治前途。他的签批或认可，是其他领导人任何

创议取得成功的条件；他的支持，是其他领导人实现和保

持政治权力的关键。对于他死后谁将当权，他也拥有最

大的发言权。

    周恩来的健康也在衰退。1972年5月常规内科检

查时，发现他患有胃癌。虽然1973年春天他仍精力旺

盛，但无论毛或其他人都不敢肯定他能活得比毛泽东久。

也没人敢肯定，如果毛泽东死了，他能有效地运用政治权

力。周恩来对那些暗示在毛死后他是最有资格胜任领导

中国的人选的说法，总是小心谨慎地给予贬抑，也许因

为他意识到，担任毛泽东的继承人是很危险的。

    周恩来在1972年表现出顽强的工作作风。他筹办

并监督了向党和军队干部传达林彪的叛国行为和身亡情

况，组织了对林彪在军队中的亲信的清洗；同时致力于恢

复60年代初期的农业、工业和教育制度。他还恢复了

1966年至1969年期间遭到贬黜的许多人的原职。

    这些工作，周恩来是同他的两位亲密同事一起干的。

这两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呆在台上，并且从60年

代至80年代一直保持领导职务。这两人，一位是老元帅

叶剑英，他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参谋长。另一位是

邓小平在大别山时期的老战友，1954年后当过多年财政

部长的李先念。叶自林彪死后一直负责中央军委的日常

工作。李先念在最混乱的几年间在周恩来领导下主持政

府工作。

    周恩来是在反对极“左”的口号下从事一系列工作

的。由于林彪的欺诈和叛逃身亡而受到极大震动和严重

政治伤害的毛泽东，对周的所为没有表示异议。但是这

并不能担保他会一直同意周这样做。看得出来，毛本人

就是一个左派，而且他也一直自认为如此。所以，周的口

号对他是个约束，使他感到不舒服。他对“文化大革命”

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感到非常自豪。尤其值得注意

的是，林彪的背叛，并没有使他对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

失去信任，反而似乎更增加了对他们的依赖。至于他们，

在林彪得势的时候，江青等人的光芒多少被林彪所掩

盖，所以他们现在非常得意林彪死后留下的巨大政治空

间。

    在这样的环境里，邓小平的地位自然是不牢靠的。

毛泽东1972年同意他从流放地回来，说过他人才难得，

在战争年代和反对苏修的斗争中“作过贡献”。但是根据

以往的经验，邓并不相信毛能始终支持他。周恩来是他

的坚定支持者，但是当他的复出问题正处于讨论之中的

时候，周的身体和在政治上都比以前虚弱。叶剑英和李

先念是邓的朋友，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只能靠迎

合毛变化莫测的心思保住位子，康生和江青都是敌人。

还有许多从“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人一定很担心，如果

邓真的成为国家领导人，是不会善待他们的。从表面上

看，邓的地位也是脆弱的。作为副总理，他可以出席国务

院会议，向部长们下指示，同周保持日常工作联系，然而

作为一名普通党员，他却无权参加任何高级别的党组织

会议。

    真是太巧合了，邓小平回到北京时，正好遇上非常不

利的政治潮向，毛泽东在1972年底1973年初作出一系

列决策，使得激进派得以控制各项活动，发动损害周恩来

声誉和权威的政治运动。

    其中一个决定关系到接班人问题。刘少奇、林彪两

人都辜负了毛。现在，毛无法从他身边最接近的人当中

找出一个在思想上政治上都可靠的人。周恩来因健康问

题已被排除在外了。在毛眼里，同60年代初相比，周在

政治上更值得怀疑。在激进派分子中间，康生是个老人，

又有病且不得人心。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只会搞

党内斗争，别的什么也不行。毛在年轻时就是一个女权

主义的热情拥护者（他的这种态度早在1950年制定的婚

姻法中就反映出来了。这个法在财产分割和离婚问题

上，给予妇女与男人一样的平等权利）。但是，他知道歧

视妇女的偏见、规矩在中国政治、文化中非常顽固。当

然，他也知道，江青思想意识很差，对行政管理没有兴趣

又普遍不得人心。张春桥作为上海革命委员会主任，虽

然显出有行政工作能力，但一向被视为江青的爪牙，表现

却不怎么样。姚文元也是如此。

    结果，毛泽东不但没有从政治局内部或其他外围团

体找到一位或多位继承人，反而采取了一个令人吃惊的

行动，充分表现出他这时的做法相当善变。他把王洪文

带进了领导圈内。王洪文是一位来自上海的造反派，当

时只有三十八岁，还不及毛泽东年龄的一半，除了上海之

外，几乎不为人知。毛表示希望王洪文在当时正在筹备

召开的党代会上作修改党章报告，并选他当中央委员会

副主席。有个传说讲，毛曾叫王暂住自己家里，教他明了

最上层的政治艺术。如果毛真这样做了，王并没学到多

少。这从1976年他被捕后印发的党内文件中看得很清

楚，王是个反应迟钝、优柔寡断的年轻人。他喜欢钓鱼、

射击和享受各种高干特权，但是他没有多少自己的思想。

每当江青向他征询意见时，他总是表示同意。他在政治

上显得浅薄。

    另一个决定是，毛收回对林彪的政治判定。毛突然

宣布林早就是个极右的代表，而不是极“左”。这个转变

给他两方面好处。一个是拉开了同林的政治距离。另一

个是打破了许多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即把林彪从1966年

到他死时的表现与“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和作风联系起来

的想法。在政策上，毛最关心的是要保护革命成果，包括

搞实践教育、政治灌输和体力劳动及在公共卫生方面的

赤脚医生。他怀疑周恩来有意用林彪的坏名声来葬送社

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激进派分子敏感地认定，毛的这项改变对他们来说

是个机会。他们要求毛允许他们发动公开反对周的计划

和周本人的运动。毛表示异议，但是他同意发动批林批

孔运动。

    这种名目的运动，只有在那些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

传统，以及惯于借古讽今的国度里才会出现。在江青、王

洪文组织下，北京两所最著名的大学——北京大学和清

华大学的写作班子写文章，批判孔夫子和被孔夫子作为

典范的公元前12世纪的统治者周公；赞扬统一中国并成

为中国第一位皇帝的秦始皇以及中国历史上几位女性统

治者。读者一看便知这是影射当代政治人物周恩来、毛

泽东和江青。但是读者中的许多人不管是共产党员还是

非党人士，对把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和几位被视为暴君的

女统治者说成是进步的统治者，感到震惊。所有希望通

过林彪的死，最终能进入政治安定时期的人们，在读到

“这些人物坚持使用革命暴力所以是进步的”这种说法

时，无不感到惊恐。所有欢迎邓小平复出的人们，在读到

“周公恢复国家机构，重组已被打碎继承权的家庭，和把

以隐退的人们官复原职是错误的”①这种说法时，无不气

馁。

    周恩来并没有被运动打倒，但是却被迫花费许多时

间和精力来保护自己。有一些传说讲，他如何阻止报纸

编辑发表那些挑剔的、牵强附会或存心不良的恶意文章。

对江青这个人，在她还不是个重要政治人物的时候，周一

直对她很好（例如，在50年代周访问苏联期间，还特意到

离莫斯科有一段距离的疗养院去看望她）。在最动乱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一直试图同她保持友好关系，但现

在这项运动迫使周不得不把江当成敌人来认真对待，而

且绝对不能心软。

    在这项运动的某一阶段，邓小平也是欲被除掉的目

标之一。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1973年夏季至1974年

夏季的运动期间，他却走好运。

    1973年8月秘密举行的为期五天的党的十大，对于

激进派分子来说，是个胜利。周恩来作了政治报告，担当

了毛泽东1945年、刘少奇1956年、林彪1969年扮演的

角色。但周意识到他的地位是脆弱的，所以他用的讲稿

大部分是王洪文领导下的写作班子为他准备的。王洪文

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充满了激进派

的色彩，包括重申“文化大革命”路线和坚持批判修正主

义的必要性，还讲阻挠群众批判是不可接受、不可原谅

的。果然如毛泽东所希望的，会后王洪文当上了中央委

员会副主席。张春桥和江青两人成了政治局常委会委

员。＊

    ＊原文如此。——译注

    邓小平作为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选进大会主

席团。大会结束时，他又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另外还

有许多人（1956年时）本来是八大中央委员，但在1959

年被除名的党代表，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邓就这样朝

着返回党的高层迈出了第一步。然而，当中央委员会选

举政治局时，他没再往前走一步，可能事先就知道这个

结果，因为中央委员会开会时，候选人名单上没有他。在

当时激进派分子如日中天时，邓对此丝毫不感到奇怪，他

也没必要感到失望。因为如果当上政治局委员，反而会

使他和激进派发生面对面的冲突，而没有时间来争取毛

泽东对他的积极支持和信任。

    当年秋天，毛派邓小平和王洪文一起离京到外地视

察。他把这两人推到一起的动机大概是看看他们是否容

忍对方，判定一下他们将来是否愿意和可能在一起共事。

可惜的是，谁也不晓得他们这次是如何一起工作的。邓

后来对王洪文有个评价，说他的提升是“坐直升飞机”

（“坐直升飞机”这是邓创造的新词。由此可以看出邓对

王洪文个人及其能力的观感）。他俩视察回来后，毛问他

们，他死后中国将会发生什么？王洪文回答说，中国将继

续致力于坚持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在这个基础上达到统

一。邓则机敏地或更老实他说，军阀将会再度出现，全国

将会陷入混乱。毛认为邓的回答比较好。

    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和“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毛泽

东这时决定放松军队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控制。在各省，

省党委收回了在1969年九大前后他们被革命委员会拿

走的大部分权力。但是在革委会中当权的军人并投有放

弃他们的权力，他们摇身一变，成为重新建立许多省的党

委会委员或省委书记。毛想把正在党内高层供职的军官

换成文官，大大压缩各级党委中的军代表。他还想削弱

多年建立起来的中国十一个军区的司令员的地方权，或

许他相信邓的预言，他死后会有军阀混战。总之，他强烈

地意识到，除了北京，“枪”现在管着党。

    毛泽东在1973年12月采取了行动。他在政治局的

一次会议上说，他要对各军区司令重新改组，并在军委的

一次会议上重申了此意。他说，军委并没有尽到处理军

事事务的责任。为了获取军委会成员的信任和支持，他

承认在有关对包括朱德在内的许多“革命英雄”的经历和

政治立场问题上，他曾被林彪蒙骗过。为了不让司令员

们担忧接受改组意味着牺牲地方军队的权势，而无任何

回报，他提议让邓小平这位可靠的军队英雄重新参加军

委工作。毛的策略相当成功。正式调令下达后，八大军

区的司令毫不迟疑地离开了他们的军区。

    毛泽东还向军委建议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这个建

议当时并未立即执行。但邓已被选入政治局。这至少把

他同激进派分子的关系摆平了，虽然王洪文、张春桥两

人在党内的地位仍比他高，但他们现在谁也不可能在军

队和政府的职权上同他较量了。

    从1974年初起，周也把外交事务的日常工作交给邓

小平处理了。这对邓来说是个新的领域。邓立刻显露出

他的作风与周有很大不同。柔和圆滑甚至有点狡猾的外

交作风丢掉了。从1971年7月至1973年11月，在完全

秘密情况下四次来华访问的基辛格，曾同周恩来建立了

相互尊重和谅解的关系。他发现同邓打交道很难。邓不

容易让人接近他。事实上邓当时向基辛格传递的信息的

确比周恩来更严肃、刺耳。他对基辛格讲，美国如若想从

与苏联的和解中捞到点什么，肯定是危险的。美国也并

没有兑现稍早所作的有关与台湾贸易的承诺。

    此时，激进派分子也一直盯着邓小平，只要有迹象，

他们就断言邓是帝国主义的朋友或说他是崇洋媚外。

    邓担当新角色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联合国召开的讨

论国际合作与发展的特别大会上的发言。他简明的发言

并不是要说明中共在有关南北对话问题上的立场，而是

借机阐述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这一最新理论。这个

理论不是来自列宁主义，反而同它相矛盾。这个理论来

自毛20年代30年代对中国阶级状况的分析。正如他过

去看到的，在中国有三个阵营（革命的、反革命的、中间

的）。他现在觉得全球有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两个超

级大国。它们比其他所有国家的势力都强大，有瓜分世

界称霸全球的野心。第二世界是其他发达国家。中国是

第三世界。虽然中国有能力成为和美国、苏联一样强大

的国家，但却没有野心称霸世界，所以中国永远不会成为

超级大国。相反，超级大国野心难以掩盖，他们相互为

敌。的确，战争大概只会在它们之间爆发。如果真的美

苏打起来，全世界都将被卷进第三次世界大战之中。

    邓的演说吸引了一大批听众，并在国际间广泛传播。

他回到北京受到隆重的迎接，就像他在1963年同苏斯洛

夫辩论五天后从莫斯科回来时受到的欢迎一样。大多数

政治局委员包括他的敌人，都去机场迎接他了。他乘坐

第一辆小轿车驶进了北京，在其后尾随着长长的车队。

这非常明显地向世界表明，毛泽东当时是很高兴、很满意

的。三个星期之后，在毛泽东与巴基斯坦总理会见时，邓

坐在了毛和巴基斯恒总理之间的一个位子上。这个位子

一向是为主席顾问留的。当时周恩来也在场。

    访问纽约对邓来说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国际

社会更多地认识了他，二是让他首次看到了现代西方世

界的样子。直到1974年前，邓对于非共产党国家的政治

家、外交家和新闻记者一直是个相当模糊的人物。有几

个美国军人在抗日期争期间和抗战后结识过邓。其中一

个海军陆战队军官叫伊文思·卡尔逊，他曾撰文热情地介

绍邓的情况，赞扬邓思维敏捷、机智。但是邓在当总书记

期间，同他见过面的只是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盟友。50

年代和60年代访问过中国的西方记者虽然写了很多介

绍中国共产党的书籍，但书中提到的邓的部分却很少。

    在已发表的文件中，没有反映邓小平对纽约的印象。

如果他过去没有什么印象的话，这次肯定引起了他特别

的注意。他20年代初在巴黎的经历或5O年代、6O年代

的莫斯科之行，都比不上他在纽约看到的摩天大楼以及

这座城市的繁荣与紧张的生活节奏。在曼哈顿的四天，

肯定使他觉得比读什么都更有说服力，中国要成为一个

现代化国家，路途是多么的遥远。

    在陪毛泽东与巴基斯但总理会谈的两周之后，周恩

来离开中南海住进了附近首都医院的一套房子。他这祥

做可能有策略上的考虑，希望借此摆脱激进派分予的监

视。但是，现在周确实病得很重。

    从周和邓1974年4月在机场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出，

两人的健康情况呈现出相当强烈的对比。邓只比周小六

岁，脸圆圆的，肤色发亮。周是凹陷的面颊，从鬓角到下

巴长着深色斑点。穿的衣服就像挂在衣架上一样。

    周恩来还有一项尚待实现的计划（特别是到后来），

就是整顿党和政府，把尽快实现现代化经济战略作为明

确的目标。然而他面对着难以克服的障碍。思想上，毛

对现代化这个理念一直持怀疑态度。＊他认为现代化是

    ＊早在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全党代表会的结论

        中就提出：我们进入了一个“全面社会主义工业

        化，全面社会主义改造，全面现代化国防，并且

        开始要全面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1956

         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明确指

        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由此可见，毛泽东并非对现代化持怀疑态度。

        ——译注

阶级斗争的代名词。在激进派分子眼中，现代化则是对

他们的挑战和威胁。在组织上，党中央已撤销书记处等

具有协调性质的机构，而只剩下中央办公厅和宣传部，而

这两个单位却都由文革派控制着。在政府方面，许多部

门是由临时人员充数，大多数部长的职位空着。针对这

种情况，周计划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最高权力

机关从1964年至1965年冬天以后就未曾召开过会议。

周打算向大会提交一份长长的政府官员候选人名单和一

个二十年发展纲要。他还想开个中央委员会会议，以便

党的高层领导干部能支持他挑选的政府官员候选人。由

于担心激进派分子捣乱，而且周也不想让他们在政府中

担任太多的职务，他在筹备这些会议过程中，并没有和激

进派磋商，他只和他所信任的以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

为中心的一小群人商量，同时暗地里取得毛对他计划的

支持。这原来是激进派分子最擅长的政治计谋，周恩来

现在也如法炮制。

    周和他的同事由于毛对激进派分子特别是对江青的

态度有了转变而得到了帮助。早在1974年3月初毛就

告诉江青，他和她最好彼此不再见面。毛说，她多年都不

听他的话，不学习他送给她的马列和他本人的著作。在

7月政治局会议上，毛当着江青和她的三位同伙，说他们

是“四人帮”。毛创造了一个斥责的词汇，这个词用在他

们身上是最合适不过了。大约在同一时间，毛对一些来

访者讲，江青有野心，她没有资格使用他的名义。毛的这

种态度转变，使周恩来有机会控制新闻媒体（这本来是

四人帮”控制的地盘），结束批孔运动。周还设法使毛接

受了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即在赞扬激进口号“继续反潮

流”的同时，接着以维护工业、商业正常运营为政治理由，

谴责反对地方党委领导和拒绝工作的造反行为。

    毛在1974年7月作出决定，离开北京到南方休息一

个时期，这对周恩来很有利。毛泽东变得越来越像个隐

士了，尽管他在夏天党的会议上露了面。毛由于视力严

重恶化而痛苦，同时觉得他所有的政治伙伴已成为他的

负担，而且负担越来越重。毛不在北京，意味着周有权召

集政治局会议和要讨论的内容，同时也可以管理政府工

作了。这还意味着“四人帮”只能通过周与毛联系或大老

远地跑去见毛。

    这年1O月，毛在长沙提出建议，希望全国人大选邓

小平当第一副总埋。“四人帮”感到震惊。这个消息意味

着毛把邓作为最有资格继任周当总理的人选。由于总理

的排名在党内仅次于毛泽东，所以也就等于是毛泽东自

己的继承人。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对邓出言不逊。

会后，“四人帮”反而派王洪文向毛告邓的状，说他不是合

适的人选，这个职位应该是张春桥的，然而毛已认定王

洪文是个不可靠的人，所以“四人帮”挑选王洪文当密使

是一个错误。他们自作自受。王洪文又向毛告状说，周

是假装有病躲进医院，这使王自己受到额外的损害。毛

虽然年老体弱，但他仍能辨认出谁在说谎，他对那些攻击

他所信任的人的胡说八道。感到忿恨。

    “四人帮”的所作所为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毛告

诉王洪文，他应当警惕，不要和江青搞帮派。毛还叫他的

使者——他的远房侄女王海蓉告诉周恩来，要他继续当

总理。毛还希望看到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

席，同时兼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对“四人帮”来说，事情

更糟的是，毛还再次建议邓当总参谋长，同时担任中央军

委副主席。12月，毛又亲自向周和王洪文重申了这些建

议，并称赞邓“政治思想强”②。这次“四人帮”遭到了彻

底失败。

    1975年元月，邓小平担任了毛让他担任的所有职

务。王洪文在党内的排名仍然高于邓，但已失去了1974

年以来行使的对党中央日常工作的管理权。叶剑英虽然

在军委的排名高于邓，但他愿意放手让邓全力处理与军

事有关的政治工作。

    邓小平立即抓紧时间运用赋予他的新的权力。对于

一位七十岁的人来说，邓在其后的九个月工作期间，显示

出了非凡的精力。他至少召集了十次会议，详细讨论了

社会经济问题。每次会议他都讲话。他还主持了许多次

国务院会议。在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四人帮”斗争一步

不让。邓还视察了几个边远省份，又去法国作了一次感

性访问。他还会见了几十位外宾。

    邓从解决组织问题入手。这个问题最严重的是国营

企业内部的不安定。许会企业士气低落、纪律涣散。动乱

在中国的运输系统的主干——铁路和钢铁工业特别严

重。邓向主管工业的书记发表讲话，提出加强“集中和统

一”的口号和加强各种法令与法规，惩处各地制造麻烦的

人。他透露，1974年发生七百五十五起重大铁路事故

（1964年才八十八起）。一个最重要的铁路中转站——

江苏徐州车站竟被当地一名造反派头头控制着，邓说：

　

           比如，徐州那个闹事的头头“本事”可大了，

    实际上是他在那个地方专政。对这种人不及时

    处理，等到哪一年呀？我说，只等他一个月，等

    到3月底。如果再不转变……那样性质就变

    了。③

    然而，造反派头头对邓的警告置之不理，于是邓派部

队去徐州把那个造反派头头抓了起来。

    邓同时着手处理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他依据的是周

恩来1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号召的到本世纪末实现中

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观点。周是

1965年首先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毛不完全同意把“四

化”放在优先的位置。现在，邓先设法获得毛的支持，他

说：

　

           “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

    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

    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

    步走设想：第一步是到198O年，建成一个独立

    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

    步到2O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来还有

    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

    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

    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的

    奋斗。这就是大局。”④

　

    1975年夏季，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提出了三个报告。

这个报告是，《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关于中国科学院

工作汇报提纲》和内容更加深刻和更具有挑战性的《论全

党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第二个报告的作者之一是

胡耀邦。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当了许多年共青团第一

书记。第三个报告的作者是邓力群。他曾经当过刘少奇

的秘书。由于当时党中央缺少邓小平相信的协调单位，

胡耀邦、邓力群担当了邓的参谋的角色。

    邓的作风是雷厉风行，干事抓得紧，行动快。他在推

行重要措施之前，先取得毛泽东的同意，并把他的所有政

策和毛说过的话扯上关系。对他的敌人，他宁可对抗也

决不回避。至于“四人帮”他们，则犯了对他们十分不利

中严重错误。他们阴谋破坏邓小平推行的整顿，他们指

责让自1966年被贬黜的部长、官员和军队干部恢复工作

是“走后门”。但他们这次没摸准毛的心思。毛现在最关

心的是国家的安定团结，所以他批评“四人帮”搞分裂。

接着，在那年春天，“四人帮”误解了毛号召全国学习无产

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真实目的，又一次惹恼了毛。毛原想

通过提醒全党注意反革命的威胁依然存在，来平衡周恩

来要求发展经济的呼吁。张春桥、姚文元作出反应，写出

长篇理论文章，批判只关心物质利益和坚持“资产阶级法

权”，会首先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而后他们将问鼎国家政

权。张说，新生资产阶级将从党内出现。姚说，新生资产

阶级将产生于社会上大量聚积财富的集团。这些文章没

有提出积极的具体的经济纲领，也没有补充周的经济发

展纲要，而只是赤裸裸地一味攻击。

    政治冲突在春天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上达到顶瑞。在

第一次会议上，邓在叶剑英、李先念支持下，批评“四人

帮”滥用毛的指示。在第二次会议上，毛亲自训斥他们。

他说，他们不听他的“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列宁主

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

要搞阴谋诡计）⑤。毛要他们停止帮派活动，说由于他们

结成帮派已成为事实，政治局必须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

这些严厉的批评使“四人帮”完全处于守势。王洪文撒到

上海，甚至江青也写了篇短短的检讨。从夏天到秋天，邓

和他的支持者可以说事事顺心。

    然而，在1975年10月底或11月初，形势逆转。理

由很简单，毛判定邓的计划已开始威胁“文化大革命”成

果。在毛看来，有两件事情的发展他不能容忍。一是邓

用了“纲”这个词来概括毛所作的一系列指示。邓认为在

这些指示中，毛强调了有必要推动安定团结，加速经济发

展。这种看法在毛看来显然是异端，因为在毛心目中。

“纲”只能是阶级斗争。

    另一件事是，邓签批同意清华大学开除两个支持“四

人帮”最积极的分子。这两个人向毛求救。毛支持了他

们，于是他们乘机公开宣传得到毛的支持，并且大喊大

叫要发动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接着发表讲话说

有“一些领导人”从7月到9月散布毫无根据的政治谣

言，分裂党的领导，攻击“文化大革命”和它的成果。1

月底，他讲话的内容摘要被公安部部长华国锋在通气会

上作了宣读。在政治局中，华既不是“四人帮”的党羽，也

不是邓的支持者。接着，毛讲话摘要又向各省委作了传

达。据说，邓除了外事工作，在政府中其他所有的职责都

被剥夺了。无论有无此事，华宣读毛讲话摘要，等于宣判

了邓丧失了毛的信任，也失去了指挥党与政府事务的权

力。

    对邓来说，接下来的四个月，类似1966年7月至1

月那段日子，他整天受到激进派分子的猛烈攻击。但现

在他对抗的态度就不一样了。1966年他同意作一个羞

辱自己的检讨，而现在，1976年，当毛通过叶剑英逼他再

作检讨时，他坚决拒绝了。面对“四人帮”的强压，邓的策

略是什么也不说。在1975年3月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上，“四人帮”及其追随者曾当面攻击邓。邓的做法就是

关掉助听器，称没听到他们说什么。

    在1976年冬春交替之际，发生的重大事件是：周恩

来逝世；毛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北京人民群众示威，鲜

明表示怀念周，希望邓做周的合法继承人，并表示痛恨

“四人帮”及他们的所作所为。

    从1975年8月起，周恩来住进医院再未出来。10

月他做了至少是第三次手术，但手术不成功。到了12

月，他经常处于昏迷状态。他的妻子邓颖超和叶剑英、李

先念在他神智清醒时向他讲讲有关的政治情况。毛泽东

本人在8月也做了白内障手术，他显然未向周表示安慰

和同情。他没有让周避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攻击，

虽然他可以这样做。周在1976年1月8日逝世。虽然

邓被政治隔离已有两个月了，但仍获准以中央委员会名

义在周的葬礼上作合乎礼仪的悼词。邓小平避免显示任

何私人情感，以免被“四人帮”抓到把柄，说他和毛所不信

任的人关系密切。他告诉毛，周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专注

聆听着毛的一首关于革命的古诗词。他赞扬周谦虚谨

慎、不摆架子、平易进入的优秀品德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

风⑥。这些措词都很谨慎。“四人帮”就是再不服气，也

无法否定周的人品举止。

    周的去世意味着毛终于不得不确定谁是周的继承

人。他着实犹豫了一阵子，很仔细地考虑了各个够资格

的人。一个月后，他告诉政治局，也许是通过他侄子毛远

新（他秋季住在毛家担任毛的联络员）告诉的。他建议华

国锋负责管理政府工作，但先担任代总理。

    张春桥是仅次于邓的副总理，他深感失望，显出他没

多少政治远见，“四人帮”垮台后党内传达的文件表明毛

对他们的愤怒程度在整个1975年达到顶点。他甚至说

过他认为“四人帮”谁也不合适担当更高的职务。虽然华

是个折中妥协后的人选，而且他仅从1973年才当选为政

治局委员，但是他并不怀疑自己拥有担当此任和赢得提

升的才干。他作为一个性情冷漠、缺乏想象力的人，可能

没有察觉到从长远看他的地位是过渡性的，并不稳定。

毛对他的称赞固然是一笔很大的政治资本，但是一旦毛

去世，这反而会成为他最大的政治负担。如果“四人帮”

要打倒邓和他的支持者，华肯定会被“四人帮”看作是挡

住他们去路的眼中钉。

    在此期间，“四人帮”的行为也证明毛不信任他们是

有道理的。不管华的地位多么不稳，他毕竟是毛指定的

继承人，是当时中央的负责人，“四人帮”不仅不设法争取

华的信任，反而不同华商量就继续批邓。他们还指使写

作班子在报刊发表文章暗示华是个胆小、愚蠢和缺少经

验的人。更为狂妄的是，他们竟诽谤纪念周恩来，他们

恨周，周也憎恶他们。现在周不在了，他们抹黑周除了满

足复仇欲外，什么好处也没捞到。相反，由于广大人民爱

戴周恩来，千百万党员也非常尊敬他，“四人帮”的这一行

径造成了很大的反效果，对他们来说，损失很大。2月、3

月“四人帮”加剧批邓运动。2月26日政治局决定可以

在报刊和非官方的宣传材料上点名批邓。江青立即开始

辱骂邓，骂他“反革命老手”。江青还召集一次全国性的

清洗干部的会议，在会上她甚至骂邓是“卖国贼”。邓之

所以还能免于被完全打倒，主要是毛有指示，说邓的问

题应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江青明确表示她不赞成这

一指示，但华国锋说领导集体必须遵守毛的指示。邓没

有躲避起来，也没有为不出席“四人帮”在3月召集的政

治局会议找借口，这次会议是为了专门批邓而召开的。

这表明邓此时已经看出，他可以熬过这场政治风暴。

    但是到了3月底，形成僵局。“四人帮”既没有说服

毛停止保邓，也没有把华哄骗住不要理会保邓。甚至也

没有迹象显示出批邓运动使邓的声望受到伤害。事实恰

好与之相反（许多外国人报道说，“四人帮”的党羽在北京

的街头张贴了许多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并在上面引用

邓的一些原话，群众一边看一边点头称赞邓的讲话，并露

出会心的微笑）。邓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也没有取得进

展。因为华在快到2月底召开的会议上说，邓攻击“文化

大革命”，背弃主席革命路线，犯了严重错误。

    僵局是被“四人帮”搞反对周恩来的运动打破的。2

月25日，十年前曾刊登了姚文元写的批判吴晗的文竟的

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篇社论，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当权派梦想复辟，至今死不改悔、顽固不化。上海是

在“四人帮”控制之下，但是离上海几百公里之外的南京

不在他们控制之下。就在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南京大学

生举行抗议示威。他们被驱散了。“四人帮”在全国报刊

封锁有关抗议事件的任何消息，但是此事却很快传播开

来。有的是被过往的旅客传播的，有的是学生用沥青在

火车车厢外涂写这则消息，让火车把这件事传遍全国的。

北京受到巨大震动，它大大激发了群众怀念周恩来的情

感，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放满了花圈。第一

批花圈被警察移走了。可是随后许许多多士兵、工人和

学生放置的花圈没有搬走。

    4月4日是阴历清明节。大批群众聚集在广场上，

许多人是工厂、机关、学校组织列队行进到达的。一些人

把花圈留在纪念碑周围或放在看台和停车场上。还有许

多人打着横幅，发表演说、朗读诗文。诗和横幅都是批判

江青、颂扬周恩来的。从邓小平传记上刊印的一些照片

上可以读到“若如妖魔兴风浪人民愤起灭豺狼”。“深切

地怀念周恩来总理”。⑦有首诗说“四人帮”是豺狼；另一

首直截了当地揭露江青一定是想当女皇想疯了。当天夜

里，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确定示威者的诗和标语是直接

攻击毛和其他党的领导人，当天的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邓对此事负有责任。这些意见通过毛远新向毛作了请

示。政治局一得到毛同意政治局决议的消息，便立即命

令警察清除广场上所有的花圈和宣传品。到了4月5日

黎明，所有留在广场上的悼念品、抗议书、纪念物等都被

弄走了。

    人民的反应是暴怒的。4月5日一整天，广场上聚

集着抗议示威的人群，他们同警察扭打混战，焚烧警车，

粗暴地痛打几个敢说周恩来坏话的“四人帮”的追随者。

天黑后，大多数示威者离开广场后，部队、民兵和警察开

始清肃广场，驱赶和逮捕仍留在广场上的几百名群众。

政治局会议再次断定，清肃广场，解决反革命骚乱是必要

的。会议要求毛远新向主席汇报这一结论，毛再次同意，

并补充两条指示：任命华国锋为总理（免去代总理职务）

和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解除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只保留党籍，“以观后效”⑧。

    “天安门事件”从此很快被叫起来了。邓的地位又降

低到了1969年时的状况。他在政治局内的朋友一直沉

默不语（叶剑英、李先念都被4月4日政治局会议排除在

外，或许出于谨慎躲得远远的）。也许最恶毒的是，政治

局判定（可能得到毛的同意，也可能没有），邓小平这件案

子是“敌我矛盾”，现在可以逮捕他或对他施加暴力。邓

后来称天安门事件由于公众舆论更强烈地反对“四人

帮”，从而削弱了“四人帮”。事实可能真是这样。但在当

时邓小平肯定会发现情况对他越来越不利。军队和警察

在接到政治局命令后，竟没有犹豫就去执行了。他们没

有反叛“四人帮”。而且这次事件驱使华站到了“四人帮”

一边。

    当然，邓小平这次并不像1967年那样束手无策。他

这次做了预防意外的计划，在紧急情况下同他的朋友保

持着秘密联系。所以就在毛决定剥夺他职务的当天，他

能够从北京逃脱，他乘飞机到了广州，受到政治局委员、

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保护。＊邓的这一招弄得江青

    ＊邓小平没有去广州。此处有误。——译注

还有“四人帮”其他几个人竟然在整个夏季都在打听他的

下落。

    邓和他的支持者在1975年创造的政治清明和经济

秩序，在1976年夏季又重新退回到一团糟的混乱状态。

当华国锋在7月召开全国计划会议时，“四人帮”全面攻

击了他所提的建议，结果造成政治真空。他们鼓动各地

的追随者组织罢工和示威。他们的行径给干百万人民的

印象就是，只要扩充他们的帮派势力，他们什么都不顾，

甚至支持无政府状态。他们公然滥用职权最为明显的

是，也是他们所犯最严重的一次政治错误是，利用官方文

件，号召仍活着的唐山市人民（这个地方因7月底大地震

死了二十五万人）进一步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

义路线。

    在整个夏季，抵抗“四人帮”的旗手是叶剑英。他曾

对任命邓当总参谋长一事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周恩来去

世后，是华而不是邓被任命为代总理，他也受到排挤。他

虽然仍是国防部长，但也靠边站，不负责军委日常工作

了。尽管如此，他在夏天仍设法去南方巡游。当时，他已

下定决心，要采取断然的行动除掉“四人帮”。他也知道，

如果在毛死前行动比毛死后更危险。他看到“四人帮”正

加紧在一些地方建立支持他们的武装力量，因此，反抗

“四人帮”的力量应该扩大，应包括一些在天安门事件期

间和之后站在“四人帮”一边的人。华国锋、8341部队司

令员汪东兴和陈锡联（他在军委已接替了叶的位置）都是

关键人物。他们几个对“四人帮”的态度，取决于毛逝世

后几周内“四人帮”的表现如何。当然不用说，叶知道“四

人帮”正密切监视着他。他要出面肯定困难重重。

    1976年9月8日后半夜毛泽东去世了。人们惊慌

焦急地谈论毛去世的消息。对三十岁以下的中国人来

说，也就是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毛只是一张肖像，而不是活

生生的人。对党的高级干部来说，毛是伟人，但也是犯有

很大错误的人，尤其是他在对待同事的问题上。但在大

多数军队领导心目中，毛仍享有崇高的威望。毛把当年

江西和陕西的一支衣着褴褛的小小部队发展成现代中国

最强大、最成功的军队，创建了军队的纪律、军事战略战

术和军队的宗旨。这些军队领导人过去是、将来仍然是

毛泽东名字的强有力的捍卫者。

    9月9日毛刚去世几小时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9

月19日、29日政治局会议决定了未来情势的发展趋势。

“四人帮”在这几次会议上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们并不打算

同意华当毛的接班人。他们要求开除邓小平的党籍，让

毛远新保管他叔叔的文件档案，让江青当党的主席。但

在正式表决时，他们的这些要求被一一否决。当叶剑英

向华建议应当逮捕“四人帮”时，华还犹豫不决，但“四人

帮”的态度使华渐渐明白了，只有把他们抓起来才能阻止

他们继续争夺全部的政治权力。

    华国锋态度的转变，使叶剑英等人不再探讨一些激

烈的对抗措施，如在广州另立中央，转而策划如何在华领

导下进行有限的政治改组。华的态度转变，也保证了军

队不会分裂，仍保持团结，并可有效地用来对付“四人帮”

的支持者在上海等几个大城市所建立起来的武装民兵部

队，它还保证了汪东兴的警卫团能有效地随时听从调动。

    最终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是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出

的。＊“四人帮”被排除在外还蒙在鼓里。会议是10月5

    ＊此处有误。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是华国锋、

        叶剑英、李先念作出的。宣布对王洪文、张春

        桥实行隔离审查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译注

日在军委总部举行的。10月6日夜晚，张春桥、王洪文、

姚文元去中南海一座建筑物参加华召集的一个会议时，

被汪东兴的部队挨个抓了起来。几乎在同一时刻，江青、

毛远新在他们的住所也被抓了起来。据说，当江青被带

走时，向抓她的人尖声喊叫，她的勤务员则向她吐了一口

唾沫。

　

注释：

　

①《剑桥史》第15卷，第345页。

②同上书，第35O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6页。

④同上书。第4页。

⑤《问题与研究》1979年第2期，第96页。

⑥斯宾塞：《当代中国研究》第646页。

⑦《邓小平画册》，第97页。

⑧伯纳维亚：《邓小平》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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