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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第三章 第二故乡2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Sun Sep 19 16:07:36 1999), 转信
周作人传：
第三章 第二故乡——在日本（1906.6-1911.秋）
Little Pie OCR、制版
小丙屋藏书
http://piehouse.yeah.net
二、买书、读书与译书
在伏见馆住下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学习日本话。于是，就进了中
华留学生会馆组织的讲习班，大约一星期只是去上三四次课，一则是懒，
二则老师讲得颇慢，脱了几堂课没有什么关系：彼此都很马虎。第二年又
改进法政大学的特别预科，教授日文以及英、算、历史等浅近学科，周作
人都多少学过点，所以没有兴味去听。缴了一年的学费，事实上去上学的
日子几乎才有百分之几，但考试时，却居然考了第二名。学校的功课引不
起兴趣，只是几位教日语的老师，给周作人留下了好的印象。30年后，周
作人还写了题为《市河先生》的文章，称颂当年的老师为“近于旧式的好
人物的模型”，并且对这类人物“恐怕渐渐地要少下去了”，表示“可
惜”。
学校的功课是平淡的；周作人周围的留学生生活却是热闹而充满戏剧
性的。就在周作人到达东京的第二年夏天，爆发了徐锡麟因刺杀恩铭失败
而被挖心的事件，不久又传来了秋瑾姑娘被杀的消息，因为都是绍兴同
乡，自然在绍兴留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绍兴同乡会召开的抗议会
上，围绕是否发电报给满清政府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徐锡麟事件后，到
鲁迅、周作人迁入的新居本乡东竹町的中越馆访问的客人陡然增加，而且
大都是与革命案件有关的人，首先是在东湖里与徐锡麟一同练习路劫，准
备在绍兴城关门造反的陈子英，他是绍兴闻警逃回东京的，还有游说两浙
绿林豪侠起义，外号叫“焕皇帝”的陶焕卿。此外还有他的本家陶望潮，
后来成为章太炎女婿的龚未生，此时都很热心于革命事业，也时常跑来谈
天。陶焕卿甚至有一回匆匆跑来，让周氏兄弟代为保管联络革命的文件。
鲁迅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秘密地参加了光复会，成为“革命党”的一员。
周作人虽然佩服、同情这般革命朋友，直到晚年，他还撰文赞扬陶焕
卿的“刻苦耐劳，做事认真”，以及他的不知疲倦的革命精神①；他自己
也时常参加朋友间的谈话，但也仅止“谈话”而已。对于革命的实际行
动，周作人已经失去了昔日的热情。也许正是因为周作人始终与这班东京
朋友保持一定的距离，他才给人以“甚是高傲，象一只鹤似的”的印象，
鲁迅并因此给周作人取了一个“都路”（日本语“鹤”）的绰号。周作人
解放后给上海《亦报》写文章，用了“鹤生”的笔名，其典故即出于此
②。——自然，这都是后话。
①见《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焕强盗与蒋二秃子》
②见《知堂回想录·八五，蒋抑卮》
周作人所响往的，仍然是不问世事的、悠闲自在的读书生活。应该
说，他的这一理想，只有到了日本，才得到真正实现的机会。当时的中
国，早已是“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身处中国的现实中，要耳塞目
闭不问一切，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在日本，与中国现实社会较为隔离，
暂时忘却了现实的丑恶，才容易保存美的印象。再者，周作人在日本，无
论什么事（特别是对外交涉）都由鲁迅代办，用不着自己费心，既没有遇
见公寓老板或是警察的欺侮，也没有更大的国际事件，如鲁迅所碰到的日
俄战争中杀中国人的刺激。在兄长的保护下，周作人在日本过着自足、平
稳、清闲、无忧无虑的日子。
此时，周作人生活中，唯一的事情，也是最主要的乐趣，就是逛书
店。
东京的书店也确有魅力。除著名的坐落在日本桥三丁目的丸善书店
外，单就周作人先后住过的伏见馆、中越馆及1909年初迁入的“伍舍”
（本乡西片町十番地丙字19号）附近，神田、本乡一带，就有许多书店、
书摊。挨家的看去，往往可以花去大半天的时间，也是消遣之一法。逛的
日子多了，也就熟悉了这些书店的个性。有时闭目一想，仿佛一个个“
人”似的，站在面前，供你指点评品，倒是颇有情趣的。比如说吧，丸善
书店，楼上并不很大，四壁是书架，中间好些长桌上摊着新到的书，任凭
客人自由翻阅，有时站在角落里书架背后查上半天书也没人注意，选了一
两本书要请算帐时还找不到人，须得高声叫伙计来，或者要劳那位不良于
行的店老板下田君亲自过来招呼。这种不大监视客人的君子风是令人愉快
的。神田一带书店就不这样。大概因为那里学生太多，不免良莠不齐，书
店老板与小伙计也更显得精明，跪坐在帐桌一隅，目光炯炯，监视着看书
的人，鲁迅说这很象是大蜘蛛蹲踞在网中心，样子很有点可怕。坐落在神
田专卖洋书的中西屋，尽管它离周作人寓所比丸善要近得多，但周作人他
们总不愿常去，就因为伙计“跟”得太凶。据说有一回一位知名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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蛞踩兴欤钡�1916年小泽君逝世为止。此外，本乡的南江堂以出
售德文书著称，东京堂常有日本新刊书与杂志，文求堂多中文旧书，郁文
堂、南阳堂总分店则以卖洋书出名，都是各具特色，也是周作人、鲁迅
（还有许寿裳）经常光顾的。怀中有点钱，就象技痒一样，总要蹭到书店
去“逛”一趟，每回都是搜括一空而归，于是，相视一笑：“又完了！”
说话时很有点幽默气，而内里却含着苦味：这就是所谓穷学生的“苦趣”
吧。但就是这点“苦趣”，也不是经常有的，因为每月31元的留学费本省
不出几文钱来买书，因此，更多的情况还是囊中空空“逛”书店，往往象
小孩走过耍货摊，只好废然而返。这就更增添几分惆怅了。
买书，自然是为了读书，那才是真正的乐趣所在，何况这些书都是在
国内绝难买到，甚至从不曾听说过的呢。近代日本素有“世界窗口”之
称，日本的出版界、读书界对西方的思想文化潮流有着特殊的敏感，每有
新书（特别是影响时代风气的著作）即以最快的速度翻译、出版。这对于
刚刚发现“新大陆”、对于西方文化充满饥渴感的周作人，自然是一个极
大的便利与诱惑。周作人后来专门写有“旧书回想录”（收《书房一角
》）、“我的杂学”（收《苦口甘口》，后转录于《知堂回想录》）等
文，怀着一点爱恋，回忆当年在日本购书、读书的历史；每一部书都为他
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影响着尔后人生道路的选择。因此，这部“东京购书
读书史”也可以当作外来文化接受史，以至周作人思想发展的历史来读
的。
据周作人回忆，他于1906年到东京后，在本乡相模屋旧书店买的第一
本旧小说是匈加利（今译匈牙利）作家育珂摩耳原作、美国薄格思译的
《髑髅所说》。匈牙利是一向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弱小国家；育珂摩耳不但
是匈牙利著名文学家，被称为匈牙利的司各特，而且是一个革命家。因
此，周作人首先选择了育珂摩耳的作品，无疑是标志着周作人读书兴趣与
眼光的重要转折的。我们说过，南京求学时期的周作人和当时大多数知识
青年一样，在梁启超、林琴南的影响下，曾醉心于“《福尔摩斯包探案》
的变幻”与英国哈葛德小说中“伦敦小姐的缠绵和非洲野蛮之古怪”①，
这也是反映了那时的时代读书风尚的。现在，在弥漫于东京留学生界的强
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感染之下，周作人把目光转向与中国一样处于帝国主
义压迫下的东方弱小国家，是十分自然的；正如鲁迅所说，“包探，冒险
家，英国姑娘，非洲野蛮的故事，是只能当醉饱之后，在发胀的身体上搔
搔痒的，然而我们的一部分青年却已经觉得压迫，只有痛楚，他要挣扎，
用不着痒痒的抚摩，只在寻切实的指示了”②。周作人后来回忆说，“那
时我的志趣乃在所谓大陆文学，或是弱小民族文学，不过借英文做个居中
传话的媒婆而已。……俄国不算弱小，其时正是专制与革命对抗的时候，
中国人自然就引为同病的朋友，弱小民族盖是后起的名称，实在我们所喜
欢的乃是被压迫的民族之文学耳”③。当时日本文坛上有马场孤蝶等人在
谈大陆文学，可是英译本在书店里还是很缺少，搜求极是不易，除俄国的
小说尚有几种可得外，东欧、北欧的则难得一见，英译本原来就很寥寥。
周作人只得根据英国倍寇的《小说指南》，抄出书名来，托丸善书店去定
购，费了许多气力与时光，才得到几种波兰、保加利亚、芬兰、匈牙利、
新希腊、波思尼亚的作品，特别是匈牙利育珂摩耳的小说，英译本的印刷
装帧极为讲究，以后一直作为“藏书中的佳品”为周作人所珍藏。此外，
为周作人所挚爱的作家，还有俄国的果戈理与伽尔洵，波兰的显克微支；
周作人说，他们的作品有时可以10年不读，但心里还是永不忘记。陀思妥
也夫斯基也极是佩服，可是有点敬畏，向来不敢轻易翻动，也就逐渐疏远
了。周作人另一个兴趣就是读文学史著作，据他自己后来回忆说，“摩斐
尔（Morfill）的《早期斯拉夫文学小史》，勃兰兑思（Brandes）的《波
兰印象记》，赖息（EmilReich）的《匈加利文学史论》，这些都是四五
十年前的旧书，于我却很有情分，回想当日读书时的感激历历如昨日，给
予我的好处亦终未亡失”④。周作人这里讲的“情分”，是颇有意思的；
他在另一外文章中，又称之为“结缘”⑤。可以说，周作人，以及现代中
国知识分子，正是通过“文学”这根纽带，与世界被压迫民族结下了不解
之缘的，这正是本世纪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①② 鲁迅：《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
③周作人：《瓜豆集·东京的书店》
④周作人：《苦口甘口·我的杂学》
⑤周作人：《瓜豆集·结缘豆》
周作人刚到东京，下宿里就收到丸善书店送来的一包西书，这是鲁迅
在回国前订购的。包内有一本美国该莱（Gayley）编的《英文学里的古典
神话》，引起了周作人的注意。周作人由这本书第一次懂得了希腊神话的
大概，卷首并说及古今各派的不同解释，又使周作人获得了安特路朗的人
类学派的知识。不久，周作人从中西书屋出售的“银丛书”里购得了安特
路朗的《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和宗教》。安特路朗人类学派的“发
现”，对于周作人一生文化选择与人生选择无疑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转
折；正象周作人自己所说：“我因了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派的解说，不但懂
得了神话及其同类的故事，而且也知道了文化人类学”，而“我对人类学
稍有一点兴味，这原因并不是为学，大抵只是为人”①。如果说，前述被
压迫民族文学的“发现”，使周作人冲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本位
主义”，与20世纪世界性民族解放运动潮流取得了精神的呼应；那么，现
在，人类学的“发现”，更使得周作人冲破“国家”、“民族”的狭窄范
围，进入了对于“人”的自身的思考，这不仅是对以“把人不当作人”为
主要特征的中国专制主义传统文化的更根本的否定，而且融入了20世纪世
界性的“人”的觉醒与解放的潮流，达到了更高的境界。周作人从人类学
出发，围绕着对“人”的认识，把知识的触角伸向相当广阔的领域，这包
括道德观念起源发达史、生物学、性心理学、儿童文学、童话学、医学
史、妖术史、民俗学等等新的现代学科，他悉心研究了一大批这些学科的
经典性著作，如茀来则（J.G.Frazer）的《金枝》，蔼理斯
（HavelockEllis）《性心理研究》，威思忒玛克（Westermarck）《道德
观念起源发达史》，怀德（Gil-BertWhite）《色尔彭的自然史》，哈忒
阑（Hartland）的《童话的科学》，麦扣洛克（Macculcloch）的《小说
之童年》等等，周作人因此而大开眼界，获得了一次精神的大解放，所引
起的思想振动，显然超过了南京求学时期《天演论》。周作人干脆把蔼理
斯的《性心理研究》称为“我的启蒙之书”，“我读了之后眼上的鳞片倏
忽落下，对于人生与社会成立了一种见解”②。这些话并不过份，周作人
一生的思想文化活动正是以这一时期这类广泛的阅读为基础的。
①周作人：《苦口甘口·我的杂学》
②周作人：《瓜豆集·东京的书店》
由阅读的兴趣转向翻译，也是自然的。鲁迅的促进作用似乎也不可忽
视。创办出版杂志，开始一种新的文学活动，这是鲁迅在1906年春天从仙
台医学校退学以后所决定的新方针。在筹办《新生》杂志时，周作人无疑
是鲁迅最忠实的合作者，原定五名发起人中最后只剩下三人，其中就有周
作人；他还专门为《新生》写了一篇《三辰神话》。《新生》夭折后，鲁
迅感到了“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的“寂寞”，而“这寂寞又一天天的
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灵魂”①；这时，默默地支持着鲁迅
的，唯有周作人。周作人后来这样回忆他们兄弟俩一起从事翻译工作的情
景：“阴冷的冬天，在中越馆的空洞的大架间里，我去管翻译起草，鲁迅
修改誊正，都一点不觉到困乏或是寒冷；只是很有兴趣地说说笑笑，谈论
里边的故事……”②。周氏兄弟合作的成果是颇为显赫的：先后译出了
《红星佚史》（(英)哈葛德·安特路朗著）、《劲草》（(俄)托尔斯泰
著）、《匈奴奇士录》（(匈牙利)育珂摩耳著）、《炭画》（(波兰)显克
微支著）、《黄蔷薇》（(匈牙利)育珂摩耳著）等多种著作③，约有三、
四十万字，自然都是俄国与被压迫民族的文学。而作为兄弟合作里程碑
的，则是1909年2月、6月先后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一、二册，书印得相
当考究，用一种呢布似的厚纸，蓝色的“罗纱纸”作书面，上面印着德国
的图案画：一个穿着希腊古装的妇女在弹着琴弦，背景是光芒四射的朝
阳，一只鸟儿正向高空飞翔。题字是陈师曾依照《说文》所写的五个篆
文，书的本文也用上好洋纸，装订只切下边，留着旁边不切，可是定价却
很便宜，写明是“小银圆二角”，即是小洋两角。卷首有序言一篇，断言
“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气象是阔大的。这自是出于鲁迅的手
笔。全书37篇中，周作人翻译的约占三分之二，王尔德、爱伦·坡、莫泊
桑等英、美、法作家外，主要是俄国及北欧、东欧等弱小民族作家，计
有：契诃夫、迦尔洵、安特来夫、梭罗古勃、安徒生、显克微支、哀禾等
人。
①鲁迅：《呐喊·自序》
②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七八，翻译小说（下）》
③《红星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11月1版；《匈奴奇士录》，商务印书馆1908年9月
1版；《炭画》，北京文明书局1914年4月1版；《黄蔷薇》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8月1版；
《劲草》未出版，原稿佚失。
1920年3月，《域外小说集》新版时，鲁迅在序言中说：“我们在日
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
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这大抵也代
表了周作人的意思。但也仅是“大抵”而言，周氏兄弟在合作中仍然存在
着某些差异。据周作人回忆，“住在伍舍里与鲁迅两个人，白天逼在一间
六席的房子里，气闷得很，不想做工作，因此与鲁迅起过冲突。他老催促
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付，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
拳，在我头上打了几下，便由许季茀（按，即许寿裳）赶来劝开了”①。
恐怕不能简单地把周氏兄弟的冲突归之于彼此性情的不同，无论是鲁迅的
“急躁”，还是周作人的“懒惰”。鲁迅曾把“译书”比作普洛米修士的
“偷火”，他是将其视为严肃的“事业”，将自己的整个生命都投入其中
的。对国家、民族、社会以至学术、文学本身的强烈责任感、使命感，使
他不仅不断地催促周作人，更用鞭子无情地抽打、督促着自己，把别人和
自己都弄得很苦。周作人曾回忆，鲁迅每晚都要在洋油灯下熬夜，看书，
写作，到什么时候睡觉，别人不大晓得，因为大抵都先睡了。到了明天早
晨，房东来拿洋灯，整理炭盆，只见盆里插满了烟蒂头，象是一个大马蜂
窠，就这上面估计起来，也约略可以想见那夜是相当的深了②。这里所提
供给人们的，正是一个废寝忘食的献身者的形象。对于周作人，他也许并
不否认，甚至一定程度也在积极追求译书的社会效果，但他更多的是出于
一己的兴趣，他是以“兴之所至”的态度来从事译作，不可能那么严肃、
认真，他只愿自然、自在地过着消闲的生活③。不愿以任何外在的东西
——那怕是译书这样的有价值的思想文化活动——来束缚自己：也许这才
是周作人在鲁迅逼迫下常常感到“气闷”，以至终于消极怠工的更根本性
的原因。
①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八三，邬波尼沙陀》
②周作人：《鲁迅的故家》
③和鲁迅相反，周作人从不熬夜。周作人说他“不喜‘落夜’或云‘熬夜’”，“刚坐到二
更便要瞌睡起来了。从前无论舌耕或笔耕的时代，什么事只在白天扰攘中搞了，到了晚饭后
就只打算睡觉。枕上翻开旧书，多也不过一册。等到亥子之交，夜读正入佳境的时候已经困
足了一大觉”（《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夜读的境界》）。
然而，周作人的性格是温顺、随和的，尽管偶有反抗，他仍然是服从
于长兄，把自己的活动纳入到鲁迅所从事的启蒙事业中——至少说，在日
本时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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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是时人参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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