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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zxas (百无禁忌), 信区: Reading
标题: 第四章“卧治”时期——在绍兴1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Sun Sep 19 16:08:41 1999), 转信

周作人传：
第四章“卧治”时期——在绍兴（1911.秋-1917.4）

Little Pie OCR、制版
小丙屋藏书
http://piehouse.yeah.net

一、大风暴里的孤独者

　　如果不是因为母亲与大哥的催促，周作人也许就在赤羽桥边守着自己
的日本夫人，这么一直过着游惰的生活，同时编织着超然于世的梦。
　　但有一个“现实”他却不能回避：经济，说白了就是“钱”。当他写
信给鲁迅，说自己打算在日本“略习法文”——他对学习语言的兴趣总是
很浓的——时，鲁迅的回答却是：“法文不能变米肉”；鲁迅同时告诉
他：头一年（1910年）已经将祖宗留下的祭田卖绝，资亦早罄，现在家里
已是山穷水尽，无力维持他继续读书了。深爱并深知二弟的鲁迅当然知道
用这样的方式击碎他的梦，未免过于残酷，但鲁迅也自有难言的苦衷。他
在写给许寿裳的信中谈到此事时说：“使二年前而作此语，当自击，然今
兹思想转变实已如是，颇自悯叹也”：比起乃弟来，鲁迅更有勇气吞下
“现实”的苦果。
　　于是，在鲁迅亲自上日本劝说、敦促之后，周作人于1911年9月携夫
人羽太信子回到绍兴。
　　然而，周作人已经认不得自己的家乡了。那盏写着“汝南周”几个大
字的灯笼依然挂在那里，但那昔日消闲的生活、醉人的诗意哪里去了？眼
前只是一片败落景象。人们虽还穿着大衫，但不是油污，就是破洞。只听
见台门里的年幼的子孙们喊：“饿杀哉！饿杀哉！”喊得人们心慌意乱。
走过城里的街道，所看见的是矮破的房屋，褴褛的人群，还有那么多的残
废人，那么多啼饥号寒、挨打受虐待的孩子。街上打架的，相骂的，女人
披头散发，男子互扯辫子，扭结一起，仿佛有什么深仇大恨。……
　　周作人木然地看着、听着这一切。回到家乡，生活在亲人中间，他竟
然有一种陌生感。直觉告诉他：他心中的“中国”不在这里——这里太嘈
杂，太混乱，也太肮脏，太狭窄；属于他自己的“中国”应该是充满诗意
古趣，自由而自然的。在异国的日本，他曾经觅到了它，如今一踏上故
土，它就失落了，仿佛被那茫茫的大海吞没。这种心理的错乱给周作人带
来惶恐不安，但他又摆脱不了对于相对完整地保存着“故国古俗”的“异
土”怀念之情的蛊惑……。
　　周作人是如此地沉湎于自我感情矛盾中不能自拔，以至对身边的“暴
风雨”竟至于几乎熟视无睹。就在周作人归国后的第二个月，辛亥革命爆
发了，接着浙江省城也起义了，只隔着一条钱塘江的绍兴陷入一片混乱。
但周作人连门都没有出，只躲在家里抄整本的刘义庆的《幽明录》。从日
本带回的书堆里，翻检出一年前所写“大隅川钓鱼记事”，周作人仿佛又
经历了那场始而悠悠、继而滂沱的东京雨……，不禁感慨万千，在文后加
上一段附记——

　　居东京六年，今夏返越，虽归故土，弥益寂寥；追念昔游，时有枨
触。宗邦为疏，而异地为亲，岂人情乎？心有不能自假，欲记其残缺已自
慰焉，而文情不副，感兴已隔。用知怀旧之美，如虹霓色，不可以名。一
己且尔，若示他人，更何能感？……

　　家乡的疏离，他人的不理解，都使周作人感到一种难耐的孤独。“怀
旧”本不足靠，只能“任其飘泊太虚，时与神会，欣赏其美”，聊以自慰
罢了。
　　几天后，周作人夜不成寐，又披衣而起，赋诗一首——

　　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
　　寂寂三田道，衰柳徒苍黄。
　　旧梦不可道，但令心暗伤。

　　此时周作人的心境可谓悲凉已极。
　　查周作人日记，写上述文章、旧诗的日期是10月22日与10月28日。这
正是绍兴光复的日子。据三弟周建人回忆，绍兴城内已是一片沸腾——

　　……王金发的军队很快的上了岸，立刻向城内进发。兵士都穿蓝色的
军服，戴蓝色的布帽，打裹腿，穿草鞋，拿淡黄色的枪，都是崭新的。带
队的人骑马，服装不一律。有的穿暗色的军服，戴着帽子，有的穿淡黄色
的军服，光着头皮。
　　这时候是应该睡的时候了，但人民都极兴奋，路旁密密的站着看，比
看会还热闹；中间只留一条狭狭的路，让队伍过去。没有街灯的地方，人
民都拿着灯，有的是桅杆灯，有的是方形玻璃灯，有的是纸灯笼，也有点
着火把的。小孩也有，和尚也有，在路旁站着看。经过教堂相近的，还有
传道师，拿着灯，一手拿着白旗，上写欢迎字样。……大家都高叫着革命
胜利和中国万岁等口号，情绪热烈，紧张……①。

①周建人：《略谈关于鲁迅的事情》

　　在热血沸腾的大时代气氛中，冷静如鲁迅者都感到“很有希望”而卷
入浪潮之中；相形之下，此刻仍然关在书斋里，与古书作伴的周作人就越
发显得孤独了。
　　周作人也许是鉴于南京时期的经验，对革命实际行动始终是冷漠，或
者说是心怀疑虑的。但他也并非对辛亥革命漠不关心，作为一个现代中国
知识分子，他当然清楚自己的命运是与中国的变革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他
一面冷眼旁观，一面思索着。这是拉开距离的观察，自然比陷入其中者要
冷静得多。周作人内心深处，对于中国的变革及中国的革命者，始终是怀
疑的。早在日本时期，他在写《〈炭画〉小序》时，就暗示中国的许多所
谓“革新”事业，必定是一个“羊头村”——“挂羊头，卖狗肉”而已。
即使是陶成章这样很熟悉的革命者，周作人固然佩服他的“要使天下人都
有饭吃”的抱负与革命精神，从旁看去，却又觉得有些可怕，似乎是明太
祖一流的人物；章太炎曾戏称其为“焕皇帝”或“焕强盗”，鲁迅也曾与
许寿裳评论他说：“假如焕卿一旦造反成功，做了皇帝，我们这班老朋友
恐怕都不能幸免”，周作人必定是同意这一观察的，他对以后的革命者恐
怕也持类似的看法吧？周作人所以没有直接投入辛亥革命热潮之中，应该
与此有关：他要“看一看”。他果然看见，光复了的绍兴城在一阵喧闹之
后，一切依然如旧。军政分府成立以后，王金发手下的人只知弄权敛钱，
其中有三个姓王的尤甚，老百姓失望之余就利用“戏文”上的句子“可恨
三王太无礼”来表达他们的愤懑。教育界更是一团糟，应运而生的“自由
党”（即《阿Ｑ正传》里的柿油党）头目做了教育科长，其余人物也是一
丘之貉。周作人的思考则更深入一些。他由此而看到了“种业”即传统习
惯的历史惰性的可怕力量。于是，他向在他看来是过于乐观了的乡人们发
出了如下警告——

　　今者千载一时，会更始之际，予不知华土之民，其能洗心涤庆，以趣
新生乎，抑仍将伈伈伣伣，以求禄位乎？……当察越之君子，何以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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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作人：《望越篇》，转引自《知堂回想录·九五，望越篇》

　　周作人的疑惧是双重的：既忧虑于“智虑之蒙”未启，国民之不觉
醒，又担心所谓“公仆”云云，徒有其名，而无所“别于君侯”，他把这
些都归之于“种业因陈”，似乎这是无可改变的“自然之律”。这确乎如
周作人后来所说，“大有定命论一派的倾向，虽然不是漆黑一团的人生
观，总之是对于前途的不乐观”②。但人们仍然在周作人的忧虑疑惧中看
到一种期待。他自觉意识到，对于积重难返的古老中国，这是一次“千
载”难逢的变革的大好时机。尽管周作人力图使自己冷漠，但他却无法摆
脱对于这一代人几乎是与生俱在的使命感。

②《知堂回想录·九五，望越篇》

　　周作人这篇题为《望越篇》的文章发表在由鲁迅的学生主办的《越铎
日报》上；以后周作人还陆续发表了一批文章。其中《民国之征何在》一
篇尤值得注意。文章写道——

　　昔秋女士被逮，无定谳，遽遭残贼。天下共愤，今得昭复。而章介眉
以种种嫌疑，久经拘讯，亦狱无定谳，而议籍其家。自一面言之，可谓天
道好还，且一面言之，亦何解于以暴易暴乎！此矛盾之一例也；更统观全
局，则官威如故，民瘼未苏，呜呼！昔为异族，今为同气；昔为专制，今
为共和。以今较昔，其异安在？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

　　这是一个令人战栗的“发现”：“昔为异族，今为同气；昔为专制，
今为共和”，眼花缭乱的变动中，骨子里根本“无变”，“共和”不过是
“专制”的变种，昔为“异族”的奴隶，今又成了“同气”的奴隶，中国
的历史重又发生了一次“循环”。这“历史循环”的“发现”，与其说是
理论上的概括（它显然缺乏理论表述上的准确性），不如说是周作人的一
种直观的感受，但却是相当准确地把握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某些实质①。
周作人对“以暴易暴”似乎特别敏感，对于他来说，无论对任何人，施加
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都是对人权的侵犯，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周作人终
生坚持这一原则。这对他的政治选择与判断，几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①鲁迅在十多年后的1925年也有类似的发现与感受：“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
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觉
得许多民国国民是民国的敌人。……我觉得什么都要重新做过。”（《华盖集·忽然想到·
三》）

　　显然，周作人的这些发现、感受，连同他的忧虑，疑惧，都是大大超
前的。不仅当时大多数“沉默的国民”不能理解，而且也为同时代先驱者
中的大多数（他们还陶醉于胜利的凯歌中）所拒绝，当周作人大声疾呼：
“呜呼！于越古国，而今而后，为报仇雪耻之乡耶？为藏垢纳污之地耶？
危乎危乎！虽然，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也”①，得不到任何响应，就
几乎是必然的了。周作人也终于陷入了鲁迅在《呐喊·自序》里所说的寂
寞与孤独之中——

①《尔越人毋念先民之训》，载《越铎日报》1912.2.1

　　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
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我的灵魂了。

　　周作人和他的大哥的心毕竟是相通的。
　　因此，当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沈钧儒司长委任周作人任某科课长，后
又改任本省视学，周作人态度始终消极，就是可以理解的。周作人始而因
为“家事”——1912年5月，羽太信子为他生了一个男孩，取名为丰一；
这不仅是周作人，也是周家全家的一件大事——迟至1912年6月才到杭州
赴任；住在教育司办公处楼门口一间阴暗的小屋里，每日就只是在楼上坐
着，看自己带来的书或翻译自己喜欢的作品②，看倦了，写累了，就随便
倒卧在床上，几乎足不出户，全不管视学职务范围内的视察工作。当时也
在教育司的钱玄同（其时还叫钱夏，号中季），因此给周作人加了一个考
语，说是在那里“卧治”，这倒是十分确切的。而周作人自己，则不断地
埋怨住房里蚊子太多，而且终于害了疟疾，蚊子的横行却有增无减，一面
吃药，一面被叮，也不是办法，终于告假回家，而且再没有回去过。这回
到杭州到差，大概前后有一个月光景，拿过一回薪水，是大洋90元，乃是
浙江军政府新发的“军用票”。周作人用这笔钱在清和坊抱经堂买了一部
广东朱笔套印的陶渊明集，余款正好移作从杭州回绍兴的旅费。

②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他在杭州教育司任职期间，翻译了波兰显克微支的
《酋长》，蔼夫达利阿谛斯的《老泰诺思》、《秘密之爱》、《同命》，须毕勃的《拟曲》
等作品。

　　回到绍兴不久，就听到范爱农溺水而死的消息：这年7月10日，范爱
农同了民兴报的朋友乘舟往城外游玩，有人说是酒醉失足落水，但颇有自
杀的嫌疑，因为据说他能够游水，不会得淹死的。噩耗传来，周作人黯然
良久，自不免颇多感慨。他清楚地记得，绍兴军政分府成立，恢复师范学
堂，委派鲁迅为校长，爱农为监学，因为学堂在南街，距东昌坊不远，在
办公完毕后，范爱农便身著棉袍，头戴农夫所用的卷边毡帽，下雨时穿着
钉鞋，拿着雨伞，一直走到里堂前，来找鲁迅聊天。鲁老太太便为他们预
备一点家乡菜，拿出老酒来，听主客高谈阔论。那时，他们的情绪是颇为
激昂的。但好景不常，军政分府本来对学校不很重视，而且因为鲁迅有旧
学生在办报，多说闲话，更不高兴。不久鲁迅即自动脱离，只留下范爱农
一人，最后他也被排挤而愤然离校。周作人从旧信堆中翻出范爱农于1912
年3月27日写给鲁迅的一封信，信中有“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
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等语，那么，他是早已有
了厌世的倾向了。……
　　几天以后，周作人写出了《哀爱农先生》一诗，与鲁迅的《哀范爱
农》同时发表在8月28日的《民兴日报》上。其词云：

　　天下无独行，举世成委靡。皓皓范夫子，生此寂寞时。傲骨遭俗忌，
屡见蝼蚁欺。坎壈终一世，毕生清水湄。会闻此人死，令我心伤悲。峨�
胧咕玻ど嗳粑�

　　周作人同时也在“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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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是时人参不透
冤余作意傲公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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