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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周作人传：第五章  大时代的弄潮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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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周作人传：第五章  大时代的弄潮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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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传：
第五章　大时代的弄潮儿——在北京（一）（1917.4——1920.12） 

Little Pie OCR、制版
小丙屋藏书
http://piehouse.yeah.net


 四、“开新纪元”的工作

 　　1918年4月19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小说组作了题为《日本近30年小说之
 发达》的讲演①。除概括介绍了日本小说发展的历史外，他反复强调一点：“中国讲新
 小说也20多年了，算起来却毫无成绩”，其原因是“不肯自己去学人，只愿别人来象
 我，即使勉强去学，也仍是打定老主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们要想救
 这弊病，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
 创的文学来，日本就是个榜样”，结论是：“目下切要办法，也便是提倡翻译及研究外
 国著作”。这一番话，具有某种纲领性：周作人这一代人在拒绝与否定他们的前辈——
 梁启超、林纾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道路的同时，作出了自己时代的新的战略选
 择：从全面、充分地翻译、介绍与研究外国著作入手，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放开度
 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②，以此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突破
 口。

 ①讲稿载《新青年》5卷1号（1918.7.15出版），后收入《艺术与生活》。
 ②鲁迅：《坟·看镜有感》

 　　因此，周作人《新青年》时期的文学活动以希腊“古诗今译”为开端，他首先以杰
 出的翻译家身份出现在五四文坛上，这都不是偶然的。据周作人介绍，《古诗今译》及
 题记都经过鲁迅修改；那么，《古诗今译·题记》所提出的翻译观，可以视为他们的共
 同宣言——

 　　什法师说，译书如嚼饭哺人，原是不错。真要译得好，只有不译。若译它时，总有
 两件缺点，但我说，这却正是翻译的要素。一，不及原本，因为已经译成中国语。如果
 还同原文一样好，除非请谛阿克列多思学了中国文自己来做。二，不象汉文——有声调
 好读的文章——，因为原是外国著作。如果用汉文一般样式，那就是我随意乱改的胡涂
 文，算不了真翻译。

 　　这宣言显然是针对林纾的。正象周作人在另一篇文章里所说，林纾这类翻译名家
 “把外国异教的著作，都变作班马文章，孔孟道德”，不过是“抱定老本领旧思想”而
 已①，而周氏兄弟强调“不象汉文”，即是试图通过翻译，输入与中国传统异质的新的
 思维方式与新的语法、词汇，以弥补中国思维、语言不精密的不足。周氏兄弟著名的
 “直译”法即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产生的②。尽管对于“直译”法的评价历来褒贬不
 一，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周氏兄弟在翻译、介绍外国著作时，首先着眼于思维与语
 言，强调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及语言的改造，这是别具眼光的。

 ①周作人：《安得森的“十之九”》，载《新青年》5卷3期。
 ②周作人在1918.11.8答某君信中对他与鲁迅的直译主张作了这样的概括：“我以为此后
译本……应当竭力保存
 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象中，西不
象西’，不必改头换
 面”（载《新青年》5卷6号，文题为《汉字改良与礼教》）。

 　　周作人1918年1月至1919年12月间翻译小说后来集为《点滴》一书①。全书21篇作品
 中，俄国与波兰、南非、匈加利（今译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文学作品占70％以上，其
 中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可爱的人》、库普林《晚间的来客》、安特莱夫的《齿痛》，波
 兰作家显克微支的《酋长》等在五四时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周作人此时热衷于介绍俄
 国与被压迫民族文学，可以说是一种自觉的努力。他在《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等演讲
 里，曾一再强调“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②，“背着过
 去的历史，生在现今的境地，自然与唯美及快乐主义不能多有同情”，“我相信人生的
 文学实在是现今中国唯一的需要”③。但周作人理解的“人生的文学”，是贯注着人道
 主义精神的。因此，他在为《点滴》所作的序里，曾将此书（也即周作人这一时期的翻
 译工作）的特点归结为“直译的文体”与“人道主义精神”。特别有意思的是，周作人
 强调“一个固定的模型底下的统一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堪的”，他提倡的是“多面多样
 的人道主义的文学”，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理想的文学”。因此，周作人对于作品的选
 择，是不拘一格的，译了人生观绝不相同的梭罗古勃与库普林，又译了对于女子解放问
 题与易卜生不同的斯忒林培格。这表现了五四那个时代及周作人个人开放的眼光与宽容
 的心态，是以后时代的人很难企及的。

 ①《点滴》1920.8北大出版社初版。1928.11.改由开明书店出版，书名改为《空大鼓》
，内容也作了一些调
 整。
 ②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
 ③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新文学的要求》

 　　周作人在每一作品后面，常用“译者附记”的形式，简要地写出他对作品的评价，
 其艺术感受之精微，审美趣味的宽泛，是令人叹服的。这里姑举几例——
 　　梭罗古勃以“死之赞美者”见称于世，……然非丑恶可怖之死，而为庄严美大的衣
 之母，盖以人生之可畏甚于死，而死能救人于人生也①。

 ①俄梭罗古勃《童子林之奇迹》译者说明，载1913.3.15《新青年》4卷5号。

 　　其艺术以求诚为归，故所谓自白，皆抒写本心，毫无粉饰，……对于世间，揭发隐
 忧，亦无讳忌②。

 ②瑞典斯忒林培格《不自然的淘汰》译者前记，载1918.8.15.《新青年》5卷2号。

 　　叙事和言情，无不美妙，写民间忧患这几篇尤好。事多惨者，然文章极奇诡，能用
 轻妙诙谐的笔，写他出来，所谓笑中有泪，正如果戈理一般③。

 ③波兰显克微支《酋长》后记，载1918.10.15《新青年》5卷4号。

 　　这些，自然都是周作人作为翻译家对于翻译对象的独特发现，同时也是对于读者的
 积极引导，周作人显然希望把正在学步的中国新文学引向多元化的自由发展的道路④。

 ④后来，周作人更在理论上明确提出要做“古今中外”派；他说：“我不相信艺术上会
有一尊，或是正统，所
 以不但是一人一派的主张觉得不免太隘，便是一国一族的产物，也不能说是尽了世间的
美善，足以满足我们的
 全要求”。（《现代小说译丛序言》）周作人的翻译范围也日趋广泛，他对19世纪末、
20世纪初酝酿兴起的西
 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及创作，表现了特殊的关注，最早介绍了波特莱尔、果尔蒙等法国
象征派诗人，产生了很
 大影响。

 　　另一面，周作人也是在通过翻译发现与表现自己。人们很容易就注意到，无论在翻
 译对象的选择，还是译者附记中的表白，都常流露出其他历史时期少有的“亮色”。例
 如，周作人在《点滴·后记》里强调所选作品的共同倾向：“无论乐观，或是悲观，他
 们对于人生总取一种真挚的态度，希求完全的解决”；在《皇帝之公园·后记》里，周
 作人更以赞赏的口吻肯定了俄国作家库普林“颇近乐观”的人生理想：“将来有一个时
 候，世上更无主奴，无损伤残疾，无恶意，无恶行；无有哀怜，亦无有怨恨，人人都是
 神，……自由高尚的爱成为世界的宗教”；在《铁圈》后记里，周作人又这样反驳梭罗
 古勃的悲观主义与虚无主义：“我的意见，不能全与著者相同，以为人的世界究竟是在
 这真实的世界一面，须能与‘小鬼’奋斗，才是唯一的办法”。这些，固然是五四理想
 主义、乐观主义时代精神的折射，同样，也是折射了周作人主观心灵世界的：他从来没
 有象五四时期这样，沉湎于理想的追求，并采取了如此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时代
 与周作人本人，都进入了历史的青春期。
 　　1919年12月，《新青年》6卷6期发表了钱玄同《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的通信，
 文章提到周作人的翻译工作时说：“周启明君翻译外国小说，照原文直译，不敢稍以己
 变更。他既不愿用那‘达诣’的办法，借外国人学中国人说话的调子；尤不屑象那‘清
 室举人’的办法，叫外国文人都变成蒲松龄的不通徒弟，我以为他在中国近年的翻译界
 中，是开新纪元的”。——周作人的翻译贡献，终于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①。

 ①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认为1918年的文学革命，在建设方面，有
两件事可记，一是“白
 话诗的试验”，二是“欧洲新文学的提倡”，后者以“周作人的成绩最好。他用的是直
译的方法，严格的尽量
 保全原文的文法与口气。这种译法，近年来很有人仿效，是国语的欧化的一个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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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仍旧爱着，不过你的爱不是那烧得鲜红的火炉似的，却是
一个秋天太阳的柔美的光辉。你还不妨仍旧恋爱下去，还为
了那些愚蠢的原因，如声音的一种调子，凝视的眼睛的一种
光亮，不过你恋的那么温和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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