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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第六章　历史的进退之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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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第六章　历史的进退之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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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传：
第六章　历史的进退之间——在北京（二）（1921.1-1928.10）
Little Pie OCR、制版
小丙屋藏书
http://piehouse.yeah.net


三、“主张信教自由宣言”的风波

　　尽管周作人对世人的非议早已有精神准备，却不料分歧与论争却来得这样早，而且如
此猛烈。
　　1922年3月17日，周作人像往常一样，随意翻阅《晨报》，却被第七版上一条新闻吸
引了：这是一个叫“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组织3月9日发表的“宣言”。宣言宣布：世界
基督教学生同盟定于本年4月1日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的第11次大会是“污蔑我国青年，欺
骗我国人民，掠夺我国
经济的强盗会议，故愤然组织这个同盟，决然与彼宣战”。宣言还说：世界资本主义为挽
救其政治经济危机，“先后拥入中国，实行经济的侵略主义”，“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
会，就是这经济侵略底先锋队”，“在中国设立基督教青年会，无非要养成资本家底善良
走狗”，等等。周作人
一边读，一边紧皱双眉：他从“宣言”的字里行间——“污蔑”、“宣战”、“走狗”之
类——直觉地感到一种陈旧的似曾相识的气息，口气的“威严”有如专制时代的“诏檄露
布”，这使人感到一种压迫与恐怖——虽然，周作人十分清楚，他自己并不在被骂之列。
　　接连几天，报纸上都充斥着类似的消息：3月21日北京学界发起“非宗教大同盟”，
愤然宣布：“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我们深恶痛
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百千倍于洪水猛兽”。一时间，全国学生界、知识界人士纷纷
加入同盟，通电，宣言
，公开谈话，声讨大会，新闻报道，雪片般涌向报端，大有“泰山压顶”之势。据《晨报
》报道，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吴虞、李石曾、周太玄、王星拱……等等五四新文化
运动的领袖人物都卷入这场“非宗教同盟”运动中。周作人隐隐地觉得，他将面对的，是
一个有组织的集体行动
；而李大钊等人的介入，又意味着分歧乃至分裂将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想到这些
，周作人感到了一种压力。因此，他惟有沉默。
　　24日，周作人收到了钱玄同的来信。钱玄同以他惯有的尖锐与坦诚，在信中猛烈抨击
非基督教同盟：“观其通电未免令人不寒而栗，中间措词，大有‘灭此朝食’‘食肉寝皮
’‘罄南山之竹……决东海之波……’、‘歼彼小丑，巩我皇图’之气慨”，“我很主张
陈独秀和你（宗教与文
学之关系）之说，恐怕‘彼等’要将我归入‘汉奸’之列了。但我宁可蒙‘卫耶道’之名
，却不愿蒙‘改良拳匪’之名”①。对钱玄同的来信周作人并不感到意外，他早就感到了
与钱玄同之间有一种特殊的默契。倒是钱玄同信中提到“陈独秀和你（宗教与文学之关系
）之说”，引起了周作
人的回忆。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圣书与中国文学》的讲演里就曾反复强调，不仅“艺
术起源大半从宗教的仪式出来”，而且文学与宗教都具有“入神”与“忘我”的共通点，
“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上的艺术”。在最近所写的《山中杂信》中，也曾明确提
出要以基督教去“一新
中国的人心”。周作人还仿佛记得，陈独秀确曾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主张以“美与
宗教”来丰富、发展、引导人的“情感”的健全发展②。在学理上对宗教（包括基督教）
持理性的分析态度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突然之间，又都卷入了这种非理性的反宗教狂热
中了呢？周作人感到困
惑不解。但惟其如此，自己更应该在一片混乱之中发出清醒的理性的声音吧，那怕它暂时
看来是那样的微小：对于这一点，周作人倒是无所顾忌，他向来认为真理常常是掌握在少
数人手里的。

①信载《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5辑②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载《新青年》7卷
3期。

　　于是，1922年3月31日，一篇《主张信教自由宣言》赫然刊登在《晨报》上。宣言由
周作人领衔，签名者有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四人。宣言宣布——

　　我们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
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
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
督教非宗教同盟运动表
示反对。

　　由于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与影响，这宣言在进步青年中引起的震动，是
可以想见的。于是，对周作人的不满、谴责又接踵而来，例如“中华心理学北京非基督教
同盟”的会员就公开发表宣言，批评周作人等“把‘信教自由’向我们受过或快要受过强
迫宗教的束缚的人主张
，未免认错了对象”①。周作人当然不会屈从于舆论压力，他又发表《拥护宗教的嫌疑》
一文②，进一步表明自己的目的不仅是“为维护约法上的信教自由”，而是要进一步“维
护个人的思想自由”，“我相信这即使只在纸上声讨的干涉信仰的事情，即为日后取缔思
想——干涉信仰以外的
思想的第一步”。周作人还说：“民国约法上的些少的自由，已经被大人先生们破坏了不
少，这个信教自由虽然在袁世凯时代曾经有点动摇，总算保全到了今天，我不愿意被（皇
帝）督军们所饶恕的这点自由再由知识阶级的人动手去破坏他”。这里所表现的是周作人
这一类自由主义知识分
子对于个人自由的渴望，以及他们对不论来自何方的对个人自由的干涉的敏感。尽管周作
人态度十分诚恳，急切，但在当时却没有可能为被帝国主义侵略所激怒了的中国青年所理
解。

①见1922.4.2-3《晨报》报道
②载1922.4.5《晨报》

　　这里确实存在着可悲的认识误差。这是由于西方宗教思想的传入中国所具有的两重性
引起的：一方面，它带来了西方文化中具有生命力的新成分，有力地冲击了中国封建传统
文化；另一方面，由于它不是在正常的文化交流中传入中国，而是借助侵略的武力，强迫
中国人民接受的，它的
活动必然地具有不同程度的文化侵略性质，特别是宗教意识中的专断崇拜与中国封建传统
观念结合，更成为一种阻碍中国人民觉醒的麻醉药。正是这两重性，很容易形成认识与行
为上的分歧：学者们着重于前者，就较多地肯定了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积极意义；而群众（
特别是急进的青年学生
）则更具体地感受着后者，并激发起一种爱国主义激情，反对基督教的传入。而正如周作
人及五四先驱者们所预计到的那样，爱国主义是一种非理性的情感的东西。尤其是血气方
刚的青年们一旦陷入这类非理性的宗教似的狂热中（尽管他们主观上是真诚地反宗教的）
，他们就越发容易趋于
极端，并且对不同意见不能相容，表现出“群众专制”的倾向。于是，对于周作人等的谴
责也就逐渐升级，直到暗示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这样，周作人这类自由主义知识
分子与青年学生的矛盾就达到了几乎不可调和的地步。
　　对于这一切，周作人是坦然的：他从来没有如鲁迅那样对青年人寄以也许是过于急切
的希望，他始终相信“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相信青年享有掌握真理的优先权；因此
，他总是毫无顾忌地与青年据理力争。
　　当青年与周作人纠缠不清时，老将陈独秀出场了：他于4月21日发表了致周作人等人
的“公开信”。直到此时，周作人才终于明白，自己面临着最严峻的选择。在此之前，周
作人一直与以陈独秀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保持着相当友好的关系。五四时期，由于他的
空想社会主义倾向，周
作人与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包括李大钊、陈独秀等老一代领导人和邓中夏等年青共产
党人）的关系比鲁迅更为密切。当1921年初，陈独秀与胡适因为《新青年》越来越左倾而
发生冲突时，周作人与鲁迅一起反对胡适“发表宣言说明不问政治”的主张；以后《新青
年》南迁，由陈独秀（
以后是陈望道）主编，不仅胡适，连钱玄同都对《新青年》表示冷淡时，又是周氏兄弟一
如既往地支持《新青年》，以至陈望道在写给周作人的一封信中说：“‘周氏兄弟’是我
们上海、广州同人与一般读者所共同感谢的”①，陈独秀也在信中说：“北京同人料无人
肯做文章了，惟有求助
于你两位”②。而现在，周作人已经看出，所谓“非宗教同盟”、“反基督教同盟”都是
有中国共产党的背景的③。因此，他所面临的这场论争，将直接影响他与中国共产党人的
关系，这是不言而喻的。周作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为理想的献身精神，始终怀有最大的尊
敬；因此，彼此关系的
紧张化（弄不好还会因此导致“绝裂”），是周作人所不情愿的。但是，他又从一轰而上
的“声讨”中，察觉到用“群众”、“多数”的力量强迫他就范的企图，这不仅是他绝对
不能接受，而且引起了他的极大反感，以至憎恨。在这一点上，周氏兄弟有着相类似的心
理气质：对于无论来自
那一方的压力，他们唯有迎头痛击，而且压力越大，反击越猛。

①信载《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书》5辑
②信载《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书》5辑
③这一点已为以后罗章龙的回忆所证实。当时担任北京大学中共负责人的罗章龙在《忆北
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与邵振青》（载《新闻研究资料》4辑）中回忆说：“非宗教运动”
系中共北方区领导下的政治思想运动，“参加非宗教同盟者的北京大学教师蔡元培、陈独
秀、李守常为公开对外
代表人物，实际主持与组织者为中共北大支部诸同志”。

　　但对于陈独秀的“公开信”，周作人是必须认真对付的。因为陈独秀自有他论战的雄
辩力量。他如此反问道：“公等宣言颇尊重信仰者自由，但对于反宗教者的自由何以不加
以容许？宗教果神圣不可侵犯么？”“此间反基督教学生开会已被捕房禁止，我们的言论
集会的自由在那里？基
督教有许多强有力的后盾，又何劳公等为之要求自由？公等真尊重自由么？请尊重弱者的
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
　　这里，再一次出现了可悲的认识上的“误差”。周作人等是将“自由”（包括思想自
由、信仰自由……）作为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纯粹的，抽象的，同时又是至高无
上的原则来看待的；因此，只要是对于“自由”的限制，干预，不论什么情况，都应受到
同样的谴责。而陈独秀
则以政治家的逻辑看待“自由”，他首先要问：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现实关系中，要
求“自由”的双方各处在什么地位？他反对抽象的讨论“自由”，而要具体讨论：是压迫
者（强者）对被压迫者（弱者）的“自由”，还是相反？分歧正是产生于政治家与纯粹思
想家的不同逻辑之中；
因双方各从自己的思想逻辑出发，他们都是“理直气壮”的。但陈独秀因此而将周作人们
的不同意见，看作是“敌对思想”，断定他们是“向强者献媚”，这种“不是同志、朋友
，就是敌人”的思维逻辑就陷入了独断论，周作人敏锐地从中觉察到与封建专断主义极为
类似的陈旧气息，在《
复陈仲甫先生信》①中，他这样反击说：“先生们对于我们正当的私人言论反对，不特不
蒙‘加以容许’，反而恶声相报，即明达如先生者尚不免痛骂我们为‘献媚’，其余更不
必说；我相信这不能不说是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了”。周作人由此而得出结论
：“思想自由的压迫不
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即是压迫”。周作人幼时
因义和团运动而产生的疑惧，在五四时期以“小河”为象征所表达的疑惧，现在仿佛在现
实生活中得到了证实，他终于从理论与事实上都达到了反对“群众专制”的结论。正是在
这场论战之后，周作人
郑重宣布：要“保持理性的清明”，不“裹到群众运动的涡卷里去”②。这是一个重要的
历史抉择：周作人至少是在理论上宣布了他将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群众运动划清界
限的意向。

①陈独秀的公开信与周作人的复信以《信仰自由的讨论》为题，载本月11日《晨报》。
②周作人：《谈虎集·关于儿童的书》

　　对于周作人及其友人，这些抉择自然具有特殊严峻的意义：他们自身都是五四新文化
运动的群众领袖人物；要从根本上否认群众运动，就必然要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当时所
采取的斗争战略、策略，作一番重新估价。陈独秀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在《再致周作人
》等的公开信中，提出
质问：“倘若先生们主张一切思想皆有不许别人反对的自由，若反对他便是侵犯了他的自
由，便是‘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那么先生们早已犯过这毛病，因为好像
先生们也曾经反对过旧思想、神鬼、孔教、军阀主义、复辟主义、古典文学及妇女守节等
等，为什么现在我们反
对基督教，先生们却翻转面孔来说：这是‘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呢”①？

①陈独秀信载1922年4月23日《民国日报》“觉悟”副刊

　　面对陈独秀的论战逻辑，周作人自然明白：他要把自己的个性主义、自由主义立场坚
持到底，就必须再向前推进一步：从根本上否认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中的某些东西，也就是
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五四时期的“自己”。
　　周作人又该作何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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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仍旧爱着，不过你的爱不是那烧得鲜红的火炉似的，却是
一个秋天太阳的柔美的光辉。你还不妨仍旧恋爱下去，还为
了那些愚蠢的原因，如声音的一种调子，凝视的眼睛的一种
光亮，不过你恋的那么温和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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