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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第六章　历史的进退之间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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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第六章　历史的进退之间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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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传：
第六章　历史的进退之间——在北京（二）（1921.1-1928.10）
Little Pie OCR、制版
小丙屋藏书
http://piehouse.yeah.net


十三、卷入时代旋涡中

　　尽管周作人内心深藏着难言的悲哀，外部世界却日渐从死寂的革命低谷中走出。以
1925年五卅运动为起点，中国再度掀起了民族主义的革命热潮。而早已宣布自己成了民族
主义者的周作人，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要卷入时代的旋涡中去。
　　开始，周作人仍然尽可能地保持冷静态度；他在一篇文章中公开承认：“我很惭愧自
己对于这些运动的冷淡一点都不减轻”，并且表示了对于前途的悲观：“我相信历史上不
曾有过的事中国此后也不会有，将来舞台上所演的还是那几出戏，不过换了脚色，衣服与
看客”，他说：“其实
我何尝不希望中国会好起来？不过看不见好起来的征候，所以还不能希望罢了”①。但帝
国主义杀害中国人的枪声却唤起了、激怒了周作人，使他再也不能“不介入”。于是，在
北京大学学生会主撰的《京报》副刊《沪汉后援专刊》上，我们读到了周作人的如下文字
：“关于这回上海英国
人的行凶事件，我们十分愤慨。因为他们不拿中国人当人。我们希望国人力争，当与英国
断绝经济关系（没有别的法子），至达到平等待遇的目的之日为止”②。出发点是维护中
国人的尊严，与纯粹的民族主义立场并不完全相同；但那“同仇敌忾”的情绪却是与五卅
时代气氛相一致的。而
以周作人在思想文化界的影响，他的上述言论，就已经足以把他推到群众爱国运动的前沿
，这大概是周作人料所不及的。但周作人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并没有被盲目的排外情绪
支配与淹没；相反，在运动全过程中，他一再地提醒人们：“此次反对英国——是反对那
些不拿中国人当人的凶
横的英国官僚，并不是各个明白的英国人民，目的是在自卫，并不是报复；所以我们对于
个人不得有所迫害，对于英国的文化——学问艺术仍有相当的崇敬”③，切不可“由打倒
英日帝国主义一转而为打倒英日，再转而打倒英日人，三转而为打倒一切外国人”④。如
此苦口婆心，显然是试
图将理性精神注入群众运动之中，免其陷入盲目排外的狂热而误入歧途。周作人同时警告
说：切不可因为“一致对外”，而“对于（国内）军阀官僚没有反抗的表示”⑤；尤其要
警惕有人乘机大搞封建复辟，“以守国粹夸国光为爱国”⑥。这里所提出的如何将对外反
帝与对内反封建相统一
，正是在五卅运动高潮中，俞平伯与郑振铎展开过“雪耻与御侮”的论争⑦；俞平伯提出
“欲御外侮，必先自雪其耻”，而郑振铎主张当务之急是“唤醒群众”一致对外，进而批
评俞平伯的主张必引起“国内的残杀，以减轻英人对于这次大残杀的责任”。周作人自然
是站在俞平伯这一边的
。他在一篇文章里，明确表示“我的意思是与平伯相近”。他同样以为“反抗自己更重要
得多”，中国人“丧失了他们做人的资格”，这“才算是国耻”，“自己不改悔也就决不
能抵抗得过别人”。他也同样地“不很相信群众”，他强调“单是口号，游行，也不能打
倒帝国主义”，而主张
增强实力，“他们用机关枪打进来，我们用机关枪打出去”⑧。有趣的是，在五卅运动中
，鲁迅的立场观点竟是与周作人惊人的相似，而且发挥得更为透彻。鲁迅引用一家报纸的
社论：“一国当衰弊之际，总有两种意见不同的人。一是民气论者，侧重国民的气慨，一
是民力论者，专重国民
的实力。前者多则国家终亦渐弱，后者多则将强”；并且说：“我想，这是很不错的；而
且我们应该时时记得的”。他提醒人们，要警惕那些借口“一致对外”，而乘机剥夺人民
的扒手⑨，并告诫“点火的青年”：“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
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
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⑩。因家庭纠纷而刚刚反目的周氏兄弟在重大
的社会、政治问题上，又迅速地保持了一致，但彼此的关系并不因此而有丝毫改善：世界
上的事情就是如此的复杂，有什么办法呢。

①周作人：《谈虎集·代快邮》
②周作人：《对于上海事件之感言》，载1925.6.20.《京报副刊》。
③周作人：《对于上海事件之感言》，载1925.6.20《京报副刊》。
④周作人：《演讲传习所》，载1925.6.25《京报副刊》。
⑤周作人：《演讲传习所》，载1925.6.25《京报副刊》。
⑥周作人：《演讲传习所》，载1925.6.25《京报副刊》。
⑦参看《语丝》32期俞平伯《雪耻与御侮》，《文学周报》180期郑振铎《杂谭》，《语
丝》36期俞平伯：《质西谛君》，《语丝》39期俞平伯：《答西谛君》，郑振铎：《答平
伯君》等文。
⑧周作人：《文明与野蛮》，载1925年6月23日《京报副刊·沪江后援专刊》。
⑨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
⑩鲁迅：《坟·杂忆》

　　如果说五卅运动中的“雪耻与御侮”之争主要集中在政治层面，那么，1924、1925年
间在《语丝》等杂志副刊上同时展开的“国粹”与“欧化”之争，则是五四时期东、西方
文化选择的继续与发展。论争首先是在周作人、刘半农与钱玄同之间展开的。《语丝》4
期（1924年12月8日出版
）发表周作人《致溥仪君书》，信中有“可惜中国国民内太多外国人”，“应该觉悟只有
自己可靠”，这意思与前述周作人反复强调的“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是一致的。此信引
起了刘半农的共鸣，他立即从巴黎来信表示支持。刘半农的来信以“巴黎通信”为题载《
语丝》20期（1925年3
月30日出版），同期发表了钱玄同《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提出不同意见。文章
针锋相对地提出，“中国国民内固然太多外国人，却也太多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底压
迫是绝对应该抗拒的，但对于“国故”（最广义的）也绝对地应取“排斥”的态度。因此
，钱玄同对鲁迅“要少
——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的主张极表赞同，而宣称“我所爱的中国”是“欧化的中国
”；据钱玄同在《回语堂的信》（《语丝》23期）中解释，“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
代文化，非欧洲人所私有。不过欧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我们倘不甘‘自外生
成’，惟有拼命追赶这
位大哥”。周、刘、钱的这一次讨论涉及对东西方文化的态度，为以后进一步论争奠定了
基础。1925年3月1日，《京报副刊》上在“论国民文学的三封信”的总题下发表了穆木天
、郑伯奇、周作人的通信。穆木天首先提出“我们要复活我们祖先的话语”，实现“我们
祖先传来的思想的极致
”，“发掘我们民族的真髓”；郑伯奇在回信中也强调“要追怀古代的光荣”，“向残虐
无道的外国资本主义算总帐”，他们因此而提出了“国民文学”的口号，这显然是反映了
当时日趋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孕含着的某种复古的倾向。周作人则一面肯定“中国人里
面外国人太多，西崽气
与家奴气太重，国民的自觉太没有”，“国民文学的呼声可以说是这种堕落面貌的一针兴
奋剂”，一面又提醒人们要“竭力发掘铲除自己的恶根性”，“提倡国民文学必须提倡个
人主义”，否则“容易变成狂信，这个结果是凡本国人必好，凡别国的必坏，自己的国土
是世界的中心”。周作
人显然看出，并且警惕着封建复古主义的趁势复活，与他前述在政治上“反抗自己更重要
得多”的观点是一致的。沉寂了几个月以后，1925年7月6日出版的《语丝》34期又发表了
周作人、穆木天、张定璜、钱玄同等的通信。穆木天仍然坚将“唤起已死了百千年的国民
精神作坚牢的大石”，
钱玄同则力主“应该将过去的本国旧文化遗产拔去，将现代的世界新文化‘全盘承受’”
。周作人似乎于二者都有所反对，他说：“保存国粹正可不必，反正国民性不会消灭，提
倡欧化也是虚空，因为天下不会有象两粒豆那样相似的民族”，“现在要紧的是唤起个人
的与国民的自觉，尽量
地研究介绍今古的文化，让它自由地渗进去，变成民族精神的滋养料，因此可望自动地发
生出新汉族的文明来”①。这也正是周作人一贯主张的“古今中外法”。而强调以“个人
的自觉”为基础，这倒是这一时期周作人的“中心思想”。他认为，五四传统中最有价值
，最应大加发扬的，是
“救出你自己”的个人本位主义。那么，周作人在再度卷入了民族主义的时代热潮旋涡中
时，他是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个人”独立性的。在这个意义上，周作人是更加成熟了。

①周作人：《雨天的书·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

　　自然，对周作人产生更大冲击的，还是发端于五卅运动之前，在五卅运动以后又继续
发展的女师大学潮。
　　关于女师大学潮的消息最早见诸于1925年2月28日周作人日记：“女师旧生田、罗二
女生来访，为女师大事也”。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这时女师大反对校长杨
荫榆的风潮已经很是高涨，渐有趋于决裂的态势；来访学生自称中立派，要求周作人代为
斡旋，只要换掉校长，
风潮便自平息。周作人当即将学生此意转告当时代理部务的教育部次长马叙伦，但不久内
阁改组，改由章士钊出长教育，调解之事也就搁了下来。但周作人对女师大风潮仍持“平
息”立场，并不热心于推波助澜。在4月17日所写的《与友人论性道德书》里，他还这样
表白自己：“我实在可
叹，是一个很缺少‘热狂’的人，我的言论多少都有点游戏态度，我也喜欢弄一点过激的
思想，拨草寻蛇地去向道学家寻事，但是如法国拉勃来（Rabelais）那样只是到‘要被火
烤了为止’，未必有殉道的决心”。后来他写文章劝告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六位被开除的学
生，说学校当局固然可
憎，“同学的义愤也不可久恃”，不如“决然舍去”，大可不必“做了群众运动的牺牲”
①，也是这“不要被火烤”的意思。但周作人仍然最终被卷了进去：他先是参加女师大学
生自治会召集的会议，与鲁迅一起被推为校务维持会会员，后又列名于鲁迅起草的《对于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
宣言》，特别是1925年8月1日杨荫榆带兵回校，武力驱逐学生，周作人觉得再也不能沉默
，终于挺身而出，公开谴责杨荫榆“丧心病狂，可谓至矣尽矣”，并点名道姓地指出：“
秋桐总长对于这回女师大事件决不能逃责”②。对于自己终不免卷入学潮中，周作人在著
名的《与友人论章杨书
》里有过说明：“并不全由于对学生的同情，乃是出于对章杨的反感”，即反感其镇压学
生“手段恶辣”，不满其发表“反对白话的‘文以载道’论”，特别是章士钊出言轻薄，
侮蔑女性人格，更使周作人难以容忍。他说：“我现在对于学问艺术没有什么野心，目下
的工作是想对于思想的
专制与性道德的残酷加以反抗，明知这未必有效，更不足以救中国之亡，亦不过行其心之
所安而已”③；这就是说，周作人的“不介入”，是以不妨碍他所追求的思想自由与性道
德为原则的，超出这条“线”，他仍然要出而反抗。同时，他又一再宣称，他的反抗是出
于个人的自由选择，与
出于爱国救亡的政治目的的有组织的反抗无关：周作人在卷入群众运动浪潮中时，仍然试
图保持自己的个人独立性④。这样的努力似乎并不见效；因为群众运动的历史大潮有自己
的客观逻辑，裹挟其中，也就身不由己，必须顺流而下，直奔某种结局（结论）。周作人
就是如此：1925年8月1
3日，他作为一个名叫张静淑的学生（此学生后来在三·一八惨案中身中四弹，险遭不测
）的保证人，参加了教育部召开的家长会议，本来也无非是去看看当局的态度；但当出席
会议的章士钊宣布要强行解散女师大，改为女子大学，声色俱厉地要求与会家长“约束学
生，服从命令”，在座
者皆默默无言时，他终于忍耐不住，带头发言抵制，与会者纷纷响应，一片“反对”之声
，章士钊拂袖而去，周作人即被视为“闹事者”而推到了与当局短兵相接的第一线。第二
日，周作人便为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代作呈文”，显然成为学生风潮的推动者。正当此时
，胡适联合一批北大教
员，发表宣言，要求对章士钊一伙讲究“忠厚”；周作人立即著文反驳，针锋相对地指出
，“以忠厚待人可，以忠厚待害人之物则不可”，“应付老虎只有极简单的两条路，不剪
除它则为虎作伥”，“古人有言，养虎自贻患，愿胡君留意”。文章最后竟然高呼：“宽
容，宽容，几多罪恶假
汝之名以行！提倡宽容之‘流弊’亦大矣，可不戒欤”⑤？周作人大概已经忘记他自己也
曾经热心地提倡过“宽容”。其实，周作人也未必真的放弃了他的宽容论，是形势发展到
了这个地步，就必须说这样的话。因此，当这年12月，段祺瑞下台，章士钊逃往天津，女
师大爱国学生运动取得
了初步胜利，周作人便立即著文，重弹“宽容”老调，甚至提出“不打落水狗”的主张，
并且说：“一旦树倒胡狲散，更从那里去找这班散了的，况且在平地上追赶胡狲，也有点
无聊，卑劣，虽然我不是绅士，却也有我的体统与身份”⑥。而在同时写的《雨天的书·
自序二》里，周作人干
脆对自己“旧性难移，燕尾之服终不能掩羊脚，检阅旧作，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
”表示忏悔：他的“自我”天平明显地向绅士这一边倾斜。“不打落水狗”的主张一提出
，尽管有林语堂表示赞同，但很快就遭到了鲁迅的迎头痛击；而被周作人宣布为“死老虎
”的章士钊及其党徒也
“挫”而“不死”，或者“死而不僵”：章士钊一伙在北京迅速成立“女大公理维持会”
，发表宣言，杀气腾腾地宣布要将女师大的教职员（当然包括周作人在内）“投畀豺虎”
。仅此一举，也足以使周作人清醒。于是，12月20日，即《失题》一文发表13天以后，周
作人又以岂明的笔名在
《京报副刊》上发表《大虫不死》一文，对“挂出不打死老虎的招牌”的“有绅士气的乱
党”提出批评，实际上是进行公开的自我批判，承认“章士钊决不是孤生独立的，他是中
国恶劣势力的代表，他背后有成千成万的坏人挨挤着，推着，他一个人偶然倒了，他背后
……多数的无名之老虎
是不会倒的”：周作人的“自我”再一次向“流氓”、“叛徒”这一面倾斜。徘徊于“绅
士”与“流氓”、“叛徒”之间，不断地处于“今是而昨非”的自我否定中，正是历史大
动荡的时代周作人这样的具有过渡色彩的知识分子必然的历史命运。

①周作人：《女师大改革论》，载1925.8.3《京报副刊》。
②周作人：《续女师大改革论》，载1925.8.5《京报副刊》。
③周作人：《答张岱年先生书》，载1925.8.21《京报副刊》。
④周作人曾这样申明：“我不是研究系，不是教育改进社”，“我不是无政府党或所谓共
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我的意见是根据我个人的特质加上外来的影响而合成”。（《
答张岱年先生书》）
⑤周作人：《忠厚的胡博士》，载1925.8.18《京报副刊》。
⑥周作人：《失题》，载1925.12.7《语丝》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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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仍旧爱着，不过你的爱不是那烧得鲜红的火炉似的，却是
一个秋天太阳的柔美的光辉。你还不妨仍旧恋爱下去，还为
了那些愚蠢的原因，如声音的一种调子，凝视的眼睛的一种
光亮，不过你恋的那么温和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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