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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第六章 历史的进退之间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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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第六章 历史的进退之间16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Fri Oct 22 18:44:57 1999)
周作人传:
第六章 历史的进退之间——在北京(二)(1921.1-1928.10)
Little Pie OCR、制版
小丙屋藏书
http://piehouse.yeah.net
十六、“谢本师”与“何必”
在“三·一八”殉难者全体追悼会上,周作人送上一副挽联,其辞曰: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这里所使用的政治词汇在周作人著作里已经久违了;它的再度出现,正是表明,周作
人既然已经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中,那他就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并且按照政治斗争的
客观逻辑,得出某些政治结论,例如这里对北洋军阀政府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对所谓“赤
化”问题的看法等等,
而周作人的结论与时代的先驱者又保持了大体的一致;这自然不是无关紧要的。在“三·
一八”惨案中,周作人频频谈到了中日关系问题。在1924年与1925年间,周作人和北大沈
尹默、张凤举等人和日本方面有关人士有过密切的接触,共同组织了“中日学术会”、“
中日教育会”及同文学
院,企图通过谈判促使日本方面将庚子赔款归还中国,发展中日文化事业。周作人晚年在
《知堂回想录》中承认,他当时对于日本及中日关系是存有幻想的。但是日本对中国日益
加紧的侵略行径,特别是“三·一八”惨案中日本军舰带领奉军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
使周作人清醒过来。他
终于认定“日本是真正的帝国主义的帝国”,“在现今(中日间)一强一弱的时候”,讲
“共存就是合并”,只有“中国有了自觉,能够自强了”,才有可能谈到中日的“亲善”
。他甚至高呼:“中日文化事业委员会为甚还不解散?”直接号召中国人民起来进行“坚
韧持久的排日运动”,
进而“对于日本及朝鲜的革命运动加以积极的帮助”①。人们很难相信,此时如此慷慨激
昂地振臂高呼者,竟是周作人。对于国内问题,周作人也采取了更加激进的态度。他猛烈
地攻击胡适所主张的“中立”论,表示“我不相信世界上有所谓什么中立、公平等等物事
,一个人的意见不是此
就是彼,不是是就是非,没有两者都好或都不好的。有些人标榜中立,自称公平,这如不
是真痴,便是假呆,不是无判断力的道地低能儿,便是假装超然,实在的意见及行动还是
暗地偏袒一方的”②。他甚至与蔡元培辩论“应该实行阶级互助还是阶级争斗?”他斩钉
截铁地表示“阶级争斗
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并不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蔡先生倘若以为异阶级也可以互助
,且可以由这样的互助而达到共产,我觉得这是太理想的了”。周作人进而作出了这样的
断言:“我相信现在稍有知识的人(非所谓知识阶级)当无不赞成共产主义③”。周作人
还宣布“近五六年中,
我乃由理想的弭兵主义而变为理想的主战主义”④。人们很容易就注意到,此时周作人尖
锐批判的,无论“中立论”,还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以至“弭兵主义”,都是他
自己过去信奉或坚决主张的,因此,周作人的这些批判,带有极强的自我说服的性质,他
是按照现实政治斗争的
客观逻辑,来重新调整(改造)自己的思想。人们又分明感觉到,上述激进思想与周作人
整个思想体系的不协调。周作人越来越为一种愤激的情绪所支配,他是不是正在失去自己
呢?
①周作人:《中日文化事业委员会为甚还不解散?》,载1926.1.14《京报副刊》。
②周作人:《国魂之学匪观》,载1926.1.10《京报副刊》。
③周作人:《谈虎集·外行的按语》
④周作人:《别十与灭天罡》,载《语丝》45期。
1926、1927年间的周作人就这样不仅与徐志摩、陈源等化友为敌,而且越过了胡适、
蔡元培,独自向着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这一时代中心挺进了。正在这样的时刻,周作人
演出了一出“谢本师”的历史剧。这一年,正当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革命政府酝酿着发动
北伐战争,周作人在日
本时期求师过的章太炎突然与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等打得火热,组织所谓“反赤救国
大联合”,自任“干事会”主席,发表宣言与通电,叫嚷“以北事付之奉、晋,而直军南
下,与南省诸君共同讨伐”“赤党”①。通电一出,全国舆论大哗。周作人立即在《语丝
》94期(1926年8月28
日出版)发表《谢本师》一文。文章首先说明自己“受了先生不小的影响,即使在思想与
文章上没有明显的痕迹”,也始终以先生为师;接着批评章太炎“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
动”,以至“把‘削平发逆’的‘曾文正’‘奉作人伦模范’”;最后严正表示“先生现
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来
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这样的也就不是我的师。先生昔日曾作《谢本师》一
文,对于俞曲园先生表示脱离,不意我现今亦不得不谢先生,殆非始料所及”。那么,周
作人是自觉地以章太炎“谢”俞曲园为榜样的,这也算是一种“报应”吧。但当年是俞曲
园先将章太炎逐出门外
,斥其“不孝不忠,非人类也”,章太炎才据理反驳,进而“谢本师”的,情况与今日似
乎并不完全相同。也许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平时远比周作人急进的鲁迅,尽管对章太炎与
孙传芳等混在一起也不以为然,却意外地保持了沉默。而一向温和、宽容的周作人,却作
出了如此激烈的反应,
这倒是非人们始料所及的。
①转引自姜文华:《章太炎思想研究》
在戏剧性地“谢本师”后不久,周作人又卷入了北京学界发生的一场不大不小的论战
。周作人的好友刘半农写了一篇题为《老实说了吧》的文章,批评时下一些年轻人不肯认
真读书,只会不顾事实地骂别人“如何腐败,如何开倒车”,不肯下切实工夫认真创作,
只会一本一本地写“悲
哀,苦闷,无聊……”。刘半农所指大概是当时一些急进的和颓废的青年吧,因此,遭到
猛烈反击是可以想见的。刘半农又连续写了《为免除误会起见》与《“老实说了”的结果
》,对“现在的青年们,比前清的皇帝还要凶得多”,动辄“株连”一切而感慨不已。周
作人也写了《何必》一
文参加讨论;他当然赞同刘半农对青年的批评,但他却不赞同刘半农热心地“去执行他教
授博士的指导青年的天职”。在他看来,不仅对青年的“指导是完全无用的”,而且“大
吹大擂地讲文学或思想革命”,也都“有点迂阔”;看到青年言行中有不中意之处,发表
自己的意见是可以的,
“倘若有人不以为然,让他不以为然罢了”,为“免除误会”而辩解,“请大家来讨论解
决”,都是“不必”的。周作人显然又回到了他的“教训之无用”的立场上,所谓“不必
”即是“绝义务”;其中更隐含了对于年青一代深刻的不信任感,周作人分明感到,自己
与年青一代缺乏共同可
解的语码,这种无法通话、不可理喻的隔膜,是可悲的①。
①1927年初,高长虹在与鲁迅纠缠不清同时,还把矛头指向周作人,在《狂飙》上无端指
责“岂明赞美外国作品,其别一意义,则借之以否定中国现在之作品……岂明自谓老人,
而无老人之宽大,乃有婢妾之嫉妒,对于我等青年创作,青年思想,则绝口不提”。周作
人遂在《语丝》115期
发表《老人的苦运》,指出:“古时皇帝是不准人说他,现代‘青年’是不准人不说他”
,“其‘专制’本质则一。”
这就是周作人这一代:既不相容于上一代,又隔膜于下一代,他们只是孤独地走着自
己的路。周作人即使置身于时代旋涡中心,他仍然不能排解内心深处的孤独感与寂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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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仍旧爱着,不过你的爱不是那烧得鲜红的火炉似的,却是
一个秋天太阳的柔美的光辉。你还不妨仍旧恋爱下去,还为
了那些愚蠢的原因,如声音的一种调子,凝视的眼睛的一种
光亮,不过你恋的那么温和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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