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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zxas (百无禁忌), 信区: Reading
标  题: 思痛录（二）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Sun Oct 10 17:26:28 1999), 转信

　　　　　　　　　　第二章　解放初期有那么一点点运动

　　解放初期那一阵，大家因为刚刚摆脱国民党那种贪污、横暴、昏庸无一不备的
统治，的确感到如沐初升的太阳。就是我们这些从老解放区来的知识分子，也一下
子摆脱了长年受歧视的境遇，一变而为“老干部”。我记得刚进城时，我和杨述在
北平街头闲步，指着时装店和照相馆的橱窗里那些光怪陆离的东西，我们就说：
“看吧！看看到底是这个腐败的城市能改造我们，还是我们能改造这个城市！”当
时真是以新社会的代表者自居，信心十足的。

　　不久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是枪毙国民党留下的那些特务、狗腿之类。那时
候我在团中央，认为这些都是天公地道的。许多青年也大都如此认为，一些剥削阶
级家庭出身的青年，拼命与其父母划清界限，衷心地以此为荣。但就在这时候，已
经开始有扩大打击面的迹象。我有个舅父，是旧铁路职员。抗日战争在天津爆发的
当天，他和别的中国老百姓一样糊里糊涂说：“我们要去接收北宁路！”解放后他
被留用，后来从关外又跑回关内，求我们夫妇介绍工作。我们稀里糊涂就把他介绍
到贸易部。没过半年，他作为反革命被逮捕了，罪案是在日本占领时期参加国民党
的“国际问题研究所”，那是特务组织。当时把我吓坏了，连忙划清界限，向组织
交代，表示我确不知情。我以为这种案子错不了，他一定真是罪大恶极。但是，到
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向留在北平、天津的父母兄弟妹妹询问了一番，大致就是在沦
陷时期他们只知道地下工作就是抗日，抗日就都是一样。当这位舅父认识了一位
“地下工作者”之后，他还曾托这个人给在延安的我“带东西”。那“地下工作者”
向舅父要铁路运动情报，他都办了。就这样参加了“国际问题研究所”。到日本投
降之后，国共两党对立的形势明朗化了。那“地下工作者”就开始来接收房子，包
括舅父和我家的房子。为房子他和那“地下工作者”吵起来闹翻了。此外，按他本
人的认罪书，其主要罪行就是在铁路线上向铁路工人讲过一次铁路是会通车的，因
为共产党是会被“国军”打败的。就是这，他被判刑十二年！我们全家自他被捕之
日起，再没和他见过一面，至今不知他死活如何。

　　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国民党政府里的公务员，因分不清国共两党，而构成了滔
天大罪。这时我已经开始感觉到这案子判得偏重了。我从小认识他，他糊里糊涂，
只知道按上司指示办公文，脑子里实在缺少“阶级斗争”那根弦。但是，我们却把
一切在国民党区和沦陷区的普通百姓都看成了“阶级斗争”的自觉参加者！

　　接着是“三反五反运动”。反对资本家偷税漏税，我本来是双手赞成的；反贪
污我也拥护。可是，不久就规定了每个单位贪污分子的比例，即每单位必须打出百
分之五。当时我在中国青年杂志社当总编辑，我们那刊物总共只有十四五个人，都
是青年。大的二十几岁，小的才十七八岁。除了管一点微乎其微的每期稿费（这稿
费还是按期由共青团中央总务处造册具领的），别的什么钱也没有，真正是个清水
衙门。可是不行，中央文件下来了，于是没办法，我们只好查。一个才十九岁的小
姑娘王岗凌，天天打算盘算自己的帐，急得人都瘦脱了形。青年编辑丁磐石，写过
《思想改造性急不得》这样卓有见地的文章，却因为在交本月小组党费的时侯自己
忘了带钱，马马虎虎把别人的五角钱写在自己名下，就成了“老虎”。我翻来覆去
和他谈，叫他交代。他记也记不清自己到底是写了五角还是三角，我就在这几角钱
的问题上穷追，我说钱多钱少不在乎，贪污的罪行是一样，叫他深挖思想动机。弄
得他多日失眠，正在和他恋爱的女孩子秦式也要跟他“吹”了。后来总算收场收得
较早，秘书长荣高棠认为丁磐石这一“案”算不了什么。杨述亲自去说服了秦式，
此事才算了结。这只能算是个小小的前奏曲。而我，实在是从这时开始，由被整者
变成了整人者，我也继承了那个专以整人为正确、为“党的利益”的恶劣做法。这
是我应当忏悔的第一件事，所以记在这里。

　　接着就是肃反运动和“清理中内层”。最奇怪的是那“肃反”的做法，即：并
没有发现本单位任何人有什么参加反革命活动的线索，只是叫每一个干部都详详细
细向全体同志背一遍自己的历史，大家侧耳倾听。用鸡蛋里挑骨头的方法，挑出他
叙述中的破绽，随即“打开突破口”，进行追问。问得他越说越不圆，然后据此定
为重点，这就把“反革命”找出来了！这办法说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但是当时的
确是这么干的。我那一年（1956年吧）在《文艺学习》编辑部，记得我亲手整过的
有朱涵，至今我连想都想不起他究竟有什么重大可疑的历史了。还有一个毛宪文，
是因为他的舅父曾在他上中学时替他填过一张参加三青团的登记表，于是我们就使
劲轮番审问他。他硬说是实在没有参加，于是又被认为顽抗。到最后呢，还亏了黄
秋耘同志细心，他说那张表上把毛宪文父亲的名字都写错了，这能是他自己写的吗？
这才核笔迹，对指纹，证明了那张表不过是他舅父为了向上报账（发展了多少团员）
而替他填的。可是，像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恐怕发生过成千上万件。国民党以发展
党员越多为越好，经常下令某校全体教师参加国民党，全体学生参加三青团，用不
着他们替党和团做什么工作。而共产党呢，则把这些人统统视为国民党的死党，共
产党的仇敌，务必把他们统统清除批斗而后快。左的作法实在害人。

　　还有一个重点对象是冯光。这一位就被我们监管了好几个月，从早到夜有人跟
着她。而她的罪行呢？是她在背历史中背出来的：她因为想抗战，投考过“战时干
部训练团”。进去后只是演过戏，没干过别的。出来后到一家小报当过编辑，未发
表什么反动言论。这一说可不行了。我们根据各人对于国民党的零星片断认识纷纷
进行追问：“战干团”是特务组织，你怎么说只演过戏？你说的报不是进步报纸，
不发表反共言论是不可能的，等等等等。反正，她就因此变成了重大反革命嫌疑犯，
上报中宣部干部处审查。后来呢，经过复查，所有论据都很不充分，予以撤销。我
向她口头道了歉。而当时有些和我一样干这种工作的干部，因为向人道歉还极为不
满，说我们那么干是积极为革命的，不应道歉。我现在想来，道歉是实在应该的。
岂止道歉，应当深深挖掘自己那样胡来的思想根源，不说挖到哪里去，也应该挖啊！
没有挖，使我们虽然道过一次歉，下次接着又犯错误。

　　接着是批《武训传》、批胡风和因《红楼梦》而批判俞平伯、冯雪峰的运动。
以前几个运动也大半涉及知识分子，这回就专门向知识分子开刀了。给我印象最深
的是《红楼梦》的事情。当时我怎样也弄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这样大张
旗鼓。李希凡和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我看见了。按我当时的“马列主义水平”
来说，我不但是完全赞成的，而且也是完全讲得出、写得出来，那是极其平常的马
列主义初学者对于一个老“红学家”的看法嘛！我相信一般青年党员都全那么看，
贾宝玉当然代表个性解放的思想，林黛玉当然与他志同道合，薛宝钗自然属于抨击
对象。这何消说得！冯雪峰决不可能连这一点起码常识也不懂。他在登出李、蓝二
位的文章时，肯定了他们方向基本正确，说过一句他们“论点显然还欠周密”，无
非像是自己家里的娃娃在外边骂了别的老年人，自己为了面子关系（统战关系）总
要出来说自己的孩子两句。俞平伯的说法，那种琐碎的考证，完全不符我们当时的
“马列主义”习惯，本是不言而喻的。可是，他的文章却颇给我们这些长期浸淫于
自造的“马列主义”大潮中的人们一点新奇之感，至少可以娱耳目悦心性吧，害处
也不会大。——说真格的，谁不会用那点简单的马列主义“批判”他？我也会！我
所想不到的是因为这篇批判文章，竟掀起了那样一场全国性的大运动，把俞平伯说
成是不可侵犯的学术权威！有谁这样承认过？说冯雪峰是完全拜倒在俞平伯脚下。
（梦想不到！冯雪峰是作协副主席，党内文艺元老。俞平伯何许人？不是解放初期
人人知道的改造对象吗？）甚至还要冯雪峰写了自称有“犯罪感”的检讨。随后上
边又定调子，说李希凡、蓝翎写这篇文章是无比勇敢的英雄行为，别人谁也看不到，
谁也写不出。这些，我当时就感到，真不符合事实啊！但是原因是想不出来的。我
只觉得李、蓝两位真是运气好。他们二位只是把这人人都能看到、人人都写得出的
问题写了一下。别人之所以不写，有的是觉得俞平伯反正是资产阶级人物，不值得
跟他讲马列主义。有的人是觉得俞的著作只是解放前留下来的几个小册子，如宝玉
爱喝汤之类，并非在解放后向共产党大张旗鼓地挑战，何必那样对待人家？他两位
年轻，不考虑这些因素，写篇文章一碰，一下子就成了名。真碰巧，运气好！

　　接着是批《武训传》，捎带《清宫秘史》，接着是批胡适。批胡适，我基本上
没有参加，无多可记。批《武训传》，就是由我在共青团中央的邻居杨耳（许立群）
写的文章。他写那文章时，真的只是作为一篇一般的电影评论写的，就觉得那片子
吹武训吹得太高，好像那样行乞设教就能推翻封建统治似的，也违反马列主义常识。
他写了投了稿，万想不到一登出来竟变成大事。什么“大官不言则小官言之”（毛
泽东语）啦，由江青把他找到中南海亲自接见啦，全国铺开地大闹腾。好像是全国
的文化界都在支持《武训传》。起码是杨耳本人，本来是一篇随便写的小文章，闹
成轩然大波，之后江青老找杨耳，要他写这个抓那个，他实在感到不堪其扰，曾对
我们当面说过。

　　尤其令人想不通的是附带打击《清宫秘史》，说是“卖国主义的影片”。这个，
我就感到更与前两个问题不同了，这不是马列主义常识问题，而是违反马列主义历
史唯物主义的提法了。以光绪帝与慈禧来比，谁是开明的谁是守旧的？以戊戌六君
子与荣禄比，谁是爱国的谁是卖国的？这不是我们在中学念历史时就知道的吗？马
列主义总不能违反历史吧。那时候我们还很尊敬苏联，学苏联。苏联不也肯定库图
佐夫甚至肯定彼得大帝吗？骂戊戌变法是卖国主义，当时我实在无法想通。但是，
这句话终归是附带骂的，我就马虎过去了。而且，我由十几岁时培养起来的对党忠
诚，十分牢固。又是刚开国不久，那一片万象更新的气象掩盖了一切，我就没有再
深思了。后来由于习惯地接受上边一切“布置”，我也就习惯地接受了这个我实在
没有想通的小小一句话。一句话算得了什么！我的脑子自此不大受自己支配。换一
句话说，变“僵化”了。

　　还有一件肃反中的故事，那实在是冤枉了人，我是一直到1985年才觉悟的。杨
述有一位堂兄，叫杨肆。年轻时数学极好，研究出一种破译密码的技术。抗战初期，
他原在国民政府交通部工作。后来抗战展开，他到武汉，碰见杨述和他们这一大家
子弟妹——全是救亡青年。他说，想跟大家一起去延安。想积极为党做贡献的杨述，
当即把这件事秘密报告了住在八路军办事处的李克农（中央调查部的），问共产党
需不需要这种人才。李克农当即表示：“好呀。叫他打到国民党里边去，把破译到
的情报交给我们。不要他上延安。”于是，李克农亲自秘密召见了这个人，布置了
任务，而且决定把他发展为共产党员。这个人就此加入了军统局戴笠系统，秘密为
共产党搞情报，如此一干数年，一直升到少将，戴笠始终没有发现他的秘密活动。
和他联系的共产党人，只有当时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长周怡一个。这样的单线联系，
在周怡被调往延安之后就中断了。他失去了关系，在那个特务系统里继续做破译日
本电码工作。至解放前夕，他忍受不了，脱离了那系统，刚一解放就跑来北京找关
系。周怡已死，杨述把这人又来的事情报告了李克农。李克农当即同意由军委技术
部录用他，而且交代过：“可重新入党。”可是没过多久，肃反运动一起来，忽然
听说他以反革命罪被捕。我们简直诧异万分。是怎么回事？后来，他又被定成战犯，
被拘押在徐州战犯集中营里许多年。释放回上海，无事可干，只好到副食品商店当
售货员。他们技术部调查部，都是共产党内的绝密部门，外人无从打听，更无从过
问。这时杨述和我就分析：此中必有特殊机密，那种部门既肯录用他，忽又拘捕他，
一定是发现了他什么不可告人的坏事。他一向置身于戴笠系统，又脱离组织那么多
年。有一度他到我婆婆（他的婶母）那里去，曾有特务跟踪过。后来他回重庆又没
事了。于是我们分析：可能是戴笠方面发现了他和共产党有关系，所以才来盯梢；
后来又能解脱开，准是他叛变投降，把党的事情向戴笠交代了。这事我党过去不知
道，大概到建国后组织上才调查清楚。这可是件神秘而又机要的大案子！这样越分
析越像，我们始终对这种推理相信不疑，因此到杨述去世为止，我们一直对他冷冷
的，也是这个缘故，他来北京，也不热心招待他。

　　1984年初夏我为了改小说去上海，小说的背景牵涉到我婆婆那段生活，于是我
去访问他，问他那次到我婆婆家的事。他很坦率地说：是国民党特务系统里两派之
争，两派都想要他。后来他赶回重庆面见戴笠，戴笠一句话就把这事解开了。我一
听，已经有点感到他的事未必如我们过去的推测。此时潘汉年、杨帆等几个“铁证
如山”的案子已经证明全属子虚，我心中既无把握，也便怀着疑问告辞。

　　更没有想到的是，1985年春，他的结论来了。那个结论本身很不公道（承认了
他在李克农领导下做过地下工作，同时却又说他身份是国民党军官，按投降起义论
），且不去说，最令我吃惊的是，全部结论没有一句是说他干过什么坏事或出卖党
的机密的罪行，他的全部罪状只是在国民党内所任的各级职务，别的什么也没有！
没有神秘，没有机要！他们逮捕他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国民党的少将！看来肯定是那
一年摘镇反和肃反运动，凡够“职务线”的一律或审查或拘捕，就这么糊里糊涂让
他坐了这么些年牢！

　　我觉得最惭愧、最对不起人的是我们那时那种分析，以及由于那种错误分析而
对他采取的冷淡态度。全错了！认友为敌，眼睛全瞎。毛病出就出在对“组织上”
的深信不疑。我也跟着对一个遭冤枉的人采取了打击迫害的态度。更觉得遗憾万分
的是，杨述至死也不知道，年轻时曾影响过他的堂兄并未犯罪。他从前是对我讲过
的，最早给他进步书籍看的，就是这个在上海上大学，回乡度暑假的四哥。他热心
介绍四哥去参加革命，但到最后却完全相信了哥哥就是坏人。悲剧！无可挽回的悲
剧！这悲剧，当然得由我们俩自己负一部分责，可是，能完全由我们负责吗？

　　我心里难过极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斗争哲学”？把家人父子弄到如此程度，
把人的心伤到如此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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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ywsy 于 Oct 10 17:23:30 修改本文．[FROM: bbs.hi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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