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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zxas (百无禁忌), 信区: Reading
标  题: 思痛录（七）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Sun Oct 10 17:32:07 1999), 转信

   　　　　　   第七章 一个普通人的启示

　　在一家医院太平间的门口，我和死者李兴华二十七年前的领导——一位军队老
干部握了手。来向遗体告别的，只有我们关系最密切的二十多人。我忍不住含泪说
了这么一句：“如果从前我们不把他调到文艺界，还在您那边，他大约不至于落到
这个下场。”那位同志默然不语。

　　死者27年前调来的时候，原是天安门前警卫部队的干部。他出身很好，历史纯
洁，19岁进解放区，很快入了党，参了军。他调来的时候才26岁，身穿一套厚墩墩
的棉军服，显得泥土气扑人。他一来就赶上《红楼梦》批判运动、反胡风运动和肃
反运动。他虽然是个编辑干部，可凡是那些搞专案、审讯性谈话，或单位里专别人
政的事情，就自然地都落到他头上。他也全力以赴，想主意，外调跑腿，都不辞劳
苦。他的心是纯洁的。他干的一切，他都认为符合真理，是应该干的。

　　在反胡风的运动中，他除了积极参加斗争，还写了批判胡风集团的文章，因为
当时他认为胡风集团里的人真是什么反革命。到后来，我们《文艺学习》编辑部发
动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意见分两派。他认为否定这一作品的意见没
有道理，于是他到处奔跑组稿。当时刊登的讨论稿件大部分是他奔走的。我们谁也
没有想到，这一次小小的讨论，会引起上层那么大的注意。当大家知道了上边来的
那几句“谁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的话之后，各个都感到鼓舞。特别是李兴华，他
简直跳起来了。那些天他每天处于极度兴奋状态，嘴里不停地在议论。一会儿笑呵
呵地说：“想不到中央还看我们的刊物！”一会儿又猜测：“某某篇文章不知他看
过没有？”那些天，机关里传达有关指示也特别勤，老在责备下边不放，责备“太
守”以上的干部不积极。我们是基本做到了“传达不过夜”的。记得有一次传达完
了，李兴华听过，动情地说：“听听！说话到这样，简直就觉得是在我们身边拉着
手嘱咐啦，是耳提面命。咱们再不干还是人吗？”他过去只是个偶然应本刊需要写
点补白小文章的编辑，从这时起，他真正关心起文艺界的思想动态来，参加外边的
讨论和活动。大约也是从这时起，他眼界日开，在思想上排除了一些违反文艺规律
的限制。而这一切，他自觉是为了党的。

　　真是谁也想不到的风云变幻，《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作者竟变成了右派。
还有，“丁陈反党集团”的提法，本来已经准备撤销了，后来忽然在新形势下定了
案。事先有领导同志找我问过，问我们编辑部有没有那集团的人。我虽然知道李兴
华是陈企霞同志的学生，但想来并无太深的关系，就回复没有。事后才知道他和陈
企霞同志一直过从甚密。我急了，问他：“你为什么还这样？”他说：“为什么不
能这样？我觉得他是好人呀，他没有反党呀。”我听了这话，不由得心里一惊（到
底我是比他老奸巨滑得多），心想，说这种话，不得了。弄不好，恐怕大家都要糟。

　　后来，果然都挨批了，都要检讨。我们这些老于此道的，还能够“挖掘”一番，
找一番“思想根源、阶级根源”，说得听者尽管照例批判“不深刻”，却总还能赚
一句“比上次有微小进步”。李兴华却完全不会。当然他也得承认错误。可是他的
检讨只是声音很响，连连扣大帽子，所分析的思想过程却全不是那么回事，叫人一
听就是“没有接触思想实际”。总是通不过。他曾有一次在会后向我表示苦恼：
“到底怎么检讨啊？是不是我的检讨技术不行？”我怎么说？教给他如何编检讨？
我这时已经感到这个淳朴的人将遇到危险，说不定比我更危险。

　　后来到1957年底，所有的右派都定案了，我们编辑部也被解散了。干部都调走
或下放劳动了。他竟然没有被划成右派。我心里暗自代他庆幸，总算闯过了这一关。
至于我自己，先是“戴罪立功”，一面自己被大会批判，一面回编辑部主持批判别
人。当编辑部的同志们都走了之后，我因病延迟了下乡日期。就在这个空档里，忽
然有一天，机关领导找我去通知李兴华：经过各单位最后“平衡”，考虑到别的单
位像他这样的已划成右派，为了统一，应把他“平衡”成右派。听了这个决定，我
呆了，我不敢冒那看来也起不了作用的风险，没有表示反对，一句话也没有说，立
即执行。我们的编辑部已经没有了，在机关的一间空屋里，我把李兴华找了来，像
宣读一件公文一样地向他宣布了这个决定。我没有增减一个字，完全是原话，说的
是“平衡划成右派”。我不敢看他的脸，宣布时两眼只是看着他的脚，看见他穿着
一双黄皮鞋和深灰色尼龙丝袜。这双鞋和袜子长期留在我的记忆里。后来停了好久，
他发言了，我才偷偷拾起头来看一眼（倒好像是他在宣判我似的）。只见他的脸差
不多完全没有表情，没有悲哀，没有恐惧，也没有愤怒，只是冷冷地像听一件平常
调动工作的决定似的，说道：“是这样吗？那我……我就只有接受了。我没有意见
了。”只有三句话——他平时是一个很能说、感情极易冲动的人。就这样，这个少
年入党的革命军人，被悄悄地“平衡”掉了党籍，变成了“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
的敌我矛盾。

　　我后来也下了乡，我和他是分别下放在相邻的两个县。我们编辑部有好些人都
下放在这两个县里。我担任下放队长，除了劳动，还有点了解大家思想情况的任务。
到下半年，我就借了解情况为由，到他们那个县走了一趟，好看看大家。

　　我也到了李兴华这一组。去之前就已经听说，他表现不好，又犯了错误。这样，
本来在农民里面并没有公开他的“右派”身份，现在决定予以公开了——好叫农民
也来监督他。

　　我心里始终觉得我对他不起，他本来完全是个左派，怎会成了右派？我说不清
该怪谁，总之我有责任。到了这个村，见他之前，我也打听了一下他犯的是什么新
错误，大致是生活上要求自己太差，下饭时买咸菜买了村里最好的八宝酱菜，认罪
态度不好，说话时趾高气扬，还仿佛自己是个革命干部，就是这。反映他这些错误
的也是我们原编辑部的同志，原来蛮好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李兴华呢？当时我
心里十分生气，一点不能原谅他。但是有了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之后，我
对这个同志完全谅解了。他当然也是认为上级既已决定“右派”确系敌人，就应当
尽力打击敌人的缘故，正与李兴华本人过去努力想破获所谓胡风集团案件的心理一
样。

　　在那个村于里，我又是在一间空房里和李兴华会面。我坐在一条破板凳上等着
他，见他远远地来了，形容憔悴，和以前有些飞扬跋扈的模样已经大不相同。见了
我，他低着头说：“您很好，我就放心了。”我也实在无可告慰，只好打句官话：
“今后要注意改造。”他却愁眉苦脸挺认真地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改造才好。”
这可叫我怎么说呢？想了想只得告诉他：“今后你除劳动外就注意低头走路，少说
话，在吃饭上尽量别吃好的，多吃坏的，也就是一种改造了。”他听了这两句“勖
勉”的话似觉茫然，又问：“就这个呀？”我回答：“就是这个。”他看了我好久，
似乎也明白了我来的意思，把我那两句话重复了一遍，诚恳地向我说了声：“谢谢
您！”就告辞了。我怔怔地看他走出那条农村的小巷，看着这个人显然已消瘦的背
影，想起初见时那个厚墩墩的样子，忽然悲从中来。我在这四顾无人的破屋里没有
必要再抑制自己，就伏在那破窗台上，放声哭了一场。

　　下放结束之后，他又被派到柏各庄农场去劳动了两年，然后才摘了帽子，分往
宁夏工作。在去宁夏之前，他回到北京，又来看过我。说起在农场和许多者工人相
处，老工人都待他很亲，悄悄问他：“到底你犯了什么错误？”他只能回答：“是
很大的错误。”别的什么也没说。看来这几年生活是把他锤炼得懂一些为人处世之
道了。可是，后来他又说，在这次摘帽子的时候，农场领导同志向他祝贺：“又回
到人民的队伍里来了。”他当时感觉到：自己从来就是在人民的队伍里呀。所以对
于现在的“又回到”人民队伍，倒也不觉特别激动。“但是，回来了，总是好的。”
这是他当时的话，当然还是有些高兴的。我当时心里就直觉到，只怕他仍然是太天
真了一些。他无法想到后来“摘帽右派”的称号要长久跟着他，跟别的运动不同，
二十几年不许甄别，不得平反。老实说，就是当初为“平衡”而确定补划他为右派
的人，恐怕也未必想得到会这样啊！

　　后来他从宁夏来过信，想申诉当初划右派实在冤枉，又想申请重新入党，要我
帮助参谋。看来是又怀抱着希望了。我没有可以宽慰他的主意，只得复信劝他忍耐，
叮嘱他千万不可申诉。

　　所幸宁夏的同志对他很好。他在宁夏仍然在文联工作，仍然当编辑，而且比较
受重视。我想，在沧海横流的年月，宁夏的这些同志，实在是应该表扬，而且我们
应该为有他们而感到欣喜和安慰。

　　“文化大革命”中，宁夏文联按照全国一致规格被砸烂了。他到了宁夏火柴厂
当干部。他曾出差去东北采购木料，路过北京。这一次，我看他可真是意兴阑珊了。
关于形势，关于文艺，他都摇头不再谈，也不再说个人申诉和平反的事。只说：
“我就这样做火柴厂管理干部，也可以度此一生了。”“文化大革命”要求每个人
忘记自己的本来面目，许多百战英雄、世界知名之士都得如此，何况于他？

　　熬到“四人帮”粉碎之后，经过多年郁郁寡欢，他已经患了癌症，来北京治疗。
同时还积极办自己申诉和平反的事。我第一次见他是在医院里，他才开了刀，身体
很虚弱。他的妻子背地里在流泪。但是他却很少谈疾病，更多的是自己扶病执笔写
申诉材料，抱着信心让妻子代为排队去有关领导机关申诉。在中央没有决定右派改
正之前，他就很放心地认为这次申诉大概会成功，不大焦虑此事，甚至和人开着玩
笑说：“就是右派也是中国的右派，总比洋奴好。”他后来胃大部分切除，还要不
断做那个使人难以忍受的化疗，没法吃饭。别人都知道他的生命是只能按月计算的
了，我想他自己也会知道。但当同志们去看他的时候，他仍然谈论文艺界的形势，
谈论作品，代别人看稿子。在改正之后，他甚至想上班工作。别人眼见他一天天向
死亡走去，可他每天都告诉人：“我挺好。”直到死前一个月，他已经不能进食，
一天只吃一点流质，但却在奋笔疾书，写他的中篇小说，有时熬到夜里一点。这时
候他已经知道自己活不过几个月，不可能看到作品的出版了。他的创作活动是直到
他死前八天才停止的。而在死前一天晚上，还在嘱咐家属把改稿抄清，以便他能再
看一次。

　　这样一个极普通而单纯的、也曾努力搞过运动的党员。并无丰功伟绩，也没有
招惹谁，进了文艺界，却遭到了这样的命运。这不能不说是个悲剧。他死后，我一
直在想，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悲剧？制造这个悲剧的人中间显然有我一个，可是我并
不想这样。别的人，恐怕也一样。我并不愿意这样做却还是做了。这可以算作盲从，
可是这盲从却造成了惨痛的结果。盲从者怎不感到伤痛和忏悔呢？光忏悔还不够，
应当认真深思造成悲剧的根源。

　　我同时也觉得，这个半生受尽委屈，未享任何利益的普通人，对人民的事业，
却是抱着至死不渝的忠贞，这恐怕对一些由于自己倒过霉，就认自私为合理的人，
也有些借鉴参考的价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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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ywsy 于 Oct 10 17:29:09 修改本文．[FROM: bbs.hi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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