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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zxas (百无禁忌), 信区: Reading
标  题: 思痛录（十四）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Sun Oct 10 17:39:10 1999), 转信

    　　　　　　　  第十四章　编辑的忏悔

　　卢梭的《忏悔录》，记录了他平生见不得人的事情，有损自己人格的事情。我
想，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尽情去写，写写这些年都搞了些什么运动，写了些什
么文章、那真要清夜扪心，不能入睡了。

　　“四人帮”当权那十年，我不能说自己完全没有做好事情，如下田种地。而随
众呼喊，以“最高指示”骂人，似乎既算不得好事，也非坏事。不过也不尽然。我
就记得在自己被“解放”那天的全体大会上，一个革命群众循例发言，骂我是“狗
胆包天”。这句话竟使我一直牢记，无法忘怀。（其实像这种坏话，自己岂有不讲
之可能？）好事呢，也还是做过的。就在我已经被“解放”之后，在干校里没有被
调回京的时候，那一段暂充连指导员，搞专案，任务是把前一段军宣队和造反派所
定的案重新审查一番。这时，地方军宣队已换了班子，对前案弄不清，更无精力去
细细审查这些糊涂账。于是我钻了这个空子，自己做主来搞这些所谓“专案”，取
消了几个荒谬透顶的所谓“结论”：例如那些“结论”把一个从不认识吴晗的人，
说成与吴晗勾结；把一个前八年公安部就早已查清没问题的人，又说成“特务”；
把共产党自己的机构名称套在国民党头上，然后给人定罪……分辨了这么几件有些
政治常识的人都能分辨的事，却使我觉得心里极愉快，夜里开始睡得香了。多年对
我冷冰冰的下级，如今见我也有了笑容。我回京探亲没有几天就急着要回干校办我
这些没有完的案子。杨述奚落我：“忙什么，你这数不上数的干校小官！”我撇撇
嘴，说：“算不上官的小官！可是我做这些年工作，还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做得高兴
哩！”

　　所以说，别人的文章只讲自己在干校受的苦，我除了受苦之外，倒也有些安慰。

　　1973年，我离了干校，回原单位，算是得到了真正的“解放”，实则是回到了
真正的囚笼，真正去做自己应当忏悔的事情去了。

　　我虽不再当领导，上有军宣队，却也算做了社领导小组的一员，管业务，就是
管组稿出书。但是，这时哪里还有什么作家来写稿出书呢？有的进秦城监狱了，有
的下干校了。要出书，就要靠“工农兵”。换句话说，靠不写书的人来写书。我才
从干校回来，那些先回来的被结合的“革命派”就告诉我，今后一切必须依靠党——
先依靠党委选定主题和题材，再依靠党委选定作者，然后当编辑的去和作者们研究
提纲；作者写出来，再和他们反复研究修改，最后由党委拍板。至于“三突出”等
等原则，不必赘述。

　　我心中想定自己的原则，今后决不再发表只字作品。但是对于别人的作品，我
却不得不管，无法逃脱。于是我开始一个一个地和这些作者接触。

　　这些作者，大部分是生平从未写过任何作品的人。往往是组织者接到党委指令，
某某题材重要，于是便把这些人集中起来。这些人中有具备一点写作能力的，有勉
强拼凑完成任务的，有想学时髦写几句的，还有很想写自己的生活但是对于这生活
没有认识的，或者自己的认识与领导上的意图完全两样的……而我这时的任务，就
是把着他们的手，编出领导所需要的书来。

　　我记得我第一条需要编进去的内容就是“以阶段斗争为纲”。这一条使得作者
和我都动尽脑筋。有一本在当时销了好几十万的书，叫《千重浪》，故事原是写的
“走资派”不准搞机械化，农民积极分子弄了些拖拉机零件来，自己制作了一台拖
拉机。生活内容很少，也不大有现实性，但好歹也还算一件说得过去的事。但是，
不行，要阶级斗争，那就得把意见不同的双方写成两个阶级，敌对阶级还要具体破
坏，这就更难了。作者想出一个隐藏在地窖里多年的人，这是从报纸上抄录的。但
是，还不行，如何破坏拖拉机？作者从没有见过。我这编辑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作
者把“作品”编圆。于是我带着作者跑到一个有拖拉机的农场里去，请拖拉机队长
给我们讲破坏拖拉机的窍门儿，如是，就算我帮助作者深入了“生活”。

　　我这样做，曾想过这完全不是艺术吗？当然也偶然想过一下。但那时想的最主
要的根本不是什么艺术不艺术，而是任务。这个时代，给我的任务就是编出这样的
书来，使它像个故事。我是一个补鞋匠。记得有一本书叫《东风浩荡》，写一个
“资产阶级思想”的工程师和一个无产阶级思想的工人的斗争，一开始就是两个人
整整空论了一章。我一看，这样多空话，读者看得下去吗？劝作者删一删，这就是
我的“艺术加工”了。

　　浩然的《金光大道），是当时的范本，因为他能编得比较像个故事。其中当然
必须有阶级斗争，又必须有故事，他就编了一个“范克明”，地主化装远出当炊事
员，搞阶级破坏。自从他这一招问世，于是纷纷模仿，有男地主化装为女人的，有
用烟头破坏自己的脸化装为麻子的，所谓“十八棵青松”都是如此栽成。几位作者
听说阶级斗争要提得越高越好，不能只写些农村土地主，于是就提高到局长是混进
革命队伍的坏人，又提高到“苏修”和国民党直接派进来的特务。既然一定要写这
些东西，而作者对这些又实在毫无知识（不是说生活），于是要编辑帮忙。我实在
无法，正赶上文化宫有公安局办的特务罪行展览会，我就出主意，带着二位作者去
参观。也真亏他们的脑筋灵，看了两回就有了故事，后来小说居然出来了。

　　这样的小说，那时还多的是。像：《伐木人》《铁旋风》《无形战线》《朝晖》
《晨光曲》《钻天峰》……一年好多本，完全不能算作艺术。但是，是这些作者有
意逢迎上级，破坏艺术吗？不是，有几位作者很有生活，例如森林生活、农村生活、
学校生活，有的段落写得很真实，很动人，但是整体构思却完全是捏造的，作者不
得不随波逐流地去捏造。如果现在我不说出这真倩，我将永远都对不起他们。

　　我记得当时的大作家浩然，他那个《金光大道》的架子实际上是由编辑帮他搭
的，先卖公粮，后合作化……前边我不清楚，到写第二卷时，我从干校奉命调回社
来，接任责任编辑。管这部书的编辑组长，是由外单位调来没当过文学编辑的一位
造反派，他看了稿子就说：“书中写的那个时候，正是抗美援朝呀！不写抗美援朝
怎么成？”但这一段故事，实在与抗美援朝无干，作者只好收回稿子。还是把抗美
援朝添了进去。那编辑组长再次提到，在四五页稿子上，每页均加上“抗美援朝”，
又把小标题《堵挡》，改成颇有战斗性的《阻击》，把《让房》改为《让房破阴谋》。
记得浩然苦笑着对我说：“我不同意他这么改，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还想保护一点
点我的艺术创作……这个人像念咒似的一句一个抗美援朝……”

　　还有一位中学教师胡尹强，写的中学生活，主题是按照当时的教育思想，反对
死读书，要动手做，内容还是真实活泼，符合生活的。我又是在半中间接手这本书。
书中的老校长，可以看得出是一个热爱教育。一心教好学生的人。但是到了我接手
时，已经被改成了一个“走资派”。作者写他为了让学生及时回来参加毕业考试，
自己连早饭都不吃，拿着两个包子亲自跑到水利工地去找学生，这实在叫人不忍说
他是“走资派”。可是怎么办呢？他的性是定了的。作者最后无奈，改成发了洪水，
全县生命财产危在旦夕，这校长竟为了学生成绩，把正在战斗的学生从堵洪水的大
坝上硬拉走了。我说：“不行，如果全县发了这样大水，县委也得下令各单位先停
止业务，大家抢险。这么改说不通。”但是没办法，必须让这个校长当当“走资派”。
我也别无他法，竟同意了——同意把一个艺术形象砍杀了。

　　有一本我奉派去延安组织插队青年写的，歌颂“第一号英雄人物”的小说。我
物色到了两个下放插队的姑娘，文笔不错。“第一号英雄人物”选定为她们插队青
年中一个挺泼辣能干的姑娘。第一稿，老实说是不错的。写这些青年想法儿改善那
穷得要命的陕北农村，做种子改革实验，和不卫生的习惯斗争，自己冒险学做医生，
救活农民的孩子……大概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糟糕就糟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
要找出一个地主来做斗争对象。但是。陕北土改已经过去五十来年了，又是真刀真
枪干的，不是和平土改，那时候人人知道的口号是肉体消灭地主。到了这时候，哪
里还找得出地主？不是杀光也是死掉了。说陕北还有土地革命前遗留的地主，当地
农民听了也会诧为奇谈。我主张可以写一个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作为斗争对象，闹
一次反贪污就完了（作者原来有写贪污案的意思）。但陕西文化局派来指导的同志
认为，这样的阶级斗争还不尖锐，坚持用地主，于是把这地主编成是从外地偷迁来
的。最后要生死斗争，是地主开闸放水，女英雄拼死堵闸门。作者说：“我从未见
过这种水闸。”那位同志就领着作者去参观并讲解，最后这样照写了。年轻的女作
者对我悄悄地说：“我实在不愿意让我的女主人公（也就是真实生活中她的同学）
去和那个老地主在水里肉搏一番，那成什么局面？怎么下笔……”我懂得她的意思，
这不是叫她创作，这是侮辱她。干脆说，侮辱一个作者。但是在我们那天开会“集
体创作”中还是通过了。我也屈从了。天，我干了什么事情！

　　这类事情我还遇见过多次。起初是斗地主，后来提高为斗负责干部、老干部、
知识分子干部。记得那部写伐木人的，起初是说那个局长在育林指导思想方面有错
误（主张大伐，而不主张着重多育），这还说得过去。到后来追他的思想根源，原
来那位正确的书记是工人出身，这位错误的局长是知识分子出身。再追下去，当年
他参加革命不是真的，参加学生运动也是骗人，甚至他还偷偷做过出卖人的事，说
什么老干部全是假的……这还有什么说头呢？

　　接二连三，都是这类情节。一个很难得的蒙族工程师硬要搞保守，只有工人出
身的技师（技术员）才肯搞创造；一个现在北京的大学教授、学术权威，原来是个
大特务，在指挥破坏矿山……当小说已经写到凡知识分子全是坏蛋的程度之后，我
起先觉得，这无非就是按照现在的大字报给我们满脸涂黑而已，我本人只当登台陪
斗，看着书中人物挨骂却无能为力，叫我有什么办法替他们一个一个翻案？

　　到后来，看稿看得多了，渐成习惯。好似看那些诬陷别人的刀笔吏的讼状，知
道它反正是假的。只有一点难过之处，就是我自己必须参加帮忙制造这种刀笔吏的
讼状。这里面有些文章，说的那些罪状，好似过去我确曾见过的某些人的罪行，都
是通告了的，罪大恶极，而实际上竟不是那么回事。

　　记得一位比我早三级的同学熊大缜，平时不大活动，很用功，从抗战开始，他
这个书呆子便抛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大学助教不当，跟到冀中参加革命。他是学
工科的，在部队主持科研工作，制造了炸药、手榴弹，还跑北平为部队采购药品和
电台，谁想到，这个人后来竟以特务罪被枪毙，而且正式通报，明正典刑。同学们
见到都既惊讶又传以为戒，一提起他就是“隐藏的坏人”。又是谁想到，过了几十
年后查清，原来是场冤狱！

　　还有一位，北平“一二·九”运动中的知名人物，北平市学联的常委王文彬，
1938年还在武汉负责筹备全国学联大会。会散后，领导上留他在武汉工作，他却执
意要回山东微山湖拿枪杆子抗战，说：“我们给国民党帮忙帮得够多的了，我要回
去拉我们自己的队伍去了。”这样一个人，却在微山湖的“湖西肃反运动”（闻为
康生领导）中，被定成“反革命”，枪毙了！可能因为他是学生运动中的名人，消
息开始传来的时候，都没有人告诉我们真情，只听说他是抗日“牺牲”了的。所以
杨述曾写过追悼他的诗，还说是：“我闻君就义，矢志与君同。”到后来才知道是
这么一个死法，早知如此，是决不能“与君同”的。

　　这些人，他们的身份就和当时我们那些小说里写的知识分子坏蛋一样，公布的
罪状也一样。但是，这是多么可痛可恨的捏造，多么无耻的罗织诬陷啊！这也能叫
做“文学”吗？我为什么特别喜爱朴素的真实的作品，而一见到想以编造一鸣惊人
的作品就往往自然地反胃，非有他也，就是这点病根。

　　由此我联想到当时很多很多小说，凡写知识分子的几乎全坏，凡写工农兵出身
的全好——这就叫“歌颂工农兵”（自然也不是真的工农兵），否则叫没立场。当
然，知识分子也有投敌的，也有怯懦的，也有庸庸碌碌的。各种人都有，都可以写。
但是，让我们这些当编辑的掌握这么一条按阶级出身划分清浊的标准，而且一概按
此执行，这是什么？这不是作者给人物抹黑，也不仅是当编辑的自己陪斗，这是人
对人的基本态度！

　　后来我想了很多很多该忏悔的事情。我为什么抛弃了学业和舒适的生活来革命
呢？是为了在革命队伍里可以做官发财吗？当然不是。是认为这里有真理，有可以
救中国的真理！值得为此抛掉个人的一切。那么又为什么搞文学呢？自然也不是为
了挣稿费或出名，是觉得文学可以反映我们这队伍里一切动人的、可歌可泣的生活，
叫人不要忘记。但是现在我在干这些，在当编辑，编造这些谎话，诬陷我的同学、
朋友和同志，以帮助作者胡说八道作为我的“任务”。我清夜扪心，能不惭愧、不
忏悔吗？这一点自知之明，我早就有了。

　　“四人帮”垮台之后，我才忙着下令，让当时正在炮制中的这类“青松”式作
品赶快停工。但是有许多部作品正在进行中，有的编辑单纯从业务出发，觉得半途
丢掉太可惜，还有的已经改完了，发排了。为了这些事，我和一些同志争论过。同
时，我尽力帮助一些好作品，反映真实的作品，能够出版，和读者见面，这实际上
都是一种忏悔自己错误的行为。后来有的同志写文章，对于我这样当编辑颇有褒词。
而我还能有别的改正自己罪过的做法吗？我有罪过，而且没别的改正的做法了。十
年内乱，自己受的苦固然有，也应该把自己的忏悔拿出来给人看看，不必那么掩饰
吧。我这么想的。

　　有人说自己当时是“拉车不认路”，真的吗？真是看不见路吗？让我们想想当
时暗路两旁的状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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