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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zxas (百无禁忌), 信区: Reading
标  题: 思痛录(十六)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Sun Oct 10 17:41:11 1999), 转信

                  第十六章 记周扬

  1979年,我到北京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周扬同志住处,第一次去组《周扬文集》
的书稿。当时他很踌躇,不肯点头。我肯定地说:要弄清中国现代文学史,就离不
开你的这些文章,无论怎么说也得出。为这部稿子,我追了他几年,到后来,终于
了解了他整理这些旧稿时痛苦的心情。想起来,我真不应该催他审阅这些旧稿,要
出的话,更应该好好地出一部注释。这部稿子,简直就是周扬一生的注脚啊。

  周扬,这位从延安起一直长期担任共产党文艺领导干部的人物,作过无数次报
告。那时真的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多少作家的一生成败都决定在他手里。然而最
后,他竟对自己生平的所作所为作了痛心的忏悔。这件事,本身就是中国文艺界最
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是文艺界讲开放,讲重写文学史的最值得研究、最有价值的。

  我并不熟悉他,只从头说一点他给我的印象。

  首先不了解他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家的最初的真实思想。可是我猜想他最初可能
也有跟我这种人差不多的地方,当然深浅不同,他起初大约也真的相信自己所宣讲
的一切。

  我最初见到周扬,是在1953年第二次文学工作者代表会上。我作为青年团派出
的代表,听周扬在会上讲话。那时我差不多不认识任何一个作家,也不懂什么文艺,
真怕作家看不起我们。可是周扬讲到我们团组织出版的《卓姬和舒拉的故事》时,
用手指着我微笑地说:“你们出那个书,青年很需要看嘛。”会场上的人回头看我,
我心里高兴,觉得我们也得到了文艺界领导的承认。

  后来,我到了作家协会,办《文艺学习》,几乎变成了青年团在作协的代表。
我们的刊物成天介绍一些苏联得斯大林奖金的作品,什么《金星英雄》《钢与渣》
等等。没想到我这个不知文艺为何物的人,竟很快成了作协党组成员。开起会来,
周扬怎么说我就跟着怎么说,他总是对我微笑着。周扬说:“现在文艺界团结了,
就是胡风派,这个小宗派,还有些问题。”我不知道什么宗派问题,也不认识胡风,
也就信以为真。胡风写了一个三十万言书,作协把它印发了,说要批判它的错误,
我也认为其中必有错误。到后来,忽然在报纸上宣布:胡风不只是文艺观点错误,
而是反革命集团,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这一次,大家才真的震惊了。我在武汉看
过胡风的《密云期风习小记》,虽不甚懂,却认为总的说来还是革命的,万想不到
他竟是潜伏特务。周扬在会场上连说了几句:“想不到,真想不到。”看样子他也
没想到。底下他就说:“只有毛主席才能如此英明,察觉问题。我们文艺界哪一次
重大问题都是毛主席发现出来的,我们就是不行。上一次,《武训传》是如此,
《红楼梦》问题是如此,这一次胡风问题又是如此。”他说的《武训传》事件,包
括他自己没有首先出来批判那部电影,因而挨过毛主席的骂,这我知道。大家唯唯,
我自然也点头称是,只怪自己笨到如此程度。我还写了篇文章,批判胡风,以为自
己这样做是听党的话,紧跟周扬。我实在不懂胡风和周扬的理论根本争端何在,以
为毛主席真的发现了匪巢。

  但是后来局面越搞越大,越出越奇。从胡风发展到丁玲、冯雪峰。我不知道丁
玲有什么罪,只知道因为她提倡一个作家应当写出一本打得响的书,叫“一本书主
义”,她就属于反党了。而冯雪峰同意了发表俞平伯的论《红楼梦》文章,就成了
“有犯罪感”,而且说是他们想办同人刊物(还没办),就是反党刊物,由此抹掉
他几十年的革命历史,成了右派。后来,发展到与丁玲有关的陈企霞也成了右派,
然后是与陈企霞一起办刊物的编辑被一概网罗在内,再然后是丁玲的秘书也算了进
去,及至后来,与丁、陈、冯毫无关系,因自己写了“现实主义道路”,真正和我
一样听党的话,老解放区出身的秦兆阳,也进去了。再以后就打到了比我还要纯洁
年轻的王蒙以及陈企霞在老解放区教过的学生、一味歌颂解放区的徐光耀……我的
天!不懂文艺理论的我,也不能不接受现实的教育,脑筋开动起来。慢慢地在我所
编的刊物《文艺学习》上,发动了关于王蒙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
接着,我自己也写了不属于口口声声歌功颂德的小文章,于是我就由紧跟右派突然
掉到了右派的边缘,作协党组成员被撤绰,中直党代表也撤了,被遣送下乡。

  那几年,我下去又上来,上来又下去。记得在一次下去之前,听周扬作报告,
他点名大骂黄秋耘:“什么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芸芸众生就是人民大众!你眼睛
里还有人民大众没有?”听了这话不由我全身震悚,觉得周扬可以决定我们的命运。

  那篇周扬署名的《文艺界的一场大辩论》,以及批判艾青等等后来成为毒草的
文章,使人迷惘。令人分不清何谓香花,何谓毒草。若说这些都是毒草,是右派,
试将文章译成外文介绍出去,不告诉他们作者是谁,外国人准得说这是左派。人的
是非左右观念已经弄乱了。我就是想学,也学不来;我跟,却跟不上。

  由于我自己的逐渐明白,我自然与周扬同志越来越少接近。我下放农村工厂两
年之后,被调到作家出版社,叫我编一个栏目。后来又真是不知从何说起,我忽又
变成副总编辑,然后又合并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了负责人。事情实在奇怪。我
为了这件事,曾去周扬同志家恳请免去此职,因为这时已经知道在文艺界实在不敢
言是非,自知何德何能,不能堪此。我在周扬家院子里说:“这原是冯雪峰、王任
叔这些前辈干的。怎么让我干这个?完全是偶然性,我不能干。”周扬却坐在藤椅
上喝着茶,一笑,道:“多少人干工作都是偶然性,叫我现在做这个工作,也是偶
然性嘛。”当时我听不懂他的偶然性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周扬把我这样的人看成
什么人。想来大概是已打倒的人太多,敢信任的人太少了,因我不属于任何派,不
必狠批狠斗,只要平时老实听话就可以,那就“偶然”用用吧。但是后来,我越来
越不老实,为写了两篇小说(《月夜清歌》《访旧》)被列名送到北戴河会议去批
判。我们这些并非什么集团亦非右派的人又一次被找出些破绽,被送下乡。我下去
之前,情况已经又有了大变化,已经开了夏衍的批斗会。夏衍跟周扬的关系,是大
家都清楚的。夏衍尚如此,何况其他人?陈荒煤、邵荃麟、齐燕铭……也无一不遭
贬谪,这时只有周扬还在。我还想,文艺界竟只有他一个是正确的了。可是他经手
批判过多少人啊,我是抱着必难苟免的心情下去的。

  我下乡回来,是1966年,整个局势全变了,被贬谪的人关进了监狱。我一下火
车就被送进了社会主义学院(文化部文艺界的总牛棚)。批斗的大字报贴满墙,田
汉、林默涵等,都关在这里。周扬的名字赫然在目,人已经病倒,而且抓起来了,
文艺界最后一个批判人的人,自己被批判了。文艺界最重大的问题,已经全部被英
明地发现出来。文艺界就此彻底瓦解。这使得像我这样的干部反倒放了心,反正无
可系恋,去劳动改造就是。在干校,我们谈起将来的前途,差不多都说:“将来若
有解放回去的那一天,文艺这行决不于了,编辑决不当了,文章更是打死我也不写
了。”

  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人们好像从梦里醒来。有一回,我到中组部招
待所去看解放不久的蒋南翔。老蒋对我说:“周扬听说你来了,他想看看你,好吗?”
我说:“行。”于是我和周扬同志在老蒋屋里见了面。他见了我,微笑握手,好像
没有多久不见,问我:“你怎么样了?”我当然只能回答:“这些年,犯错误,受
了些罪。”他仍然以从前接见我时的平和仪态向我轻轻点点头,安慰似的说:“那
没有什么,你是犯的小错误,我犯的大错误嘛。”后来他问我文艺界一些人的情况,
大概这时他见到的人还不多。他犯的大错误是什么?没有明确告诉我。但是我已经
有感觉,他不再自认为是正确的了,而且可能也不再认为那些由自己的嘴说出来的
全是英明正确的了。

  他重新和大家接触之后,我又一次听到他的报告。会场上人不算太多,他坐在
没有台子的主席台横位上,我坐在直位上,离主席位不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讲
话流泪,虽然他没有当众一一批判过去的事,但是明确地说了:“很多好同志受了
苦,我对不起大家……”

  那以后不久,我去上海,曾和一些青年作者座谈,记得其中有张胜友、孙颙、
叶辛这些当时才露头角的人。他们正在思想刚刚得到解放的火头上,提出来:“像
周扬这种人,整掉了文艺界那么多人,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跟他讲一讲理?”我不能
完全代替周扬声明他的苦衷,只觉得摸到一点门,只说了一句:“事情看来很复杂。”

  广州召开文代会,那是很热烈的一次会。周扬、夏衍、张光年、林默涵、李季
……全都去了。我并无资格专程前往,却由于组稿,也碰巧去了。会上这几位领导
都讲了话,批驳了江青的“黑八论”之说。会后几个人同游肇庆七星岩,林默涵、
光年和我像青年一样,奋勇登山,周扬、夏衍上不去,笑着站在山坡下指点。那个
晚上,大家同宿波月楼,各人执笔题诗,诗人张光年、李季写了,不会写诗的也都
写了。十年苦难不能见面,此时真是逸兴遗飞。诗写完了,大家赏月,又坐在周扬
屋里闲谈话旧,谈得无拘无束,记得周扬同志笑着,指着我说:“王作民告诉过我,
你原来是个大家闺秀出身哪,怪不得会写诗。”大家做打油诗说:“两条汉子又重
来……”人们笑着,享受着这二十年来从未有过的朋友的气氛。

  广东之游后回到北京,就逐渐有点故事了。有一次周扬住院,我去探望,他虽
很简单但很恳切地告诉我:“我跟默涵说了,我们批评错了很多问题,我们应该认
错,我希望他和我一起改。”

  为了组《周扬文集》的稿子,我开始跑中组部招待所。一开始,周扬是一般地
推托,说稿子太多,自己全部看一遍来不及,稿子没有传世价值……但是到后来我
去得多了,要这部稿子的诚意表达明白了,他终于跟我说了很简单的实话:“这里
边有些文章,有些段落,是毛主席改的,还有毛主席写的。那篇大辩论就是。如果
要用我的名字发表,我必须一一说明。所以很费事。”后来我们才又找了别的同志
帮他整理加注。但是叫他给自己的文章加上这样的“注明”,并一一过目,这无疑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他进行得很慢,到后来他提出:“慢点出第二卷吧(就
是批判文章最多的那一卷),先出最后的一卷(也即“四人帮”垮后属于他自己的
文章)。”他的意思其实很明白,他希望读者群众能了解他本人,本人真实的思想!
他不愿意拿那“偶然”的正确面目再和读者相见。但是作为编辑的我,却希望出全
集,因为这样才能表现周扬这个人的历史全貌。在这件事上,我实在是对不起周扬
同志,让过去的矛盾和痛苦更深地折磨了他。

  那几年,听说了周扬跟好几个被他批过整过的同志谈话道歉。我自己也听周扬
说过:“要说划艾青右派,我本来不主张的。”可是不主张怎么又划上了呢?他没
告诉我。我见过胡风来开会,周扬跟他握手。冯雪峰跟周扬历来不对,这我知道。
我们为雪峰补开追悼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主持。我在门口张望,心里一直不
安,不知周扬会不会来,但是最后他居然来了,站在群众队里。而且后来还听说,
周扬自己刚释放出狱还没有彻底解决问题的时候,就早写过一个意见,提出恢复雪
峰的党籍了。我想:啊!原来如此。

  他在忏悔了。他在开始把自己的内心拿出来与朋友们相见了。这是使二十多年
遍体疮痍的文艺界大家欢喜、大家弹冠相庆的事情。人们全身放松,都同情了周扬,
谅解了说真话的周扬。他自己也开始把自己的思想写成文章,这就是他所要出版的
那一本近作。他在文艺界也开始按他自己的意见做工作。任免干部,我们又开始有
事情去找周扬了。

  可是,大家天真地、随心所欲说真话的时间并不算太久,就发生了关于人道主
义问题的争论——别人写了文章,认为可以讲。周扬也发了一篇,却为这文章受了
批判。而且与批判唱反调的文章不许登。一时,我们这些紧张惯了的人又紧张起来,
又得纷纷表态。

  我们社里一位同志说:“我前两天刚看了周扬这篇文章,觉得很对。今天再看
了批判,才知道错在哪里了。”这种调子是人们这些年当众表态的常态。适逢这年
春节,我去周扬家拜年,与老李同车,他问我:“若有人问起周扬这篇人道主义文
章,该怎么表态啊?”我说:“我作为一社之长,那只能推。就说这是哲学问题,
我不懂。要是机灵人,还听不出我的态度?”

  到了周扬家,果然一会儿他就谈起这个问题,神情很压抑,说:“我想不到这
么一篇文章会引起领导上这样重视。”然后就问,“你们的态度怎样?”这时正巧
又有两位客人,我当即不假思索地按原准备的回答,以“不懂哲学”四字打马虎眼。
我当时以为,我在这时赶到他家来,不是同情慰问他还能是什么?态度已明,不必
再多说了。

  后来周扬就又不大管事了,也不再在公开会场上露面。我虽然再见过周扬,从
来也没提过一句他挨批判的事。

  这年冬天,周扬跟几个作家去广东游览散心。黄秋耘接待了他们。不久,秋耘
来京,告诉我:周扬这次在广州曾经单独与他深谈,忏悔自己过去对他那个“中不
溜儿芸芸众生”的错误批判,同时谈到我们大家能否认识自己的错误,提到了我,
说:“韦君宜这个人嘛,对是非分不大清。”这句话给我震惊很大,他怎么会认为
我是非分不清?我自认为是非还是分得清的。我没想到他这样看我,我心里难受。

  周扬回京以后,不久就病了。我曾到医院去看他,因为有别人在座,没有提出
我心里的问题。

  我听说了周扬这些日子的郁闷,我反复想过自己向周扬说过的话。想起那句
“不懂哲学”,不禁越想越愧汗难禁。我知道错了,完全错了。我以为自己已经改
正了过去多年没有思想,跟着周扬闭着眼睛跑的毛病,其实没有。我还是那个不分
是非,不敢在是非面前挺身而出的旧我。我分不清是非吗?头脑里没有是非吗?应
该是有的,可是我为什么不敢在周扬面前和别的客人面前响亮地回答:“我不同意
那个批判,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周扬是犯过错误,说过许多错话,可是现在他忏悔了。他以前说的赞美卓娅的
话,批判《武训传》《红楼梦》文章的话,大约都是真话,但是后来他知道错了。
他说了实话,就以为我们这些人都在说实话了。他没有想到,我还在他面前说为
“表态”而推诿的话,还在说要他猜测的含糊世故的话。比我长十岁的周扬是天真
的,而在他面前做世故性表态的我,却是虚伪的!

  我觉得我应该在周扬面前忏悔。后来,我就又一次假借看望别人的名义,钻进
了已禁止探望的周扬病房。抬头一看,周扬闭目张嘴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完全昏
迷,不省人事,已不可能听我再说一句了。我只得默默地在床前站了一会儿,然后
悄悄退去。

  周扬现在还活在人世,我多么希望他能醒来听我的忏悔啊。我还等着。

  我探病那时候,正是作协开代表会,周扬不能来了。当主席台上念到他的贺词
时,台下掌声如雷,达三分钟之久。然后又有青年代表发起给周扬写慰问信,响应
签名的不分老少,几乎是全体(包括我)。许多年轻人不会熟悉他,并不甚了解他
干过的具体整人的事,但他们为他鼓掌。可见他的忏悔之心已经传遍了文艺界,为
大家所谅解了。

  周扬仍然怀着一腔天真的痛苦,不能听,不能谈,躺在病床上。虚伪了一番,
而又不想虚伪的我,常常想起周扬。“四人帮”垮台,波月楼那一次,难道依然是
一场梦?朋友的气氛呢?忏悔真诚呢?我又不敢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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