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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mark (大漠孤烟), 信区: Reading
标  题: 上海人杜尔纳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0年10月15日16:39:06 星期天), 站内信件

上海的风花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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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杜尔纳
    杜尔纳先生坐在露天的咖啡桌子前，抱着他那高大的狗。他很老了，他老得眼角向

下重重地落下去，显得那犹太大鼻子更像悬挂在脸上似的，从前看欧洲战争的小说，纳

粹杀人的时候，常常说：“一看你的鼻子就知道你是犹太人。”他递给我一张名片，在

上面用中文写下自己的名字：“杜尔纳”。难为他，那个“尔”，还是用繁体字写的。

    他看到和我一起去的皮克夫人，便用奥地利德语问她是不是去了萨尔茨堡的会议，

那是上海犹太人的一次重聚活动，一九三七年以后，在欧洲的许多犹太人坐意大利船逃

往上海，当时上海是世界上唯一不拒绝犹太人的大都。上海接纳了二万五千个犹太难民
，
是当时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和新西兰接收的犹大难民人数的总和。一九四五

年以后，在国际犹大人遣返委员会的帮助下，离开上海回到欧洲。他也是那些人中的一

个，像水银从温度表的密封玻璃里逃出来一样奇迹，像水银落地一样迅速逃匿，像水银

即使被碎成粉末，也会很快再汇集成完整而晶亮的一大滴一样的顽强。
    他是奥地利人，欧洲排犹开始的时候，他是个二十岁的青年。一九四○年经历了从

奥地利翻过雪山逃向瑞士，在当时的中立国他找不到地方住，找不到地方工作，瑞士没

有把他送给纳粹，但不给他生活下去的可能，它像雪山一样美丽晶莹而寒冷地旁观他的

挣扎。于是他从瑞士再逃往上海，在当时的法国租界里一条高尚的街区落了脚，弄堂里

的中国孩子在他上街的时候常常迫着他叫“大鼻头伯伯”，那是种孩子温和的戏慝，惹

他注意他们。一九四三年他被日本军从复兴中路的住宅赶进虹口犹太人隔都居住，直到

战争结束。一九四五年他离开虹口犹太人隔都，和中国妻子一起住在徐家汇，他在上海

结了婚，有了家，学会写中国字，喜欢吃上海的家乡小吃。一九五二年，他随最后一批

犹太人离开上海，他和妻子去日本，在日本生活七年以后离开日本去美国，在美国生活

了三年，离开美国回到故乡奥地利。所以，他会说奥地利德语，日语，美国英语，卷着

他的舌头。他说着说着，突然对我说：“不过，伲是上海人。”
    他说了一句老式的上海话，然后，他说起了上海。
    有时夜里做梦，又好像走在上海的马路上，法国梧桐树，在夏天的时候把太阳全都

遮住了。复兴中路上有一个法国公园，里面的玫瑰园在黄昏时候香到园子外面来。拉都

路上有一个犹太新会堂，里面有高背木头椅子，听拉比传教的时候可以很安静，听说一

九九三年的时候，发生了火灾，把会堂烧毁了。
    我说新从法那是我中学时代的大礼堂，我们排着队到大礼堂去听报告，总是把身体

缩到高背椅子里面，这样，老师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有时我们到礼堂的楼上去唱

歌，楼上全是褐色的护壁板，一走动，老地板就吱吱地响，尘土飞扬。当时我们都知道

原来这是个教堂，可不知道是犹太人的。同学们都不敢一个人上楼，觉得的些幽暗的角

落下会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
    他说沿着那条路走不远，就有一家犹太人开的餐馆，老板也是从奥地利逃过来的，

里面的东西好吃，所以在上海很有名，听说那时在上海很红的宋家姐妹，也去那里吃过

饭。在窗台上，逢犹太节日，就点上犹太人的九枝蜡的铜烛台。周围还有一个犹太人医

院，有从欧洲来的最好的医生。还有一个犹太人俱乐部，即使是在战时的上海，遇到节

日，犹太人也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用水梳齐自己的头发，到这里来开舞会，那里的地

板是细条子的，房屋高大，窗外有花坛。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常常会让人忘记这里是上

海的什么地方。
    我说是的，现在那个餐馆找不到了。那时的医院，现在是上海五官科医院，当时的

房子，现在还在用着，刷成了白色。那犹太人俱乐部，现在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一栋楼。

风尘仆仆，细条子的地板现在仍旧平滑如初。外面的花坛现在也还是花坛，只不过里面

的玫瑰花，现在又瘦又小，种已经退化了。有犹太人留下来教中国人小提琴，成为音乐

学院的提琴教授，而上海音乐学院的提琴，一直是强项。一九九四年上海犹太人从世界

各地回上海重聚的时候，他们还特地回犹太人俱乐部参观，当年的人拿着照片回来，照

片上在上海出生的孩子，在上海长大的孩子，在上海有了爱情的青年，现在平安地生活

着。
    “跳舞的时候也会有惊险的，那时晚上上海灯火管制的，开灯要先拉黑布窗帘，要

是忘记了，外面就有宪兵叫，将电灯暗掉。”杜尔纳先生说。
    我很吃力地听着他的话，他常常不自禁地把德语、英语和上海话混在一起说，我说
：
“那时候已经有了英特电脑了？”
    他说：“没有。”
    我说：“那怎么说暗掉呢？”
    他说：“你怎么不知道上海话？我是说要把电灯暗掉。”
    啊，是的，那是老式上海话里，灭掉电灯光的意思。
    他说到虹口，纳粹德国特地派员来上海督促日本占领军在崇明岛建立死亡营，可日

本人没有听，他们将红口划出一块地方来，建立犹太难民隔都。那是些红色的老楼房，

紧紧挤在一起，那是教会的房子吧，上面有十字架。小巷子又长又窄，只能过一个人。

周围有舟山路的集市，从早到晚总是熙熙攘攘，中国人和犹太人挤在一起卖所有日常的

东西。中国人的生煎馒头，在油里炸着小葱，香透了一整条街道，犹太人开的路意斯咖

啡馆里，可以买到最好吃的掼奶油。
    我说是的，我去过虹口的犹太人隔都旧址，现在那些红砖的大房子里还住满了人，

我去的时候是中午，阳光灿烂的，隔都的围墙上，当时日本人造的铁栅栏门，现在生了

厚厚的锈，可还用着。走到里面，小巷子仍旧很挤，窄小的水泥空地上有人用钢丝床晒

着棉被，那是从前犹太人搭着木头桌子做饭的地方，我看到过一张照片，是当时住在这

里的犹太人保留下来的，有一个女子，穿着长大衣和皮鞋，站在一个正忙着的男人边上
，
她一手插在腰上，一手搭在木头桌子角上，和四周的拥挤窘迫格格不入，就像一粒灰尘

落在豆腐上一样。
    现在那些房子几乎和犹太人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只是更老，更旧了，一九九四年

有一个夫人回到这里，发现那时她家贴上去的犹太人密苏扎门饰，还留在当年她出生的

房间门上。她用手去摸，里面有一些陈年的灰尘，再摸进去，好像就和小时候她的手指

印子合上了。推得门进去，里面雕了菱形花纹的楼梯扶手上全是灰尘，在天晴干燥的时

候，就是没有人走，它们也会兀自发出一些声响。斜斜的阳光像水一样泼进来，不知道

哪个关着的门里传出细小的音乐声，站在那里，会突然感到一种宁静的感伤，就像在波

兰的那些空空的犹太人隔都里可以感到的一样，那是一种与犹太人紧紧相随的东西。
    隔都外面的舟山路，现在还是一样的拥挤，找不到路意斯咖啡馆了，可街上还有生

煎馒头的香味。在这里我遇见了一个老人，和他说起了犹太人，他从小就住在这里，他

说那时候犹太人在集市里摆小摊卖肥皂，价钱便宜。为了快一点卖掉，他们常常说自己

这是快要离开了，才压低价钱的。“犹太人会做生意，会吃苦。”老人说。这里还有许

多老人记得犹太人，有过犹太孩子做童年朋友。
    他说犹太孩子在上海，是动荡的，也是安全地长大了。就是在隔都里，还是有一个

儿童公园，妇女带着小孩子在这里晒太阳，聊天，也有几个学校，孩子在这里学习意第

绪语，每年都有孩子从学校毕业。还有一个公墓和一个摩西会堂。死在上海了，可以睡

在同胞中间安息，还可以在墓碑的正中间刻一个六角的犹太星星。墓地虽然小，可不必

像布拉格的那个一样三层四层地将棺材堆上去。在活着的时候，则可以信仰自己的宗教
，
那四百个从欧洲奇迹般地集体逃亡上海的米尔经学院的师生，在上海保持了犹太教。常

常还有上海女孩子做了犹太青年的女友，穿着花旗袍到隔都里来，大家就一起去维也纳

咖啡馆坐坐，许多人是从奥地利来的，后来，就把虹口叫小维也纳。犹太人在上海又开

始了自己的生活，虽然不容易，可是有尊严和快乐。
    我说的那个儿童公园，现在还是一个儿童公园，站在人口的地方就能听到孩子在旋

转木马上的尖叫声。只是多了一个黑色的纪念碑，是一九九四年回来的那一批犹太人在

的时候落成的，当时他们都去参加了揭幕仪式。
    维也纳咖啡馆已经不在了，中国人不习惯露天坐着喝什么。不远处的维也纳皮鞋店

还在，连墙上的幌子都是原来的样子，写着“维也纳的鞋”，画着一个世纪初的欧洲鞋

子。
    摩西会堂现在是一个犹太人隔都的小博物馆。陈列着可以收集到的当年的照片，来

上海的犹太人，都会到这里来看一看，费肖夫先生在这里看到了当年自己在虹口的难民

身份证。这里比维也纳的犹太人纪念馆，纽约的犹太人博物馆，就像一间乡下的故居，

老木头地板，很少的照片，自然的天光照亮室内的一切，一到黄昏，屋角落满了阴影，

你好像能看到从俄国来的白胡子大拉比多年以前在这里走动的影子，可以闻到香油被燃

烧时的气味。
    战后，在隔都的墙上贴过大屠杀幸存者的名单，让上海犹太人可以找到亲人的下落
，
现在在那墙上，不知哪个孩子用从教室地上拾来的粉笔写着“春天，紫红色的，大义凛

然，张红是好人，武晨是坏蛋”。
    公墓现在也成了一个平淡的小公园，看不出从前公墓的样子，可听说前几年，偶尔

还能在公园的某一块石头上发现刻着一个六角星星，退休了的老人们在那里下棋。只是

站在薄薄的发黄的草地上，望着对面深绿的忍冬林子，能感到一些什么。那些葬身上海

的犹太人，能说这里是异乡吗？在上海出生的卡拉斯诺说，不说国籍的话，上海是她生

子斯长于斯的故乡。而上海又当真是他们的故乡？这就是无乡可归的犹太人呐。
    他说：“我把自己当成上海人。我喜欢上海人。全世界我觉得上海人是最好的。上

海人懂得Tolerance。他们会为别人让出一块空地出来，他们是最好的人。”
    杜尔纳先生摩着他的大狗，说：“我想回上海去啊，我不喜欢维也纳，可是我要死

在这里。”他摇着头，“欧洲人是多么小气啊，他们真的小气，连你门外的擦脚垫子都

不能移过去一分。战争是过去了，可是他们并没有改变什么。上海人不是这样的，”听

他说真的十分困难，他不知什么时候就从英语变成了德语，又夹着上海话。我和朋友小

心听着，然后把话复述一遍，我告诉朋友她所不懂的上海话的意思，而她告诉我德语的

意思。
    傍晚时候，我们在咖啡馆分手，杜尔纳先生把他的大狗放下来，一身摇摇欲坠的狗

毛，狗也老了。他身后的歌剧院灯火明亮，发黑的雕像雄壮地站在屋顶上，被灯照亮了
，
大街上的花坛里开满了大朵的郁金香。我大声用上海话说：“当心一点，大鼻头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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