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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crazy (雪山), 信区: Reading
标  题: 丁玲(4)
发信站: 紫 丁 香 (Mon Mar 27 06:09:02 2000), 转信




    1944年以后，丁玲到边区文协从事报导写作，写了《三日杂记》。后来延安召
开边区合作会议，会上，丁玲被丰富的素材所感动。不久，又写了报告文学《田保
霖》。《田保霖》发表的第二天，毛泽东专门派人送来了一封信，请丁玲和欧阳山
去吃晚饭。在晚餐桌上，毛泽东对丁玲说：“我一口气看完了《田保霖》，很高兴。
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不
久以后，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又向大家说：“丁玲写了《田保霖》很好嘛！
作家要去写工农兵。”
    鼓舞和鞭策使丁玲迈开了新的脚步，她在人民群众中进行了紧张的采访活动。
在杨家岭，她访问了从前线归来的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刘伯承给了她明确的指示
和具体的帮助。丁玲说：“他表现出来的才智、细致，对于干部的爱护，对人民的
负责，更给了我清晰的印象和深刻的教育。”（丁玲：《写在（到前线去）的前边》）
    她还访问了蔡树藩、杨秀峰、陈再道、陈赓、陈锡联等人。他们都很健谈，提
供了丰富、动人的材料。丁玲坐在窑洞的黑角里，一手扇着扇子，一手写成了《一
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她高兴得一边写一边笑。
    这些朴实无华的作品，表现了丁玲多方面的创作才能。她犹如一个高超的画家，
或轻描淡写，或酣畅淋漓，绘制了时代的画卷。
                                  在桑干河上
    “这些人真使我感动，我不能不深情地望着他们，心里拥抱着他们，而把眼泪
洒在这难走的乱石涧上，洒在这片土地上。”（丁玲：似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
自序》，《延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
    1945年初秋，丁玲组织延安文艺通讯团，于9月离开延安，徒步经晋绥解放区，
年底抵张家口。她本来要去东北，因内战中断交通，只好在张家口停脚。人走进阔
别多年的城市，情感却仍停留在老解放区的农村，连做梦，她都想再返回那些“土
包子”中去。1946年夏天，党中央关于土改的指示传达下来了。丁玲的眷恋之情有
了新的寄托，她立刻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去怀来、涿鹿一带
进行土改。她吃派饭，和身上长着虱子的老大娘睡在一个炕头，走家串户，访贫问
苦，兴致勃勃地和农民交融在一起。逢到老乡分浮财时，有的老太太们挑这挑那，
挑花了眼，不知拿哪样好，丁玲总是去帮忙挑选。村里分房子，往往一下子分不合
适，她在旁边马上就能说出来，某处还有几间什么样的房子，分给什么人住合适。
村里的干部都为她如此熟悉情况感到惊奇。丁玲在土改工作中一个一个地去认识人、
熟悉人。当她从张家口撤退时，一幅土地革命的壮丽图景，已在她的头脑中描绘出
来了。她说：“在一路向南的途中，我走在山间的碎石路上，脑子里却全是怀来豚
鹿两县特别是温泉屯上改中活动着的人们。”“由于我同他们一起生活过，共同战
斗过，我爱这群人，爱这段生活，我要把他们真实地留在纸上。”（丁玲：《〈太
阳照桑干河上〉重印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当她到了阜平的红土山时，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长篇小说的构思已经完成了。“需要的只是一张桌子、
一叠纸、一支笔了。”11月初，便全力投入了写作。在写作过程中，丁玲腰疼得非
常厉害，只好把火炉砌得高一些，把腰贴在炉壁上烫着，伏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
写；夜晚把暖水袋敷在腰间，才能入睡。每当她腰疼支持不住的时候，就像火线上
的战士冲锋陷阵那样，坚持着写下去。1948年6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终于完稿
了。
    它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作品描写的是从1946
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上改的“五四指示”到1947年全国土改会议以前中国农村的伟
大变革，以及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的翻身过程；小说通过华北地区一个村子土改运动
的真实描写，深刻地反映了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与斗争，显示了农村阶级斗争
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丁玲在创作小说中的人物时，立足于现实，但又不是照相式的影印生活中的某
一，一真人。黑妮这个形象即如此。丁玲说，她开始在怀来搞土改时，一个地主的
侄女长得很俊俏，曾在她住的院子里闪过一下，她向周围的人打听，才知道这个女
孩子在地主家受苦受难，却被村里一些人视为异己。丁玲虽然再也没有见过她，但
她的影子却长久地留在记忆中。丁玲以最大的同情塑造这个孱弱的女性——黑妮。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开拓了社会主义文艺前进的广阔道路。1951年获得斯大
林文学奖金二等奖，使丁玲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坛上得到了较高的赞誉。1957年以后，
这本书跟着丁玲同样遭到了不公正的贬抑。
                          欢欣、忙碌，忘不了歌唱
    1949年，丁玲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北京。二十多个春秋，在风浪的冲击下，她
更加坚定、纯真，赢得了很高的声望。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文联常委、《文艺报》和《人民文学》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
主任等职务，倾尽全力完成党交给她的工作任务。
    她曾作为中国作家和中国妇女的一名代表，为保卫世界和平，发展中国人民和
世界人民的友谊，积极奔走。散文《旅欧散记》等作品，生动真实地记录了她这一
时期的活动和见闻。
    新中国的明媚春光，热情、开朗、忘我劳动的人们呼唤着她，她决心用深情的
笔墨描绘和歌唱她多年来梦寐以求，为之斗争的新生活。虽然事务缠身，她仍然写
下相当数量的评论、杂文，大多收在《跨到新的时代中来》和《到群众中去落户》
两个集子中。其中有宣传阐述党的文艺政策的演说和论文，有关怀作家成长的书信
和报告，有缅怀革命烈士，歌颂英烈们丰功伟绩的纪念文章，也有歌颂中苏、中朝
人民友谊的篇章。
    丁玲身居高位，重任压肩，仍尽量找时间到农村生活一段时间，或到全国各地
去走一走，写下了一些优美的散文《粮秣主任》（1953年）、《记游桃花坪》（19
54年）等。这些作品同样注重写人、写人的命运和人的内心，感情炽热，艺术手法
精巧细腻。
                            在逆境中——不忘人民
    丁玲之所以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除她优秀的作品，为祖国解放而战的奋斗精
神外，还有一点，即她遭受到罕见的不公正的待遇后，在逆境中仍然保持着不忘人
民，执著信仰、不懈奋进的可贵精神。
    1955年，她被错定为反党集团头目。
    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时，又把她定为大右派。她的成名之作——《莎菲女士
的日记》，连同在延安写的《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
以及新中国建立后写的《粮秣主任》、《记游桃花坪》，一并成为反党大毒草，她
本人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并成了中国文坛上昭著的“罪人”。
    消失了的丁玲，到哪儿去了？
    她在人民中间生活，在北大荒劳动。
    “对于一个有共产主义信仰的人来说，没有一个地方是荒凉偏僻的。在任何逆
境中，她都能充实和丰富自己”。（《庐山访丁玲》、《解放日报》1980年8月7日）
和一般常人的想法相反，丁玲认为到北大荒不是充军、劳改。她拒绝留在北京，要
求到艰苦的环境中去。她说：“我是个作家，不能离开社会，不能把自己关在屋子
里孤独地写作，否则，我一定会苦闷。不是说要重新做人嘛，我就在新的环境中做
一个更扎扎实实的共产党员！”行前曾有人劝她，改个名字吧！免得不方便。”丁
玲说：“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再大的风浪也顶得住，没有什么了不起。”语言
铿铿，铁骨铮铮，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本色。
    从1958年到1970年，丁玲夫妇带着“右派”帽子在北大荒生活了十二年，先后
在汤原和宝泉岭农场养鸡、养猪、种菜、锄草、扫盲，搞家属工作。她干什么都干
得很出色。
    丁玲到汤原农场后，遇上农垦部长王震视察工作。王震关心地让她当文化教员。
在畜牧队，丁玲的扫盲成绩名列前茅。“还是老丁的队扫得最好。”——扫盲对象
争相传颂她的先进事迹。她在生产队出墙报，一点也不马虎。为了画好墙报插图，
她托人从外地买来不少绘画参考书，这些书放在一起，足有一尺多高。在农场，她
还是个有名气的养鸡能手。
    十多年来，她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老共产党。她实心实意地接受基层干部的
领导，也开诚布公地提出对工作的意见，认真细致地帮助干部做群众工作，她成了
基层干部的助手和参谋。
    在农场，她结交了很多新朋友。《杜晚香》中的主人公，就是丁玲最知心的朋
友之一。丁玲将对她的了解和感情写成一篇散文，小心地珍藏在帆布箱子里，坚信
在自己在世，或女儿、儿子、孙女、孙子时代总有与读者见面的机会。
    丁玲、陈明夫妇，用自己的言行，得到了人们的信任和热爱，他们不再受人歧
视，与人们平等友爱的相处。她充分利用各种条件了解和熟悉各种各样的人，一个
个活生生的典型，一条条新的生命，在作家的脑海里跳动，涌向笔尖，落在纸上。
她废寝忘食，起早睡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积累着创作素材。到“文化大革命”
开始时，已写了十万字的生活记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在严寒的日子
里》及若干短篇共十几万字也写就了。可惜在浩劫中，它们都已荡然无存。
    1966年，空前的灾难席卷了全国，一个普通人尚难幸免，更何况丁玲。对她的
批斗和折磨步步升级，暗斗、单独斗、住牛棚、数不清次数的抄家……她默默地忍
受着。精神上的摧残，经济生活的困顿，没能把她压倒，她像一株独立支撑的大树，
迎风傲雪。
                              永不熄灭的爱情之火
    “如果没有他，我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如果没有他，我即使能活到今天，也
是不可能继续写出作品来的。”丁玲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
    陈明和丁玲手攥着手，肩靠着肩，在生活的深渊中经受了委屈和苦难，走过了
极其艰难的里程。
    到北大荒后，丁玲远离儿女，身边唯一的亲人就是陈明。他们共欢乐，共苦痛，
再苦再累，只要两人在一起总是甜蜜的。到汤原农场后有段时间，陈明到百十里地
以外去修铁路，丁玲一个人留在家里。每到星期六陈明要扒上拉煤的火车回来看望
丁玲，下车后还要走几里路，待他到家，已经晚上十点多了。丁玲为他做好了晚饭，
两个人围着小桌边谈边吃，直到深夜。第二天早晨，陈明跑到几里地以外为丁玲挑
上足够吃一个星期的清水。丁玲坐在那里不是写上几段发自内心的文字，就是画上
一幅流露出无限爱慕和喜悦之情的画像，再取上一个名字“农工回来了！”然后两
人一起动手做午饭，饭后，陈明带着幸福和辛酸，又回到了工地。多少次这样的分
离，多少次分离后的团聚，无论分离还是团聚，两颗赤诚的心永远在一起跳动。只
有在逆境中，才能领会到这种生活的甜美。
    1961年，陈明被摘去了“右派”帽子，1963年有关领导让他回北京安排工作，
丁玲也可以一同回京，但他们拒绝了，与其到北京受监督，不如留在农场“改造”。
    “文化大革命”中，丁玲、陈明都进了牛棚，两人连互相凝视一眼的短暂机会
都没有了。为了给丁玲送去力量，陈明常乘看守人不注意的空隙，给丁玲扔去揉得
皱巴巴的纸团，或是一个破火柴盒，一张枯干的苞米叶子，上面写满了只有丁玲才
能认得出的密密麻麻的小字。这些用特殊材料写成的“情书”，是丁玲生命的甘泉。
她常常偷偷地拿出来抚摸，低低吟诵，陈明那些深情、希望和有力的话语，在她寒
冷的心中点起了生之火把。
      “永远不祈求怜悯，是你的孤傲；但总有许多人要关怀你的
  遭遇，你坎坷的一生，不会只有我独自沉吟，你是属于人民的，千
  万珍重。”
    这些奇特的书简，可集以成册、成书，可惜当丁玲被戴上手铐那天，当丁玲被
脱光衣服搜身那天，这珍贵的财产被当做废纸毁弃了，她的苦苦恳求，怎么也感动
不了那些铁心人。但，这些书简是属于丁玲的，它永远不会消失，它已刻在丁玲心
中，伴随着丁玲走完了人生的历程。
                                 孤寂中的梦幻
    1971年4月，丁玲开始了孤寂的铁窗生活。她和陈明被分别关进一所北京附近的
监狱。完全与世隔绝，一个月放一次风，没有笔也没有纸，什么东西也写不成。她
痛苦极了：“孤寂，无穷无尽的孤寂，我有生以来，从没有尝过这种孤寂的滋味。”
她隐约感到，这是她一生面临的最大考验。她暗暗告诫自己，不管怎样，都不能让
自己的精神垮下来，不、对未来失去希望。她害怕自己将来变成哑巴，常自己和自
己说话，一首一首地背诵唐诗。为了不使自己瘫痪，她利用斗室，想法增加活动量，
顽强地锻炼身体。她把看完的《人民日报》团成一个大大的纸团，称之谓自制“篮
球”，一个人往墙上扔，每天反复数百次。看守员用十分惊疑的目光揣测着丁玲奇
怪的行动。在狱中，她有过不知多少次天真的梦幻，盼望有一天，会有好心的看守
员对她表示同情，替她送来一张陈明的条子。她一天天等待着，盼了一千七百个日
夜，在闪动着希望的火花中，熬过了漫长的五年。
    1975年5月，丁玲夫妇获释了，被秘密送往山西长治滴谷寺下的嶂头村“安家落
户”。这是个偏僻的山村，她的心在这里得到了暂时的安慰。每当黄昏时分，夫妻
俩漫步在山村小道上，生活得倒也悠闲。她生活在蟑头村，好像又回到了暖水屯，
回到了张裕民、刘满、董桂花的身边。那颗与人民息息相关的心，那支为人民代言
的笔，又催她重新上阵。她克服了衰老、多病带给她的困难，从头开始《在严寒的
日子里》的写作。她时而伏在桌子上，时而倚在墙边；人们还时常见她胸前平端着
一块二尺见方的木板，木板上有四个洞眼，系上两条带子，套在她的双肩上。这是
陈明为她写作而专门设计的，她常常在腰疼得不能伏在桌子上写字时，用上这块写
作板。
    在嶂头村，丁玲仍然戴着“右派”的帽子，而且又是陌生的地方，但她的朋友
之多却不减当年。陈明经常教邻家的儿童唱歌，说快板。每逢春节，他们给各家各
户送去大红纸对联。有的人晚上还常常集在他们的屋子里说真心话。
    从监狱出来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丁玲的右臂抬不起来，好几位医生看了，都说
没办法。一位搞农业技术的大学毕业生，业余钻研针灸，经常给老乡治病，从朋友
那里知道了丁玲的病情，每次回家，都为丁玲扎针。他家离丁玲住的村子十余里，
来回三十多里，走得满头大汗，仍不顾风险，坚持为丁玲治病。他说：“你们说她
是右派，我不相信。我自己有眼睛，有思想，我读过她的作品，我认为她不是右派。
现在她的右手有病，不能写作，别人不管，我来试试。”丁玲又回到人民中间来了，
她那颗沉寂的心渐渐地恢复了生气。
    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了，丁玲陷入极度痛苦中，但伟大的“四五”运动像春
雷一样惊醒了她，她要奋起在自己的余年为人民谱写新的篇章。
                        博大的胸怀——永远朝前看
    几十年的曲折而坎坷的生活道路，使丁玲成为一个经得起苦难，又经得起委屈
的坚强的人。纵观历史，横看世界，像丁玲这样仅仅因为写了一些文章，竟遭到如
此厄运，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上是少见的。1979年以后当丁玲的错误结论全部推倒，
她又以一个老革命、老党员、名作家的真实面貌出现在人民面前时，丁玲在想些什
么，干些什么呢？她对亲人——没有眼泪和悲伤；对党——没有抱怨。她只反复地
说一句话：“我现在要是六十五岁就好了！”她刚到北京不久，住处还没着落，家
还未安定时，就和陈明一道跑到桑干河畔的温泉屯，看望当年的老朋友。
    当丁玲又活着再现在人们面前时，许多人惊讶，但更多的是庆幸。一封封热情
洋溢的信，像雪片一样飞来；一张张熟悉的、陌生的面孔，登门拜访。这些人中有
丁玲当年的老战友、老朋友，有在苦难中保护过丁玲的老农工、小姐妹，有老老少
少丁玲的崇拜者，还有远涉重洋的国际朋友，海外作家。不管是谁，丁玲总是热情
接待，用她那不多了的剩余时间和人们谈心、交心。她总是袒露胸怀，充满信心地
对人说：“过去的老帐不要计较了，不要去追究哪一个人的责任……”
      一个读者在来信中写道：“您离开历史二十三年，但历史没有离
  开您；您离开读者二十三年，但读者没有离开您。”
      丁玲从大家安慰的话语中，从人们敬慕的眼神中，看到了人民对她的期望。
她说：“严肃的责任感使我顽强地活了下来，严肃的责任感，又催我向前，去反映
生活，反映时代。”
    丁玲是一个永远想着人民，永远朝前看的人。当她告别沉痛的过去的时候，她
不愿意再回头去写自己的哀伤。她的《牛棚小品》发表后，有人劝她，还是多写一
写你自己吧！你的一生就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小说。她爽快地回答：“写自己还是比
较容易的，但我自己毕竟不重要，还是写活在我脑子里的那些老百姓，那些给我以
力量，给我以光明的普通的人！”
    丁玲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深知自己剩余的时间不多了，她要把失去的时间夺
回来，日夜不停地写作。为了怕被别人打搅，常常在早晨二三点钟起床，一直写到
清晨八九点钟。她刚刚做完癌症手术，肿胀的手还没有复原，就又执笔写作了。
    丁玲在报刊上发表了近二十多万字的文章，其中有散文《杜晚香》、《牛棚小
品》（三章）、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部分章节等。
    丁玲早在五十年代就开始写作《在严寒的日子里》，在北大荒、山西长治，只
要稍一安定，她就继续写。但多灾多难的丁玲在她身强力壮的时候，竟没有完成这
部长篇巨作，只好在白发满鬓，身衰力竭的晚年，拼力实现这一夙愿了。
    这部小说写的是1946年秋天华北农村士改以后的故事。在八路军主动撤走后，
敌人重新还乡，村上只留下几个新党员坚持斗争，直至胜利。全书原订写八十章，
因担心健康状况，拟压缩成五十章，约五六十万字。
    1979年11月，丁玲抱病参加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作了题为《讲一点心里话》
的发言，并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
    丁玲在五十多年坎坷写作生涯中，和人民的心贴得更紧，更紧；和人民的结合
也到了相当完美的程度。她深感幸福和欣慰。
                                   最后的岁月
    “生命的白天已经过去了，黄昏已经到来”，丁玲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为
了弥补逝去岁月的损失，也为了珍惜未来有限的时光，她忍受着多种疾病的折磨，
超出了一位老人所能承受的负荷，国内、国外，大江南北，“马不停蹄”，用生命
的余辉编织着多采的人生画卷。
    1980年，中共中央批准关于丁玲右派问题的改正意见；恢复其党籍、政治名誉
和工资级别。陈明的奔走，丁玲的呼号，终于有了结果，她卸下了大山一样的沉重
包袱，但丁玲没有就此停步，安度晚年。1981年7月，获得自由后的第一站是北大荒，
她要重新踏上那块黑土地，去看望在绝境中给她以生的希望的农工朋友。她先后访
问了曾经生活过的普阳农场、宝泉岭农场以及周围的几个农场。见到一张张熟悉的
面孔，一片片紧张收割的麦田，丁玲开怀大笑，终于圆了晚年的梦。北大荒是她流
放、充军的地方，这里给她留下了许多难以抹掉的痛苦的回忆，但丁玲还是想念北
大荒，这里同时也给了她生的勇气及人世间最美的感情。丁玲离开北大荒时，曾深
情地对北大荒人说：争取时间，把手里的两本书写完，再回北大荒来看看你们……
    8月29日丁玲应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邀请，赴美访问。她身上残留着北大荒的麦
香，心里装着北大荒人的亲情，又踏上了陌生的异国土地。丁玲与世隔绝二十多年，
大洋彼岸是个什么样的世界？那里的人将如何看待自己？他们会问自己什么样的问
题？她在心里暗暗地揣摩着，也微微地躁动着不安。
    爱荷华的生活是轻松愉快的，她喜欢这里环境的安宁、和谐，但更喜欢来自不
同国家的人，大家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交谈，可以“用共同的语言谈不同的思想”。
丁玲在美国期间，主动地接受别人对自己的了解，访美期间，一些美国人很想听一
听这个受过冤枉，坐过共产党监狱的人是怎样想？怎样说的？也有些人想从丁玲口
中得到一些爆炸性新闻，以收到轰动效果。丁玲面对一些陌生的听众，不论是政治
见解相同者，还是不同者；不论是私下交谈，还是在公开场合，她总是侃侃而谈：
    “我是一个中国作家，是中国人民的女儿。中国人民的艰难生活哺养着我，使
我一生都跟着人民的足迹生活、工作、写作，六十多年来，可以说是见过一点世面，
经过一点风雨。现在我已七十七岁，我只存一点希望：为人民战斗，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
    隔绝了半个世纪的另一半球上的人要了解丁玲，丁玲也要了解他们。在美国期
间，她会见了三十年代相识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的前妻——尼姆·威尔士女士，
还有三十年代曾在上海主编英文版《中国论坛》的伊罗生。丁玲也结识了不少的新
朋友，接触了美国社会各种各样的人。她以作家的敏感，特别关注人的命运，当她
无意间看到了曼哈顿街头的佝偻老人时，丁玲百感交集，纷纭复杂的美国社会在她
心里投下的影子实在难以抹掉。
    丁玲在爱荷华停留不到三个月，11月23日她又飞往加拿大，进行短暂的访问。
丁玲是第一位由中国正式派往加拿大的作家。短短的十天，她奔赴蒙特利尔、渥太
华、多伦多、威尔匹克等四大城市。1981年岁末，丁玲取道旧金山、洛杉矾、香港，
回到北京。
    西方世界在她心里的人和事催促她迅速地拿起笔来，散文《访美散记》一篇又
一篇地连续在报刊上发表。另外，她还写了《我认识的瞿秋白》、《胡也频》等振
撼人心的作品，发表了《我希望的文艺批评》、《我也在望截流》、《五代同堂，
振兴中华》等论文多篇。
    丁玲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她都不曾停止写作。但她又不是一个埋头于自我天地
的作家，她始终关注人生、关注社会，她的创作与社会取同一步调。从美国回来后，
她的脚步遍及祖国的东西南北中，从她匆匆的行程上看，好像忘记了自己是八十高
龄的老人了。但分明又没有忘记，常常挂在她嘴边的一句话是：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1982年，丁玲先后赴天津、沈阳、大连、长沙及故乡常德、临澧讲演、参观、
探亲访友。年底，又应云南人民出版社之约，到昆明、个旧，景洪等地访问。1983
年4月丁玲应法国总统密特朗之邀，与作家刘宾雁一起赴法国访问。5月底，又赶往
上海，浙江等地访问巴金，参加冯雪峰学术讨论会。1984年6月去厦门、泉州、福州
等地参加丁玲创作讨论会，凭吊胡也频故居。10月去湖北武汉、葛洲坝等地。11月，
已是北方的初冬季节，丁玲为了完成《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创作，又到了桑干河地
区的蔚县，看望并访问了土改时的战友，老县委书记王纯。来到桑干河，好像又回
到了解放战争年代，她打算着：这回可以找回一些感觉，明年无论如何也要把这部
书写完，以完成她后半生的心愿。1985年初春，丁玲又去了广西，接着从西安直奔
延安，在西安、延安，她参观访问了那里的工厂、农村、学校，带着对延安的无限
眷恋之情，回到北京，5月又去澳大利亚访问。
    这一段时间，是丁玲创作的丰收季节，也是她生命里程上最后一个创作高峰，
她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毛主席给我的一封信》、
《我与戏剧》、《易俗社与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忆潘汉年同志》、《回忆宣侠
父烈士》等。除构思《在严寒的日子里》的部分章节外，还创作了饱含辛酸，给她
带来巨大灾难的两本回忆录《魍魉世界》、《风雪人间》。丁玲曾对我们说：“这
两本书无论如何我都要写完，我写这两本书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南京和北大荒虽
然都是失去自由的生活，但南京是鬼蜮的世界，而北大荒虽然有风雪，却是人间。”
    1985年7月13日，丁玲终于不堪重负，因病住进了医院。这次病倒与其说是因为
频繁的社会活动和艰苦创作的劳累，不如说创办《中国》文学双月刊的无限烦恼，
使她难以承受。《中国》文学双月刊的诞生是丁玲文学生涯的又一辉煌，也是她生
命的归宿。丁玲从1984年开始筹办《中国》文学双月刊，同年11月28日《中国》文
学双月刊创刊招待会召开，直至1985年春天，《中国》文学双月刊创刊号问世，花
费了多少心血，有谁能算得清呢？申请刊号、编辑部的人事安排、找经费、找房子，
到刊物组稿、印刷发行无一不渗透着她的苦心。创刊号上刊载了她亲笔写的报告文
学《一代天骄》，她不顾疾病缠身，亲自去采访一位普通的青年改革者，不正是体
现了她自己对改革的献身精神吗？一位八旬高龄的老人去创刊并主编这样一本大型
文学刊物，实属罕见。她为什么要执拗地这样做呢？回答自然很简单：丁玲就是丁
玲。其他的解释都显得多余和累赘。丁玲和《中国》共存亡，1985年8月出院，9月
又住进了协和医院。住院期间，她一直关心《中国》文学双月刊的工作，在医院多
次召集、接待编辑部的工作人员，研究安排工作，直至1986年3月4日，九死一生的
丁玲，终于未能闯过这一关，留下了许许多多的遗憾，离开了我们。
                                   丁玲不死
    3月15日，庄严、肃穆的灵堂里有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送的挽联、花圈；一批又一
批的人流向她作最后的告别……最引起我们注目的是：丁玲身上覆盖的那面红旗。
这是农工代表们从遥远的北大荒带来的，上面绣着“丁玲不死”四个耀眼的大字。
“丁玲不死”既表达了北大荒人对丁玲的高度评价，也说明了丁玲在他们心目中的
位置，同时也代表了许许多多与丁玲相识不相识的人对她的“盖棺定论”。多么真
诚、简炼、朴素的语言！丁玲逝世后，党和国家给她很高的评价，新华社3月15日在
介绍《丁玲的生平》中写道：
      丁玲同志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国内外享
  有盛誉的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
  的好女儿，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这位为中国革命
  和中国革命文化事业艰苦奋斗了一生的、久经考验的革命文学
  家！
    丁玲的逝世，许多国外知名人士也极为关注，前苏联、法国、澳大利亚、加拿
大等驻华使馆及作家协会，还有许多外国友人，都发来了唁函，对她的逝世表示哀
悼。法国作家苏珊娜·贝尔娜的唁函是：“她永远在那里！”是的，丁玲不会死，
她永远在人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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