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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上）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Fri Oct 13 10:16:21 2000), 转信
在将近整整一百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火炬家族中，竟没有一个中国作家的名字。要探
究其原因，就得“知彼知己”――知彼：知道诺贝尔文学奖是怎么评出来的，受到那些因
素制约；知己：知道中国现状和成就如何，在世界文坛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1
一提起诺贝尔文学奖，就不能不涉及到对中国文学的评价。差两年便是整整一百年的
这一世界文学大奖，中国作家诗人为什么完全缺席？这不是一个容易说清的问题。１９６
７年，瓜地马拉的作家阿斯图里亚斯在获奖演说中称赞瑞典文学院选择的获奖作家，已组
成一个影响人类精神的
家族，“这个家族就是高擎着光明火炬的诺贝尔家族”。可是，站立在拥有数千年文化历
史土地上的中国作家，背后又是站立着１２亿同胞兄弟的中国作家，却没有一个进入这个
火炬大家庭。诺贝尔文学奖自从１９０１年设立以来，直至１９９８年，在９８年中共颁
发９１次，成为这一家
族成员的共９５名(１９１４、１９１８、１９３５、１９４０、１９４３年因两次世界
大战无法评奖；１９０４、１９０７、１９６６、１９７４年同时颁奖给两位作家)。这
一火炬家族的作品本身就构成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史的一种框架或者说一大线索，可是，中
国作家却徘徊在大家庭的
门外和这一文学史的框架之外，未能参与世纪性的火炬游行与文学狂欢节，这是为什么？
这是瑞典文学院的问题还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自身的问题？或者是语言翻译问题？还是批
评尺度问题？这一切都涉及到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评价以及对许多著名作家诗人的评价
，都不是简单回答得了
的。
２
踌躇之后还决定写，完全是因为我个人和瑞典的缘分和情谊，并由此也对瑞典文学院
和“火炬家族”有所了解。我在１９９２年夏天，接受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主任罗多弼
教授和他的老师马悦然教授的邀请，前去担任客席教授一年。
我和马悦然夫妇第一次见面是在１９８７年，北京。中国作家协会设宴欢迎他们，我
算是一半主人一半客人。我们一见如故，顾不得寒暄就谈论中国文学。我暗暗吃惊马悦然
对中国文学竟熟悉得如数家珍，从古到今都熟悉。这次见面后的第二年，即１９８８年秋
天，我接到马悦然和瑞
典文学院的正式邀请函，邀请我参加１２月１０日举行的五项诺贝尔奖的颁奖仪式。马悦
然告诉我，这是瑞典文学院邀请的第一位中国作家，最好是穿中国服装，不要穿西装。此
次我所以没有谦让，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并非作家，而瑞典文学院请我也一定是把我当作一
个中国文学的评论者和
研究者，一个有资格参加推荐的学人。邀请其他作家容易有过敏的反应，而我去反而自然
一点。
诺贝尔(１８４４年－１８９６)在逝世前一年的１８９５年１１月２７日立下了遗嘱
，将他的全部财产，即当时的３１００万克朗(相等于现在的２亿３０００万美元)设立基
金，用每年的利息授予一年来在物理、化学、医学、文学、和平等五个方面对人类社会做
出卓越贡献的人。瑞典
政府立即建立基金会，并决定在每年１２月１０日诺贝尔逝世纪念的这一天举行颁奖仪式
。被邀请的客人一般都提前几天到达，我也提前了一个星期。在这几天中，我参观了斯德
哥尔摩城，还特别踏雪去拜谒了诺贝尔墓地。几位瑞典朋友都说，诺贝尔的墓地不好找，
他的墓碑和普通人的墓
碑一样。幸而《人民日报》记者顾耀铭先生记得墓地所在，就带我去寻找。诺贝尔虽然名
布四海，墓地却很小，他终生未婚，只和他的另外四位家人合葬在一片普通的公墓里，墓
碑上没有一个字记载他的功勋。站在雪地里，面对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的碑石，我心中升
起了敬意。这位被称为
炸药大王(发明８５种火药)的科学家，生前做着和平梦，死后还继续着和平梦。他不仅具
有科学天才，而且喜欢文学，常常诵读着雪莱的诗，特别赞赏“人类皆兄弟”的句子，他
大约不知道我国古圣人孔夫子也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名言，也达到一种大情怀与大境
界，可见，全世界的人
性是相通的，诺贝尔设立国际奖金，并非乌托邦。
发奖前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是听取获奖者的演说。到了斯德哥尔摩，才知道诺贝尔物
理奖与化学奖由皇家科学院评定，医学和生物学奖由瑞典皇家卡洛琳学院评定。负责评定
文学奖的瑞典文学院并没有“皇家”二字挂在名称上，但和王宫一起坐落在斯德哥尔摩的
老城岛上。文学院成立
于１７８６年，是当时崇尚法国文化的国王古斯塔夫三世摹仿法兰西学院的模式建立的。
只设１８名终身制的院士，在院内的会议厅内，每个院士都有一把固定的交椅。１８９６
年，文学院接受了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任务。三家研究院分别举行获奖演说。我自然是去
听取埃及获奖作家马哈
福兹的演讲，可惜这位“阿拉伯当代小说的旗手”因年迈未能亲自到会，讲稿由他人代读
，而几天后的领奖则由他的两个女儿代表。
１２月１０日下午，斯德哥尔摩音乐厅里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奏起莫扎特的《Ｄ大调
进行曲》，颁奖仪式隆重开幕。主客人全部穿上礼服，台下的前几排是内阁首相和全部大
臣及获奖者的亲属，而台上的格局则特别有意思。主席台的中间是三个学院的全部评选委
员，他们前面的左侧是
获奖者，右侧是国王、王后和王室主要成员，看到台上的结构，我就感觉到结构的象征意
蕴：在精神价值创造的领域里，国王并不把自己放在中心地位上。被放在文化金字塔塔尖
位置上的是评选委员们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国王的风度很好，脸上总是带着微笑，他把奖
品(一份写着获奖评语
的证书，一枚带有诺贝尔头像和铭文的金质奖章和奖金)一一授予获奖者。马哈福兹的两
个女儿领奖时激动而谦卑地站着，国王把奖品提到她们面前时谁都不敢先伸出手。颁奖完
毕之后，便是国王的盛宴和会后的狂欢节。在宾客开始欢舞时，我走到大厅阳台上，看到
斯德哥尔摩满城灯火辉
煌，如同白昼，我意识到：人类精英的天才创造在这里赢得了天地间最高的敬意。
参加了这次颁奖仪式之后，一种使命感开始在我心中觉醒：我应当履行一个中国文学
研究者的责任，好好推荐祖国的几位诗人与作家。不管是谁，不管他们是身处内地还是身
处台湾或香港，只要他们确实高擎着人类光明的火炬，而且具有不同凡响的创造业绩。
后来，我又有机会再度来到瑞典，而且是整整一年。因为时间从容，我参观了几次瑞
典文学院，观赏了室内的大书库。书籍层层叠叠，共有二十多万种。我特别留心翻译成英
文或瑞典文的中国文学作品，但是找来找去，只有寥寥几本。院楼内静得出奇，每次到那
里只见到两个人，一个
是评选机构的秘书，一个是图书管理员(据说还有一个只上半天班的工作人员)。经秘书的
热情介绍，我对瑞典文学院的结构和评选规则、程序有了了解。
文学院共十八名院士，从院士中又选出五名组成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审议世界各处
提出的候选人的名单。这些名单是世界各地具有推荐资格的推荐人提出的，有的则是上一
届留下来的名字。按照诺贝尔文学奖章程的规定，下列四种人具有推荐资格：(１)历届诺
贝尔文学奖获奖者；(
２)各国科学院院士或相当于院士资格的人；(３)各国高等学府中的语言和文学的正教授
；(４)各国作家协会的主席和副主席(不包括理事、会员)；推荐必须提交正式推荐书并附
被推荐者的原著或译本，由个人签署，不接受团体的推荐，推荐书必须在每年２月１日午
夜前送达瑞典文学院，
逾时则算作下一年度推荐。候选人名单每年少则几十名，多则一百多名。委员会先对名单
进行筛选
，减到１５名，然后再继续讨论继续筛选，到了５月底，便减缩到只剩下５名。从６月开
始，院士们便进入暑期阅读，审看最后五名候选人的作品，到了９月，假期结束，院士们
便以书面形式报告自己选择的人选及其理由。这之后，每星期四晚上进行讨论、辩论、投
票，直到人选中有一名
候选人获得９票以上。如果一直无人达到９票以上，可考虑颁给两人或延期至下一年。我
在斯德哥尔摩的时候，星期四晚上马悦然的夫人陈宁祖大姐最有闲空，她总是邀我的妻子
陈菲亚去逛商场，因为这个时候，马悦然和他的同事们正在辩论得热火朝天。
到了十月初，院士们进行无记名投票，最后执行主席挥动木槌在会议桌上重重地敲了
一下，即决定谁是该年获奖者，院士们才松了一口气。整个过程严格保密，不仅谁得诺贝
尔奖不知道，即使进入前五名的名单和其他提名名单也保密得严严实实的。我在瑞典这一
年，后来赢得了诺贝尔
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也到斯大东亚学院访问讲演，而马悦然夫妇却从未泄漏过他可
能获奖的任何信息。嘴严，这是瑞典评审院士们的共同特点。尽管新闻媒介千方百计地想
套出消息，但总是难以攻破。１９７６年之前负责评审的研究院与瑞典报刊有个默契，评
审结果可在公布前４８
小时通知他们，以让他们作准备，但不得泄漏。但是，１９７６年却有一家电台透露了文
学奖得主乃是索尔·贝娄的消息，瑞典各家报刊自然像着了魔似地加以传播。此事激怒了
文学院，现在新闻界再也别想得到４８小时的优先权了。不过新闻记者的本领往往是人们
难以预料的。例如，有
的记者竟然从瑞典文学院的书架上发现哪位作家的书籍全被借空而猜出获奖对象，但也只
是猜测而已。瑞典文学院和皇家科学院保密的严肃性，毕竟经受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考验。
因为瑞典文学院的１８名院士担负如此重要的工作，而且作业时又极为保密，我便产
生一种好奇心，想看看他们。恰好我到达瑞典的那一年(１９９２)，文学院吸收了女诗人
卡特琳娜·弗罗斯特森为院士。此时卡特琳娜年仅４２岁，属于“新鲜血液”。瑞典的朋
友告诉我，她是个现代
派诗人。接纳这么年轻的女性作家为院士，这在瑞典是件大事。因此，文学院公开举行投
票选举仪式，并邀请国王、王后光临。此外，他们还邀请大约两百名各界人士列席观赏。
我很荣幸也被邀请出席了仪式。
会议厅灯火通明。厅堂正中间摆着长方形的古雅的会议桌，桌子两旁摆着椅子，座位
空着。国王、王后和客人们分别坐在桌子的两侧，中间空着一条小道，等着院士们从另一
间房子走过来就座。时间到了，我发现正好轮到担任执行主席的马悦然走在前边，接着就
是卡特琳娜，后面便是
每一年都在决定谁获诺贝尔奖的院士们，一个跟着一个地从我们眼前走过，然后进入会议
桌。院士多数是些老年人，如果不算这位女新秀，平均年龄恐怕在７０岁左右。有两三位
特别老的，但没有一个显得疲惫。坐在我身边的罗多弼教授小声告诉我，这些院士有一半
是教授学者，一半是作
家诗人，但都懂得三、四国文字。毫无疑问，他们是无私而可信任的。道义倾向可能有，
然而，即使有，也是向善的。例如授予俄国作家的五名有布宁(１９３３)、帕斯捷尔纳克
(１９５８)、萧洛霍夫(１９６５)、索仁尼辛(１９７０)、布罗斯基(１９８７)，这五人
中有一个被苏联政府所
认可的萧洛霍夫，其他四个人则是苏联政府的“异端”，三位流亡海外，一位拒绝流亡但
也自我放逐于革命王国之外。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这种倾向后来被历史证明，他们的选择
没有错。不管怎么说，文学批评家，尤其是像瑞典文学院这一大文学批评群体，其心灵之
中蕴含起码的人类良知
是完全必要的。
院士们如何把握这种道义倾向，并非易事。我到瑞典时，才知道院士们为如何把握分
寸这一倾向而发生争论以至三名院士辞职。辞职的原因是１９８９年印裔英国作家萨尔曼
·鲁西迪的《撒旦诗篇》激怒了伊朗的宗教领袖霍梅尼。霍梅尼以鲁西迪亵渎《可兰经》
之罪对他下了追杀令，
从而震动了全世界。一向维护作家尊严与创作自由的瑞典作家纷纷表示抗议，有些人还建
议瑞典文学院也发表抗议声明。可以肯定，瑞典文学院的道义倾向是和鲁西迪站在一边，
但是，这种倾向要不要表现为直接对抗，以文学院的名义发表抗议声明却值得考虑，这就
是个分寸问题。文学院
内进行辩论，最后的结局是文学院以不干预政治为理由而拒绝发表抗议声明，而另一个结
局是三名院士在此时宣布退出文学院。这三位院士虽然已经退出，但按终身制的规定只能
等到他们去世之后才能补上新人，因此，从１９８９年之后，文学院便空下三个席位。从
这件事情中，我们可以
看到，一个举世瞩目的文学评奖机构，它的工作是何等复杂艰难，文学毕竟不是存在于象
牙塔之中，它处在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当世界发生了影响人类命运的大事件时，要求
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应当“心如古井”，只埋头地阅读小说诗歌本文，似乎不大可能。
３
诺贝尔文学奖是按照诺贝尔的遗愿设立的，其发奖宗旨也是充分尊重诺贝尔的遗愿的
。按照诺贝尔的遗愿，文学奖应赠给“文学家，他曾在文学园地里，产生富有理想主义的
最杰出的作品。”在遗嘱的末尾，诺贝尔还表示：“我确切地希望，在决定各奖的得奖人
时，不顾及得奖人的国
籍；只有贡献最大的人，可获得奖金，无论他(或她)是不是出生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里
。”
诺贝尔的遗愿是非常美好的，然而，如何掌握理想主义则不容易。何为理想主义？理
想主义的内涵中包含着多少道德原则，多少美学艺术原则？在掌握理想原则时是强调它的
古典的、永恒性内容还是强调它的现代性内容？这不是像学生在考卷上做出几句理论答案
就可以解决的，它需要
文学院在评选中选择一些与人类理想、人类总体期待、总体希望相合拍的基本视角和标准
。然而，即使选择了最符合理想主义的批评视角，也难以避免批评的主观性。视角、标准
、审美判断毕竟是人创造出来的，文学作品极为丰富复杂，人的视野、眼光、能力极为有
限，并非三头八臂的瑞
典文学院士们尽管辛苦劳作，功劳很大，但也不能不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我们不妨共同作
次世纪性的文学之旅，然后看看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失。
先看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名单。
１９０１年 莱涅·苏利－普鲁东(法国)
１９０２年 狄奥多·蒙森(德国)
１９０３年 比昂斯腾·比昂松(挪威)
１９０４年 弗莱德里克·米斯特拉尔(法国)，何塞·德·埃切加莱·伊·埃伊萨吉
雷(西班牙)
１９０５年 亨利克·显克维支(波兰)
１９０６年 吉奥修·卡尔杜齐(意大利)
１９０７年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英国)
１９０８年 鲁道夫·克利斯托夫·奥肯(德国)
１９０９年 塞尔玛·拉格洛芙(瑞典)
１９１０年 保尔·海才(德国)
１９１１年 莫里斯·梅特林克(比利时)
１９１２年 戈哈特·霍普特曼(德国)
１９１３年 拉宾德拉纳斯·泰戈尔(印度)
１９１４年 (未颁奖)
１９１５年 罗曼·罗兰(法国)
１９１６年 卡尔·古斯塔夫·魏尔纳·冯·韩德斯坦(瑞典)
１９１７年 卡尔·阿道尔夫·吉勒鲁普(丹麦)，亨瑞克·彭托皮丹(丹麦)
１９１８年 (未颁奖)
１９１９年 卡尔·斯比特勒(瑞士)
１９２０年 克努特·汉姆生(挪威)
１９２１年 阿那托尔·法郎士(法国)
１９２２年 哈辛托·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西班牙)
１９２３年 威廉·勃特勒·叶慈(爱尔兰)
１９２４年 乌拉迪斯拉瓦·斯坦尼斯拉斯·莱蒙特(波兰)
１９２５年 乔治·萧伯纳(英国)
１９２６年 格拉齐娅·黛丽达(意大利)
１９２７年 亨利·柏格森(法国)
１９２８年 西格里德·温赛特(挪威)
１９２９年 保尔·托马斯·曼(德国)
１９３０年 亨利·辛克莱·路易士(美国)
１９３１年 埃里克·阿克赛尔·卡尔费尔特(瑞典)
１９３２年 约翰·高尔斯华绥(英国)
１９３３年 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蒲宁(俄国)
１９３４年 路易吉·皮兰德娄(意大利)
１９３５年 (未颁奖)
１９３６年 尤金·奥尼尔(美国)
１９３７年 罗杰·马丁·杜·加尔(法国)
１９３８年 赛珍珠(美国)
１９３９年 弗兰斯·埃米尔·西兰巴(芬兰)
１９４０年－－１９４３年(未颁奖)
１９４４年 约翰尼斯·维尔内姆·延森(丹麦)
１９４５年 加波列拉·米斯特拉尔(智利)
１９４６年 赫曼·赫塞(瑞士)
１９４７年 安德烈·纪德(法国)
１９４８年 托马斯·史蒂恩斯·艾略特(英国)
１９４９年 威廉·福克纳(美国)
１９５０年 伯特兰·亚瑟·威廉·罗素(英国)
１９５１年 帕尔·法比安·拉格尔克维斯特(瑞典)
１９５２年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法国)
１９５３年 温斯顿·罗纳德·史本斯·邱吉尔(英国)
１９５４年 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美国)
１９５５年 哈尔多尔·基里扬·拉克斯内斯(冰岛)
１９５６年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西班牙)
１９５７年 阿尔伯特·卡缪(法国)
１９５８年 鲍里斯·列昂尼德维奇·帕斯特纳克(苏联)
１９５９年 萨尔瓦多·卡萨姆多(意大利)
１９６０年 圣�琼·佩斯(法国)
１９６１年 伊弗·安得里奇(南斯拉夫)
１９６２年 约翰·史坦贝克(美国)
１９６３年 乔治·塞菲里斯(希腊)
１９６４年 让·保罗·萨特(法国)
１９６５年 米哈依尔·亚历山德洛维奇·萧洛霍夫(苏联)
１９６６年 撒缪尔·约瑟夫·阿格农(以色列)，奈丽·莱欧涅·萨克斯(瑞典)
１９６７年 米格尔·安格尔·阿斯图里亚斯(瓜地马拉)
１９６８年 川端康成(日本)
１９６９年 萨缪尔·贝克特(爱尔兰)
１９７０年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忍尼辛(苏联)
１９７１年 巴勃罗·聂鲁达(智利)
１９７２年 海因利希·鲍尔(德国)
１９７３年 帕特里克·维克多·马丁达尔·怀特(澳大利亚)
１９７４年 伊凡·奥洛夫·渥诺·强生(瑞典)，哈瑞·埃德蒙·马丁松(瑞典)
１９７５年 尤金尼奥·蒙塔莱(意大利)
１９７６年 索尔·贝娄(美国)
１９７７年 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梅格(西班牙)
１９７８年 以撒·巴什维斯·辛格(美国)
１９７９年 奥迪塞乌斯·埃利蒂斯(希腊)
１９８０年 切斯拉夫·米沃什(波兰)
１９８１年 埃利亚斯·卡内提(英国)
１９８２年 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奎斯(哥伦比亚)
１９８３年 格拉尔德·威廉·高登(英国)
１９８４年 雅罗斯拉夫·塞费尔特(捷克斯洛伐克)
１９８５年 克劳德·西蒙(法国)
１９８６年 沃尔·索因卡(尼日利亚)
１９８７年 约瑟夫·亚历山德洛维奇·布罗斯基(俄国－－美国)
１９８８年 纳吉布·马富兹(埃及)
１９８９年 卡米洛·何塞·塞拉(西班牙)
１９９０年 奥克塔维奥·帕斯(墨西哥)
１９９１年 纳丁·歌蒂玛(南非)
１９９２年 德列克·瓦尔科特(特里尼达)
１９９３年 佟妮·莫里森(美国)
１９９４年 大江健三郎(日本)
１９９５年 席默斯·希尼(爱尔兰)
１９９６年 维斯拉瓦·辛波丝卡(波兰)
１９９７年 达利欧·弗(意大利)
１９９８年 霍塞·萨拉马戈(葡萄牙)
按照这份名单，我们看看各国得奖状况：
法国 １２人
美国 ９人(不包括有美籍的布罗斯基)
英国 ６人
德国、瑞典 各７人
意大利、西班牙 各６人
俄国 ５人(包括布罗斯基)
丹麦、挪威、波兰、爱尔兰 各３人
瑞士、智利、希腊、日本 各２人
澳大利亚、比利时、印度、哥伦比亚、芬兰、瓜地马拉、冰岛、以色列、南斯拉夫、
捷克、尼日利亚、埃及、墨西哥、南非、特里尼达、葡萄牙 各1人
直至１９９８年为止，共有９５人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而法国、美国、英国、德国、
瑞典、意大利、西班牙、俄国等八个国家有５９人，如果再加上丹麦、挪威、波兰、爱尔
兰，则有７１人。很明显，诺贝尔文学家族重心在欧洲和美国，倾斜是明显的。不过，我
们也不能不承认，诺贝
尔文学奖确实具有国际性，它的眼光在努力跨洋过海，伸向世界各地，甚至伸向尼日利亚
、特里尼达等小国家。尤其是从１９８２年授予马奎斯和１９８６年授予Ｗ·索因卡(尼
日利亚)之后，２０年来，诺贝尔文学家族竟增添了哥伦比亚、捷克、尼日利亚、埃及、
墨西哥、南非、特里尼达
、葡萄牙等八国国籍，这又表明，瑞典文学院正在朝着更加国际化的路向走，努力减少倾
斜度。１９９２年我在瑞典时，得奖者是特里尼达的德列克·瓦尔科特，这是一大冷门。
瑞典报纸告知人们，这位诗人兼剧作家在消息公布时，正在美国波士顿，他已经起床，准
备吃了早饭后坐飞机到
弗吉尼亚去给弗大戏剧系的学生讲课。他一人独处，妻子在西印度群岛老家，身边清冷，
当电话铃响，瑞典文学院秘书通知他的时候，他大吃一惊，和许多人一样感到意外。
我被瑞典文学院邀请去听他的获奖演说，一进门，就拿到一份英文讲稿，题目是：《
安德列斯·关于史诗记忆的碎说》，讲话表明了这样一种美学观念：一只完整无缺的花瓶
纵使再美，也缺乏足够的魅力，但如果将若干从历史掩埋中挖掘的花瓶碎片加以细心拼合
，则那弥合的花瓶便具
有欣赏不尽的艺术魅力。一尊精心雕制的塑像固然美，但清晨凝聚于那雕像上的清纯的露
珠，当更具有摇人心旌的瑰彩。瓦尔科特的演讲既有论文的思想魅力，又有散文的内在情
韵与风采，确实很有才华。他的审美理想，也反映了瑞典文学院的部分审美理想与审美标
准：不求完整无缺，但
求能汇集人类历史的各种文化精华，凝合出一种清新而富有活力的个性。瓦尔科特这一讲
演的主旨和他的作品内涵正好和瑞典文学院八十年代之后寻找的方向十分合拍，完全符合
他们的文化理想。所以他们在颁奖辞中这样解释授奖给瓦尔科特的理由：他的诗作具有巨
大的光能和历史的视野
，这种历史视野来自他对多种文化的介入。末尾这句话：对多种文化的介入，正是瑞典文
学院世纪末最后二十年的努力。所谓“国际化”，也就是各种文化的介入与融合。瓦尔科
特得奖后，我的朋友陈迈平在一篇评论中对瑞典文学院这一路向说得十分中肯。他说：“
近年来，瑞典文学院对
所谓第三世界国家文学或者所谓边缘文学的注重是有目共睹的，欧美作家已经越来越难问
津诺贝尔文学奖了。文学院自然也非常关注‘文化认同’问题，而且作品本身代表一种有
效地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就是各种文化的介入与融合。一般瑞典人的性格都是宽容谦和的
，他们不主张斗争的哲
学，而是喜欢和平中立和互相忍让。院士们也都如此，他们不想站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
立场来评价其他文化的作品，也并不主张各种文化之间互相对立、排斥和较量，而且主张
互相联系、融合甚至介入。”
从一百年来这份诺贝尔文学“火炬家族”的名单来看，我还觉得，二战之后的评选比
二战之前评得更好。他们确实选择了一群世界公认的杰出作家，而这些作家作品的大思路
，确实体现了人类之爱这一基本理想。１９４９年，福克纳在获奖的演说中说，一个作家
，“充塞他的创作室空
间的，应当仅只是人类心灵深处从远古以来就存有的真实情感，这古老而至今遍在的心灵
的真理就是：爱、荣誉、同情、尊严、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如若没有了这些永恒的真实
与真理，任何故事都将无非朝露，瞬息即逝。”他还说：“人是不朽的，这并不是说在生
物界惟有他才能留下不
绝如缕的声音，而是因为人有灵魂－－那使人类能够怜悯、能够牺牲、能够耐劳的灵魂。
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在于写出这些，这些人类独有的真理性、真感情、真精神。”瑞典文
学院选择了福克纳，而福克纳的这席话又充分地体现瑞典文学院所把握的诺贝尔的“理想
主义”和评价准则。一
百年来，诺贝尔文学火炬家族确实共同展示了一种“心灵的真理”，宇宙的理性，这就是
爱、荣誉、同情、尊严、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反此真理的另一极，即仇恨、暴力、堕落
、冷漠、自私等等，瑞典文学院则给予断然拒绝，不管他们拥有多大的才能。
近一百年来，诺贝尔文学奖所授予的每一个作家，几乎都有争议。很难找到全世界舆
论一致认同的作家，甚至很难找到瑞典舆论一致认同的作家。据说，在头２５年里，只有
１９２５年的获奖者萧伯纳被瑞典的舆论共同接受。萧伯纳之外，即使瑞典本国的作家，
也不可能被瑞典完全认
同，例如，１９７４年，两名瑞典作家伊凡·奥洛夫·渥诺·强生和哈瑞·埃德蒙·马丁
松共同得奖，就遭到瑞典舆论的攻击，认定他们没有资格获奖。马丁松是瑞典的文学大师
，他获奖后却遭到自己的同胞如此苛求，心情非常不好，得奖四年后便去世了。在我听闻
的范围内，常被非议的
是邱吉尔和赛珍珠。有人说，邱吉尔的得奖是政治需要，但是，就在邱吉尔得奖３０年后
的１９８３年，另一位英国的获奖作家威廉·高登(其代表作《蝇王》是英美大中学校文
学课程的必读书目)却在获奖演说中特别郑重地礼赞邱吉尔。他说：“……我们不能忘了
邱吉尔，尽管评论家们百
般挑剔，他还是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获奖不是由于诗歌和散文，而是一部质朴简洁的叙
事作品，它是真正表达人类战胜和藐视一切困难的充满真情的言论。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人
们，都知道，是邱吉尔诗一样的行动，改变了一个时期的历史。”他最后甚至这样衷心感
叹：“我觉得我该走下
这个讲坛了。邱吉尔、朱丽安娜，更不用说本·琼森和莎士比亚了，这是一群多么杰出的
人物呵!”我不隐讳自己对高登的礼赞产生共鸣，这不仅在于我曾被邱吉尔的二战演讲录
所蕴含的深广诗意所打动，而且觉得人类创造的文学，不应当屈从于教科书上的狭窄定义
，像邱吉尔这样富有大
诗意的言论，代表人类一代战士征服魔鬼的精彩言论，绝对是美丽的散文，而且是闪耀着
理想主义光焰的散文。我对赛珍珠也有好感。她的本名是珀尔·塞登斯特里克·布克(１
８９２�１９７３)，赛珍珠是她起的中文名字。她从小就随父母来到中国，直到３５
岁时才离开中国，她不仅
从小就读过中国经书，而且很爱中国并努力了解中国，因此，在她的心灵中，一直把中国
当作她的第二祖国。１９３８年她在获奖演说中说：“尽管我是以完全非官方的身分，我
也要为中国人在这里说话，因为不这样我就不忠实于自己，因为这么多年来，中国人的生
活也就是我的生活，而
且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在心灵上，我自己的祖国和我的第二祖国－－中国，有许多相似之
处，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有一份对自由的热爱。”赛珍珠获奖时仅４６岁，属于最年
轻的获奖作家(后来获奖的布罗斯基常被认为是最年轻的作家，其实获奖时已４７岁)。赛
珍珠写作非常勤奋，一
生共著８５部作品，主要是小说，还有传记、散文、政论、儿童文学等。瑞典文学院在给
予她的“获奖辞”中特别指出她的作品恰恰符合诺贝尔的理想原则。祝辞这样写道：赛珍
珠杰出的作品使人类的同情心跨越了种族的鸿沟，并在艺术上表现出人类伟大而高尚的理
想。
我虽未阅读赛珍珠的全部作品，但仅仅从她的代表作《大地》(１９３２)和《母亲》
就不能不被她所展示的中国人民的痛苦命运所感染，尤其是中国妇女的命运，其双重奴隶
的悲剧可说是被写得令人惊心动魄。在她笔下中国妇女生活在双重黑暗的夹缝中：一重是
过去的黑暗－－过去那
种不把妇女当作人的传统观念多么黑暗；一重是未来的黑暗，等在妇女面前的年老色衰，
被丈夫所厌弃。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中，除了鲁迅之外，其他作家对中国妇女惨苦命运
的描写，似乎没有超过赛珍珠的。因此，以赛珍珠为例来非议诺贝尔文学奖也未必妥当。
当然赛珍珠是很难与福
克纳、海明威等真正一流的作家媲美的。
４
到此为止，我讲的都是好话，然而，我也看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局限，这些局限也常常
使我惋惜。现在，我想从“不该缺席”的角度，谈谈瑞典文学院的缺陷，即他们遗漏了一
些最重要的伟大作家，把这些作家排除在诺贝尔火炬家族之外，实在令人困惑。这些作家
的名字可以列出几十个
，但就我个人的感受，仅举几个：
(１)遗漏了托尔斯泰：托尔斯泰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９日去世，有１１次被评选的机会
。托尔斯泰是跨越两个世纪的举世公认的最伟大的作家，他的名字与成就作为人类文学的
最高峰不仅屹立于世纪之交而且永远屹立于人类精神价值创造的历史。他的辉煌和无与伦
比的成就是无可争议的
。托尔斯泰不仅是个天才，而且他的整个人格和整个作品所体现(也是他公开主张的)的人
类之爱－－完全拒绝暴力的无条件的人类之爱，正是诺贝尔遗嘱中所期待的“理想”。很
难再找到一个作家能像托尔斯泰如此充分地体现人类关于爱、关于和平、关于同情心、关
于大悲悯、关于非暴力
的人类最高理性原则的向往与憧憬。严格地说，不是托尔斯泰需要诺贝尔奖，而是诺贝尔
奖需要托尔斯泰。但是，瑞典文学院竟把他遗漏了。诺贝尔故国瑞典的作家从设立文学奖
一开始就已感到这是一个巨大的缺陷。当１９０１年首次文学奖授予法国作家莱涅·苏利
－普吕多姆之后，瑞典
４２名作家曾联名写了公开信，向他们认为理所当然应得奖的托尔斯泰道歉。但托尔斯泰
回信说，他幸而未得奖金，不然金钱“只会带来邪恶”。托尔斯泰这句话是一种境界，而
瑞典文学院却为此生气，在托尔斯泰去世前的１１年里一直拒绝瑞典作家的呼吁，并屡次
为自己的错误辩护，而
辩护理由又相当可笑。
(２)遗漏了易卜生与斯特林堡：易卜生于１９０６年去世，斯特林堡死于１９１２年
５月１４日。除了生于也死于１９世纪的安徒生之外，易卜生和斯特林堡便是北欧文学史
上最伟大的作家。易卜生是挪威最伟大的戏剧家，他一生创作了２６部剧本，其作品不仅
影响西方而且影响了中
国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和一代人。易卜生的名字成为中国五四运动妇女解放与人的解放的旗
帜，他的缺席不能不使我感到困惑。斯特林堡则是瑞典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戏剧家与作家。
他的作品包括戏剧、小说、诗歌、散文与政论，仅剧本就有五六十种。前些年瑞典出版的
《斯特林堡全集》达５
５卷之多。国内翻译过他的长篇小说《红房子》、自传体小说《女仆的儿子》和《斯特林
堡戏剧选》等。早在１９２１年４月，雁冰(茅盾)就在《小说月报》第四期上发表了他翻
译的斯特林堡的小说《人间世历史之一片》。两年之后，茅盾又进一步介绍斯特林堡并给
予很高的评价。
易卜生尊重妇女，为妇女的解放呐喊，而斯特林堡则敌视妇女，认定妇女永远在对男
子施以欺骗、撒谎和劫夺，非把女子紧紧拴在地上不可。这两位北欧大作家观念不同，相
互敌对，但都创造了属于全世界的一代文学丰碑。我始终不明白他们的名字为什么也被排
斥在诺贝尔文学火炬家
族之外。近一百年来，北欧作家获奖者共１４人(瑞典作家７人，挪威作家３人，丹麦作
家２人，冰岛作家１人，芬兰作家１人)，获奖作家中的比昂松、拉格洛芙、汉姆生、海
登斯塔姆自然都是杰出者，但毕竟不如易卜生、斯特林堡伟大。遗漏这两位文学巨人，而
且是瑞典文学院身边的巨
人，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３)遗漏了乔伊斯：这又是一个巨大的遗漏。关于乔伊斯和他的代表作《尤里西斯》
的评介文章已是汗牛充栋，我只想引用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编辑，剑桥大学皇家学
院评议会会员约翰·格罗斯在他所著的《乔伊斯》一书中对乔伊斯的一段评价：“乔伊斯
在以世界历史循环往复
的观点开始撰写《芬尼根们守灵》的时候，他可能已经感觉到运用诸如‘现代’或‘传统
’的范畴来研究他的作品不再有什么意义了，但是，在他的早期敬慕者的眼里，他首先是
一位现代主义者，而且是那样令人陶醉的一位现代主义者。Ｊ·Ｓ·艾略特１９２２年谈
到他时称他是一位宣告
了十九世纪末日的作家。对艾德蒙德·威尔逊来说，在其所著的《阿克瑟尔的城堡》(１
９３１)里，乔伊斯则是‘标志着人类意识新阶段的伟大诗人’。《尤利西斯》的出版是
所有的人都能够同意的有数几个里程碑当中的一个。”我所以要引这一段话，是因为它包
含乔伊斯三个最重要的价
值：１／乔伊斯是世界文学上里程碑式的人物；２／它宣告十九世纪文学传统的终结和二
十世纪具有现代意识的史诗般作品的诞生与成熟；３／标志着人类意识进入新的阶段。《
尤利西斯》确实难读，然而，一旦读过去，则会发现一个无比精彩的世界。福克纳曾说：
“我那个时代有两位大
作家，就是托马斯·曼和乔伊斯。看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应当像识字不多的浸礼会传教
士看《旧约》一样：要心怀一片至诚。”
这里，我特别要提醒关心文学的朋友们注意一下今年７月２０日《纽约时报》所公布
的本世纪最好的一百部英语小说。当然他们挑选的只是作品，而且只限于小说，不是选择
作家，但从他们选择的作品我们也可知道在他们眼里谁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小说家。在这
一百部小说中，名列第
一的是乔伊斯。把这一百种篇目引入本文会使文章过于冗长，但我们可看看前２５名：
(１)《尤利西斯》，乔伊斯
(２)《伟大的盖茨堡》，斯葛特·菲茨杰拉尔德
(３)《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乔伊斯
(４)《洛丽塔》，纳博科夫
(５)《美丽新世界》，赫胥黎
(６)《喧嚣与骚动》，福克纳
(７)《第２２条军规》，海勒尔
(８)《午间的黑暗》，科艾斯特勒
(９)《儿子与情人》，劳伦斯
(１０)《愤怒的葡萄》，史坦贝克
(１１)《火山之下》，罗瑞
(１２)《众生之路》，布勒特
(１３)《１９８４》，欧威尔
(１４)《我，克拉第尔斯》，格瑞弗斯
(１５)《灯塔行》，伍尔芙
(１６)《美国的悲剧》，德莱赛
(１７)《心如孤独的猎人》，麦克科尔
(１９)《第五号屠宰场》，冯尼格特
(１９)《隐形人》，艾利森
(２０)《土著儿子》，日瑞特
(２１)《雨王汉德尔逊》，索尔·贝娄
(２２)《在莎玛拉的约会》，欧哈拉
(２３)《美国》(三部曲)，帕里斯
(２４)《俄亥俄，魏恩斯堡》，安德逊
(２５)《印度之旅》，福斯特
在这一百部黄金书单中，乔伊斯不仅名列榜首，而且三部代表作全被列入(第一名《
尤利西斯》，第三名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第７７名的《芬尼根们的守灵》)。我们
不一定要完全接受《纽约时报》这种评价，把乔伊斯视为本世纪小说冠军，但是，应当承
认，瑞典文学院忽视了乔
伊斯是个很大的缺陷。
在《纽约时报》的金牌书单中，被选上三部和三部以上的有四位作家。除了乔伊斯之
外，还有康拉德、福克纳、劳伦斯。康拉德是数量之冠，选了四部。篇目如下：
康拉德：《特务》、《诺斯特罗莫》、《黑暗的心》、《吉姆爷》。
福克纳：《喧嚣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八月之光》。
劳伦斯：《儿子与情人》、《虹》、《热恋中的女人》。
选上两部的作家则有纳博科夫、海明威、赫胥黎、奥斯尔、享利·詹姆斯、菲茨杰拉
尔德、福斯特、贝娄、奈博尔等。
可以想象，在《纽约时报》的文学批评眼里，二十世纪最卓越的用英语写作的小说家
，除了瑞典文学院看中的福克纳、海明威、贝娄之外，还有乔伊斯、康拉德、劳伦斯、纳
博科夫、赫胥黎、奥斯尔、奈博尔、菲茨杰拉尔德、福斯特等。这些名字可能和获得诺贝
尔奖的赛珍珠同等重要
。
《纽约时报》的书单，仅仅是一种参照系统。拿它作参照系并非说它的名单比诺贝尔
家族的名单更重要更精彩。如果瑞典文学院一百年选择的是这份名单，恐怕仍然会有许多
争议与批评。但是，这一参照系使我们看到瑞典文学院忽视了一些不该忽视的作家作品。
这种忽视，显然是一种
缺陷。
比较这两份名单，我们会感到文学批评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其所掌握的批评原则、审
美尺度有很大的差别。瑞典文学院把握的是诺贝尔所期待的理想原则，这自然是人类精神
的美学理想与艺术创造的美学理想。而《纽约时报》掌握的则是艺术开创性原则，它所选
择的以乔伊斯为首位的
作家，固然有一小部分和瑞典文学院的选择重叠，如乔伊斯、海明威、福克纳、贝娄、斯
坦贝克等，但大部分是诺贝尔家族的缺席者，而大部分作家又是带有先锋色彩，他们在文
学创作上都突破了传统的写法，开了一代的风气，其创作个性特别鲜明，其文本策略均是
把自己的观念与写法推
向极致。他们特别看重乔伊斯，特别看重劳伦斯与康拉德，特别看重欧威尔甚至看重约瑟
夫·海勒都与他们把握的开创性原则有关。像劳伦斯的几部作品，就把性的心理描写推向
极致，性被视为生命的救星，被视为社会摆脱颓败的出路，被视为人类重新燃烧起热情的
火焰，性就是美，就是
美的极致。这种先锋观念要让当时的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视为理想主义的表现，确实困难
。所以我们也很难把遗漏劳伦斯视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审的缺点。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其中对毛莱的肉欲主义也作了非常细致的描绘，这些描绘在当时也引起抗议。但是，乔伊
斯的极致却是艺术形式
实验的极致。他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开创了“意识流”的写法，他的《尤利西斯》则
进一步采用内心独白、倒叙、时空混淆的手法来强化意识流，而在独创的、全新的形式之
下又包含着最深邃的现代意识，如果瑞典文学院的眼光更开放一些，也许是可以接受的。
在议论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短时，前头的文字曾赞赏瑞典文学院近二十年来更注意边缘
地区的文学，把眼光更多地放到欧美之外的作家作品，但是，在这一长处中我也感到诺贝
尔文学奖出了太多的“冷门”。能有“冷门”，说明瑞典文学院士们的眼光不拘一格，不
为批评潮流所左右，这
是不错的。但是，如果“冷门”意识太强，就会忽视一些热门的但确有重大成就的作家。
我常感到疑惑不解的是捷克的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为什么至今还站立在诺贝尔文学家族
门外。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笑忘录》、《生活在他乡》，无一不是杰作。中
国作家和中国知识分子
喜欢这一“热门”，是比较高的文学趣味，而他在西方的广泛影响，也同样是很高的趣味
，说句实话，最近十年瑞典文学院所评出的好几个“冷门”，都不如米兰·昆德拉。我希
望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能更注意掌握一下“热”与“冷”的分寸，别漏掉对人类精神产生
巨大影响的主流作家。
５
实际上，目前正在执行评审工作的瑞典文学院也已正视自己的局限。最近，我读了瑞
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席(他又是斯德哥尔摩大学文学教授、著名诗
人)谢尔·埃斯普马克为庆祝文学院建院２００周年而写的《诺贝尔文学奖内幕》一书的
中译本（漓江出版社），
才知道瑞典文学院对自己局限的认识十分清醒。这本书把近一百年的评奖活动看作是一个
互为关联的整体，又指出二战之后及近些年的评价原则与最初十年乃至三十年代有着巨大
差别。这本书并非简单的内幕展示，它的境界是很高的。正如作者在开篇时就说明的：“
我这本书的目的不是为
了介绍诺贝尔基金会成立以来不同的创作生涯及其命运，更不是关于各种不同的奖金的‘
丑闻编年史’。我把探讨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评价原则看成更重要的任务。”
文学奖背后的评价原则，确实是个关键。尽管诺贝尔的遗嘱已提出理想原则，但是，
如何把理想原则化为审美评价，这就是一大困难，即使确定了评价原则，在掌握与实现这
一原则又是一大困难甚至是更大的困难。一位瑞典作家说过，这种评奖工作几乎是不可能
的。而瑞典文学院在１
８９６年１２月接到负责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通知时，有两位院士就发表声明，坚决反对
接受诺贝尔的捐赠，其中一位担心此项任务可能冲淡人们对其本身职能的兴趣，把文学院
变成“一种具有世界政治色彩的文学法庭”。另外一位除了怀有同样的担心以外，还补充
说，国际舆论“对文学
院神经施加的压力将会完全不同于对其在瑞典作家中分配六千克郎的批评”。两位怀疑者
言下之意也是认为“不可能”。而瑞典文学院最终还是接受评奖的使命，也就是硬把不可
能的事转变成可能。这种转变不能不遇到种种困难，尤其是确定和掌握评价原则的困难。
谢尔·埃斯普马克说：
“诺贝尔文学奖提供了一个文学感受的罕见例子，在８５年中，人们在深入而不间断地介
绍和讨论根本的评价和遴选标准的情况下进行评选工作。过去没有任何研究课题面临这样
多的材料，一群博览群书、经常是最富有文采和情感的人物，不断地讨论当代文学中的大
多数作品，以便在使自
身的感受及这种感受的局限性与捐赠者的意志(但这种意志非常模糊)，全世界的建议、期
望协调一致的情况下，指出最杰出的作品，并给它们的作者金钱与荣誉……这种奖金之所
以特殊，不仅因为院士们自己对评价的基础有着意见分歧，还因为阿尔弗雷特·诺贝尔的
遗嘱要求奖励那些‘富
于理想倾向’的作品这一硬性规定，实际上，文学奖的历史有很大部分是在煞费苦心地解
释那个含混不清的遗嘱。由于评价原则的偏差和掌握评价原则的困难，使诺贝尔文学奖产
生了一些明显的缺陷。”
谢尔·埃斯普马克在谈论缺陷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很具体地叙述。早期－－最初
的十年，可称为维尔森时代(维尔森身居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达３０年之久)。这个时代的
主角维尔森，把理想解释为“高尚与纯洁”的道德理想，奉行保守主义。埃斯普马克指出
：“在其任职期间，他
是瑞典和北欧文学中新潮流的顽固反对者－－先是反对现代文学开拓性作家－－Ｇ·勃兰
克斯，Ｈ·易卜生，Ａ·斯特林堡等－－继而反对以浪漫主义为先导的九○年代文学，赛
尔玛·拉格洛夫和Ｖ·海顿斯塔姆为其伟大的先行者。他以少见的方式，同时反对互相打
内战的八○年代和九○
年代的两派作家。”
维尔森的保守理想主义进而又从瑞典和北欧的舞台推向国际，从而否定了托尔斯泰、
哈代等一代文豪。１９０１年发生４２位知名艺术家和评论家联名赞扬托尔斯泰之后，１
９０２年托尔斯泰再次成为３４名候选人之一，但是，评奖委员会还是给予否决。委员会
在报告中说，托尔斯泰
在世界文学中有很高的地位，这位《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是散文创作的艺术大师。尽管他
表现了“宿命论的特征”、“夸大机遇而贬低个人主动精神的意义”。《安娜·卡列尼娜
》有“更高的艺术价值”，是一部充满“深刻伦理观”的作品。由于“这些不朽的创作”
，人们本来相对比较容
易授予这位伟大的俄国作家文学比赛的桂冠。带有“道德愤慨”的《复活》也属于这些杰
作之列，然而有着“可怕的自然主义”描写的《黑暗的势力》和有着“消极禁欲主义”的
《克莱采奏鸣曲》使他一落千丈。但主要是因为他的“文化的敌人和偏见”以及他本人所
作的“与高雅文化生活
无关的放浪本能生活”的辩解，给他脸上抹了黑，特别是对国家与圣经的批评。……他不
承认国家有惩罚权力，甚至不承认国家本身，宣扬一种理论无政府主义；他以一种半理性
主义、半神秘的精神肆无忌惮地篡改《新约》，尽管他对《圣经》极为无知；他还认真地
宣扬不论是个人还是国
家都没有自卫和防护的权力。
１９０５年，托尔斯泰再次被提名，而评奖委员会的报告又再次声明：“即使对托尔
斯泰很多作品很崇拜的人，也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这样一位作家身上怎么能体现出
纯洁的理想：他在从其他方面看是一部伟大作品的《战争与和平》中，认为盲目的机遇在
重大历史事件中起决定
性作用；在《克莱采奏鸣曲》中，他反对真正夫妇的性关系；他在不少作品中不仅否定宗
教，而且否定所有权，而他自己却一贯享有这种权利，以及反对人民和个人有权自卫和防
卫。”我们可以看到，维尔森时代的瑞典文学院所掌握的评价原则是多么幼稚与武断，他
们的“高尚和纯洁”的
道德理想会导致怎样的失误。后来托马斯·哈代被排斥，也是这种重大失误的继续。
埃斯普马克还检讨了两次大战期间的评选工作。他说：“严重的问题是，相当多中等
水平的获奖者掩盖了同样多的疏漏者。安东尼奥·马查多或乌纳穆诺比贝纳文特更有资格
获奖；维吉尼亚·伍尔芙比赛珍珠更有资格获奖等等。总之，针对这点的批评大体上是合
理的；如我们看到的那
样，两次世界大战中间时期的文学院，完全没有指导自己行动和评价西方世界文学中，最
富有生命之时期所需要的正确尺度。……一大批伟大的作家，在两次世界大战的中间时期
从诺贝尔奖金评选人的眼皮底下漏过，人们没有认识到他们的能力－－或者至少可以说他
们的优秀品德大大超过
由既定原则的衡量所造成的不足之处：哈代、瓦莱里、克洛岱尔、圣·乔治、冯·霍夫曼
斯塔尔、赫塞(过了一个时期以后才获奖)、乌纳穆诺、高尔基和弗洛伊德(在授奖理由中
排除了他对《魔山》之影响)。”
埃斯普马克特别提到乔伊斯：“就乔伊斯而言－－最严重而又经常被指出的被疏漏的
人物之一－－我们看到，由于不断年轻化而在文学院内部发生了观察问题角度的变化。他
也从未被提名；至少他的伟大从来没有引起英语地区有资格提出建议的人的注意。在歌颂
高尔斯华绥和赛珍珠的
三十年代的文学院里，乔伊斯获奖是不可想象的。反之，他很有可能在厄斯特林时代获得
诺贝尔奖，如果他能活到那个时候的话。１９４８年厄斯特林在对艾略特致颂词时说“与
《荒原》同年出现的另一部在现代文学中能引起更大轰动的开创性作品，就是爱尔兰人乔
伊斯有口皆碑的《尤利
西斯》。”
乔伊斯之外，人们常感到遗憾的另一些卓越的名字，埃斯普马克也注意到，他认为，
遗漏了普鲁斯特、卡夫卡、里尔克、穆西尔、卡瓦菲斯、Ｄ·Ｈ·劳伦斯、曼德施塔姆、
加西亚·洛尔卡和佩索阿等，无疑也有损文学院的荣誉。但是，这些名单的遗漏，其中多
半是“客观”原因，即
作品出版与作家逝世只隔很短时间或者代表作在逝世后才出版，有的实力主要体现在未出
版诗文中。尽管有遗憾之处，但二战之后评奖工作的确不错，战后的获奖者，包括纪德、
艾略特、福克纳、莫里亚克、海明威、卡缪、帕斯捷尔纳克和沙特等，他们所构成的在世
的最优秀作家的比率，
高过任何时期。
从埃斯普马克对瑞典文学院的历史回顾与诚恳的自我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瑞典文
学院对自己的功过相当清楚。将近一百年的评奖过程，充满着争端、交锋、批评，在这一
过程中，他们的工作有时问心无愧，有时感到遗憾，但他们毕竟为全人类的文学事业而耗
费了心血与才华，并使
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举世瞩目的拥有最高声望的文学评论机构。有它的存在，人类精神世界
显得更加丰富与活泼。不管有多少局限，但它一百年的工作，应当说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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