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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家: daydayup (天天向上) on board 'Reading'
题 目: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黄仁宇(5)
来 源: 哈尔滨紫丁香站
日 期: Thu Oct 23 09:00:05 1997
出 处: bbs@bbs.orange.sjtu.edu.cn
发信人: Zou_Lingxiu@bbs.ustc.edu.cn (钟灵毓秀), 信区: book
标 题: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黄仁宇(5)
发信站: 中国科大BBS站 (Fri Oct 10 22:40:31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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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定新时代的历史观
--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五)
·黄仁宇·
六、「用」必须因「体」而调节
从最长远的眼光看来,中国历史之发展以公元前因环境需要构成政治上的初
期早熟,所有文化上之传统即在此时具定型,所以我提出的古籍也以此期间为主
。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即泛称秦汉之交以前的四百年为「子学时代」,收获
最为丰硕。兹后自董仲舒迄康有为前后亘二千年统为「经学时代」。此期间的学
者大体只重新解释经典,无非「旧瓶装新酒」。他不可能对这段时期特别推崇。
「中国在许多方面不如西洋,盖中国历史缺一近古时代,哲学方面,特其一端而
已。」我读来深具同感。上文提及二千年来法律既无新创意,经济进后反退,政
治思想里即不可能有划时代的突破,总之即无法避免官僚政治的体系。宋儒所提
倡非只个人之修养,他们以为用宗教式的虔诚感应,透过正心诚意,即可以治国
平天下。因为物有阴阳,气有清浊,即反应而为事有正邪人有善恶,或依「天理
」或循「人欲」。因之将所有的技术问题说成一个道德问题,导引出来「君子」
与「小人」之争。至此将伦理之理、心理之理、物理之理和地理混为一谈,用美
术化的方法互相影射。我已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书内有专题的批判。李约
瑟博士也早已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卷二说及此种见解,在尚未产生一个「牛
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产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总之其结论则是
「不能用数目字证明」。我尊重各专家从心理学的立场研讨理学可能的功用,或
从社会学的立场分析理学家之背景(即李约瑟批评理学和《易经》,也要经过研
读的阶段)。可是我不能从长远的历史眼光看来,承认宋元明之理学是推进中国
之工具,尤不能相信它代表中国人之民族性格。
明代心学最高峰以王阳明为代表。他否定知识出自客观,他的口语为「天下
无心外之物」,其所牵涉我已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述及李贽时提及。最近蒋
介石之文件公布,内中表示他本人受王之影响极大,(因之台北的草山经他住过
即名为「阳明山」)王阳明之「知行合一」被蒋更推进一步,成为「不行不能知
」。蒋之领导抗战最先无全般计划,无预想出路,无友邦支援,无财政预算,只
以被逼不已,挺而走险,企图死里求生,虽处旁人感到绝望境界而始终不承认现
实,而抗战也终因此获胜。我已从《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里推崇他的
度量与气魄。可是我仍只能承认他的倚藉是一种革命心理,他自己也认为这是一
种行险侥幸的办法(他自称「瞑眩疗疾」和「孤注一掷」)。所以我不能认为这
是一种正常的哲学。我对王阳明的看法,亦复如此,「天下无心外之物」过于主
观,不能构成共识,而终明代王学也只能产生一种分裂的作用。
在叙述经学时代时,我接收冯友兰的见解,承认中国哲学家并未在这两千年
内打开出路。当然这样的否定,并非绝对。中国人创造的佛教教义透过天台华严
诸宗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作为团结的力量,不能抹杀。即不能极度的恭维
朱熹与王阳明诸人,也并不是要将他们的名字,摒除于中国通史之外。只不过阐
明他们未能在官僚政治之外另辟途径,中国才在二十世纪须要全面改造,推究其
因果时我们只得借重西欧的科学家,而在体制上讲,中国之现代化与西化区别至
微。
倒是在改造的过程中传统精神再度活跃。蒋介石手订的《军人读训》(一九
三六)之序提及:「如何而后可以保我祖先遗留之广大土地?如何而后可以保我
繁衍绵延生生不息后代之子孙?如何而后可以保我国家独立自主之国权?」已经
标榜着一个作防御战,在血缘关系下求永存的宗旨。他所作对联「生活之目的在
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之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一九二四)则更有
一个超过民族主义进入世界主义的趋向。毛泽东虽自承为马克思的信徒,动辄标
榜阶级斗争,在他不经意的时候却流露着他所受传统教育的影响无可推卸,有如
不受逻辑拘束的「愚公移山」,和他所作诗「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以美术化的方法和道德观念支持革命的实践。邓小平之趋向人本主义的表现更
为明显,见于他的口语,也见于他的生活照片。中国的长期革命是传统精神持续
的发扬之后果。
七、结论
西方因受宗教上「原罪」(original sin)观念的影响,承认人性为恶,自柏
拉图(Plato)至奥加斯汀(St. Augustine)都否认人间可能有至美至善的组织。所
以民事政府不过问个人良心之事,只规约各个人不侵犯旁人,对公众也只尽有限
的义务,其他忏悔赎过良心上之事概由教堂处理。这种有限度政府(limited
government)平日干预各人生活不深,技术上之能力反繁复。一方面也是由于经
济发达,凡民事都可推送到货币头上去。政府只要厘定税收条例,利息限度,工
资与雇佣关系,遗传与破产程序等等,即已大致完成其管制之职责,无须事前干
预各人行为,至私人之争执更是法庭之事,一般情形之下无须普遍的使用警察权。
但是这种体系及其日用之规范,经过几百年实用而成,而且近身之改革无日
无之,有时反覆修订。中国放弃传统昊天明命的皇权,尊卑、男女、长幼的社会
结构,和民间彼此放债收租的习惯已经在民主与自由的途径上猛进一步。今后的
修订还待两种思想体系琢磨切磋而成,尤待经济继续发展构成多边社会之需要而
定。此时如放弃精神上之力量和人本主义之精萃,一意在抄袭西方,尤以在大陆
法制尚未完备时,各人即在争取个人主义之权益,都只会迟滞民主与自由的展开
。我在一九八九年北京版《万历十五年》之跋内提及「西方所谓自由与民主都是
抽象的观念,务必透过每一个国家的地理及历史上的因素才行得通。英国之民主
即不可能与日本之民主相同,而法国之自由也与美国的自由有差别」即沿于此理
解。
不仅如此,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精神尚有它特殊的任务在。
现今在台湾、香港及中国大陆构成的经济体系都具有西方现代商业之规模,
也都取利于各处价格之不平衡,也都具竞争性格,因之也被西方若干人士嫉视,
堵截中国和拆散中国之提议由此而起,虽为极少的人士提倡,却深具危险性。现
今之工商业一经展开即无法遏止,我在写这篇文字时大陆农村内剩余之人口趋向
城市就业的以数千万计(德国及挪威工业化时此等剩余之劳力以向外移民解决)
。我们企望进入二十一世纪,他们则挣扎着进入二十世纪,以这问题之大,不是
我们置身于香港台湾甚至日本和美国即可以处于事外的,也不是军事力量可以阻
遏的。惟有疏通今日城市中经济方面前进的部门,才能舒展内地落后的部门。诚
然世界之资源以现今分配的方式不容再高度的竞争,可是这不是一个可以用战争
解决的问题,即使中国的问题不计,世界上还有近一半的人口,他们也希望进入
二十一世纪,他们也可能受到压力全面改造,采取工商业体制。
这样看来世界各国全面目竞争的局面已成往迹,今后各国衷心合作成为不可
避免的途径,操纵阳光的能源,改造地形,修整工业对环境的污染破坏都是超过
一个国家能力的工作,都需要大量投资也都可以在分工合作的条件中赋予先进国
家及改造过程中的国家如中国全面雇佣的机会。
古人说「继绝世举废国,柔远人,来百工」虽然免不了自高的语气,却为其
他世俗文学里所无,只有宗教的经典里才有类似的说法,尚且未曾说得如是剀切
。今日中国为着本身之安全和对全人类的贡献都有继续着此传统之必要。可是将
这些响亮的名目付诸实施前,台湾海峡的两岸三方务必增强互信。过时的名号如
「共产」可以就此放弃,打破马克思不能评议的禁忌。以历史代替意识型态,也
就是接受历史的仲裁。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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