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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第六章　缺乏伦理规范的市场游戏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2年07月16日19:23:56 星期二), 站内信件


        经济合同失效及愈加严重的“三角债”问题，意味着一个民族的经济伦
理正在发生劣变。

    “兔子不吃窝边草”这种以前的强盗都要奉行的准则，竟为“杀熟”（即专
门以亲朋好友为行骗对象）所代替，不少杀人抢劫、拐卖人口、绑票这类刑事犯
罪案件发生在熟人、朋友、老乡之间，人和人之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一个每年在公款吃喝上要挥霍将近2000亿元，在洗桑拿浴上要花掉100亿元，
在吸毒上要消耗上百亿的国家，绝对不是一个善用财富的国家。


                      ※ ※ ※


    每一种经济制度都有相应的道德观念和法制基础，自从中国经济改革开始，
自发私有化进程推进得相当迅速。那么中国人是在一种怎样的伦理观念支配下完
成这一过程的呢？毫无疑问，中国正在进行一场缺乏伦理规范的市场游戏，经济
伦理观念也正陷入一种严重混乱脱序的状态，有必要作一全面理论检讨。

    所谓经济伦理，包含的内容主要有市场交换中的道德秩序。分配法则和占主
导的价值体系，如对财富的追求、使用和管理。本章限于篇幅，不可能对中国当
代经济伦理的变化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上述3个问题进行分析。

政治、经济和伦理道德的不同步变化

    10多年改革最显著的特，或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经济伦理这三方面的变
化极其不同步。总的特，或是：政治制度的变迁滞后，经济制度的变化相对要快，
经济伦理观念的变化则快得惊人。社会主义奉献型经济伦理，在10多年中土崩瓦
解，并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代替，结果导致社会严重混乱脱序
的局面出现。

    近10多年来，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但社会政治制度、
经济制度和经济伦理这三方面的变化极其不同步，总的特点是：政治制度的变迁
严重滞后，经济制度的变化相对要快，经济伦理观念的变化则快得惊人。用各种
社会压力强制社会成员表面上遵守的奉献型经济伦理，在短短10多年时间内陷人
士崩瓦解之中，并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取代。结果导致了社会
严重混乱脱序的局面：社会成员失去了理想，生活成了纯粹的买和卖。极端自私
的利己主义（往往被误解成西方的“个人主义”）、以邻为壑的地方主义、化公
为私的腐败行为……人心浮躁飘荡，行为混乱失序，不少社会成员连起码的道德
感都丧失殆尽。为了追逐利益，不少人不惜损害他人、损害整体、损害民族、损
害社会。政府不得不一再强调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公众安全感下降。

    奉献型经济伦理，在物欲的冲击下如此不堪一击，正好说明了它完全藐视人
的求利动机，从根本上违反了人性。它之所以在社会上一度成为主流形态，从较
浅的层面看，是依赖于意识形态强有力的约束。但往深一点看，实质上更有赖于
计划经济体制的资源支撑。当人们舍政府提供的就业机会之外无法以别的方式谋
生时，其行为自然也就遵循政府划定的界限。一旦奉献型经济伦理的支柱——计
划经济体制发生变化，这座在沙滩上昔心构筑的伦理大厦自然也就失去了支撑的
基础。可以说，近年来社会政治道德日渐败坏，是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不同步的
必然结果。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一些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以规范
人们的求利行为，才导致如此混乱脱序的状态出现。

    这里有人们不得不思考的几个问题：

    为什么在财富的冲击下，奉献型经济伦理会如此不堪一击？中国以“安贫乐
道”为主调的传统经济伦理，为什么在全社会群情汹汹追逐利益的潮流中见不到
半点影子？对传统经济伦理到底扬弃了什么，继承了什么？它在目前经济伦理剧
变中到底起了何种作用？

    西方发达国家现在这种公民社会奠基于市场经济体制之上，有其道德基础，
即对他人生命、财产、自由权利的尊重，其全部法律制度也以此为出发点。而中
国现在发展市场经济，为什么竟会出现这种以社会整体生活的理想和道德准则作
交易的局面？人们追逐利益时，往往是以损害他人（或国家、集体）的权利，甚
至损害他人的财产和生命为前提，以此为代价获得经济发展到底值不值得？经济
发展的最终目的究竟是单纯追求经济的发展，还是为了求得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上面这些问题，尤其是第二个问题，凡有社会良知的人都在思考。凭心而论，
中国之所以走到今天这种状态，并非“开放”带来的“外来”影响。正如马克斯·
韦伯所说，任何社会的人都存在对财富的贪欲，和其它制度相比较，资本主义恰
好更多地是对贪欲的一种抑制或理性缓解。对西方社会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
功利性确实是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但西方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早已建立起
相当完备的法律制度，比较成功地将社会成员对功利的追求限制在不损害他人生
存的范围内。中国当代经济伦理的剧烈变化，最引起研究者兴趣的问题应该是：
就在对“道德人”和“道德经济”的批判尚余音袅袅时，就出现了令人惊诧的
“道德大滑坡”。而人们的道德伦理观总是从他们所处时代的实际关系引伸出来
的，这中间的剧变说明，一定在中国人表面上还是“道德人”的时候，在民族心
理的深处，已埋伏下某种导致日后道德劣变的隐性因子，只是研究者过多地注意
到表面上的“道德”状态，没有进行更深的内在挖掘而已。

被破坏的市场道德秩序

    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主要是由经济伦理的第一层次——职业道德和经济信
用构成，这两者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是邓场经济运作的基石和市场有序化的
保证。而我国到了80～90年代，各行各业出现了职业道德危机，许多人获取财富
不是依靠履行其职业责任，而是依杖职权、破坏其职业的基本道德准则得以实现
的。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现象。最突出的表现有两种，一是经
济合同失效，导致经济信用严重梗阻；二是假冒伪劣商品亢斥市场，形成了“坏
车市场模型”，市场失效。这种情况导致我国经济陷入过度投机之中。

    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主要是由经济伦理的第一层次——职业道德和经济信
用构成，这两者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使人们的经济交往有了规范。但现在的
中国，这两者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职业道德感的缺乏和行业风气的败坏

    所谓职业，从本质上来看，是社会职能专业化和人的角色社会化的统一。由
于职业所固有的社会性质和地位，决定了每种职业在道德上有自己的特殊要求：
做官有官德，行医有医德，从艺有艺德，经商有商德，执教有教德，从事学术研
究有学德。各行各业都有与本行业相一致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可以说，职业
道德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角色道德，在经济伦理体系中，它与经济信用一样，同
属于第一层次，是整个经济伦理体系的基石。

    所谓职业所固有的社会性质和地位，简单他说，主要是指职业和职务集中地
体现着社会关系的三大要素——责、权、利。“责”是指每种职业都意味着承担
一定的社会责任，如遵守职业规则程序、承担职权范围内社会后果的责任，实现
和保持本岗位、本职业与其它岗位、其它职业有序合作的责任等；“权”是指每
种职业都享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即职权，如使用、操作、管理或支配某些社会资
源的权力，通过职务报酬获得社会财富的权力。这些职权是社会公共权力的一部
分，在如何承担和行使职业权力上，体现着社会公共道德；“利”是指每种职业
都体现和处理着一定的利益关系，尤其是那些以公众为服务对象的职业，都是社
会利益（或国家利益）、公众利益、行业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集结点。如何处
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既是职业的责任和权力所在，也是职业内在的道德内容。

    从中国的现状看来，在处理职业的责、权、利三者关系上，恰恰出现了严重
的问题。可以说无论在何种职业群体中，都没有多少人认识到自己的职业责任，
对职业的“权”和“利”倒是有着特别清楚的认识。从社会实践来看，许多人获
取财富不是依靠履行其职业责任，而正是依仗职权、破坏其职业的基本道德准则
得以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利益分配的砝码自然是朝个人利益和行业集体利益
倾斜，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成了牺牲品。少数人从事所谓“第二职
业”，如一些资源部门的官员到企业兼职，出任董事或名誉董事长之类，恰好是
因其第一职业的便利和权利，因之这些“第二职业”往往是以损害第一职业的责
任和道德为前提的。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许多行业如房管、电力、电话、医疗、教育等行业
都具有一种垄断性，至于工商、税务等更是凡开办企业者都需仰其鼻息的职业。
由于生存需要，老百姓需要和这些行业打交道的时候很多。而这些行业中，几乎
每一职位都有“权”可资利用，所以老百姓谈到“电老虎”、“房老虎”以及某
些行政执法人员的劣行时都很愤怒，对许多行业滥用“职权”，靠山吃山、靠水
吃水，如看病动手术要给红包，小孩上学要送札，要满足学校里各种各样不合理
要求，盖章批条要行贿等劣行，无不切齿痛恨却又无可奈何。

    下面这一例是没有职业道德的典型例证。1996年1月2日，福建省周宁县小儿
科主任阮诗锡值晚班，置病危小儿和家长多次哀恳于不顾，只管启己烤火睡大觉，
根本不给病儿施治，导致病儿死亡。而这病儿只要及时施治，本不会死亡。（见
《南方周未》1996年3月8 日报道）类似事情在许多地方都发生过。医疗卫生部
门医德之差，从80年代开始可算是“有口皆碑”，温州日报社记者周新曾在1990
年发表过《病房察访记》一文，专门将其在温州某医院调查来的事实公之于世。
该调查表明，医生向病人索要红包是常见的事。各地常呼唤纠正医德医风也从另
一侧面说明了这一问题。

    职业道德败坏的极端例子为河北省雄县电力局副局长李玉成，这位李副局长
1995年8 月某夭到该县一家酒店跳舞被婉拒，他遂利用职权编造谎言下令有关人
员停电，造成4座35千伏变电站、15个乡镇企业及大半个县城停电长达半个多小
时的恶性事件，使该县工农业生产蒙受了巨大损失，最后在调查组查实此事后，
这位李副局长却只受到撤销行政职务及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中国青年报》曾载有一篇《行业风气问卷调查数据》，该文谈到，公众最
为痛恨的八种行业不正之风是：用公款大吃大喝；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
办事；乱收费；利用特权索要财物；乱罚款；乱摊派；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元
偿占用下属单位和企业的钱物。社会公众痛骂这类行为“比妓女还不如”，认为
妓女拿了钱还要提供服务，还要讲“职业道德”，而这类人拿了钱，连起码的职
业道德都不讲，还要破坏这一职业的声誉。比如在政府中担任公职本不是一种纯
粹的雇佣关系，有其伦理上的精神意义，即要求担任者有个人献身精神。但现在
不少政府工作人员拿了国家的工资，亦即人民的血汗钱，不但没有“为人民服
务”，还要贪污腐化，挖政府的墙脚，破坏政府声誉，削弱了政府计划的实施，
甚至还破坏了许多社会公共政策的原定目标。

    如果说上述行为可冠之以“不正之风”，那么下述行为就只可以用“反社会、
反道德”这类词来形容了。如走私贩毒、制假贩假、卖淫设赌以及设立各种骗局
等等。不少长途汽车。的乘客都受过“车匪路霸”坑害，不少旅客上车之前说好
票价，等拉到半途，司乘人员强行加价，稍不依从，就是一顿毒打；或是半途甩
客，旅客如有异议，就会被饱以老拳。一些路边店强行拦截过往车辆，用打骂等
威胁手段要求旅客花高价“买”他们供给的饭菜，一辆车上只要有一个旅客不买，
就坚不放行。有的旅客坐上一天车，被拦截7次，强迫吃饭5 次民更令人匪夷所
思的是，一些没有办法从公有财产中分一杯羹的官员，为了捞钱而设置“色情陷
阱”诱人入局。如江西省上饶地区万年县石镇政法办，在206国道线万年境内路
段，与沿线部分路边店老板及妓女串通，利用卖淫妇女在店内或上路搭车等方式
勾引过往驾驶员、货主或旅客嫖娼，店老板随即向石镇政法办“报案”，政法办
派人到路上拦车将嫖客抓获处以罚款。自1992年11月至1993年9月止，石镇政法
办人员采用上述手段共“抓获”嫖娼案118件，对161名嫖客处以罚款，总共罚没
款项34．86万元。像这种设局骗陷他人谋取财物的行为，竟出自基层执法者，可
见世风之坏民这一类行为早已不是正常的买和卖，和打劫已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如果说政府官员的腐败和企业经营者监守自盗的腐败行为属于权力制衡的范畴，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以职业便利谋私属于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问题，那么
这类强买强卖和设置“色情陷阱”之类则说明部分人已根本无视他人生命、财产
的权利，根本不想付出市场交换中的“交易费用”，而用准暴力强制性地将别人
的财富占为己有。上述种种行为。的扩散，败坏着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

    职业道德是一种软性的行为规范，在经济伦理体系中居于第一个层次。作为
起中坚作用或者说主导型的道德规范，它本身受良心和社会成员个人素质的制约，
同时又调节着人们的自我行为、人际关系和一切非法律关系的交往，是全体社会
成员都需格守遵循的道德规范。从1995年开始，中国舆论对几个先进人物如徐虎、
李素丽进行大规模表彰，这几个人的先进事迹主要是对本身职业规则高度自觉地
信奉，职业操守非常好，体现了爱心。从对这几个平常人的表彰内容来看，可以
反观出社会职业道德的紊乱己达到何种可怕的程度。据某份调查资料显示，1993
年有87.1％、1994年有93．3％、1995年有89．6％的被调查者对社会风气表示了
强烈的不满。

    哈那克认为，市场经济最重要的道德基础就是“责任惑”，这种责任感源于
每个人对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负责的道德感。没有基于道德感基础之上的责任感，
任何职业都将失去它的社会价值：对于社会，它不能有效地实现职业职能、创造
效益、组织社会结构、稳定社会的价值；对于个人，它不能实现长期谋生，进行
个人技能的积累，为社会创造服务与作出贡献的价值。要言之，完全丧失了责任
感的人，已不能被视为文明社会的一员。由无数多个这种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其
生存意蕴也将降低到一种非常可怕的程度。

经济信用的失常状态

    所谓“经济信用”，和职业道德一样，在经济伦理体系中居于最低层次，是
人们在经济交往中的基本行为准则，也是任何社会中经济实体生存与发展必不可
少的一项道德资本。因而它的要求往往十分明确、具体、清楚，甚至一目了然，
使从事交易者很容易识别、理解并遵循。如货到款讫、不销售伪劣制品等。关于
经济信用在经济生活中的意义，有一句著名的话，即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
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反复强调的那句“信用就是金钱”。中国传统也非常强调信
用是个人品质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古语中有“人无信不立”这句话。基于此，
可以将人力资源分成两部分，一是人的能力，二是人的道德素质，后者构成经济
信用的载体，其高下决定了物质资源是否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所以经济信用被
视为市场经济运作的基石，是市场有序化的基本保证。

    然而，中国到了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上半期，已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
的现象。其中两种最有代表性的行为，一是经济合同失效，典型的表现是中国企
业之间互相拖欠货款或服务费（俗称“三角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已导致经
济信用严重粳阻，社会经济无法正常运行。二是假冒伪劣商品越来越多，充斥全
国各个市场，绝大多数消费者都受过假冒伪劣商品之害。

    以“三角债”为例，到1991年6月1日“三角债”被提到总理办公会议时，实
际上已处于国家不能不管的被动局面。当时全国“三角债”累计达3000亿元：在
工商银行开户的4万户企业，三项资金占用达3523亿元，其中产成品占用1306亿
元。在将近两年的时间内，国家共注入清欠资金555亿元，清理了拖欠款2190亿
元，达到了注入1元清欠4元的效果。虽然经过这几次大规模的清欠，但拖欠的问
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形成“三角债”的因素在1992年仍在发展。近两年相
互拖欠的“网”越织越密，越拉越紧，陷入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困难境地。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组数据：1994年底，中国工业应收而未能收回的账款净
额为6314亿元，比1993年末增长了51％，相当于工业企业全年销售总收入的15．
8％。若与1991年的“三角债”相比，1994年多出1600亿元。1995年上半年，拖
欠的情况仍有增元减，截至5月末，已超过7000亿元，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
常运行。大量追债公司应运而生，以黑社会手法追讨债务的事例屡见不鲜。

    另一经济信用失常的表现就是伪劣商品与各种假货充斥市场。由于中国市场
自我调节功能较弱，市场准人制度很不严格，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人，获得成功
的几率比失败的几率要大得多，高额利润使不少人趋之若骛。统计数字表明，
1993年初至1995年一季度，在全国共查出假冒伪劣商品标值52．4亿元；销毁假
冒伪劣商品标值15．8亿元；全国共立假冒伪劣案件21万多起；移交司法机关处
理的人4145人，判刑1127人，其中死刑12人，无期徒刑16人；参与、包庇制售假
冒伪劣商品的国家干部受党纪处理的111人，追究刑事责任的8人。伪劣商品中，
数量最多、对社会公众危害最大的是各种伪劣药品。《中国消费者报》公布了一
项调查数据，宣布95％以上的消费者都买过假货。从各类传媒披露的情况中不难
看出，今天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可以说找不到一个没被伪劣商品和假货污染过
的市场。即便是百年老字号，也有被他人假冒之虞。如“王朝”酒的原生产地天
津市场就曾出现为数不少的假“王朝”酒，且来势汹汹，有铺天盖地之势。一些
企业甚至因为假冒商品的恶性竞争，面临倒闭命运。

    东莞龙城服装公司的遭遇就是假货驱逐真货的明显例证。1992年东莞的一家
中外合资企业龙城服装有限公司向市场隆重推出“KASALA”（嘉士拿）名牌服装，
由于该品牌的服装款式新、料子好，做工考究，大受海内外客户欢迎，产品刚一
出来，就被要货者抢走，无需地方堆放产品，成了近些年来罕见的“无仓库企
业”。但好景不常，福建石狮、广东普宁等地马上就有大量的“嘉士拿”服装抛
向全国各地市场，因仿制品质量低劣，消费者大呼上当。仅仅只有几个月时间，
在市场上大受欢迎的“嘉士拿”服装，在假冒商品的冲击下，成了滞销商品，积
压了4000多套服装，只得将食堂改作仓库，井外租场地堆放积压商品。以后该公
司先后创出“火箭船”、“老爷车”、“健唛”等数种产品，无一不遭到同样的
命运。该公司负责人叫苦连天：“这老冒（假冒者）也是太厉害了，我们是惹不
起也躲不掉。现如今我们连广告也不敢做了。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实在是
和他们拼不起。”

    1995年8月，号称“全国首家、北京唯一”的一家保真商城。因为坚持“真”
而难以经营，只好结束了它仅维持了400天的生命。这一事例给人的启示是深刻
的，远远超出了商业的内涵。因为“保真”与不受商品危害本是消费者起码的权
益和最基本的需求，也是交易成立的基本理由；人家付了钱，你就得保证商品的
质量，凡是信息不对称的交易，就包含着道德风险。商家开设“保真商场”，以
“保真”作为特色招徕顾客，这一事实本身说明，目前中国消费者连这点最基本
的需求都满足不了，商业信誉已经荡然无存。而“保真商场”的倒闭，更说明中
国消费市场已形成了“坏车市场”模型，市场失效。而导致市场失效的主要原因
就是经济信用失常。

    上述这些现象都可以称之为经济信用失常。

    中国近年来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现象，已有许多文章讨论
过，并总结了几条原因，认为某些不适合市场经济的体制性因素，成了经济信用
失常的温床，如历史原因造成企业自有资金缺乏，高负债经营从而导致企业硬性
违约；宏观调控波动性与信用约束软化的矛盾；大量资金体外循环；金融机构的
不良信贷；银行间占汇压汇，等等。由于这些行为的目的都是通过占压别人的资
金解决自己的困难，其结果就导致大家陷入“三角债”旋涡。

    上述分析其实都只是一些表面现象，因为如果只是这样，那么这个问题由国
家出面，采用放松银根等方法，还不是不可解决的。但是中国经济信用失常的深
层次原因并不像上面所说的那样简单，而是关涉到一个民族的经济伦理观念劣变
的问题。

    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目前在经济交往中发生的硬性违约，并不完全是企业生
产经营不景气或自身资金紧缺而造成的硬性拖欠，从而使经济合同成为一纸空文。
许多经济主体在成立之日开始，就有意设置陷饼，利用欺诈手段和另一方进行经
济交往，一到骗子面目败露，这些人就会卷款潜逃，隐匿踪迹，根本没有想到日
后承担义务、履行合同的问题。这方面的例子近年来经常见诸报端，如湖南岳阳
县荣家湾一些党政单位，自1992年开始，根本不理会政府有关“党政单位不许办
公司”的规定。兴起一股办实体“搞创收”的风气，逼着工商部门发执照，开办
大量皮包公司，由于这些机关工作人员根本不懂如何经营企业，便从社会上聘请
了一些无业游民来搞经营，或是将公司承包给他们，自己坐收渔人之利。这些被
聘请者当中，有许多本来就声誉不佳的骗子，却被这些党政单位视为“能人”。
有了“国有企业”这块牌以后，这些骗子则以“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面日四处出
击，采用五花八门的骗术，在全国各地骗货、骗钱。全国许多追债者近年来云集
岳阳县讨债。其中一些惯骗经常采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办法，今天是这个
公司的经理，明天可能是另外一个公司的董事长，而且行踪不定，有的已经把公
司办到外地去了。荣家湾亦因此得到“骗子湾”的“美誉”。

    这类事情在目前的中国随时随地都会发生。试举几例：1995年3月深圳市劳
动局、公安局、工商局联合发出“整顿社会职业介绍机构的通告”，该通告就是
针对许多职业介绍所收取求职者“介绍费”以后，不履行职责，有部分介绍所还
对上门讲理的求职者大打出手的恶劣现象而发。但这种现象屡禁不绝，到了四96
年3月，传媒又呼吁要整顿劳务市场。（见《深圳特区报》1995年11月17日“鹏
城今版”，《深圳晚报》1996年3月11日《我市劳务市场鱼龙混杂，宰施统一管
理刻不容缓》）1995年下半年深圳市开始整顿旅游市场，因为该市旅游市场出现
许多“旅游业非法经营机构”，即所谓“野旅”，这些旅游公司坑骗游客，假冒
证照，牟取暴利，而且自成网络。（见《深圳特区报》1995年11月22日“鹏城今
版”）上述这些人大多是内地来深圳找工作无着者。又加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子
1995年处理了一宗这样的案子：深圳天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某欠另一家
企业70余万不还，自己却坐豪华奔驰，住别墅，孩子上贵族学校。（《深圳晚报》
1995年11月22 日）正因为生活中这类人大多，才导致一些青年人在看《白毛女》
时，竟认为杨白劳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因为这些青年人见到的多是现在这批欠债
不还的无赖，无法理解杨白劳的欠债是怎么回事。

    这类以行骗为目标的公司目前在中国绝不是少数，仅是传媒公开曝光的就不
知凡几。《深圳法制报》（1996年9月1日）登载了一篇《万业骗你没商量》的文
章，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广东陆河县人彭云辉成立了一家挂牌为“全民所有制
驻外企业”，表面上看来仓库、办公室、商场齐备的公司，公司成立伊始，就以
行骗为目的。表面上他们总是按法律要求，手续齐备地和供货者签订合同。一旦
货物清点人库之后，便以各种理由拒付款。不少被骗的单位从此就开始了漫长的
追债过程。该公司从1993年到1996年案发时止，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共诈骗16
家企业，涉及金额301万元，诈骗金额达277万元。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骗子公
司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群体现象。就在万业所在的龙岗龙昌街上，还有由广东陆
河人办的类似几家公司，进行同样的诈骗活动。宝安区龙华镇的万福利更绝，大
宗诈骗活动一成功，“总经理”就逃之夭夭，杏如黄鹤，法院连人都找不着。

    《南方周未》1995年12月15日在《碉堡楼里大骗局》一文里，披露了河北平
山钢铁公司承包者（即该公司总经理）梁泽生专门从事合同诈骗的案件，诈骗总
额将近一亿。这一案件最能揭示中国现在经济交往中信用危机的根源。“平钢”
自80年代未被梁泽生承包后，就开始进行这种诈骗活动。他们每次和交易对方订
立合同，均以骗取对方货款为目的，当被骗者醒悟后要求偿还货款，梁泽生往往
还要求被骗者帮他们再去骗人上钩，允诺将骗来的货款双方按比例分成。由于梁
泽生为公司所在地的革命老区作了一些经济上的“贡献”，所以他可以毫不遮掩
地对受骗者讲：“你们来平钢讨债，我可以为你们指点两条死路、三条活路。一、
去公安局告我诈骗。可我们这里是革命老区，老区人民肯定不会答应让我这个财
神被抓，平钢的上千工人也不会答应，你看见我那块功德碑了吗？公安局也怕老
区人民闹事啊，所以这是条死路；二、去法院告我。我比你更懂法律，法院经济
庭审理经济案件，从调解到审理，判决下来至少要6个月，说到执行嘛，你去问
问位在钢花宾馆（即平钢附近的一个宾馆）二楼的宜宾法院刘副院长就知道了。
再说三条活路：一、我正在向国务院扶贫办申请5000万扶贫贷款，到手后我或迟
或早可以还你那400万；二、我在某中央级大报上刊有销售生铁现货的大幅广告，
你去为我再拉几家客户来，只要对方的货款划到平钢的账户上，划来800万，我
就还你400万，我提成50Ok；三、你干脆不要向我讨什么钱了，反正那钱都是银
行贷款，你让银行来找我，我自有办法搪塞，你们那400万嘛，可以算作平钢入
股，年底我按35％分给你生铁……”后来前来执法的四川刑警，在太行山中被梁
的人围攻，抓回平钢的碉堡中被毒打和非法拘押，其中一位当事人至此事见报时
为止，还被拘押在平钢。

    上述这类商业欺诈行为在中国目前广泛存在的原因，根源在于当代中国信用
观念缺乏：既缺乏传统的道德范畴的“信用”，又缺乏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契约意
识。加之众多社会管理者政治道德不彰，肆意伸张个人利益，从而导致不少人把
坑蒙拐骗看作是市场经济的交易谋略，认为市场经济就是骗子经济，可以自由行
骗，不讲信用。如安徽省阜阳市农副产品经营处负责人王某某多次利用库存的少
量商品作样品，与外地签订标值额较大的合同，一旦合同签订，他就千方百计刁
难对方，想方设法制造纠纷，然后以对方“违约”为由向阜阳市地方法烷起诉。
由于他采用贿赂行为买通法院一群法官，所以他每件案子都能胜诉八湖北省工商
局1996年7月进行的一项企业合同专项调查表明，合同欺诈活动严重。1995年这
个省1929 个企业中，发生合同欺诈案件274起，被骗金额3079万元。据公安部有
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天津、沈阳、大连、深圳等一些计划单列市每年因诈骗造成
的经济损失均在2亿元以上，全国每年损失约几十亿元。其中被公安部门追回的
仅占40％，大部分不是被犯罪分子挥霍、侵占，就是流出国境。更令人深思的是
当被骗者上门求告时，一些地方政府对本地的经济信用失常行为不是进行制裁，
而是采取放纵的态度，深层意识里甚至认为拖欠有理，拖欠有利，拖欠出效益，
有的还对失信者采取保护政策。1996年11月北京市工商局在一份情况通报中透露，
以签订经济合同作幌子的违法活动非常突出，名目繁多，花样迭出，主要手法有
18种之多。这18种手法大致可分成五大类：一是移花接木，假冒或惜用他人名义
或货物，骗取对方信任；二是利用广告、信函、传单等媒介，散发虚假信息；三
是虚构货源，伪造文书，如伪造执照、私刻公章，或者内外勾结，窃取合同文书
等；四是利用回收产品、包销产品、低价销售、夸大产品真实价值等利诱手段；
五是利用对方法律素质低或法律不健全，在合同中设下种种陷饼，或恶意串通，
骗取对方财物。

    由于合同欺诈事件屡屡发生，一些企业因此陷入停产、半停产困境。为了避
免上当，在一些地方和一些行业，出现了由现代信用交易向以货易货、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等传统交易方式倒退的现象，合同交易只占整体经济活动中交易量的30
％左右，合同履约率亦不足50 ％，严重妨碍了大生产、大流通。原因很简单：
没有游戏规则的市场无法获得发展。1996 年，全国共查处合同违法案件9000余
件，为合同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48．9亿元。

    在经济信用失常和大量经济行为失范现象的背后，起深层次作用的是所谓
“地方保护主义”。这一点，中国政府也早已看出。1996年1月，全国打假办主
任徐鹏程接受《中国质量报》记者采访时就谈到，地方保护主义成为严重影响
“打假”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有些地方“上动下不动”，对本地发生的销售假冒
伪劣商品违法行为不管不问，甚至纵容包庇；“打假”打外不打内，涉及外地的
案件查的多，对本地的案件不查或者敷衍塞责，避重就轻；对外地到当地查办的
案件故意推诿刁难，制造种种障碍。有的地方由于有地方保护主义作后台，制假
售假违法分子气焰嚣张，以暴力抗拒执法。近年来，在广西、云南、山东、河北、
河南等地都曾发生过暴力抗拒执法的恶性事件。徐鹏程认为，这里不仅有个认识
问题，也有个利益机制问题，还有少数干部的腐败问题。少数地方存在“假冒得
利”“假冒出效益”的错误认识，把造假售假视为发展经济的一条出路，把打假
和搞活经济对立起来人有些传媒引经据典地论证，国际上某些地区、某国在经济
起飞时期，是如何依赖大规模制假售假积累了资金，才有了后来的发达兴旺。这
种思想上的误导，无异于对经济信用失常行为加以鼓励。

    经济伦理关系是否失常，关系到一个地方投资软环境的好坏。近年来经济发
展日趋落后的湖南省，其省委书记王茂林在1996年2月9日的一次会议上就指出，
湖南投资环境不被看好，主要不是“软”“硬”件问题，而是人文因素的缺陷。
他指出：“一条107国道本是湖南的经济动脉，可一些人设关立卡，屡禁不止，
名曰查走私，其实是敲诈勒索。车一停，这个上来强卖矿泉水，那个硬行卖鸡蛋，
弄得过往客人怕在湖南段落脚。广东某报一个版，登了我省某某市某某镇还有多
少骗子的文章，湖南人脸上有光？某某市人脸上有光？如此，湖南对外开放能扩
大吗？”“做生意要讲信用，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可早一段，好几家外省公司
写情给我，说我们省几个公司收了他们的款不发货，意思是要我帮助解决。省地
市各级法院也受理了不少这样的案件。”这位省委书记在这里讲的“人文因素”，
实际上就是包括经营哲学、企业文化、职业道德、行业规范在内的经济伦理观念。

    真正的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也是法制经济。一个国家的管理者和人民如果
容忍甚至纵容这种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行为，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注定要陷入过
度投机之中，只能是第二流乃至未流的。在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达国家里，
经济信用从来就被放置在很高的位置，这一点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如休漠认为，
人类社会之所以能生存，就是靠了三条自然律：一是对私人财产占有的尊重；二
是对财产占有者转让财产的社会公认；三是承诺的兑现。第三点讲的实际上就是
“信用”两字。如果再详加分解，“信用”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为了生存需要，
追求利益最大化，如某商品信誉好，购买这一商品的消费者就会增加，有利于生
产该商品的厂家发展。但是如果信誉仅仅停留在这一层次上，容易导致人和人之
间互相利用的短期化行为，所以信用还必须上升到更高层次来认识，建立超越个
人利益、体现信誉和正义的规则，即法治。中国目前的现状是出于个人利益最大
化追求的“信誉”尚有待建立，更不用说所谓行之有效的“法治”（不是法制）。

    1996年全国的工商业企业一窝蜂地推出“承诺制”，但观看那承诺内容，有
许多其实只是将外在的强制性内容纳入承诺范围内，如反腐倡廉、正确使用行政
权力、不乱收费、不吃卡拿要。不收受礼品等，本是由党纪政纪约束的内容，有
纪委、监察、审计部门主管；如水质与燃气热值等指标，本来有国家、行业标准
甚至还有国际标准与有关质检部门管着；如不销售伪劣商品、不短斤缺两，保证
商品质量不出问题、出了问题派人上门维修，服务态度一定好等等，这些本有行
业与部门规章管着。上述这些承诺有如母鸡下蛋保证鸡蛋有壳有皮有蛋黄蛋白一
样，本是商业或社会行为应有之义，现在却要作为“承诺”的内容推出，这一事
实正好可以作为中国社会经济伦理畸变的有力佐证。如果将“信用就是金钱”这
些资本主义信条与现在中国信用失常的情况对比，很难相信这种信用失常状况会
使中国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并使中国社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调查结果显示的商
业道德危机

    1996年，由新加坡昂记科技公司委托零点调查公司进行了一项名为《中国企
业家的商业伦理指南调查报告》的活动。在调查中，调查人员采用了分层抽样的
方法，电话访问了北京、上海、广州300家国有、民营、三资、个体企业的负责
人，调查内容涉及到商业伦理的作用，对不道德行为的容忍程度，企业经营者心
目中的理想伦理规则及其道德实践，经营者个人信念等。根据本次调查结果，该
公司研究人员概括了中伺企业商业伦理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企业经营者对商业伦理的熟悉程度尚不够，对商业伦理规则处在低水平
的自发遵循状态，对商业伦理的重要性的认识与对实际生活中非道德商业行为的
高度容忍形成强烈反差。调查表明，只有34％的人听说过“商业伦理”这一说法，
且多将“商业伦理”与职业道德等同视之，只有约15％的企业经营者能较全面地
理解“商业伦理”这一概念的内涵。

    虽然多达85％的企业经营者强调商业伦理在企业经营中的重要性，但调查人
员提供的非道德行为测试结果又令人担忧：企业经营者中对相当一部分非道德行
为采取高度容忍的态度，或持道德中立立场，其中对于外部权威与客户关系中的
非道德行为的容忍更为明显。


    

  

    序位

    非道德行为类型

    容忍度%

    道德模糊%

  

  

    1

    行贿受贿

    79.0

    3.7

  

  

    2

    贿赂客户

    71.3

    6.3

  

  

    3

    缺斤少两

    55.4

    0.7

  

  

    4

    不实广告

    55.0

    0.3

  

  

    5

    无企业文化

    25.3

    9.0

  

  

    6

    偷漏税

    18.7

    2.7

  

  

    7

    环境污染

    3.3

    2.3

  


    2、经营者们期待诚信、公正、合乎人情的商业伦理关系，但是利益和现实
功用的驱动性往往使大家屈从于违反道德价值的现实。在回答经营者心目中理想
的商业伦理关系时，与容户交往应保持信誉、相互信任的原则被受访者放在首位
（37％），其次是双方真诚合作的原则（28．3％）；在与政府等外部权威的交
往中，企业经营者希望能真正做到公事公办者占32．3％，做到相互支持者占71．
7％；而在企业内部文化规则方面则反映出多样化的形态，从大类上看，主张在
企业内强调感情联系的经营者占49．1％，强调管理规则的占25 ％，强调报酬规
则的占6％。

    “守法”是企业经营者认为应该在其经营中坚持，而且在实践中也能做到的
基本原则。但除此以外的经营原则则在“应该”与“实际”之间表现出较大的差
距，处在应该坚持的原则前几位的次序依次为：“诚实信用”、“自信自强”、
“尊重和信任他人”、“不断创新”，而处在大家现在实际奉行的原则前几位的
依次是：“随机应变”、“稳定发展”、“只重视效益与利润”、“自信自强”、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两者之间差距相当显著。

    3、良好的商业伦理体系为经营者所向往，但不良道德习气则被主要归咎为
社会环境作用，经营者缺乏内在道德自省，是企业经营中非道德现象蔓延的重要
原因。“信用”、“事业心”、“把握商业时机”、“吃苦”被经营者们推崇为
事业成功的四要素，并认为这是个人可以把握的因素。但对于社会上存在的相当
普遍的非道德经营行为，经营者往往归结为外在环境的影响：“社会风气不好，
大家只顾挣钱”（36．7％）、“用来支持商业伦理建设的法律制度不健全”
（24％）等，而企业经营者很少做自我道德反省。相反，在维护自身利益时，企
业又往往乐于接受不道德行为，甚至有时推波助澜。企业对商业伦理的矛盾看法，
反映了企业在经营活动中的道德双重标准：对于非道德经营行为的批评，多着眼
于指责他人，是一种他律规则，而在自律方面则宽以待己；将非道德行为归咎于
大环境，拒绝为自己个人进行的不道德行为承担道德责任。

    4、商业伦理规则的制度化的水平尚不高。规则制定的主要推动者是企业的
高级管理层与上级单位，缺乏对企业全体成员的道德诉求的整合，从而存在着将
商业伦理规则作为某种工具性的管理手段，使其难以成为企业从业人员由衷接受
的共守规则。调查中发现，85．2 ％的企业经营者表示，一旦企业能把伦理规则
制度化并确定下来，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基本能坚持正确的伦理指向，显示制度化
较之非制度化有一定的优势。但是，事实上只有不到半数的企业有一些不完全的
条文式的商业规则。而在商业伦理制度化的过程中，企业的高级管理阶层又起着
主要决定作用，其中有31．1％的人表示企业伦理规则是企业的高级管理阶层来
推动确立的，很少有企业报告其员工能参与制订企业的商业伦理规则。

    调查表明，在作为商业伦理规则的主要确定者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士中，他们
的个人信仰以工具型（科学与知识）、亲情型（父母与朋友）、权力型（有权者）
最为突出，而政治型（某种特定政治信念）及奉献型较为低落，从而可用于解释
目前中国企业中经营者重视眼前功用、家庭化色彩浓厚及为什么接受权力寻祖行
为的趋向严重。

机会不均等导致的分配法则畸变

    平等和效率一直是固扰经济学家的一个主要问题。短短10多年，中国已由一
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
是我们选择了“效率优先”、“先发展后分配”的发展战略，以收入悬殊为激励
机制的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非经济领域的改革一直没有起步，从而导致权力
市场化。其结果是权力之手介入资源分配，社会成员各自依据其在政府和企业这
两大科层组织中所占据的地位，来了一场起点极不平等的积累财富大竞赛。这种
战略的实践结果是既丧失了公平，又没有得到效率。

    平等和效率在经济伦理中属于贯穿始终的分配法则。在经济学这个大家族中，
以讲分配法则为特点的政治经济学其实处于心脏地带。但由于以往那种布道式的
单一讲授，政治经济学这些年备受冷落。转轨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因之也就一直
未被认真研究过，但改革中矛盾的集结点恰好就是权力之手介人资源分配，使中
国从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状态中直接走向由机会不均等导致的严重不平等。

    10多年前中国刚开始改革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就是发展战略的选择。应
该说，中国当时（甚至现在在某些决策者的头脑中）还错误地将经济上单纯的数
量增长看作是“发展”。比较一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可以看出在发
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里，经济增长和发展从来就是一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增长是
一个单纯的数量增长的过程，而发展则是随着产品的增加，包括收入分配、经济
结构、经济体制及社会制度变化在内的复合社会过程。

    翻一翻10多年以前的著作，随手可触的是这样一些从先哲著作中引来的警句：

    “在一定程度上，文明是由社会不公推进的。”（罗素）

    “科学和艺术都是从我们的罪恶中诞生的。”（卢梭）

    应该说，这些话还比较含蓄，只是表达了这些学者对社会动力的公允见解。
但一些作者引用下面这段凯恩斯的话，无论怎样，都有点直接为腐败辩护的意思
了——因为当时大家都以为中国只是像所有的后发达国家一样，面临着无可避免
的“阶段性腐败”，而这是改革必须要付出的“社会成本”和“代价”，所以当
时有人常用这一段先哲名言为这种“阶段性腐败”的不可避免作出解释：

    “要注意！……至少在一百年内，我们还必须对己对人扬言美就是恶，恶就
是美；因为恶适用，美不适用。我们还会有稍长一段时间要把贪婪、高利剥削、
防范戒备奉为信条。只有它们才能把我们从经济必然性的地道里引领出来见到天
日。”

    对不公的道义张扬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选择发展战略的社会心理
基础。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增长战略，本是西方的传
统战略，其他理支持是：在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资本形成和经
济增长，以收入悬殊为激励机制的利润最大化是最终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可
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代价。至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通过
“涓滴效应”慢慢流入下层贫苦阶层。也就是说，先增长，把“蛋糕”做大一点，
再来谈分配，一些社会问题自会获得改善。这种战略理论在西方以罗马俱乐部的
报告问世而告结束，在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最坏典型以南美为代表，引发了一系列
灾难性的后果，被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一些国家己进行战略调整，转向注
重公平优先的发展模式。本来，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的诞生，从经济
尤其是从分配上看，那种“按人头分馒头”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西方国家
先增长后分配战略的否定。但中国还是在改革中选择了这种先增长、后分配的发
展战略。现在分析起来，也许是因为当时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已习惯了
那种“普鲁特克斯”之床造成的结果均等。为了唤起社会的活力，人们求助于利
益机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那种一潭死水般的局面。理论家们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呼唤的“机会均等”没有到来，而由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却以快
得惊人的速度出现了。统计数据表明，1994年中国城乡按家庭户收入分组计算的
基尼系数为0．445，已经超过了国际上通常认为的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的
中等贫富差距程度。而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16，居当时世界最低水平。
基尼系数的迅速变化，表明在短短10多年间，中国己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
变成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

    而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在中国这10多年经济改革的关键环节卿资源配置中起
作用的，恰好不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是非经济法则，即在转型期严重
变质的权力这只“看得见的手”。在权力作用下，社会成员依据其在政府和企业
这两大社会科层组织中所占据的地位，来了一场起点极不平等的积累财富大竞赛，
其结果就是出现了目前这种贫富差距过大的局面。

    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样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还有人强调目前中国的贫富差
距并不大，认为分配不公的说法只是“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分配观至今仍然影响
我们对新时期收入差距的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用平均主义眼光看问题”，
对“把我国贫富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当成当务之急”，“当作主要矛盾对待”
的看法“不敢苟同”。且不说在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年代，撰文者用几年前
的数据论证中国1994年的问题这一做法妥不妥当，至少撰文者犯了两个不应有的
常识错误：一是对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财富流向缺乏了解，忽视了公众对现实生
活的实际感受；二是在谈论“公平”问题时却忽视了“公平原理”中最基本的要
素：人们不是根据现在生活是否比以前好一点来衡量自己得利与否，而是根据一
个人得到的利益与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否成正比，即所谓“既讲奉献也求收获”
的原则。

    也正由于中国近年来一直强调“生产先于分配”，认为只要把“蛋糕”做大
了，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因此对如何形成一种合理的分配机制，一直缺乏有
效的努力。在面对社会成员的功利追求这一问题上，政府没有考虑必须制定出严
格的市场经济法则，强迫每一个经济主体遵守，从而导致在实际生活中，存在许
多利用权力和职务便利而不正当致富的现象。

    由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公布的一个调查报告说明，占中国居民
家庭总数7 ％的富豪、富裕型家庭，其金融资产占城镇居民家庭全部金融资产的
比重达到30．2％，是平均水平的10．5倍，是贫困型家庭的93．3倍。饶有趣味
的是这些富裕、富豪型家庭，包含下列这样几类人：部分机关企事业单位领导人、
部分股份制企业负责人、部分承包租赁者，以及少数以权谋私者。而中国的“企
事业”单位和“股份制企业”，大多数都是“国字号”，这些领导人的身份是
“党政干部”和“企业干部”，其公开收入亦即“工资”并不会比一般职工高出
多少。也就是说，这份调查报告既然将这些人和以权谋私者划分开，就等于在某
种程度上承认了这些干部存在的大量隐性收入并非“以权谋私”的行为。这些富
裕者的身份就充分说明了在中国这一轮积累财富的竞赛中，起点的不平等起了决
定性的作用。

    这种忽视了公平分配法则的传统发展战略在中国实施，事实上已造成了灾难
性的后果，它引起的财富流向不是往下流入普通人民的口袋，而是往上流入权势
者的私囊，人民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应有的好处，而是被排斥在创造财富这一激
动人心的过程之外，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矛盾。毫无疑问，这一忽视了
公平的“先增长后分配”的战略现在在中国正受到严重挑战，因为在中国打破小
农社会平均主义分配格局的不是机会均等，而恰好就是机会不均等！

    同样令人不能忽视的是一部分人对目前这种不平等的反应，一方面是决策者
们也并没有试图通过立法来矫正这种不平等，理论界对这种不平等也甚少进行伦
理追问；另一方面则是有人提倡通过“红卫兵运动”来“均贫富”。这对于研究
中国的学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信号。上述两点昭示了这样一
个事实：中国人理解所谓“平等”和“市场经济法则”，决不会按照西方观念去
理解。因为在“平等”和“市场经济法则”这类伦理概念中，蕴含了一个社会全
部的政治、经济、道德等社会因素在内。

    中国在牺牲了“平等”以后，究竟得到了多少“效率”？

    所谓“效率”，从经济学意义上理解，就是用尽可能少的投入，争取尽可能
多的产出。10多年以前，大家认为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的主要症结在于平均主义
分配方式，只要打破平均主义，拉开收入差距，效率就会提高，资源就会得到合
理使用。“公平和社会发展不相容”这类误导社会舆论的理论也就是在那种背景
中形成的。

    那么，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声中度过了10多年，中国
到底有没有形成大家期盼的“效率机制”呢？

    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局面依仍其旧，而国有资产的流失却与日俱增，在企业
领导层和一般员工的分配问题上，“平均主义”分配原则早已打破，“效率”却
并没有提高。在不少国有企业负责人的私产增大的同时，是为数不少的国有企业
职工被失业问题所困扰。企业亏损、经理发财的事例在中国到处可见。在中国有
关部门查办的经济犯罪案件中，企业“一把手”犯罪问题突出——这是国有企业
的经济“效率”？

    整个社会的办事“效率”也没有提高多少。在这里，无须去列举一份公文需
盖几十个章这样的例子，也无须列举办一件事要经过多少环节这样随处可见的事
实。只要列举一件事：每年在办事必不可少的吃喝招待上，中国浪费了多少人民
币，便知道牺牲了“公正”，其实也没有换得多少“效率”——不过这里指的是
整个社会的“效率”，而不是指某个单位或某个人的“效率”，因为在“吃喝玩
乐一条龙服务”之后，肯定办事要容易得多。这倒不是企业或那些私营业主喜欢
去花这样的冤枉钱，而是因为不少地方的政府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
必须要进行这类“服务”，才能求得个别单位的“效率”，把事办成。所谓“腐
败是消解旧体制力量的最佳方式，成本最小，效益最大”，也就是根据这种情况
得出的结论。但实际上，这种寻租活动从总量来说，并不增加社会财富，而只改
变财富流向，也就是说，从总体上来说，它并没有为社会提高效率。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全国公款消费1980年为186亿元，1990年为？41．2
亿元，1993年则猛升至1283．5亿元。这笔钱相当干1亿多农民一年的生活费。而
与此同时，中国有关方面为贫困山区儿童的失学问题在向整个社会呼吁筹建“希
望小学”。不少人在捐了钱以后愤愤他说：何不叫那些当官的少吃点！少贪污一
点！而令人对中国当前道德状态真正感到寒心的，是还有良心泯灭的地方官贪污
挪用人们节衣缩食捐出来的扶贫款！

    1995年3月在中国第三次全国人大会议上，财政部长刘仲藜照例交“家底”：
1994年国家出现财政赤字237.49亿元。这不能不令人拿它去和公款消费所消耗的
财富相比：如果那些有资格去吃公款宴席的人少吃一点，这财政赤字原本可以不
出现的！

    社会资源如此浪费，又岂能谈得上“效率”？更何况，牺牲“平等”，除了
没有换来“效率”之外，还产生了许多别的问题，其中对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就
是公众对“平等一公平”期望的丧失，而和“平等一公平”期望一同丧失的，是
对社会的信任感和责任感。由于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什么是非感。道德信念的
全面丧失，对当代中国人的行为准则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导致经济伦理恶性畸变。

    面临这种现实，有识之士应认识到，要想重新塑造社会的平等观念，并不是
仅仅通过经济增长就可以做到的事。现在经常用的“社会转型期”这一概念究竟
应包含什么，恐怕需要认真界定一下其内涵和外延。缺乏公平的社会转型，其恶
劣后果已有南美、菲律宾等国为证。尤其是经济学家们，更应该考虑公平与效率
两者之间何者为先。因为从动态操作上来说，公平与效率理论虽然具体表现为时
序问题，但哪个目标是作为经济发展起始阶段上的优先考虑，哪一原则是解决另
一原则的前提和基础，其实是经济发展中的主要价值判断之一。

财富的追求——经济伦理畸变的实证考察

    与平等和效率共同构成经济伦理体系的还有人们对待财富的态度。人们对待
财富的态度通常可以从其追求财富的手段、财富的使用以及国家对财富的管理这
三个主要方面来加以测度。本节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说明了中国人的“公”“私”
观念发生了严重畸变，“私欲”如何以一种非常极端的形式支配着人们的行为。
在中国，追逐金钱的活动，从未形成目前这种铺天盖地、全民参与、势头汹汹的
金钱潮；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未达到这样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

    与平等和效率共同构成经济伦理体系的还有人们对待财富的态度。人们对待
财富的态度通常可以从财富的获取（即追求财富的手段）、财富的使用以及国家
对财富的管理这三个主要方面来加以测度。从这三方面考察，就可以发现，近10
多年以来，一些有终极意义的社会价值目标在中国已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公”“私”观念的畸变

    这10多年来，我们原来提倡的“集体主义精神”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先前
被从形式上驱逐出去的“私欲”，现在却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外化成人们的行动。

    笔者在《中国当代的资本原始积累》一章　中谈到，在近10多年中国积累财
富的竞赛中，得利的主要是一部分在政府部门中掌握资源分配大权者、国有企业
的一些管理者和那些攀附他们的形形色色的“中介人”。这些人早就没有所谓
“公”“私”之分，如果说这些年来他们在“市场经济”中操练了一些“本事”
的话，那这些“本事”就是如何将手伸进“公有财产”这只口袋里，用种种手段
将“公有财产”化为己有。

    最能说明中国人“公”“私”观念畸变的不是任何理论，而是大量事实。近
年来化公为私，公开侵吞国有资产，导致企业亏损，而经理个人发财这种“富了
住持穷了庙”的情况相当普遍，这一点在第三章　及其附文里面已谈得相当清楚。
以深圳特区为例，截至1995年3 月底，全市共清退挪门、借用和拖欠公款计人民
币2．69亿元，港市637万元，美元548.8 万元。各类公职人员利用职权和工作之
便，长期挪用、借用和拖欠公款，将公款借给外单位或亲友使用，长期拖欠承包
款或不交租金，擅自动用公款炒股票、炒房地产中饱私囊，挪用公款购买香港或
外国护照，惜用、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或为个人经营牟取私利等问题，在深圳
一些单位里非常严重。

    目前中国人在公有财产私有化上所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拿“公家”的，不
拿白不拿；我拿公家的，管你什么事，有本事你也拿，没本事站开点！老百姓虽
然知道自己所在单位的权势者在做什么事，但大多数人都抱着一种“这是国家的，
又不是我个人的”这种“明哲保身”的态度，鲜有检举者。即便有检举者，其中
一些人也是因为自己利益受损，而不是因为正义感的驱使。至于有些人因为检举
了单位领导人的贪污腐化而受到打击，还会有人这样认为：这人真傻，领导拿的
是“公家”的，管你什么事，反正他不拿，那些东西也没有归你。当然这种现象
的产生，与中国缺乏保护检举者的机制有关，因检举而被“炒鱿鱼”并受到各种
打击迫害的事例在在皆是。

    这一世态的变化和思想界重新研究“个人”根本无关。因为思想界充其量只
是对从50 年代延续下来的一些藐视人性的政治化伦理要求，如“个人的事再大
也是小事，国家的享再小也是大事”，人民群众应该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利益，服
从“社会利益”等思想进行了浅层次的清理，一是将个人（本位）主义和自私自
利、损人利己区分开来，认为个人利益的存在，和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存在有
着同样的合理性；二是将个人主义和市场经济秩序联系起来，认为良好的社会制
度，应该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在这种制度下，社会的发展将会更好地
保证个人的自由发展，而不是以牺牲个人的发展作为代价。所有这些理论，都是
要求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社会规则。

    那么在中国当代，目前这种私欲极度膨胀7寸社会正常秩序造成严重威胁的
局面又是如何造成的呢？这和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伦理的变化有直接关系。

    本世纪50年代初，是中国对传统经济伦理彻底扬弃的时候。在新建立起来的
经济伦理中，除了“按人头分馒头”这一点思想确实深入人心之外（分配法则忽
视人的能力差异，大大迎合了素质低下人群的弱者心理），所谓大公无私、公而
忘私、先公后私这一类社会主义理想经济伦理，虽然一直见诸于报刊等宣传材料
上，但有多少深入人心实在值得怀疑。不过当时对人们道德行为严加约束的意识
形态作用相当强大，人们只能将私欲抑制在社会允许的范围内。另外一个不可忽
视的原因是，当时除了少部分生活资料之外，没有私有财产的存在。由于这种现
实，当时在理论上一直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持大力批判的态度，更不会
对私有财产在法律上进行保护。各级企事业单位领导人以及公有财物的具体保管
者在支配单位公有财物时，有等同于支配私人财物的权力，故此所谓“公”和
“私”，在中国人的心里，实际上一直没有明确的界限，所谓“人民”财产人人
有份，而“人民”这个集体名词在中国，恰好是被引用得最多又最容易被人将其
涵义个人化的一个名词——“我是人民中的一员，所以我代表人民”这种说法，
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在使用这个名词时思维上的混乱。

    笔者必须着重加以指出的是，在分析这一问题的时候，不能忽视通过政治手
段强制性地实行财产转移，以及为了论证“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而批判“私有财
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观念时，实际上已将“把手伸进别人口袋里”这种隐性经
济伦理合理化。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在中国一直存在，水滁英雄名之为“替天
行道”的“劫富济贫”，就是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的具体表现和阐释。这种从现代
观念看来，无论如何都是任意侵犯他人财产生命的行为，一直被中国民间视为英
雄美德，并通过清代获得空前发展的流民组织——江湖会杜广泛传播，沉淀在民
众心灵深处。鲁迅在《阿Ｑ传》里描写的阿Ｑ对“革命”的理解，以及大跃进时
代一些乡干部对共产主义的荒谬解释，就是流氓无产者意识对这种隐性经济伦理
观念的一种粗鄙的直白式发挥。可以想象，这种对不属于自己的财产的觊觎心理，
一旦失去了外在的强力约束，就会生发出强烈的占有冲动。

    同样必须加以注意的问题是：奉献型经济伦理的另一个矛盾之处，就在于提
倡“劳动光荣”“多劳多得”的同时，又用“按人头分馒头”的分配方式在实践
中切断了劳动和财富分配之间的因果链。这一切都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人们在如
何获得财富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可以说，这种片面强调奉献义务而藐视个人经济
权利的经济伦理，使几代深受这种思想濡染教育的中国人，在履行职业责任和获
得财富这二者的关系上，缺乏一种道德认识。

    谈到上面这些，或者有助于大家在某种程度上了解目前中国人在公有财产私
有化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之所由来。也只有充分了解在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状态下的
民众心理基础，才可能较好地理解这一事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权主体缺
位的国有资产成为权力阶层大肆掠夺的对象，为什么基本上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
抗。不少人在自己没有能力加入瓜分国有资产行列的时候，可以痛骂腐败现象和
腐败者，但一旦自己具有了参加瓜分的“资格”和佬力，便也毫不犹豫地把手伸
进“国有资产”这一只口袋里。公民自律精神如此之差，其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
缺乏一种健全的公私观念。

全钱至上和商品拜物观念的形成

    这里有必要简单回溯中国历史。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其实只是一种人
格理想，社会中只有少部分儒家知识分子奉行而已。在日常生活中起作用的，主
要是“常识理性”。这种“常识理性”承认人们追逐利益的合理性，始终在中国
人经济生活中起着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只是得不到道德上的张扬而已。所以中
国儒家学说和老百姓在对待金钱的道德感情方面，亦即“利”的态度上始终有很
大的区别。对于“财富”，直到洋务运动以前，中国历代思想家几乎都怀着一种
深深的恐惧，《管子》一书的作者、商鞅、韩非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
都在追求财富的终点提出了“富国不求足民”的思想，认为老百姓富足不仅不足
以言治，反而对国家有害。于是中国在鼓励老百姓“安贫乐道”，方面形成了一
整套道德信条，这种对财富的鄙视到了毛泽东时代被发挥到了极致，外化到政治
上就是极端轻视经济活动，过分强调政治教化。这种思想到毛泽东的晚年，形成
了他的两个重要思想：“穷则革命富则修”和“越穷越革命”，承认人们有追逐
利益合理性的“常识理性”在道义上被彻底否定，应对“穷”而形成的一整套安
贫乐道的哲学，这时被发挥到以穷为荣的荒谬程度。但尽管政治戏剧如此轰轰烈
烈，以食为天的中国老百姓对财富仍一直持很实际的态度，为了改善生活而种自
留地的所谓“资本主义尾巴”之类的行为就是明显例证。

    物质贫乏的民族对财富的梦想也是贫乏的。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无论是
对富裕本身的理解，还是对富裕的向往，其实都很原始。那时候的理想境界，在
农村来说，无非就是一首风靡一时的歌曲中所唱的那样：“床上盖着花被窝，屯
里粮满仓”。就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提出来以后的两三年中，大
多数中国人都还不知道百年难得一见的致富机遇已经悄悄来到面前。在农村中有
一些头脑比较灵活的人主动抓住了这一机会。而在城市中，则只有一些被当时社
会的就业体制排斥在外的人，在万般无奈，亦即连街道工厂都进不了的情况下，
被迫接受了这一机遇的“垂青”。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发了财，成了当时传媒热衷
宣传的“万元户”。“万元户”们的存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唤醒
了人们被压抑已久的物质欲望，由政治意识形态设定的“奉献型伦理”规范日渐
处于一种弱势状态。在充满体制漏洞，且没有设定任何追逐财富的游戏规则的国
度，几亿处于长期贫穷状态中的人，其物质欲望一旦释放出来，就形成了一种前
所未有的金钱饥渴感，那种在政治压力下被迫退缩回意识深处的“常识理性”，
一旦没有了外在约束，就以极快的速度膨胀起来，最终导致了当前这种道德严重
失范状态。追逐金钱的活动，在中国从未形成这样一种全民参与、铺天盖地、势
头汹汹的金钱潮；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来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
则的地步。在这10多年商品大潮的强力冲击下，商品拜物观念已渗透中国社会各
阶层的意识深处，以至教养、文化水准很不相同的社会各阶层，在追求金钱的过
程中，其行为方式之不道德在本质上竟没有多大的差别。

    这种状态用民谚来表示，比任何学术语言都来得直观和生动。

    80年代初：“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80年代中：“抬头向钱看，低头向钱看，一切向钱看。”

    80年代未及90年代初：“犯大法挣大钱，犯小法挣小钱，不犯法不挣钱。”
“捞它几十万，最多判它十几年。”前者是对社会现实的概括，后者是对挺而走
险赚钱者心态的概括。“兔子不吃窝边草”这种以前的强盗都要奉行的准则，竟
为“杀熟”（即专门以亲朋好友为行骗对象）所代替，不少杀人抢劫、拐卖人口、
绑票这类刑事犯罪案件发生在熟人、朋友、老乡之间，人和人之间产生了前所未
有的信任危机。

    我国历朝历代都流传了许多意味隽永的民间谚语，许多民谚口口相传，颇能
反映一个时代不见于“正史”记载的风貌。特别是那些针砭时弊、嘲讽世态风情
的民谚，因为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某种不良现象的不满，常常无需通过传媒不腔而
走。近年来这方面的民谚很多，有一些颇能反映经济伦理观念的变化，如：讲人
际关系变化的有“50年代人帮人，60年代人整人，70年代人哄人，80年代各人顾
各人，90年代见人就宰人。”讲致富不择手段的有“要想富，请上路，抢劫也有
专业户；复员哥哥组队伍，抢了旱路抢水路，抢了公路抢铁路，一路抢迸城里去，
刀子下面出金库。”对近年接二连三出现的经济犯罪大案，亦有谚语讥刺：“砍
头不要紧，只要金钱真，杀了我上个，富了家中几代人。”讽刺官商结合的有
“无钱有权，以权换钱；有钱无权，以钱换权：用我手中钱，买你手中权，靠权
行方便，合伙赚大钱！”

    这些谚语虽只寥寥数语，却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刻划当前的许多不良现象，
其中蕴含的警世意味不言自明。中国从上古时代开始，就特别注意“采风”，周
代还特设采诗官每年春天到民间搜集民谚，目的就是通过民谚了解民情，“以观
风俗知得失”。由此可见民谚实是对世风人情的一种反映。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罗辑在1995年11月曾对传媒谈到，中国新闻机构考虑到宣传
的负面效应，很少利用新闻的特点直接去调查、揭露领导干部中的贪污受贿问题，
见诸报端的总是已成定局的案例。这等于承认了中国的新闻传媒在反映民众意见
方面有相当局限。在这种情况下，用民谚这种非正式的资料陈述世态的变化，多
少可以弥补文字资料之不足。

    整个社会充斥着患了金钱迷幻症的人们，这个社会只能说是病态的。美国思
想家詹姆斯（WillianmJames）在批评美国时曾说过：“我们的道德软弱，造成
了只崇拜成功这个邪痞女神的现象。而只以金钱来解释成功，乃是我们的国家之
病。”对金钱意义的张扬到了现在这种程度，重建民族道德确实是当务之急。

财富的困惑

    在人类世界，所有财富最后都要陷入思想与物质之间的空隙中，受人类思想
的支配。本节主要考察了社会暴富阶层如何使用财富、国家如何管理财富以及中
国人在财富面前的道德困窘。中国传统文化在教育国民应对贫穷方面有一整套哲
学，但现在面对财富却产生了深深的困窘。这种困窘令研究者感到有必要重新审
视中国经济伦理变化的全过程。国为经济发展必须要有一种人文精神作为支拄和
动力，这种人文精神对经济的发展具有规范和推动的作用。如果丧失了人文精神
的支撑，追求财富的欲望最后必然沦为纯利欲的冲动，导致人们动物性的膨胀、
人性的泥灭、社会秩序的混乱和财富的浪费。


    困惑之一：素质低下的富人如何使用财富


    在人类世界，所有财富最后都要陷入思想与物质之间的空隙中，财富凝聚成
物质形态，但最终却受思想支配。像许多看起来简单的经济概念一样，财富在它
那金光闪闪的华丽外表下面。隐藏着一堆令人颇感困扰的问题。前面谈的只是人
们对财富的追求，现在还有两个问题：富人对财富的使用与国家对财富的管理。

    眼光短浅、素质低下是现阶段中国富人一个根深蒂固的缺陷，这些人对财富
的使用方式常使人考虑一个问题：财富集中在素质低下者手中到底对社会有什么
意义？

    我国的西部和中部少数地区在受贫困困扰的同时，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不少地
方却在受“富裕”的困扰。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和深圳特区原农村，不时可以看
到一些富裕却无所事事的农民在游荡。用当地人自己的话来形容，这些人是“三
不像”：没种田，不是农民；没有生活技能，也不用从事某一职业谋生，不是工
人；生活上保持浓厚的农村生活色彩，也不是城市居民。以深圳市罗湖区的农民
为例，该区16～40岁的原村民（在农村城市化以后成为农村集体股份公司的股民）
的失业率高达42．6％，政府虽多方劝导他们工作，但他们根本就没有工作欲望，
因为对他们来说，千来元钱工资只好当作“茶钱”。于是他们的生存方式构成了
这些富裕地区的一大“景观”：富有而无所事事，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便寻衅
闹事、打架斗殴、吸毒、嫖娼、养小老婆……等等，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不少
女村民也依靠打麻将、赌博等打发漫漫时光。这种情况不独只在广东出现，一份
对浙江义乌10个超亿元村的调查报告，也谈到当地农民虽然富裕，但精神文明建
设却相当落后的事实。该报告说，当地青年农民和中小学生成天就泡在集镇的各
种娱乐厅里，观看各种黄色录相和书刊，打架斗殴等刑事犯罪案件不断，建造坟
墓圈地越来越多，阴宅越来越大——仅在1996年的一次清理“青山白化”的政府
行动中，浙江就拆除了25万座豪华坟墓。更还有人不惜斥资数百万元，购置镀金
家私，一圆其“富贵之梦”——这哪里像一个刚从贫困中解脱出来的国度里公民
所应有的消费行为？

    现实中的种种事实都说明财富集中在素质低下者手中对社会没有利，么促进
意义。以最简单的事实来说，就在报纸等传媒报道贫困山区的孩子因没有钱念书
面绝望痛苦之时，这些地区富裕农民的孩子却不愿意念书。笔者曾到几个修有豪
华祠堂的村庄里去调查过，这些以血缘为纽带聚族而居的村落为族人设有数颔可
观的奖学金，如考上大学奖励5万元，考上中专奖励2万元。但这些奖学金虽已设
立多年，却从未有人拿到过，因为从恢复高考以来，这些村庄就没有人上过中专
或者大学。笔者曾问过一位农村集体股份公司董事长的孩子，为什么不念书？他
回答得干脆利落：“念书有什么好？在我老豆（爸爸）公司里有三四个大学生和
研究生，辛辛苦苦工作一年，挣的钱还不如我拿的红利一半多。我老豆说，我这
一辈子就算什么都不干，钱还可以养两代人。再说我有钱、可以雇研究生、大学
生帮我打工。”

    天道循环，以前“富不过三代”的周期对于我国现在这批暴富者来说是太长
了。由于对这些人来说，他们致富或是机缘——因为坐在某个位置上；或是地理
位置——就像深圳的农民们在睡梦里发了财。正由于财富来得就像阿拉丁神灯这
个故事一样太容易了，他们还来不及从财富带来的狂喜和骄矜里清醒过来，更没
有来得及训练子孙守财的本事，有一部分人的财富就又随风飘逝而去。于是我们
就看到这样的事实：一个个富裕的农民村庄里重复演绎着今天的败家子故事，数
百万家财和房产，最后都化作海洛固等毒品，以及一个一个形同废物的“白粉
仔”、“白粉妹”。这是历史对暴富者的惩罚。

    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对挥霍成性从而毁灭自己及家庭生活安全的人，社会
有义务和权利把他们置于监护之下，因为既然每个人有权伸手向社会要生活资料，
社会也就必须保护他们以免其活在这种自暴自弃的状态中，最终增加社会负担。


    困惑之二：国家如何管理财富


    对一个国家来说，创造财富和管理财富一样重要，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如同前几章所述，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已经完成，从财富总量和资本积聚的程度
来说，中国经济起飞的条件已经具备。据1996年上半年央行公布的材料，1996年
第一季度，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已超过35000亿，这说明我国国民十分善于储蓄。
但是人们千万不要忽视一条，即储蓄是否能兑现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能不能善于
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取决于到消费被推迟到那个未来日期时，这个国家所具有的
生产消费品的能力。也就是说，储蓄能否兑现，取决于在提取存款的那个日子里，
这个社会有无足够的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

    那么我们是如何管理这个国家的财富的呢？且看下列几类事实：

    首先是要看这些存款中有多少会转化为投资。那些零星散户的存款，都是存
户们根据自己的生命周期，为子女读书、自己养老及各种不时之需而存款备用，
这些钱只可能由国家“借”去给企业用；而大额存户的钱，有一部分的最终流向
不会是生产领域。据一份时闻资料报道计算，在1995年审结的三宗百万元以上的
经济犯罪案件中，犯罪金额与储蓄形成额之比分别为80／500，410／1600，90／
700，平均为20．7％，虽说不能就据此断定个同居民储蓄中有这么高的犯罪所得，
但估计这些来源不透明的储蓄至少不可能投向生产领域或流通领域，成为社会再
生产资本。这些存款中的不少部分最终会成功地转移至国外，它们的具体数目谁
也说不清，它们只是中国原始积累对期的财富幻影。中国没有办法管理和运用这
部分财富，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这部分财富化为国外的购买力。

    可以断言的还有一点，对于暴富者们来说，还有一个如何善用财富生财的问
题，因为财富是由那些可以保证将来有源源不断收入的资产构成的。上述那位农
民董事长“教子经”的错误，就在于他将财富斤作静止的金钱，而不是以财生财
的资本。他的更大错误在于，他没有将孩子的索质看作财富。事实上，有形资本
和自然资源并不能说明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思想和精神也是财富，经济中思想
和精神的质量，可以胜过资本的数量。最好的、最能使人信服的、最具有创造性
的和灵活的智力构成是一个社会拥有的最持久的财富。更何况，对于一个国家来
说，仅有储蓄还不能形成资本，因为资本还包括人的工作积极性与国民受教育程
度，只有这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形成源源不断的商品生产。否则，以金钱为主
要形态的财富最终只是虚幻的光环。

    即便是对国有资产，我们也缺乏管理能力。没有比现在这种情况更让人困惑
的了：一方面是大量国有企业发不出工资，新生城市贫困人口不断增加，另一方
面在酒楼歌厅里，每天都有大批红男绿女们享尽人间艳福。而这日掷万金的“豪
气”，基本上是靠挥霍公款来支撑的。据辽宁省锦州市1994年对该市15家夜总会
和歌舞厅的调查，发现公款消费在夜总会收入中占80％以上，每天消耗公款达22
万元，相当于该市团难企业3500名待业职工每月从该市基本生活保障周转基金借
取的基本生活费之和。一名夜总会的老板毫不隐讳他说：“我们挣的就是公家钱，
个人掏腰包来玩的有几个？”

    于是中国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经济奇观：一方面是贫富差距日大，畸形消费能
力超前发展；另一方面生产能力却没有相应扩展，第一产业农业处于萎缩状态，
第二产业也极不景气，只有第三产业，尤其是某些为少数人服务的第三产业畸形
发展。许多本应在本国市场有巨大需求的产品在舶来品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工业
生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生产处于一种令人很不乐观的状态。对于我们这个善于储
蓄的民族来说，创造财富竟成了一件相当艰苦的工作，许多市场竟拱手让给了外
国人。外商不但抢占了我国的微电子、通讯器材等市场，即便在服装、食品等中
国传统长项产业上也大举进攻，迅速挤占了原有国产牌号的市场占有率，还形成
强大的进入壁垒。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没有自身生产的商品支撑的储蓄，最终
只是一堆纸币而已。

    一个每年在公款吃喝上要挥霍将近2000亿元，在洗桑拿浴上要花掉100亿元，
在吸毒上要消耗上百亿元的国家，绝对不是一个善用财富的国家。观诸世界历史，
那些发达国家没有一个是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大肆挥霍财富的。


    困惑之三：在财富面前的道德困窘


    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一种人文精神作为支柱和动力，这种人文精神对经济的
发展具有规范和推动的作用。如果丧失了人文精神的支撑，财富的追求欲望就必
定会沦丧为纯利欲的冲动，就会导致人们动物性的膨胀、人性的混灭、社会秩序
的混乱和财富的浪费。

    将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变化做一历史的纵观，就会发现，自鸦片战争后至1949
年这一段时期内，和政治及社会制度的变化相比，中国人的经济伦理变化得最为
缓慢。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动乱中，传统道德的基本价值观始终没有陷入崩溃状态。
而自1978年以来所发生的变化，比过去L百多年来所发生的变化还要深刻，还要
大。这就不能不令人想到，在这两个时期之间的那一段经济伦理巨变究竟给中国
带来了什么？本章前面对此曾作了分析，这里不再重复。

    追根溯源，经济伦理的剧变虽发生于现在，但促其变化的因子却绝不是这些
年才种下的。以藐视人性为特点的奉献型经济伦理，必定给在这种教义下成长的
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这样的后果：信仰破灭以后，每个人都感到空前的虚无和
幻灭。正因为这种幻灭感，才使得现在的中国人不再相信任何道德。这里还要看
到自50年代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鼓励人们虚伪无耻地告密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巨
大破坏——在人类所有的恶行中，再没有什么比告密更能破坏一个民族的道德积
累。可以说，这种破坏人性尊严并使人丧失道德羞耻感的告密，早就在我国公众
意识深处种下了道德畸变的因子，否则不会有今天这种道德大滑坡的局面出现。

    在一种文化的经济伦理中，人们对待财富的态度，是具有根本意义的价值观，
它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这个民族的经济行为模式。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中国近
年来道德失范现象是非常惊人的。如前所述，中国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物质匾乏
的贫困状态中，在教导人们“安贫乐道”“知足常乐”这方面有一整套道德信条。
80年代对安于贫穷的思想进行批判时，大多数人也没有想到那时的中国公众心里，
沉淀的已不再只是儒家的传统经济伦理观念。更没有人会想到，经历过“文化大
革命”等政治运动的中国公众，事实上已经发生了道德劣变，一旦没有了外在约
束，就会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走到另一个极端。

    剩下的一个问题是，富裕者和贫困者相比，谁在道德上更有优势？自80年代
初以来，富裕阶层在绝迹了几十年以后，又重新出现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由于
大多数富裕阶层中人素质低下，其行为方式、生活态度以及心态对中国社会产生
的影响大都是消极的。如追求财富过程中种种寡廉鲜耻、不择手段的行径以及由
此引发的各种犯罪行为；“富易妻”、嫖娼养“小蜜”的婚姻家庭模式；奢侈性
的消费方式；富裕家庭中第二代的不健康成长，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称之为中
国现代富裕阶层的特殊“社会病”。这些“社会病”使人有充足的理由发问：财
富集中在素质低下的人手中，对社会到底有什么好处？不少人看到这些富裕阶层
的道德缺陷后，惊呼“富人除了钱之外什么也没有”，”救救富人！”

    但是问题在于：这种困窘并不是哪一个特定阶层的。上述现象并非只存在于
富人中，这些富人和大多数穷人在道德操守上并无本质的不同，只不过大多数没
有富起来的人，还没有办法像富人那样表现而已。他们的不道德，多是以另外一
些更坏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年社会上“三无人员”，即附生在城市边缘的流氓
无产者和大量次生社会集团成员，为获得财物而抢动杀人、偷盗扒窃，对他人生
命财产或家庭构成破坏的事例随处都是，大中城市的刑事犯罪案件多是这类人所
为。就连在“保姆”这类看起来似乎对他人最没威胁的妇女当中，也经常发生拐
卖雇主家小孩、偷盗雇主财产，甚至伙同他人杀害雇主以抢劫财物，或绑架雇主
家小孩以勒索金钱的案件。由此足见贫穷阶层在道德上并不见得有什么优势。

    据《中国市场经济报》1996年、月17日发表的《打工族犯罪现象不容忽视》
一文称，打工族犯罪，首先是比率高。一些大中城市，特别是东南沿海经济发达
地区，外来打工族作案的比率越来越高。其次是团伙作案多。因为进城做工，大
多是乡亲、朋友结伴而行，同吃同住。第三是侵犯财产型犯罪多。他们之所以外
出打工，就是为了挣钱。可是在城里挣钱也不那么容易。有些人发财心切、一旦
达不到目的就想走歪门斜道，不惜任何代价搞钱。第四，多带有季节性，大多发
生在三夏、三秋和春节以前。这时候他们正要回家收割或者过年，觉得反正作完
案就走，警察也抓不着，胆子因此特别大。第五，手段特别残忍。因为来自贫困
地区，有些人对物质占有欲特别强烈。同时大多数打工族年龄偏低，无牵无挂，
在城里又无亲无故，作起案来往往不计后果。

    打工族犯罪的原因，首先是这些人的素质比较低。据某地的粗略统计，在当
地的打工族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了将近80％，文盲占了20％，高中文化水
准的只有0．2％。其次是管理跟不上。当打工族像潮水一样涌来的时候，加上他
们分散居住，常常飘浮不定，有关管理部门原有的管理制度就显示出种种的不足。
反差心理也是造成某些人犯罪的重要原因。由于打工者自身条件的局限，他们在
城里干的，基本上都是最脏、最累、最苦的活。工作压力大，随时都可能被解雇。
城市的种种高消费，使打工族中一些人产生强烈的自卑感、失落感和压抑感，造
成他们心理失衡，促使其走上犯罪道路。

    可以说，当前在追逐财富过程中，社会各阶层的表现并无多大的本质不同。
只不过有权者用权，无权而又愿铤而走险者用暴力而已。素以“威武不能屈，富
贵不能淫”为人格理想的中国文化，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道德困窘，
并不只是少数人的困窘，而是整个文化在财富面前的困窘。这种困窘令研究者感
到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人经济伦理观念变迁的历史过程。

小结

    从伦理学角度看，中国人现在奉行的功利主义观念是导致实践负效应的前提。
一旦缺乏伦理约束，人类实践活动就必然会出现盲动。所谓功利主义的观念，就
是主张在考虑行动后果时，考虑的是行动可预期的直接后果，而不是那些未来的
后果。这就是说，它注重的是直接利益，而不顾人类长远的利益。从人和自然的
关系来看，它造成人和自然关系的失衡。如只考虑眼前利益、不顾及人类的长远
利益，不顾一切地掠夺资源，从而破坏生态环境，使经济发展与环境失调；另一
方面，它加剧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当今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化，人和人之间，
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之间，如果不是奉行正当合理的竞争原则，势必影响市场经
济的有序性，从而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稳定。因此，功利主义实践
观念在两方面加剧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困境。众所周知，国家功利主义的泛滥，必
然导致整个社会的短视行为。

    目前中国这种功利主义的经济观念已主宰了经济生活，最恶劣的影响乃是在
通过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种种事实教育着人们：只有适应这种严重扭曲的经济秩
序，人才能生存下去。这方面最著名的一个命题就是当代青年对腐败的看法：腐
败虽然在道义上遭到贬斥，但如果只有通过腐败才能办成事，那它就没有什么不
好。这种有用即善的看法事实上漠视了一切伦理规则的限制。

    黑格尔曾经说过，哲学的出现总是在时代潮流、世界事变已经结束之后，因
此总是迟到，不能给世界以任何教导意义。从这方面来看，也许可以理解为什么
现阶段中国会出现严重的缺乏伦理规则的市场游戏和中国经济伦理严重失范状态。
但是也正因为认识到这种状态，积极推进伦理道德的建设也就特别具有现实意义。

    在商品经济社会里，各个人的自由都以自我为出发点，每个人追求个人私利
的动机及目的必然会引起相互之间的冲突。因此坚持自由市场机制的原则并不等
于完全的自由放任。一种社会需要一定的规则约束交易的双方去遵循它，而没有
外界的制裁，这种规则往往是实现不了的。这里一方面需要政府制定规则和裁决
交易双方的经济行为，另一方面，在长期经济交往中所形成的伦理观念也对人们
的行为起一定的约束作用。马克斯·韦伯在论述统治合法性时提出，每一种真正
的统治形式中都包含着最起码的自愿服从成分。但只有这一点还不足以构成真正
的统治，必须要有“对统治合法性的信仰”，通过信仰体系可以将物质控制转变
为合法统治。而所谓信仰体系，指的是说明为什么某人或某些人应该服从某种统
治的理论体系或意识形态。一个社会要生存，在追逐财富、使用和管理财富方面
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行为准则，亦即经济伦理规范。如果不少人在追逐财富时危
害国家利益，或以破坏他人生命财产安全，无视他人权利，败坏社会风气为手段，
只能说这个社会已堕落到了“人皆为盗贼”的可悲境地。在这种时候，如果还想
为这一国的国民提供正常的生活环境，除了法制建设等制度建设之外，必须还要
考虑重建经济伦理的问题。经济伦理的建设应以终极关怀为核心，包括经营哲学、
行为准则、人格追求等内容。只有建立了充满人文精神的经济伦理规范，才能使
浮躁飘荡的人心有所依归，使茫然无措的行为有所参照。对一个国家来说，这是
一种根本意义上的建设。

    一位提倡可持续发展的英国学者曾经说过：“发展并非只从商品开始；它是
从人民以及他们的教育、组织与纪律开始。……任何国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组
织与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的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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