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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fzx (化石), 信区: Reading
标 题: 牛棚杂记 4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Wed Jun 9 19:01:01 1999), 转信
对号入座
暂时的逍遥,当然颇为惬意。但是我心里并不踏实。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的头
上也是应该戴上帽子的。我在东语系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难道就能这样蒙混过关
吗?
我苦思苦想:自己也应该对号入座。当时帽子满天飞,号也很多。我觉得有两
顶帽子,两个号对我是现成的:一个是走资派,一个是反动学术权威。这两顶帽子
对我都非常合适,不大不小,恰如其分。
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首先他应该是一个当权派;不是当权派就
没有资格戴这项帽子。我是一系之主,一个比七品芝麻官还要小好多倍的小不点官
儿。但这也毕竟是一个官儿。我是当权派无疑了。我走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呢?我
说不清楚。既然全国几乎所有的当权派都走了资本主义,我能不走吗?因此,我认
为这一顶帽子蛮合适。
什么叫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呢?不管我的学问怎样,反正我是一级教授,中国科
学院的学部委员,权威二字要推也是推不掉的。我是不是资产阶级呢?资产阶级的
核心是个人主义。我学习了将近二十年的政治,这一点深信不疑。我有个人考虑,
而且还不老少。这当然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我有这样的思想,当然就是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就反动。再加上学术权威,我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又是什么呢?
几个因素一拼凑,一个活脱脱的反动权威的形象就树立了起来。不给我戴这顶帽子,
我反而会觉得不公平,不舒服。我是心悦诚服,“天王圣明,臣罪当死。”
但是问题还不就这样简单。我最关心的是:这是什么性质的矛盾?
从五十年代中期起,全国都在学习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当然也不例外。我
越学习越佩服,简直是打心眼儿里五体投地地佩服。在无数次的学习会上,我也大
放厥辞,谈自己的学习体会,眉飞色舞,吐沫飞扬。然而,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我才发现,以前都是纸上谈兵,没有联系自己的实际。现在我必须联系自
己的实际了。我想知道,这样两顶帽子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矛盾?
大家都知道,在新社会,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生活当然是好的。但是,不管
出于什么原因,如果被扣上敌我矛盾的帽子,日子却会非常不舒服,简直是如履薄
冰,如坐针毡;夹起尾巴,还会随时招来横祸。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
子难受之时嘛。过去我对于这一点只有理性认识,从来也不十分关心。“文化大革
命”一起,问题就要发生在自己身上了。我才知道,这是万分重要的问题。我自己
对号入座,甘愿戴上那两顶帽子。非我喜开帽子铺,势不得不尔也。但是,这两顶
帽子是什么性质的矛盾呢?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万分关键。到了此时,这已经不是一
个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我努力想找一个定性的根据了。
所有的报刊杂志都强调,要正确区分和处理这两类矛盾。但是其间界限却万分
微妙,简直连一根头发丝的十万分之一都不到。换句话说就是若无实有,却又难以
捉摸。在某一些情况下,世界上任何定性分析专家和任何定量分析专家都无能为力。
我自己也是越弄越胡涂。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是一个哲学问题呢?还是一个
法律问题?如果是一个哲学问题,它究竞有什么实际意义?如果是一个法律问题,
为什么法律条文中又没有表露出来?我对法律完全是门外汉。但是我在制订法律的
最高权力机构呆过五年,从来没在法律条文中见到什么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样的
词儿。原因何在呢?我迷惑不解。
我不是对理论有了兴趣。我对今天说白明天说红的完全看风使舵的理论,只有
厌恶之感,没有同情之意。但是,现在对我来说,这却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我在对
号入座的过程中,忧心忡忡,完全是为了这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是身处敌我之
间,心悬两类之外,形迹自由,内心矛盾,过着有忧有虑的日子。
我们平常讲到戴政治帽子,往往觉得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事不关己,高高
挂起”嘛。解放以后,政治运动形形色色,戴的帽子五花八门。给别人戴什么帽子,
都与己无关。我就这样顺利地度过了将近二十年,从来没有切肤之感。我看被戴上
帽子的人都是毕恭毕敬,“天王圣明,臣罪当死”。他们内心里的感受,我从来没
想去了解过。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主动争取戴帽子的。可我现在左思右想,前
瞻后顾,总觉得或者预感到,自己被戴上一顶帽子,心里才踏实,好像是寒天大风
要出门那样。现在帽子满天飞,可是不知道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难道正副上帝分
工还有一个掌管帽子的上帝吗?
在革命群众眼中,我不知道自己的地位如何。反正还没有人公开训斥我,更不
用说动手打我。我这个系主任还没有明令免职,可是印把子却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
起从我手中滑掉了。也有几次小小的突然袭击,让我忙上一阵子,紧张一阵子。比
如,有一天我到外文楼去,在布告栏里贴着一张告示:“勒令季羡林交出人民币三
千元!”我的姓名前面没有任何字眼,既无“走资派”,也没有“反动学术权威”,
“秃头无字并肩王”。我觉得颇为失望。但是,既有成命,当然要诚惶诚恐地加以
执行。于是立即取出三千元,送到学生宿舍指定的房间。我满脸堆笑,把钱呈上。
几个学生脸上都有点怪物相,不动不笑,令我毛骨悚然。但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他们拒绝接受,“你拿回去吧!”他们说。我当然敬谨遵命了。
又有一次,我正在家里看书,忽然随着极其激烈的敲门声,闯进来了几个青年
学生,声称是来“破四旧”的。什么叫“四旧”呢?我说不清楚。要考证也没有时
间。只好由这一群红卫兵裁决。我的桌子上,墙上,床上摆着或挂着许多小摆设,
琳琅满目。这些就成了他们破的主要对象。他们说什么是四旧,我就拿掉或者砸掉。
我敬谨遵命,心里头连半点反抗的意思都没有。因为经典性的说法是,他们代表了
革命的大方向。在半小时以内,我“破”了不少我心爱的东西。我回忆最清楚的是
一个我从无锡带回来的惠山泥人大阿福,是一个胖胖的满面含笑的孩子,非常逗人
欢喜。他们不知道怎样灵机一动,发现我挂在墙上的领袖上没有灰尘,说我是刚挂
上的,痛斥我敬神不虔诚。事实上,确实是我刚挂上的;但我敬谨对曰:“正是由
于我敬神虔诚,‘时时勤拂拭’,所以才没有灰尘。”革命小将的虔诚和细心,我
不由得由衷地敬佩。但是,我在当时虔诚达到顶峰的时期,心里就有一个叛逆的想
法:要想破四旧,地球上最旧的东西无疑是地球本身,被破的对象地球应当首当其
冲。顺理成章地讲,为什么不先把地球破掉呢?从那以后,我陆陆续续地听到了许
多关于全国破四旧的消息。一位教授告诉我,他藏有一幅齐白石的画,一幅王雪涛
的画,都被当做四旧破掉了。这只是戋戋小者。全国究竟破掉了多少国宝,恐怕永
远无法统计了。如果当时全国真正完完全全贯彻破四旧的方针的话,我们祖国的宝
贵文物岂不一扫而光了吗?即使我们今天想发扬,还留下什么东西值得发扬的呢?
我真是不寒而栗。
我还是回头来谈戴帽子的问题,这是我念念不忘、念念难忘的一件事。革命群
众或者上头什么人究竟要给我戴哪一顶帽子?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一个问题。随着革
命的前进,我渐渐感觉到,他们大概给我戴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一顶帽子。我
上面已经说过,我自己想戴的也正是这样一顶帽子。双方不谋而合,快何如之!按
字面来讲,这是敌我矛盾。但是,上头又说,敌我矛盾也可以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
理。我大概就属于这个范畴吧。
革命群众没有把我忘掉,时不时地还找我开个批判会什么的——要注意,是批
判会,而不是批斗会;一字之别,差以千里——,主要批判我的智育第一,业务至
上,他们管这个叫做“修正主义”,多么奇妙的联系啊!据说我在《春满燕园》中
所宣扬的也是修正主义。连东语系也受到了我的牵连。据说东语系最突出的问题就
是智育第一,业务至上。对于这一点,我心悦诚服地接受。如果这就是修正主义的
话,我乐于接受修正主义这一顶颇为吓人的帽子。解放后历届政治运动,只要我自
己检查或者代表东语系检查能够检查这一点,检查到自己智育第一,业务至上的修
正主义思想,必然能顺利过关。“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但我是一个“死不改悔”
者。检查完了,关一过,我仍然照旧搞我的修正主义。到了今天,回首前尘,我恍
然若有所悟。如果我在过去四十年中没有搞点这样的修正主义的话,我今天恐怕是
一事无成,那七八百万字的著译也决不会出现。我真要感谢自己那一种死不改悔的
牛劲了。不管怎样,给我戴上与业务挂帅有一些联系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
子而又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我真是十分满意。虽然我自己也清晰地意识到,
自己的处境也并非就是完全美妙,自己还是像一只空中的飞鸟,处处有网罗,人人
可以用鸟枪打,用石头砸;但是毕竟还有不打不砸的时候,我乐得先快活一阵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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