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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fzx (化石), 信区: Reading
标  题: 牛棚杂记 5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Wed Jun  9 19:01:10 1999), 转信

                                     快活半年

    大家都知道，泰山上有一个快活三里。意思是在艰苦的攀登中，忽然有长达三

里的山路，平平整整，走上去异常容易，也就异常快活，让爬山者疲惫的身体顿时

轻松下来，因此名为“快活三里”。

    “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一场艰苦的攀登，其艰苦惊险的程度远远超过攀登泰山

南天门。我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一场革命的攀登者。可是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至一

九六七年上半年，大约有半年多的一段时间，我却觉得，脚下的路虽然还不能说是

完全平坦，可走上去比较轻松了。尽管全国和全校正为一场惊天动地巨大无比的风

暴所席卷，我头上却暂时还是晴天。在经过了第一阵艰险的风暴以后，我得到了一

个喘息的机会，心里异常喜悦，我在走自己的快活三里了。

    我从前只知道，有一些哲学家喜欢探讨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问题，与此有牵连的

是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我可从来没有关心过我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如何。解放

以后，情况变了。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在运动中的地位问题。粗略地说，地位可以分为两大类：整人者与被整者。细分起

来，那就复杂得多了。而且这个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运动的进展，队伍不

断地分化，重新组合。整人者可以变为被整者，而被整者也可以变为整人者。有的

在这次运动中整人或者被整，到了下一次运动，地位正倒转过来。人们的地位千变

万化，简直像诸葛武侯的八阵图，令人眼花缭乱，迷惑不解。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当然非常关心自己的地位。我在上面谈到的帽子问题，

实际上也就是地位问题。我的地位长期悬在空中，心里老是嘀嘀咕咕，坐卧不宁。

后来我逐渐发现，自己还没有被划归敌我矛盾。有这一点，我就放心了。我仍然是

“人民”，这对我来说是天大的事情。我于是打着人民的招牌，逍遥起来了。要知

道，在当时，在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之间，在人民与所谓“反革命分子”之间，

横着一条其宽无比其深无比的鸿沟。如果处在鸿沟这一边，在人民的这一边，许多

事情都很好办，即使办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这都算是一时不小心所犯的错误，

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如果被划到对岸去，成为敌人，那就会有无限的麻烦，即

使夹起尾巴，处处谨小慎微，决不敢乱说乱动；可是一时不慎，办错一件事，说错

一句话，比如把“资本主义”说成“社会主义”或者倒转过来，那就必然被上纲到

反革命的高度，成为现行反革命，遭到批斗。

    但是划分敌我，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个权力掌握在谁手里呢？我真有

点说不清楚。我的脑筋简单，百思不得其解。虽然我暂时处在鸿沟的这一岸；但是

却感觉到，自己像是在走钢丝，一不小心，就能跌落下去，跌落到鸿沟的对岸。那

就等于跌落到地狱里，永世不得翻身了。

    我原来是东语系的系主任。这时当然已经不再是了。是免职？是撤职？谁也搞

不清楚，反正也用不着搞清楚。“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就是当时的行动方针。

至于什么叫“革命”，什么又叫“造反”？也没有人去追问。连堂堂的国家主席，

也不用经过任何法律就能够拉出来批斗。我这个小小的系主任，不过等于一粒芝麻、

绿豆，当然更不在话下了。但是，我虽然失掉了那一顶不值几文钱的小小的乌纱帽，

头上却还没有被戴上其他的帽子，这就可以聊以自慰了。

    这时候，学校里已经派来了“支左”的军宣队。每一个系都有几个解放军战士

和军官。系里的“造反派”也组成了一个领导班子。造反派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呢？

专就东语系而言，情况大概是这个样子：一些自命为出身好的教员和学生，坚决贯

彻“阶级路线”，组成了造反派，在自己胳臂上缠上一块红布，这就算是革命者的

标志。所谓出身好，指的是贫下中农、革命烈属、革命干部、工人。这些人根子正，

一身红，领导革命，义不容辞。再一部分人就是在社教运动中反对过陆平的人。他

们觉悟高，现在来领导革命，也是顺理成章。我记得，戴红臂章的人似乎只限于第

一种人。臂章一戴，浑身红透，脸上更是红光满面，走起路来，高视阔步，威风凛

凛，不可一世。为什么第二种人不能戴红臂章，我不清楚。这是他们革命家内部的

事， 与我无干，我也就不再伤脑筋了。我奇怪的是，好像还没有人像当年的阿Q那

样，别上徽章，冒充革命。由此也可见，这些革命家的觉悟有多么高了。只有革命

干部的子弟有点玄乎。虽然他们比别人更自命不凡，臂章一定要红绸子来做，别人

只能带红布的；但是他们的地位却不够稳定。今天他们父母兄姐仍在当权，他们就

能鹤立鸡群，耀武扬威；明天这些人一倒台——当时倒台是非常容易的——，他们

的子弟立刻就成为“黑帮的狗崽子”，灰溜溜地靠边站了。

    所谓反对陆平，是指一九六四年在社教运动中，北大一部分教职员工和学生，

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认为当时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同志有严重问题，执行了一

条资本主义复辟的路线，是修正主义的路线。于是群起揭发，一时闹得满园风雨，

乌烟瘴气。我的水平奇低，也中了极左思想的毒，全心全意地参加到运动中来。越

揭发越觉得可怕，认为北大已经完全烂掉了。我是以十分虔诚的心情来干这些蠢事

的，幻想这样来保卫所谓的革命路线。我是幼稚的，但是诚实的，确实没有存在着

什么个人考虑，个人打算。专就个人来讲，我同陆平相处关系颇为融洽，他对我有

恩而无怨。但是，我一时胡涂蒙了心，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前途，我必须置个人恩

怨于度外，起来反对他。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的思想。后来中央出面召开了国际饭

店会议，为陆平平反，号召全校大团结，对反对过陆平的人，连一根毫毛也没有碰。

我经过反思，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到了一九六五年的深秋，我就到

了京郊南口村，参加农村的社教运动。

    到了“文化大革命”，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谈过的那样，我经过了首次冲击，比

较顺利地度过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个阶段。后来军宣队进了校，东语系干部

队伍重新组合。我曾经是反过陆平的人，按理说也应该归人“革命干部”队伍内；

但是，据说我向陆平投降了，阶级立场不稳，必须排除在外。那几个在国际饭店坚

持立场，坚决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的人，此时成了真正的英雄。有的当了东语系

革命委员会的头头，有的甚至晋升到校革命委员会中，当了领导。我对此并无意见。

但是，我仍然关心自己的地位。一位同我比较要好的革命小将偷偷告诉我。他看到

军宣队的内部文件，我是被排在“临界线”上的人。什么叫“临界线”呢？意思就

是，我被排在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中间那一条界线的人民这一边。再往前走一

步，就堕入敌我矛盾了。我心里又惊又喜。惊的是自己的处境真是危险呀。喜的是，

我现在就像是站在泰山上阴阳界那一条白线这一边，向前走上一寸，就堕入万丈悬

崖下的黑龙潭中去了。

    此时，全国革命大串联已经开始。反正坐火车不花钱。于是全国各地的各类人

物，都打着“革命”的旗子，到处旅游。所有的车站上都是人山人海。只要有劲，

再耍上一点野蛮，就能从车窗子里爬过人墙，爬进车厢，走到愿意到的地方去。上

面有人号召说，这就是革命，这就是点燃火炬。结果全国一团混乱，到处天翻地覆。

有人说，这叫做“乱了敌人”。一派胡言乱语，骇人听闻。是自己乱起来了。如果

真有敌人的话，他们只会弹冠相庆。我觉悟低，对于这一套都深信不疑。

    北京大学本来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到了此时，更成了革命圣地。每

天通过大串联到燕园来朝圣的，比“文化大革命”初起时，更多了不知多少倍。来

的这一批人据说是什么人的客人。不但来看，而且还要来住，来吃。北大人怎敢怠

慢！各系都竭诚招待，分工负责一座住满了“客人”的楼。我自己既然被恩准呆在

临界线的这一边， 为了感恩图报， 表示自己的忠诚，更加振奋精神，昼夜值班。

“客人”没有棉被，我同系里的其他人，从家里抱去棉被。每天推着水车，为“客

人”打开水。我看到“客人”缺少脸盆，便自己掏腰包，一买就是二十个。看着崭

新的脸盆，自己心里乐得开了花。

    但是，正如俗话所说的，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我快活得太早了，太过分了。

革命小将，当然也有一些中将，好像并不领情。新被子，只要他们盖上几夜，总被

弄得面目全非，棉花绽了出来，被面被撕破。回头再看脸盆，更让人气短。用了才

不过几天，盆上已经是疮痍满目，惨不忍睹。最初我真是出自内心地毕恭毕敬地招

待这些“客人”，然而“客人”竟是这样，我的头上仿佛狠狠地给人打了一巴掌，

心里酸甜苦辣，简直说不出是什么味道了。

    过了一段时间，大概到北京来的人实在太多了，有的地方甚至停产旅游，再不

抓，就会出现极大的危机了。上头不知道是哪一个机构做出决定，劝说盲流到北京

来的人回自己的原地区，原单位去，在那里“抓革命，促生产”。北大的军宣队也

接受了这一项任务。东语系当然也分工负一部分责，到校外外地人住得最多的地方

去说服。我们在军宣队的带领下，先到离学校最近的西颐宾馆去劝说。那些尝到甜

头的外地人哪里会自动离开呢？于是劝说，辩论，有时候甚至有极其激烈的辩论。

弄得我口干舌燥，还要忍气吞声。终于取得了一些成果，外地人渐渐离开这里，打

道回府了。

    从西颐宾馆转移到稍稍远一点的国家气象局。在这里仍然劝说，辩论，展开激

烈的辩论，一切同在西颐宾馆差不多。但是，我在这里却大开了眼界。首先是这里

的大字报真有水平。大字报我已经看了成千累万，看来看去，觉得都非常一般化，

我的神经已经麻木，再也感不到什么新鲜味了。这里的大字报，大标语却真是准确、

鲜明、生动。那些一般化的大字报当然也有。可也有异军突起、石破天惊的，比如

“切碎某某某”、“油炸某某某”等等。“油炸”这个词儿多么生动有力！令人看

了永世难忘。难道这也是同我在本书开头时讲的那样从阴曹地府里学来的吗？最难

忘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亲眼目睹了一次批斗走资派的会。一辆小轿车慢慢地开了过

来。车门开处，一个西装（或者是高级毛料制服）笔挺的走资派——大概是局长之

类——从车上走了下来，小心翼翼地从车的后座上取出来一顶纸帽子，五颜六色，

奇形怪状，戴到了自己头上。上面挂满了累累垂垂的小玩意儿，其中特别惹人注目

的是一个小王八，随着主人的步伐，在空中摇摆着。他走进了会场，立即涌起了一

阵口号声，山呼海啸，震天动地。接着是发言批判。所有的仪式都进行完毕了以后，

走资派走出会场，走到车前，把头上的桂冠摘下来——我注意到小王八还在摆动—

—，小心翼翼地放到后座上，大概是以备再用。他脸上始终是笑眯眯的。这真让我

大惑不解。这笑意是从哪里来的呢？在“切碎”、“油炸”了一通之后，居然还能

笑得出来！这点笑容真比蒙娜丽莎脸上著名的笑容，还更令人难解。我的见识又提

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气象局的任务完成了，我们又挥师远征，到离开北大相当远的一个机关，去干

同样的工作。此时已是一九六六年的冬天，天气冷起来了。我每天从学校骑车到现

场去，长途跋涉，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遇上雪天，天寒地滑，要走两个小时。中

午就在那里吃饭。那里根本没有我们呆的房间。在院子里搭了一个天棚，吃饭就在

这里。这个天棚连风都遮不住，遑论寒气！饭菜本来就不够热，一盛到冰冷的碗里，

如果不用最快的速度狼吞虎咽地把饭莱扒拉到肚子里，饭碗周围就会结成冰碴。想

当年苏武在北海牧羊，吃的恐怕就是这样带冰碴的饭。这样的生活苦不苦呢？说不

苦，是违心之谈。但是，我的精神还是很振奋的，很愉快的。在第一次革命浪潮中，

我没有被划为走资派，而今依然浪迹革命之内，滥竽人民之中，这真是天大的幸福，

我应该感到满足了。

    这样过了一些日子，外地来京串联的高潮渐渐过去，外地来京的“革命群众”

渐渐都离开了北京。我们劝说的任务可以说是胜利完成，于是班师回校。

    回到学校以后，仍然有让我忆念难忘，也颇值得高兴的事情。首先是海淀区人

民代表的选举。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三级制，最下一级是区、县的人民代表大

会，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代表而组成的。再由区、县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省、市人民代

表大会的代表。最后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代表，组成最高一级的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区、县代表名义上虽低，但是真正由选民选出的，最能体现真正的民主，

竞争也最激烈。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担任过几届全国政协委员，一届北京市

人大代表。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也参加过几次。当时我可真是万万没有想到，能投

上一票也并不容易！这一次选举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风暴过后举行的。很多以

前有选举权的“人民”，现在成了走资派，相应被挤出“人民”的范围，丢掉了选

票。我幸而还留在人民内部，从而保住了选举权。当我在红榜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时，

那二个字简直是熠熠生光，仿佛凸了出来一样。当年在帝王时代“金榜题名时”的

快乐，恐怕也不会超过我现在的快乐，我现在才体会到，原来认为唾手可得的东西，

也是来之不易啊！投票的那一天，我换上了新衣服，站在“人民”中，手里的红红

的选票像千斤一般重。我真是欢喜欲狂了。我知道，自己还没有变成像印度的不可

接触者那样。还没有人害怕我踩了他的影子。幸福的滋味溢满我的心中，供我仔细

品尝，有好多天之久。

    还有一件事情也带给我了极大的快乐，给我留下的回忆永世难忘。在一个麦收

季节，东语系的“革命”师生奉派在军宣队率领下到南苑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去协助

麦收。记得那一年雨比较多。在那里住了十多天，几乎天天下雨。雨下不长，几乎

是转眼就过。可也制造了不少麻烦。我们白天从麦田里把捆好的麦子背回村里，摊

在麦场上，等候晒干，再把麦粒打出来。一阵雨一来，我们就着了慌，用油布把麦

子盖上。雨一过，太阳一出，再把油布掀掉。有时候一天忙活好几阵子。特别是夜

里下雨，我们立即起身，跑到场里盖油布，忙得浑身大汗，再被雨水一浇，全身成

了落汤鸡，然而农民却没有一个出来的。那时他们正在通向天堂的人民公社里吃大

锅饭，谁也不肯卖力。像我这样准备随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老九”，实在有

点想不通。这样一些人拿什么来教育我们呢？再想到那些风行一时的把农民的觉悟

程度拔到惊人高度的长篇小说，便觉得作者看风使舵，别有用心。从那时起，再也

不读这样的小说了。

    我混迹“人民”之中，积极性特别高。白天到麦田里去背捆好了的麦子，我是

“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我背的捆数决不低于年轻的小伙子。因此回校以后，受

到系里的当众表扬，心里美滋滋的。但是，在南苑的生活却不能说是舒服的。白天

劳动一天，身体十分疲惫。晚上睡在一间大仓库里。地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地铺，

一个人所占的面积仅能容身。农村蚊子特多，别人都带了蚊帐，外加驱蚊油。我是

孑然一身，什么都没有带。夜里别人都放下帐子，蚊子不得其门而入。独独我这里

却是完全开放的，于是所有的蚊子都拥挤到我这里来，蚊声如雷，下袭如雨。我就

成了旧故事中的孝子，代父母挨咬。早晨起来，伤痕遍体，我毫无怨言。而且生活

并不单调，也时有兴味盎然的小插曲。比如有一天，正当我们在麦田里背麦捆时，

忽然发现了一只小野兔。于是大家都放下自己手中的活，纷纷追赶兔子。不管兔子

跳得多快，我们人多势众，终于把小兔的一条腿砸断，小兔束手被擒。另外，有的

人喜欢吃蛇。一天捉住了一条，立即跑回村内，找了一个有火的地方，把蛇一烧，

就地解决，吞下肚中。这样一些再小不过的小事，难道不也能给平板的生活涂上一

点彩色，带来一点快乐吗？

    我就是这样度过了快活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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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碧云天, 黄叶地

        秋色连波

        波上寒烟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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