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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fzx (化石), 信区: Reading
标 题: 牛棚杂记 7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Wed Jun 9 19:01:32 1999), 转信
抄 家
随着天气的转凉,风声越来越紧。我头上的风暴已经凝聚了起来:那一位女头
领要对我下手了。
此时,我是否还有侥幸心理呢?
还是有的。我自恃头上没有辫子,屁股上没有尾巴,不怕你抓。
然而我错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深夜。我服了安眠药正在沉睡,忽然听到门外有汽车
声,接着是一阵异常激烈的打门声。连忙披衣起来,门开处闯进来大汉六七条,都
是东语系的学生,都是女头领的铁杆信徒,人人手持大木棒,威风凛凛,面如寒霜。
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早有思想准备,因此我并不吃惊。俗话说:“英雄不吃眼
前亏”。我决非英雄,眼前亏却是不愿意吃的。我毫无抵抗之意,他们的大棒可惜
无用武之地了。这叫做“革命行动”,我天天听到叫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我知道这话是有来头的。我只感到,这实在是一枚非常离奇古怪的事情。什么“革
命”,什么“造反”,谁一听都明白;但是却没有人真正懂得是什么意思。什么样
的坏事,什么样的罪恶行为,都能在“革命”、“造反”等堂而皇之的伟大的名词
掩护下,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去干。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离奇古怪的人物,我要拼
命维护什么人的“革命路线”,现在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然而我却丝毫也不清
醒,仍然要维护这一条革命路线。
我没有来得及穿衣服,就被赶到厨房里去。我那年近古稀的婶母和我的老伴,
也被赶到那里,一家三人作了楚囚。此时正是深夜风寒,厨房里吹着刺骨的过堂风,
“全家都在风声里”,人人浑身打战。两位老妇人心里想些什么,我不得而知。我
们被禁止说话,大棒的影子就在我们眼前晃。我此时脑筋还是清楚的。我并没有想
到什么人道主义,因为人道主义早已批倒批臭,谁提人道主义,谁就是“修正主义
分子”。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难道人就不许有一点人性,讲一点人道吗?
中国八千年的哲学史上有性善、性恶之争,迄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原来是
相信性善说的,我相信,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从被抄家的一刻起,我改变了信仰,
改宗性恶说。“人性本恶,其善者人为也。”从抄家的行动来看,你能说这些人的
性还是善的吗?你能说他们所具有的不是兽性吗?今天社会风气,稍有良知者都不
能不为之担忧。始作俑者究竟是谁呢?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的呢?
这话扯得太远了。有些想法决不是被抄家时有的,而是后来陆续出现的。我当
时既不敢顽强抵抗,也不卑躬屈膝请求高抬贵手。同禽兽打交道是不能讲人话谈人
情的。我只是蜷缩在厨房里冰冷的洋灰地上,冷眼旁观,倾耳细听。我很奇怪,杀
鸡焉用牛刀?对付三个手无寸铁的老人,何必这样惊师动众!只派一个小伙子来,
就绰绰有余了。然而只是站厨房门口的就是两个彪形大汉,其中一个是姓谷的朝鲜
语科的学生。过去师生,今朝敌我。我知道,我们的性命就掌握在他们手中。当时
打死人是可以不受法律制裁的。他们的木棒中,他们的长矛中,就出法律。
我的眼睛看不到外面的情况,但耳朵是能听到的。这些小将究竟年纪还小,旧
社会土匪绑票时,是把被绑的人眼睛上贴上膏药,耳朵里灌上灶油的。我这为师的
没有把这一套东西教给自己的学生,是我的失职。由于失职,今天我得到了点好处:
我还能听到外面的情况。外面的情况并不美妙。只听到我一大一小两间屋子里乒乓
作响,声震屋瓦。我此时仿佛得到了佛经上所说的天眼通,透过几层墙壁,就能看
到“小将们”正在挪动床桌,翻箱倒柜。他们所向无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
们愿意砸烂什么,就砸烂什么;他们愿意踢碎什么,就踢碎什么。遇到锁着的东西,
他们把开启的手段一律简化,不用钥匙,而用斧凿。管你书箱衣箱,管你木柜铁柜,
喀嚓一声,铁断木飞。我多年来省吃俭用,积累了一些小古董,小摆设,都灌注着
我的心血;来之不易,又多有纪念意义。在他们眼中,却视若草芥;手下无情,顷
刻被毁。看来对抄家这一行,他们已经非常熟练,这是“文化大革命”中集中强化
实践的结果。他们手足麻利,“横扫千军如卷席”。然而我的心在流血。
楼上横扫完毕,一位姓王的学泰语的学生找我来要楼下的钥匙。原来他到我家
来过,知道我书都藏在楼下。我搬过来以后,住在楼上。学校有关单位,怕书籍过
多过重,可能把楼压坏,劝我把书移到楼下车库里去。车库原来准备放自行车的。
如果全楼只有几辆车的话,车库是够用的。但是自行车激剧增加,车库反而失去作
用,空在那里。于是征求全楼同意,我把楼上的书搬了进去。小将们深谋远虑,涓
滴不漏。他伸手向我要钥匙,我知道他是内行,敬谨从命。车库里我心爱的书籍遭
殃的情况,我既看不见,也听不到。然而此时我既得了天眼通,又得了天耳通。库
里一切破坏情况,朗朗如在眼前。我的心在流血。
这一批小将,东方语文学得不一定怎样有成绩,对中国历史上那一套诬陷罗织
却是了解的。古代有所谓“瓜蔓抄”的做法,就是顺藤模瓜,把与被抄家者的三亲
六友有关的线索都摸清楚,然后再夷九族。他们逼我交出记载着朋友们地址的小本
本,以便进行“瓜蔓抄”。我此时又多了一层担心:我那些无辜的亲戚朋友不幸同
我有了关系,把足迹留在我的小本本上。他们哪里知道,自己也都要跟着我倒霉了。
我的心在流血。
我蜷曲在厨房里, 心里面思潮翻滚, 宛如大海波涛。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呢?
“只是当时已惘然”,现在更说不清楚了,好像是打翻了酱缸,酸甜苦辣,一时俱
陈。说我悲哀吗?是的,但不全是。说我愤怒吗?是的,但不全是。说我恐惧吗?
是的,也不全是。说我坦然吗?是的,更不全是。总之,我是又清楚,又胡涂;又
清醒,又迷离。此时我们全家三位老人的性命,掌握在别人手中。我们像是几只蚂
蚁,别人手指一动,我们立即变为齑粉。我们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答。我不知道,
我们是置身于人的世界,还是鬼的世界,抑或是牲畜的世界。茫茫大地,竟无三个
老人的容身之地了。“椎胸直欲依坤母”。我真想像印度古典名剧《沙恭达罗》中
的沙恭达罗那样,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生母天上仙女突然下凡,把女儿接回天宫
去了。我知道,这只是神话中的故事,人世间是不会有的。那么,我的出路在什么
地方呢?
暗夜在窗外流逝。大自然根本不管人间有喜剧,还是有悲剧,或是既喜且悲的
剧。对于这些,它是无动于衷的,我行我素,照常运行。“英雄”们在革过命以后,
“兴阑啼鸟尽”,他们的兴已经“阑”了。我听到门外忽然静了下来,两个手持大
棒的彪形大汉,一转瞬间消逝不见。楼外响起了一阵汽车开动的声音:英雄们得胜
回朝了。汽车声音刺破夜空,越响越远。此时正值朔日,天昏地暗。一片宁静弥漫
天地之间,仿佛刚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只留下三个孤苦无告的老人,从棒影下
解脱出来,呆对英雄们革过命的战场。
屋子里成了一堆垃圾。桌子、椅子,只要能打翻的东西,都打翻了。那一些小
摆设、小古董,只要能打碎的,都打碎了。地面堆满了书架子上掉下来的书和从抽
屉里丢出来的文件。我辛辛苦苦几十年积累起来的科研资料,一半被掳走,一半散
落在地上。睡觉的床被彻底翻过,被子里非常结实的暖水袋,被什么人踏破,水流
满了一床。看着这样被洗劫的情况,我们三个人谁都不说话——我们还有什么话可
说呢?人生到此,天道宁论!我们哪里还能有一丝一毫的睡意呢?我们都变成了木
雕泥塑,我们变成了失去语言,失去情感的人,我们都变成了植物人!
但是,我的潜意识还能活动,还在活动。我想到当时极为流行的一种说法:好
人打好人是误会;坏人打好人是锻炼;好人打坏人是应该;坏人打坏人是内讧。如
果把芸芸众生按照小孩子的逻辑分为好人与坏人两大类的话,我自己属于哪一类呢?
不管我自己有多少缺点,也不管我干过多少错事,我坚决认为自己应该归人好人一
类。我除了考虑自己以外,也还考虑别人;我不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能教天下
人负我”的曹孟德。这就是天公地道的好人的标准。来到我家抄家打砸抢的小将们
是什么人呢?他们之中肯定有好人,一时受到蒙蔽干了坏事,这是可以原谅的。但
是,大部分人恐怕都是乘人之危,藉此发泄兽性的迫害狂,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如果说这样的人不是坏人,世界上还有坏人吗?他们在上面那种说法的掩护下,放
心大胆地作起恶来。事情不是很明显吗?那几句话,我曾五体投地地崇拜过。及今
视之,那不过是不讲是非,不分皂白,不讲原则,不讲正义的最低级的形而上学的
诡辩。可惜受它毒害的年轻人上十万,上百万,到了后来,他们已经是四五十岁的
成年人了。在他们中,有的飞黄腾达;有的找到一个阔丈人,成了东床快婿;有的
发了大财,官居高品,他们中有的人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没有感到一点悔恨,岂
非咄咄怪事!难道这些人都那么健忘?难道这一些人连人类起码的良知都泯灭净尽
了吗?
好不容易才熬到了天明。“长夜漫漫何时旦?”这一夜是我毕生最长的一夜,
也是最难忘的一夜,用任何语言也无法形容的一夜。天一明,我就骑上了自行车到
井冈山总部去。我痴心妄想,要从“自己的组织”这里来捞一根稻草。走在路上,
北大所有的高音喇叭都放开了,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打倒季羡林!”历数我的“罪
行”。我这个人大概还有一点影响,所以新北大公社才这样兴师动众,大张旗鼓。
一个渺小的季羡林骑在自行车上,天空弥漫着“打倒季羡林”的声音。我此时几疑
置身于神话世界,妖魅之国。这种滋味连今天回忆起来,都觉得又是可笑,又是可
怕。从今天起,我已经变成了一只飞鸟,人人可以得而诛之了。
到了井冈山总部,说明了情况。他们早已知道了。一方面派摄影师到我家进行
现场拍摄;另一方面——多可怕呀!——他们已经决定调查我的历史,必要时把我
抛出来,甩掉这个包袱,免得受到连累,不利于同新北大公社的斗争。这是后来才
知道的,当时我还是一片痴心。走出大门,我那辆倚在树上的自行车已经被人——
当然是新北大公社的——用锁锁死。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步行回家。从此便同我
那辆伴随我将近二十年的车永远“拜拜”了。
回到家中,那一位井冈山的摄影师,在一堆垃圾中左看右看,寻找什么。我知
道,在这里有决定意义的不是美,而是政治。他主要寻找公社抄家时在对待伟大领
袖方面有没有留下可抓的小辫子,比如说领袖像,他们撕了或者污染了没有?有领
袖像的报纸,他们用脚踩了没有?如此等等。如果有一条被他抓住,拍摄下来,这
就是对领袖的大不敬,可以上纲上到骇人的高度,是对敌斗争的一颗重型炮弹。但
是,要知道新北大公社的抄家专家也是有水平的,是训练有素的,那样的“错误”
或者“罪行”他们是决不会犯的。摄影师找了半天,发现公社的抄家术真正是无懈
可击,嗒然离去。
我的处境,井冈山领导表面上表示同情。我当时有一个后来想起来令我感到后
怕的想法:我想留在井冈山总部里。我害怕,公社随时都可能派人来,把我抓走,
关在什么秘密的地方。这是当时屡次出现过的事,并不新鲜。井冈山总部是比较安
全的,那里几乎是一个武装堡垒。可是我有点迟疑。我虽然还不知道他们准备同公
社一样派人到处去调查我的历史。但是,在几天前我在井冈山总部里听到派人调查
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位身为井冈山总勤务员之一的老教授的历史。他们认为,老知
识分子,特别是留过洋的老知识分子的历史复杂;不如自己先下手调查,然后采取
措施,以免被动。既然他们能调查那位老教授的历史,为什么就不能调查我的历史
呢?我当时确曾感到寒心。现在我已经被公社“打倒”了。为了摆脱我这个包袱,
他们会采取什么措施呢?我的历史,我最清楚。但是,那种两派共有的可怕的形而
上学和派性,确实是能杀人的。用那种形而上学的方式调查出来的东西能准确吗?
能公正吗?与其将来陷人极端尴尬的境地,被“自己人”抛了出去,还不如索性横
下一条心,任敌人宰割吧。我毅然离开那里,回到自己家中。现在的家就成了我的
囚笼。我在上面谈到,那年夏秋两季我时时感到有风暴在我头上凝聚,随时可以劈
了下来。现在我仿佛成了躺在砍头架下的死囚,时时刻刻等待利刃从架上砍向我的
脖颈。原来我认为天地是又宽又大的。现在才觉得,天地是极小极小的,小得容不
下我这一身单薄的躯体。从前读一篇笔记文章。记载金圣叹临刑时说的话:“杀头,
至痛也。我于无意得之,不亦快哉!”我这个“反革命”帽子,也是于无意中得之,
我却无论如何也说不出:“不亦快哉!”我只能说:奈何!奈何!
不管怎样,一夜之间,我身上发生了质变:由人民变成了“反革命分子”。没
有任何手续,公社一声“打倒!”我就被打倒了。东语系的公社命令我:必须呆在
家里!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要随时听候传讯!但是,在最初几天,我等
呀,等呀;然而没有人来。原因何在呢?十年浩劫过了以后,有人告诉我:当时公
社视我如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但是,他们也感到,“罪证”尚嫌不足。于是
便采用了先打倒,后取证的战略,希望从抄家抄出的材料中取得“可靠的”证据,
证明打倒是正确的。结果他们“胜利”了。他们用诬陷罗织的手段,深文周纳,移
花接木,加深了我的罪名。到了抄家后的第三天或第四天,来了,来了,两个臂缠
红袖章的公社红卫兵,雄赳赳,气昂昂,闯进我家,把我押解到外文楼去受审。以
前我走进外文楼是以主人的身份,今天则是阶下囚了。可怜我在外文楼当了二十多
年的系主任,晨晨昏昏,风风雨雨,呕心沥血,努力工作,今天竟落到这般地步。
世事真如白云苍狗了!
第一次审讯,还让我坐下。我有点不识抬举,态度非常“恶劣”。我憋了一肚
子气,又自恃没有辫子和尾巴,同审讯者硬顶。我心里还在想:俗话说,捉虎容易
放虎难,我看你们将来怎样放我?我说话有时候声音很大,极为激烈。结果审讯不
出什么。如是一次,两次,三次。最初审讯我的人——其中有几个就是我的学生—
—有时候还微露窘相。可是他们的态度变得强硬了。可能是由于他们掌握的关于我
的材料多起来了,他们心中有“底”了。——我禁不住要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当
年审讯我的朋友们!你们当时对这些“底”是怎样想的呀?你们是不是真相信,这
一切全是真的呢?
这话扯远了,还是回来谈他们的“底”。第一个底是一只竹篮子,里面装着烧
掉一半的一些信件。他们说这是我想焚信灭迹的铁证。说我烧的全是一些极端重要
的、含有重大机秘的信件。事实是,我原来住四间房子,“文化大革命”起来后,
我看形势不对,赶忙退出两大间,让楼下住的我的一位老友上来住,楼下的房子被
迫交给一个无巧不沾的自命“出身”很好的西语系公社的一位女职员。房子减了一
多半,积存的信件太多,因此想烧掉一些,减轻空间的负担。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公
然焚烧,心中并没有鬼。然而被一个革命小将劝阻,把没有烧完的装在一只竹篮中。
今天竟成了我的“罪证”。我对审讯我的人说明真相,结果对方说我态度极端恶劣。
第二个“罪证”是一把菜刀,是抄家时从住在另一间小房间里我婶母枕头下搜出来
的。原来在“文化大革命”兴起以后,社会治安极坏,传说坏人闯入人家抢劫,进
门先奔厨房搜寻菜刀,威胁主人。我婶母年老胆小,每夜都把菜刀藏在自己枕下,
以免被坏人搜到。现在审讯者却说是在我的房里我的枕头下搜出来的,是准备杀红
卫兵的,我把真相说明,结果对方又说我态度更加极端恶劣。第三个“罪证”是一
张石印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这是我在德国哥廷根时一个可能是三青团员或蓝
衣社分子的姓张的“留学生”送给我的。我对蒋介石的态度,除了一段时间不明真
相以外,从一九三二年南京请愿一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好过。我认为他是一个流氓。
我也从来没有幻想过他真会反攻大陆。历史的规律是,一个坏统治者,一旦被人民
赶走,决不可能再复辟成功的。可是我有一个坏毛病,别人给我的信件,甚至片纸
只字,我都保留起来,同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位公安总队的陈同志正相反,他是把
所有的收到的信件都烧掉的。结果我果然由这一张照片而碰到点子上了。审讯者硬
说,我保留这一张照片是想在国民党反攻大陆成功后邀功请赏的。他们还没有好意
思给我戴上“国民党潜伏特务”的帽子,但已间不容发了。我向他们解释。结果是
对方认为我的态度更加极端恶劣。
我百喙莫明。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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