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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李敖 李敖回忆录 台大（1954--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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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李敖 李敖回忆录 台大（1954--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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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回忆录

李敖

5   台大（1954─1959  十九到二十四岁）

    我在1954年以同等学力参加大专联招，第一志愿填的是台大中文系，

但因几分之差，却误入台大法律专修科。法律专修科在报名简章中明列台

大各科系之一，我不明就里，在圈选的一大堆科系中，也顺便填了它，不

料放榜之日，吾名在焉。入校以后，才知道全班有的是成绩足以分发到法

律系却被误分到此班的（如陆啸钊等人）；有的是因入学成绩少考了三到

五分而被名列此班的，并且知道我们这班是第二届，头一年还有一班第一

届（苏秋镇那班），两届一共有一百五十人，当时考大学是四校院联招，

四校院是台湾大学、省立师范学院（师范大学前身）、省立农学院（中兴

大学前身）、省立工学院（成功大学前身），我们这一百五十人考试成绩

都在后面三个学院学生之上，却不能如他们那样念四年。戴方帽子，当然

群情愤激，认为无异上当。班上同学谢世闻，以“陋闻”为笔名，在1955

年6月15日香港《自由人》上投稿《谈台大的法律专科》，就指出“该科设

立原由‘司法行政部’提议……经费由‘司法行政部’拨给”、“‘司法

行政部’也管起大学来了”、“适见自乱体制，破坏教育之行政系统耳”。

以上种种，经同学一再反映，再加上教我们“刑法总则”的林彬本是“司

法行政部”部长、教我们“中国司法组织”的徐世贤（李无簇的丈人）又

是“司法行政部”次长，他们也从善如流，赞成改制，于是，法律专修科

决定改为法律系司法组，原有的法律系改为法学组，一百五十位同学闻讯

欢喜，一两年的怄气，顿时一扫而空。

    我个人本来志在学文，不在弄法，只因几分之差，没考入台大文学院，

沦入法学院，心有未甘，决定重考。但台大学生不能重考本校，得先自动

退学才成。我很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就在改制前夜的6月27日，自动退学了。

一百五十人中，我是唯一一位因兴趣不合，敢于退学的。由于胡家伦为我

恶补数学，考了五十九分，得以在1955年考入台大文学院历史系，从此我

告别了法学院，但是并未告别法学院的许多朋友，朋友中陆啸钊者，此中

之尤也。我初与陆啸钊长谈，在念法律专修科的一天清早，我在教室看书，

他走过来聊天，并拿他写的一篇署名《青鸟》的文章给我看，我不客气地

提出意见，他颇为折服．从此成为好友。陆啸钊又精明又聪明，对我了解

最深。1955年4月27日，爸爸死了，我赶回台中，全班同学捐了一大笔钱送

我，捐钱时人人都捐，唯独陆啸钊不肯，理由是：“李敖个性耿介，他绝

不会收你们的钱，不信你们送送看！”不出所料，当史静波、邵显章携款

赶到台中时，果然钱被我拒收。

    爸爸是我二十岁生日后两天死的，死于脑溢血，晚上死在家里。第二

天午前，我得到“父病速归”的电报后，赶返台中，一下火车，看到李华

俊在等我，告诉我死讯，并陪我到停灵处，因为天热，当时爸爸已入棺，

棺盖已钉，未能见到最后一面，我为之泪下。晚上我找谭洁力，她有照相

机，我请她为棺材拍了两张照片存念（谭洁力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我暗

恋她，她生病住院时还去看过她，可是一言未发就走了）。

    爸爸当时是省立台中一中的中文科主任，因为在这个学校教了近六年

的书，又在校外教补习，教过谭洁力等几十人，所以“桃李无算”。他是

一个好教师，公祭的时候，场面很大，自台中市市长、市议会议长以下，

有两千人。这两千人，不但当时目击了李鼎彝先生走向了火葬，同时还目

击李鼎彝先生的宝贝儿子李敖，表演了一次犯众怒的丧礼改革！那时我受

了胡适的影响，坚持改革丧礼，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

腰来装孝子、要给来吊丧的人磕头，我统统不来这一套，并且当众一滴眼

泪也不掉，真有我老子的老师所写“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味道。这次经验

使我深深感到：所谓“虽千万人，吾往矣”，读起书来容易，若真正实行

起来，可就需要大勇。这次经验使我一生受用，我一生勇于特立独行，都

伏机干此。但这番特立独行，却使我从此横背“不孝”的恶名。恶名后来

愈背愈大，穿凿附会，像一个愈滚愈大的雪球。其中一个好笑的说法是：

“李敖把他老子气死了！”散布这种说法的，李济便是一人。有一天，李

济向姚从吾说：“听说李敖跟他父亲意见不合，最后把他父亲气死了。”

姚从吾说：“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知道李敖的父亲是我们北大毕业的。

北大毕业的学生，思想上比较容忍、开通。李敖的父亲若能被李敖气死，

他也不算是北大毕业的了！李敖对他父亲的态度如何，我不清楚，但我知

道李敖对母亲很好，一个对母亲很好的人，大概不致对父亲不孝吧！”爸

爸死后十一年，我印出他的遗著《中国文学史》书前写了一篇序，谈到所

谓“不孝”之事，我说：

        据我所知，李济先生现在“没有儿子”，因为他的儿子

    已“潜返大陆”了。所以李济先生是属于“教子无方”的类

    型。李济先生当然不愿归咎于这是他自己的“教子无方”，

    他当然说这纯粹是他儿子的“不孝”，他当然在饱受刺激之

    余，油然而生一种“不孝过敏症，——对“不孝”的谣言神

    经过敏，并盼望别人的儿子也“不孝”。李济先生这种毛病，

    我们也不必怪他，因为这本是一个失败的老年人的心理变态。

    所以当我们看到他所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不走向“学术研究”而走向“标榜孝道”的时候，我们除了

    该佩服外，没话可说。

不料这篇序提到“潜返大陆”之事，引起“调查局国特”们的过敏和不满，

强令文星书店撕去这篇序才能卖书。所以，我二十岁这次丧礼改革，不但

祸延显考，并且祸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还祸延我进不了“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真是后劲十足。

    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杂志，在爸爸死的那年十月。登出陈养吾的

“教师节为教师请命”，其中说：

          ……如省立台中第一中学的教师李鼎彝，平日严守岗

      位，热心教学，他在校中教两班中文，每周功课十二小时，

      由于家庭负担太重，而薪俸收入又大有限，迫不得已，于

      是只好在课外替学生补习功课，每日四小时，连星期天也

      不例外，一家八口的生活，算是由此勉强得到解决了，但

      时仅三年，却由于操劳过度而致疾以死了。

这话大致不差，事实上，爸爸是累死的。

    爸爸对我寄望甚殷，他从来没有拒绝过我向他要钱买书。从来不干涉

我想要看的书，并且从来允许我自由意志的自由发挥，最鲜明的例子是坐

视我不过旧历年的举动。我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就要移风易俗，不过旧历

年。我认为过旧历年是一种不进步，并且违反现代化。爸爸是最通达的人，

他最能知道我的卓见。他说：“好小子，你不过就不过吧！你不过，我们

过！”于是爸爸、妈妈以及姊姊妹妹弟弟们，便开始兴高采烈，大过其年。

他们吃大鱼大肉，我偏要吃炒饭；他们熬夜，我偏要早睡；他们送来糖果

压岁钱，我一概退回。我第一次不过旧历年的时候，爸爸面临理智与感情

的矛盾：理智上，他知道我做得对；感情上，他怪我太重是非，太不肯迁

就。到了第二个旧历年来的时候，爸爸习惯了，也就不再矛盾。从此一连

五个年头，直到他死以前，我从没有把那混账的旧历年过过。不过，他死

后，妈妈陷入一个寂寞的处境。当第一个旧历年到来的时候，当妈妈习惯

性地替我安排大鱼大肉以外的炒饭的时候，我没说一句话，放弃了炒饭，

加入了“过年派”的阵营。有一次过年时，我向妈妈以下的各位，讲述李

济说我气死老子的话，大家听了哈哈大笑。我开玩笑说：“我若真有气死

老头子的本领，那我首先该把别人的老子气死几个，我是绝不会遵守传统，

‘气吾老以及人之老’的！”

    爸爸死后，自台中市长林金标以下，到一中师生，大家捐了钱，做子

女教育基金；东北同乡自莫德惠以下也捐了钱，其中高惜冰、程烈都各捐

一千元，当时都是大数目，总数捐了三万多，由妈妈放在彰化纱厂生利息，

后来不足维生，不断提取本金，三四年间就提光了。妈妈在爸爸死后不久，

即去一中做职员，在训导处掌管全校操行登记，当时弟弟李放也在一中，

功课不行，妈妈常常拜托老师们给予方便；但当别的老师反过来拜托她放

宽操行登记时，她却铁面无私，其公私标准，煞是有趣。

    爸爸留给我二项有形的遗产：一、两套《资治通鉴》，一套是残缺不

全的铅排胡三省音注本，一套是影印百衲宋本，都在我穷困时卖掉了，前

者由同寝室的孙英善买去送给张玉法了；后者由台大历史系买去了。二、

一只普通的手表，由于是火葬，手表拿了下来，那时我穷得没钱买表，爸

爸戴的，最后留给了我。

    1955年我二十岁，暑假后以第一志愿入台大历史系，表面上如愿以偿，

但是很快就大失所望。我看不起别人、不喜欢上课，连考试都懒得应付。

大一时八门课，有三门不及格，甚至连中文都差点不及格。原来中文是叶

庆炳教的，第一次缴作文，他虽在班上公开夸奖李敖的作文全班第一，可

是我一直讨厌他，认为他没有学问却装腔作势，后来我拒绝背书，他声言

给我不及格。他的老师——中文系的郑骞在旁讲了一句话：“李敖的中文

不及格，谁的中文及格呀？”叶庆炳有所顾忌，给了我六十八分，我大一

总成绩，第一学期只七一·三一分，第二学期只六五·四五分，成绩之烂，

一望而知，可是“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我始终自喜我有

学问，只是不屑上课和应付考试而已。

    我在中学时，偶尔在路上碰到一位女学生，清纯无比，眼睛不大，但

在含情之中，透视出一片灵光。慢慢知道她住我家附近的存信巷，家里很

穷，父母在家开一小杂货店，每逢星期日，全家在思恩堂做礼拜。她就读

的学校是台中市中，比我低一班，功课极好。我高三时休学在家，写了很

多情书给她，每封都称呼她叫“罗”，都等她在放学经过的太平路上面交，

可是不说一句话。我进台大法学院后，情书改由我在市中念书的大妹转交，

每封都谈天说地，都很长，有一封长达八十三页，后来因故中断。爸爸死

后，她写信给我，于是重续前情。我重考进台大文学院时，她考入台大理

学院化学系，住女生宿舍，我却没去找她，还在写信。直到有一天，她约

我在入夜的校园相见，从此陷入热恋。碧潭泛舟、傅园过夜、图书馆双进

双出。……到处是两人的身影。有一段时间我送报。送全台大各单位的报

纸，早上未明即起，骑车到火车站附近贩报地以现金批来报纸，就地折好

套好，再赶回台大，等到送到女生宿舍时候，她一定等候在门，双手奉上

为我冲的热牛奶。感情好到这种程度，不但同居，并且在大二时，她干脆

转出了化学系，转进了历史系（在她转出时，有一个化工系的学生转进化

学系，就是李远哲）与我同班了。不过，相恋得太满也就是晴阴圆缺的开

始，我的信仰和穷困，构成了我们分手的主因。信仰方面，我不信宗教，

并且态度坚定，而她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没有蒋介石等人的本领可

以为女人改变我的信仰，这下子构成她父母兄妹激烈反对我的借口，当然，

更基本的原因是我太穷，并且毫无将来会变得有钱的迹象，这对开小店的

她的家人说来，诚属不快之事。她有一次告诉我：“1949年刚来台湾时，

家里一贫如洗，妈妈做了一双布鞋，叫我沿街去卖，我看到一位高大的先

生，很胆怯地上前问他可要看看这双鞋，不料他大吼一声，表示不耐，吓

得我哭着回来。”还有一次她的脚踏车丢了，她痛苦极了，写了一大篇文

章，题目是“还给我吧，请你！”发表在香港出版的《今日世界》杂志上，

文章哀婉、凄楚感人。家境的艰苦，似乎使她的父母加深了反对异端李敖

的敌忾，我和她有一对石印，她父亲发现了，把有她名字的那颗印，磨去

名字退还给我；而她的母亲则说：“你将来阔到了做总统，我们也不上你

门；你将来穷得讨了饭，讨到我们家门口，请你多走一步！”使我对虔诚

的基督徒的作风，有了极深的印象。“罗”的功课各科都好，考大学时，

中文作文近九十分，台大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后来告诉我：那届中文作文，

以那篇文章得分最高，他们原以为是李敖作的，不期竟出自“李敖的女朋

友”之手。由此可见“罗”在中文上的功力。以那种功力，与我互写情书，

内容精彩，可以想像。不过这些信都烧掉了。“罗”送我一个本子，原来

整本抄的是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她中学时没钱买书，那时代

也没有影印机，所以她就手抄了整本书。她的字迹秀丽、思路敏捷、聪明

过人，读英文诗，三四遍即能背诵；我生平交女朋友不少，但是论眼神、

论才气、论聪敏、论慧黠，无人能出其右。两人分手之夜，她把内裤送给

我，纵《红楼梦》的花袭人亦不若也。

    “罗”的离去，使我遭遇了有生以来最大的困境，那时我年轻，一天

晚上吃了一瓶安眠药，被同房的翁松燃发现，强拉我去台大医院洗肠。在

我《大学札记》、《大学后期日记》甚至《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里，可

以很明显看到我怎样励志自勉，度过那最大的困境。其实，度过的根本方

法不在励志自勉，而该赶紧李代桃僵、赶紧以新的情人取代旧的，一如桃

子没了，解决之道不是励志自勉桃子多不好吃，而是赶紧吃起李子来，有

李子好吃，自然对桃子有抵抗力，不再沾恋。不幸的是，有三四年之久，

我一直未能成功地达成这一转换。在大学后期，我跟同班的有英国血统的

“咪咪”有短暂的恋情。“咪咪”身高一米七零、身材一流、皮肤白皙，

分手之日，我把她的来信都还给她了，我写的信，只剩下一封复本，就是

发表在《李敖情书集》中的第一封。“咪咪”的父亲是名人，家世不错，

她仪态在优雅中有股气焰，一看就是大家出身的。有一次我看到她手执线

装本仁寿版《二十五史》，觉得古籍红颜，正好辉映。我至今还保有她送

我的世界唯一一张她小女孩时的照片，神韵飘逸，有着混血儿的美丽。

    我虽然也勾引过别的女生，但灵则灵矣，乏肉可陈，那个时代女生少，

思想也不开放，我这种不去教堂、不会跳舞的死硬派，其实要找个理想的

女朋友并非易事。“红颜知己”上的苦恼，使我大学念得很不快。我毕业

后，1960年2月12日，在部队里收到萧启庆的信，有这样一段：“日前与姚

老谈，他认为在我们班上，在各方面，您都是最成熟的一人。又说您不轻

易写东西，而写出来的东西一定‘很像样’。我很赞同他的看法。”我想，

姚从吾老师和我同班好友萧启庆的看法，正好可做为我历史系四年的总评

价，我的确是一个“在各方面”够得上“最”字的大学生，虽然大学生这

一阶段，我过得相当吃力。原因是“世俗的我”和“理想的我”的冲突：

在内心深处，我高蹈自负，以超人自勉自许；但现实上，我没有足够的力

量完全摆脱或操之在我，因此，年复一年陷在冲突局面里。总结是：在历

史系四年，其实是我一生中最不满意的阶段，我缺乏令我折服的友情、缺

乏稳定的爱情、缺乏经济能力，那是我一生中精神上最不从心所欲的阶段，

比中学时期，尤有过之。我一生如果时光倒流，重过一次，我宁愿少活十

年，也不要重过中学生、大学生那段日子。——成长的岁月其实是痛苦的。

依靠别人的，那是“世俗的我”的沼泽，绝非“理想的我”的处遇。大学

时代的结束，表示自己能够慢慢走向独立、走向茁壮、走向真正的独行其

道。对“理想的我”说来，这才是真正的起步、真正的开始。

    我在1959年6月18日毕业，8月2日南下台中，这天上火车时，到台北车

站来送行的有周弘、景新汉、马宏祥、白绍康、华昌平、李华俊、陈又亮、

陈鼓应、祝庭生、张克斌、袁祝泰、朱广诚、黄锡昌、施启扬、佟耀勋、

阙至正、孙英善、林淑美、杨祖燕、杨世彭、袁天中、萧启庆、王尚义、

陈良渠、王曾才、李耀祖等二十六人。我在台北的五年大学风光，就此告

一段落。交游之广，由此送行名单中可见一斑。这一现象，显示了我虽然

一身傲骨、自命不凡，但在待人接物上，却从无满脸骄气，我不但休休有

容，并且乐于与人为善。以我对理学院物理系的好朋友孟大中为例，就见

一斑：孟大中的父母早在印度离婚，离婚后他和弟弟都随父亲到台湾读书，

母亲仍在印度。有一次聊天，我忽然想起，如果离婚时，离婚证书上兄弟

跟了母亲，那么兄弟两人即可视同侨生，不必当国民党的鬼兵了。孟大中

听了，为之心动，希望我帮他假造一张离婚证书。我说可以，可是其中法

律问题得找施启扬。于是到法学院找到施启扬，告以原委，遂由施启扬起

草，捏造了一封符合当年印度离婚情况的“离书”，其中每一细节，包括

币值换算，都做得天衣无缝。造好后，由我亲自刻印二枚，做为证人。一

人名“彭立云”，一名为“孔昭庆”，用印后，全纸用茶水泡过，再予晒

干，于是大功告成。为求妥善，我建议孟大中去找台大训导长查良钊，查

良钊当年也在印度，与孟大中的父亲为旧识，可做人证。查良钊在西南联

大时外号“查婆婆”，乐于助人，又为人糊涂，如告之以离婚时兄弟跟了

母亲，他必然会跟着说模糊记得，如此在“离书”以外，可多一人证。于

是一切依计行事，孟大中果然不必当兵，远走高飞矣！我的足智多谋，乐

于助人，由此可见。台中一中老同学刘家顺，保送入台大，他印名片，头

衔是“台湾大学政治系保送学生”，洋洋自得。此公毕业后离台，在松山

机场，飞机起飞了，还被警备总部下令飞回，把他逮捕。孟大中离台时，

我到松山机场送行，我说：“这回你远走高飞，可自由了。”他说：“想

想刘家顺吧！要真的飞走了才算！”

    在台大时期，除了结识同学外，前辈人物结识了胡适。我跟胡适的关

系与胡适的学生——我爸爸完全无关。我在北京小学就知道胡适的大名，

在初中时，从陈正澄那儿借到《胡适文选》，从此才深受他的影响。1952

年10月1日，我在台中车站递了一封两千字的长信给他，那时我才十七岁。

1954年，陈世熙在台大办《这一代》杂志，拉我写稿，我就写了《从读＜

胡适文存＞说起》。文章写好，他们顾忌，没有用，就还给了我。过了两

年，陆啸钊办《大学》杂志，他不在乎，遂拉去刊登。刊登后近一年，有

一天“罗”忽然提议说：“何不寄给《自由中国》？他们一定登！”于是

我删了一部分，她代为抄好，遂改登《自由中国》。这是我在《自由中国》

上发表的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文字。刊出的时间是1957年3月1日。此外我

在《中央日报》也发表过一些有关胡适的文章。在《自由中国》发表文章

后一年一个月，胡适从美国回来，约我到台大校长钱思亮的家里，跟我说：

“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

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他并且透露：“雷震特别写信给我，

推荐你这篇文章。”雷震那时办《自由中国》杂志，严批台湾当局声动中

外，能够在那个杂志上用真名发表文章，我深感光荣（施启扬也写过一篇，

但不敢用真名发表）。

    雷震虽然办《自由中国》，但是这杂志真正的灵魂人物是殷海光。殷

海光是台大哲学系教授，我的文章发表后，张灏跑来找我说：“殷海光看

了你的文章，想见见你。”张灏在历史系比我高两班，我认为他才气很弱，

他是殷海光吸收及门第子的前期人物，同殷海光关系不错，但他除了翻译

外。写不出任何东西登《自由中国》，始终是个喜K洋书的蛋头而已。殷海

光责备胡适喜欢以人情的原因揄扬别人的学问。说得很对，但他自己，却

也犯这种毛病。殷海光吸收门弟子，当时都是张灏型的，整天只会看洋书、

谈方法学，但他们的知识基础太窄。货太少，所以充其量只会搭钢筋，没

有水泥。殷海光自己也水泥不多，但他在大陆见多识广、文笔又好，所以

能弥补不少“水泥缺货”，他的及门弟子却比他差得太远、太远。这种情

形殷海光自己是心里有数的，但他的及门弟子心里无数，所以他们在台大，

颇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以优异学生自居。我在台大，乍看起来，不是

用功的学生，因为很多大学生念的书，我早在小学中学时候就念过了。在

知识上，我是早慧的、早熟的。到台大后，我穿着长袍，整天搞“大学生

同居”，形式上，我是有点“安事诗书”“束书不观”的。我不上课，不

抄笔记，也不买老师的账，尤其是我看不起的老师。我在台大既如此特立

独行，自然被侧目而视，只会皮相之见的人，当然只会从皮相看我这个“

长袍怪”，而不知道我有“一飞冲天”的真本领。所以在台大的我，只是

“不露文章世已惊”的我，只是部分的我。但这种真相，只有我知道。“

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在台大池中，我被看作一条怪泥鳅，一条大

泥鳅，毕业两年后，我退伍回来，我就证明给每一个人看：你们全错了，

我是一条蛟龙！埃及在纳塞当政的时候，人人都把他的副总统萨达特看做

一个喜欢穿好衣服住好房子的凡人；纳塞死后，美国特使李查逊吊丧，秘

密向尼克松报告说，萨达特当权不会超过四到六个星期，结果却证明大家

对萨达特都看走了眼。我一生中，被人看走了眼的次数也不在少，我总是

用事实证明给每一个人看：你们全错了，我是一条蛟龙！所谓蛟龙，是一

种能发洪水的龙，中国传统把革命性的异端看成洪水猛兽，我实在是这种

洪水猛兽。限于政治环境，我清楚知道我做洪水猛兽的限度和下场，可是

我仍旧朝前做去，这种使命感和悲剧感，对我而言，一点也不短，因为我

早在小学时代中学时代就形成了。先一代的蛟龙人物，陷在这个岛上的，

我看来看去，只有两个人够格：一个是胡适，一个就是殷海光。我大学时

代，胡适已经老惫，蛟龙气质，已经像丁尼生笔下的荷马史诗英雄，无复

五四时代的风光；殷海光则如日中天，《自由中国》是1949年冬天创刊的，

到1960年冬天停刊，前后十一年，殷海光在这十一年间，真是蛟龙得水；

而这十一年，又正是我的中学时代大学时代，我进台大的时候，正是殷海

光最红的时候，也正是《自由中国》最红的时候，他的蛟龙气质，自然使

我佩服，他托张灏约我去看他，我自然很愿意。

    约会订在下午，在殷海光家里，我如约前往。开门的是殷海光，他给

我的印象可真糟：又瘦又小的身材、又蹭又蹬的跛脚、粗糙的双手、杂灰

的头发、风霜的脸、两只对称不佳的小眼睛，从三角眼皮下不友善地瞪着

你。他的头与四肢，联合得很生硬，他紧闭嘴唇，作顾盼自雄状。真是作

状，因为他的造型，实在极少雄的条件，但他硬要诚于中形于外，结果好

像他外在的瘦小，快被他内在的伟大绷裂了似的，看起来真教我难受。“

他为什么这么做作？这么紧张？罗素的信徒不该这样啊！”我心里这样想。

“他完全不像思想家、不像哲学家、不像大学教授，他倒像是北门邮局门

口卖春宫画的，当然卖春宫画的不会顾盼自雄。”我这样想，的确心里犯

了大不敬之罪，可是我怎么也忍不住不这样想，我真的从心里对他抱歉。

更糟的是，从他背后又钻出一条毛茸茸的东西——条大狼犬。这条狼犬，

殷海光命名为“领袖”，是把纳粹党对希特勒的尊称的走狗化。“领袖”

究竟是“领袖”，威武无比，跟殷海光比起来，愈发显出殷海光的猥琐。

“他真不该养这条不民主的东西。”我想。

    我不知道殷海光对我第一印象是怎样的，大概也不会好，我想我对他

一定还以颜色了，因为两人谈得极不投机。我逼问他一个问题：“骂国民

党是对的，国民党真的该骂。我要请问的是：你过去为国民党主持过宣传，

你是国民党员，你怎么解释这一点？”殷海光被我突如其来的问题弄愣了，

他很不高兴，显然不愿面对这个问题，他很窘，好像怪我知道得未免太多，

他拖了很久才说：“我已经忘了我做过国民党了！我对这种历史的问题没

有兴趣。”听了他的答复，我很难过，我觉得殷海光在这一答案上不够诚

实。我说：“我是学历史的人，我对这种问题有兴趣。”我表示：国民党

自从在大陆失败逃到台湾后，他们检讨失败的原因，可分两派：一派认为

专制得不够，今后要多专制才行；一派认为自由民主得不够，今后要抛弃

老套，要做深刻的进步的反省才行。做这种反省的人数极少，但最成功的

就是殷海光。因为这种反省的成功，有两个条件：第一要有知识，第二要

无政治野心。有知识，才知道大江东流挡不住，非得自由民主不可；无政

治野心，才能维护理想主义的标准，不把自由民主当做争取政治地位的手

段，而当做一种目的。我认为殷海光最有这两个条件，所以反省得最成功，

在《自由中国》的表现上最出色。但这种成功，在国民党眼中，却认为是

他们的失败，他们的集团里出了叛徒，并且是有头有脸有力量的叛徒。他

们在痛心之余，会抬出忠党问题来使大家难看，所以我认为：“不惜以今

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勇者，应该把他跟国民党的脐带关系交代清楚、

公开交代清楚，不要闪躲这个问题。这种勇者大可公开脱党。公开宣布脱

党的光明正大理由、公开表示他要为公谊抛弃私谊，为“国是”揭发党非。

他不该在党籍上采取不了了之的态度。暧昧的态度、随便脱离了的态度，

或是腼腆的态度。所以，我认为这是个有意义的历史问题，应该使人有兴

趣的。

    我同殷海光的第一次谈话，就在并不投机的情形下做一结束。我对他

印象奇劣，虽然我喜欢他那光芒四射的文章，可是对他这个人，我却十分

倒胃，倒胃得甚至不想选他的课。所以，大二的逻辑我没有选。此后我都

和他并无来往，我在1958年6月15日日记里写道：“‘国’实无人，如胡适

之老是卖老货，殷海光也老是那一套，即可受欢迎，但他们又何其狭窄。”

在第二年1月6日写道：“夜读逻辑，决定好好学到殷海光，从马戈言，此

不难也。像‘吸收’胡适一样，他没有多少好‘吸收’的。”这些日记，

都表示了我有限度地佩服殷海光，但同他并无来往。我的逻辑，直拖到大

四时才修，修的还是台湾笨蛋教授曾天从开的课。但考试那天，却碰到殷

海光监考，他在旁边看我写考卷，说了一句：“你的考卷洋洋洒洒。”此

外，我只记得一次在马路上碰到他，我向他请教一个方法学上的名词。除

此之外，见面时我也学他样，故意冷峻，好像两人不认识似的。古话说：

“恶声至，必反之。”殷海光不通人情，真该给他还以颜色。这就是我当

时对他的态度。在我快毕业时候，殷海光及门弟子林毓生（在历史系比我

高一班）在凤山预官七期的刊物上，用科学方法，分析了蒋介石的“伟大”，

他不但马屁拍得十分肉麻，还即时加入了国民党。他的同班马宏祥找到这

篇文章，和我一起告诉殷海光。殷海光大为痛苦，他大概做梦也没想到，

他传授的科学方法，竟被林毓生这样运用了！

    胡适和殷海光是我大学时代最佩服的两位前辈，其他不论师友，与我

固有交情，但谈佩服则吾岂敢。由此可见，我这个大学生是如何挑剔。如

何眼高于顶了。

植字：竹剑

校对：追日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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