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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zxas (百无禁忌), 信区: Reading
标  题: 3 大寒纪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hu Sep 16 13:22:39 1999), 转信

3 大寒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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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惨绿，四境深蓝　我行方踽，一片大寒
    一九五四年我十九岁，以高中二年级肄业身份考大学，误入台大法律专修科，就是后来
的法律系司法组。入学日期，是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在课堂上，我极为顽皮，喜欢挑老
师的错。当时司法行政部部长林彬老师教我“刑法总则”，有一天他讲到李大钊的死，讲错
了，我立予纠正，他很有雅量更正。还有一位孙嘉时老师，做过建国中学校长，人很浑，又
教的是“三民主义”，更是我纠正的对象，两人甚至在课堂上吵起来。教我英文（“英美法
学名著选读”）的是曹文彦老师和桂裕老师。桂裕老师学问渊博，又高寿，四十年后我办
《求是报》时，还有信给我。最有趣的，是他的英文满口上海腔，并且念出的重音多于应有
的重音，把自由Liberty念成“瘌屄利台”，我听了大笑，教我“中国司法组织”的是徐世
贤老师，他也高寿，他一辈子做的最大好事是配合他的老师林彬创办法律专修科，一辈子做
的最大坏事是提拔了一个大酷吏大浑蛋——他的女婿李元簇是也。教我“国文”的是曲颖生
（显功）老师，燕京大学出身，写过《韦庄年谱》，他谦虚有礼，对我的国文程度一再赞
扬，日后还请我到他家吃过饭。教我“经济学”的是王作荣老师，那时他三十二岁，初来教
书，还是生手，有一次画曲线图“巷”住了，竟画不出来”。他是很有才华、也很有启发力
的。表情虽然严肃得像张扑克，但也会突然笑一下。我有次劈头大声将他一军：“三民主义
到底有没有缺点啊？”他应声脱口而出：“当然有啊！”
    我追问：“缺点在哪里啊？”他厉声回答：“我不敢讲啊！”然后突然笑一下，全班为
之哄堂。我离台大法学院后三十四年，几次看到他早起独自快步十大马路上，风雨无阻。有
一天在敦化南路和平东路口两人对面碰到，我问他还记得他有个学生叫“李敖”吗？他说，
人家说李敖是他学生，没想到今天有缘重逢。后来石齐平约我们见面，自此偶相过从、吃饭
聊天，我义助章孝慈举办拍卖预展那天，他还亲临送花捧场。他跟高新武他们打笔仗的时
候，我还参战卫护过他。一九八九年四月四日，他有信给我：
    敖之兄：
    近因散步路线缩短至居住附近地区，难有把晤机会，甚觉怅然，承赠大著及在世界论坛
报所发表之专栏，雄风依旧，文采灿然，仍有大才小用之叹也。承支持，顺致谢意。荣实无
意与人争一日之短长，陆啸钊兄请代致意。荣近出版财经文存一本，错字大多，现正在改正
再版中，俟出书，当奉上二位各一本，以求惠正也，即颂

    著祺
    　　　　　　　　　　　弟　工作荣　拜　七八、四、四

    可以看出他在礼数上的周到，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他还特别下帖子，在天厨餐厅
请了一桌酒席，有石齐平、傅栋成等多人，延我坐上座，因为我是他最老资格的学生。归来
我有日记如下：
    工作荣请于天厨。
    王作荣对我说：“当年以为人老了那样我一定不那样。结果今天就是那样。”
    我说王老师应为支持李登辉“赎罪”。大家大笑。
    石齐平说李敖说坐牢的时间上帝不算。王说：“上帝不算？有这种好事我也去坐牢。”
    很不幸的，后来为了他支持李登辉，写了许多马屁文章，犯了我怒也犯了众怒。最后一
次，我们在湖北一家春吃饭，我当面指着他说：“老师啊，请你搞清楚，现在恨你的人比恨
我的还多。”此后为了我公然陆续举证指责他不该支持李登辉，两人关系疏远了。不过在他
胃癌开刀时，我还是到医院看他，留名片而去。他出院后，对我敬而远之，礼数也不见了、
信也不写了、饭也不吃了。师生之谊，竟为一个杂碎李登辉而绝。王作荣老师当年介绍李登
辉入国民党，他们关系甚深，他告诉我一个秘密：人家说李登辉曾以《出埃及记》中摩西自
比，这不是真的，因为李登辉曾告诉他：摩西其实是蒋氏父子，他们“出中国记”，来到台
湾。王作荣问你不是摩西你是什么？李登辉神秘一笑，答的竟是：“我是那和华（上
帝）！”
    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商业周刊》有专文报道《李敖谈王作荣－王作荣晚节要保就得大
义灭友》，其中有几段说：
    四十年前，曾经是王作荣学生的李敖对他的老师做了一番深入的剖析，他强调：“工作
荣应该为过去支持理登辉而赎罪，以自己下台巡李登辉下台！”……
    虽然李登辉与王作荣渊源深厚，但是李敖却以王安石的诗勉励自己的老师：“公自平生
怀直气，谁能晚节负初心。”政坛也曾流传一则笑话，保险公司对工作荣有三不保：“灭灾
不保、人祸不保、晚节不保”。
    为了晚节，李敖说：“起来吧！王作荣，现在的你不是真正的王作荣，王作荣有王作荣
的干法。”他以一个历史上的例子说，十二世纪时有一位英国主教名叫贝凯特，他勺国王年
轻时代是酒肉朋友，也曾当过储君的家庭老师，后来国王登基，将贝凯特纳为心腹，并封为
坎特伯利大主教，等于是一言九鼎的宗教头子，但是为了维护主教的权力，竞与国王闹翻
了，国王干脆派人杀了他，不料却引起公愤，最后只好罚杀贝凯特的武士在他的坟前看坟，
以平息众怒。李敖认为，王作荣应该要有贝凯特的骨气，为了台湾，请弹劾李登辉下台……
    李敖要求王作荣要“大义灭友”、“敢打老虎”，成为台湾第一位弹劾总统的监察院
长，以留名青史，效法凯撒被刺时，他最要好的朋友、刺下最后一剑的布鲁达斯所言：“不
是我爱凯撒少，而是我爱罗马多。”
    工作荣桃李满天下，可是他曾对家人说：“李敖是我眼中惟一的天才。”……
    整体而言，李敖认为工作荣“炮轰”李登辉有四大原因，首先是王作荣自己老了，再加
上健康不佳，想在最后留名青史；其次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在发酵，使王作荣一直处于天人交
战中，深恐一世莫名毁于旦夕；再则是湖北人的凤派性格发酵；最后则是外省人给他的莫大
压力……
    “有知识分子的风骨，但也有湖北人滑头的性格”，这是李敖对工作荣性格的定论。在
心态上，李敖以过去对老师的尊敬，仍不忘期盼工作荣：“要以高风亮节，给李登辉难
看！”
    绝不可能“又要做好官，又要做好人！”
    这是我对身为监察院长的王作荣老师的最后诤言。回想四十四年前的师生因缘，恍然如
昨。被改写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名言有道是：“吾爱柏拉图甚于余物，吾爱真理
甚于吾师。”西哲风范与决绝，惟我有焉。
    我在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七日自动办理退学，那时法律专修科已确定改制司法组，但我
毅然决定离开了，后来谈到台大法律系司法组，发现我的辈份甚高。“名流”中，司法组一
九五六年次有苏秋镇、纪镇南、胡述兆：一九五七年次有李敖、陆啸刽；一九五八年次有吕
传胜、许家深；一九五九年次有朱石炎、翁岳生；一九六0年次有张麟征、张德铭；一九六
一年次有施性忠、林奇福、古登美等。
    在法律专修科那年的四月二十五日，正好是我二十岁生日，生日后两天，爸爸死了。我
因反对传统“把活人弄成死人，把死人弄成鬼”式的丧礼，力持丧礼改革。台中一中我敬重
的国文老师鄢曾荫先生婉为劝我说：“李敖你读书明理，按古礼，不能这样干吧？”我说：
“按古礼，按《易经》是‘丧期无数’；按《墨子》是我母亲要殉葬；按《礼记》是我父亲
不能火葬……今天我要真行古礼，更不得了了。”他见我学识渊博，我的礼比他还古，为之
语塞。爸爸死后，有一位老先生特别奔走，料理后事，他就是人称“沈二爷”的沈铭三先
生。沈二爷因为辈份是外祖父级的，我们称他“二大老爷”。他是典型的中国正派仕绅，爱
护朋友，对朋友的忠心可靠，给我极深刻的印象。他跟爸爸的交情极深，他生在一八八七年
（民国前二十四年，我则是民国二十四年，正好前后各二十四年），比爸爸年纪大，他对国
民党来了以前的政治社会，有着微妙的眷恋。他不相信国民党，认为国民党自私、没原则、
不可靠。当跟他同岁的国民党蒋介石弄出了签了《中苏友好条约》、让外蒙古独立的消息传
来时候，他气愤地对爸爸说：“玑衡，你看，国民党在卖国！”后来局势逆转，国民党收缴
全国黄金以发行金圆券时候，他基于对国民党的不相信，坚决不肯拿出黄金来兑换，他说他
宁肯被查出来，黄金没收、人枪毙，他也不要给国民党来骗。沈二爷的不相信是正确的，金
圆券很快就崩溃了，他保住了他的黄金，凭这些黄金，他有了逃难的本钱，最后逃到台湾
来。爸爸死的时候，沈二爷在大热天里，四处奔走筹募“李鼎彝先生子女教育基金”，有恩
于我，使我们能够完成学业，他因为是前安东省主席高惜冰的亲戚，得在彰化纱厂做个看门
的小职员，八七水灾时尽忠职守，在水淹及桌的桌子上站了一天一夜。他得享大年，九十六
岁才死。沈二爷没受过什么新式教育，爱看的只是一部书－明朝吕坤（新吾）的《呻吟
语》。《呻吟语》是中国正人君子的教科书，在沈二爷身上，我看到了正人君子的一个典
范。沈二爷使我对朋友之道，变得甚为古典，我变得喜欢交够朋友的朋友，这些朋友，都是
旧式的。我对工业社会里的朋友之道一概不欣赏，我觉得那种友情现实、速成、而易消，因
此我的朋友不多，我很挑剔。但成为我的朋友的，我就忠心耿耿，他们对我，也是一样。，
不过随着各人际遇不同，也有的老朋友过分偏离，当然也就渐行渐远了。因此我才有一句名
言：“新朋友，不交；老朋友，遇缺不补。”我对老朋友的限制名额式的珍重，由此可见。
    我是一九五五年二十岁进台大历史系一年级的。头一年误人法律专修科，原因是联考时
总成绩被数学拉下来。所以这一年重考，必须加强数学分数。幸亏我台中一中的老同学胡家
伦指导有方，他为我恶补一阵，结果数学考了（不如说背出了）五十九分，不但考上历史
系，并且名列前茅。由于对中学教育和法律专修科的不满，考取历史系可谓一偿宿愿。
    进台大文学院的拱门，呼吸着远比中学自由的空气，我一度感到满足。可是，很快地，
大学的生活使我深刻了解所谓高等教育的一面，它令人失望的程度比中等教育犹有过之，尤
其是我身历其境的文法学院，其荒谬、迂腐已经到了不成样子的地步，六七个大学外文系的
大一英文的教师甚至搞不清文学家萨罗扬（William Saroyan）是谁；而法律系的一些师
生，却连大法官布莱克（Hugo LaFayette Black）都不知道！
    我在学院里生活，可是却对学院的空气感到十分不满，大学教育带给人们的不该是读死
书、死读书、甚至读书死，它应该真正培养出一些智慧的才具，培养出一些有骨头、有判断
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是，事实上，大学教育在这方面可说是失
败的，大学生很少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他们只会抄抄笔记，背背讲义，然后
走进教堂或舞会，在教堂里，他们用膝盖；在舞会里，他们用脚跟，他们的神经系统已经下
降，他们不会用脑筋！
    大体说来，台大文学院四年，虽然不无阅历、不无师承、不无交游，但基本上、内心
里，我是孤寂的、自负的。一方面我深感没有可被我取法的“大宗师”，一方面我又深感没
有可与我并驾的“振奇人”，所以基本上，在心境上，我是一个独行者。虽然如此，我也抱
着“暂与俗人偕”的态度，与人和光同尘，偶有鸿爪可记，也颇发噱：
    一、我重考改入台大文学院后，因抽签住校未中，又没钱在外祖房，只好在温州街七十
三号台大第一宿舍与陆啸钊同挤一张床，虽然有时斗嘴气得不讲话，但在不讲话中，陆啸钊
还是送水果给老朋友吃。陆啸钊与我交情长达四十四年，深知我为人。一九九一年十月二日
他对陈良矩说：“李敖为人，绝不先向你开枪。但你先向他开枪，他就用机关枪打死你。打
死以后，还要补上一阵枪。”真知我之言也。
    二、后来我分到第七宿舍，与张京育同房。张京育人还可以，但其貌不扬，像个拉三轮
车的，并且愈老愈像。四十年后，他和他太太俞雨梯请我和汪荣祖、陆善仪、刘显叔、陈烈
在台大校友会馆吃了一顿饭，饭难吃无比，陈烈吃的牛排且未化冰，我们都不能吃完，但他
却津津有味，全部吃光，原来他的好胃口也是三轮车夫式的！
    三、台大校本部送报生，原由台静农的儿子担任，后来转给庄因，庄因转给我，我转给
陈彦增、孙英善，陈彦增、孙英善转给张丕隆他们。有一天我看到报贩子在送报，乃间张丕
隆怎么回事？张丕隆说：“你们真笨，一个个大清早起自己送报！我们却把权利转包给报贩
子了，每月抽头，鬼才自己送报呢！我们不做劳工，做资本家啦！”
    四、机械系高材生卢保，为人温和、用功而节俭。开学时从南部北上，他母亲给他十个
咸蛋，他慢慢吃，吃了一学期，放假回家，还带回去半个。
    五、在台大，住第一宿舍第四室最久。同房间先后有翁松燃、陈彦增、庄因、王建人、
陈良柒、孙英善、陈鼓应、陈又亮、李耀祖等人。陈又亮年纪最小，慧黠可爱。有一次我跟
李耀祖冲突，扭成一团，陈又亮冲过来劝架不成，突然大叫：“你们踢到我睾丸了！我疝气
病给踢出来了！”说着就握着小鸡鬼哭狼号起来，大家一时惊愕，武斗自停。这时陈又亮破
涕为笑，原来是假借卵子来退敌的。
    六、陈又亮后来在美国得博士、做教授。二十多年后回台湾看我，说：“我一看到过去
的老情人，就对她们丈夫感谢万分。一一所有老帮子都归他们，所有新技嫩叶都归我，焉能
不感谢、焉能不感谢！”
    七、陈又亮的女朋友，多看来既老且大，像他妈妈。结果满校园是情人，满校园是妈。
二十多年后我再见他，旧话重提，我笑他有“恋母情结”，他说：“对，一边叫床，一边叫
妈。”我哈哈大笑。
    八、第四室同房法律系司法组第一届的王建人，此公非常制度化，一切都有板有眼。最
有趣的，是他时常自己批自己的“公文”。在他案头日历上，常常出现这样的自问自答：
    “某月某日，有某某某讲演。决定：不去。”“某月某日，有某某社郊游。决定：
去。”看到他这样自己批自己的“公文”，我打趣他，我说你何必这样子脱了裤子放屁啊？
他不以为件，反倒说，这是家教。我问什么家教？他说他爸爸规定，儿子们有任何事或请
求，都不可径自面陈，一定得先写书面报告，给爸爸批。他们家里就这样“公文”来“公
文”去的，所以他养成习惯，也就自己过瘾了。我问他你爸爸过去在大陆是否做大官？他说
是呀，可惜到了台湾，吃不开了，只做个立法委员。我说原来如此！“王爸爸”叫王述先，
真是妙人！他自官场上退下来，可是官瘾未退，没了衙门，以家做衙门；没了属下、以儿子
做属下，于是从缴学费、缴电费、缴水费、到买电影票、买卫生纸、买花生米，都无一不可
大批特批一阵，以过于痛。国民党沦落到台湾做政治穷措大，但还是“孔乙己”派的，“王
爸爸”只是其中小焉者也。“王爸爸”的积习难改，不是他个人的事，这种“报告狂”，其
实师承有自，来自蒋介石。国民党出版的《蒋总统与中华民族同寿》一书，是一部马屁大
全。其中最全的，是张群的一篇《我们对于总统言行的体认》。这篇文章集合了“总统府”
的大小文学恃从之臣们的马屁，每人拍一段。在第八节“总统之严肃家风”项下，有蒋孝杰
署名的一段：“总统在家中，不论对人对事，都非常认真严肃，大公无私，即如蒋部长经
国、蒋校长纬国欲晋见时，亦必须先行报告，获得允许，方可进去。”可见“报告狂”之
祖，乃“王爸爸”的主子蒋介石也。
    九、历史系高我一班的马宏祥，我们叫他“老马”，他是我好朋友。有一天陈彦增和
我，同他在学校前面打弹子，他把我们打败。我们先走了，时己深夜，我们藏在校钟下的矮
丛里，决心在老马归途，吓他一下。不久老马低吟而回。陈彦增和我，双双以外衣蒙头，边
跳边叫而出。老马大叫一声：
    “是鬼啊！”这时我们己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十、大二时候，我选了姚从吾老师的“辽金元史”。此公挺着一个大肚皮，讲课时最喜
欢用手去揉搓，满头白发，造型厚实朴拙，他一大把年纪，却对我们满口自称“兄弟”。第
一堂课下来，班上女生众口纷纷，笑谓他怎么跟我们称兄道弟呀？他那么老，被他称“兄
弟”，多倒霉呀！
    十一、姚从吾老师有满口乱牙，我从没见过一个人有那样乱的牙。他的牙，每颗都很
大，并且N多，我始终怀疑他不是“重瞳”而是“重牙”，牙齿比一般人要多。当然我这样
说，毫无根据，但从亚里士多德把他老婆的牙齿数目搞错一点上看，这种牙多之感，可见也
不椎我独有也！
    十二、姚从吾老师长得一副中原者农相，这副相其实救了他。他在河南大学校长任上，
共产党打开封，他在乱军之中，能够逃出，吉人农夫相之故也！吴相湘老师在《姚从吾师尽
瘁史学》中回忆，说姚老师当时“化装为一老农”得以逃出，我看了，一直暗笑。－姚者造
型原装即一老农，又何须化装啊！
    十三：姚从吾老师学名姚士鳌，从德国留学回来，做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他虽喝过洋
墨水，但是出身河南襄城，人还是土土的。学生们乃把“姚士鳌”戏呼为“姚土鳖”，深为
他所忌，乃用姚从吾之名代之。有一次同我两人照相，洗好后，我送他一张，背面题“士鳌
老师惠存”等字样。后来一个偶然机会，又看到这张照片，背后“士鳌”两字已被他偷偷涂
去，自改为“从吾”矣！
    十四、姚从吾老师待子甚严，他的儿子姚大湘，在台大地质系念书，在校园远远的看到
老子走来，必绕道而过。四十年后，我在东吴大学教书时，姚大湘还来听过两堂课，送我一
本《姚从吾先生纪念集》，深情可感。
    十五、方豪老师教我“宋史”，他是神父，我们偷叫他“洋和尚”：他告诉我，他学做
神父，可管得严，教会不准他们念英文，他的英文是偷偷在厕所里学的。我说：“你们神父
在厕所里学的东西可大多了！”
    十六、美同宾州爱丁堡大学李绍崑教授写了一封信给我，并附寄他的《哲学·心理·教
育》一书。书中有“悼方豪神父”一一文，提到读了我的“方神父的惊人秘密”后，“感慨
殊多”。乃“匆草此文，非但痛吊老友，亦所以为我们本家‘续貂’也”。李教授“续貂”
文中透露，显然方豪虽为神父，但是家有“表妹”和“外甥”同居，不无蹊跷。其实，从天
主教历史来看，这一蹊跷，又有何难解？英文中有nephew一字，梁实秋《远东英汉大辞
典》解做“侄儿；外甥”。这是不够的。
    《韦氏字典》对这字有另一解释是an illegitimate son of an ecclesiastic，中文
意思，正是“神职中人的私生子”。可见神父家有“表妹”与“外甥”，实在由来己久，且
有英文专字彰其德，神父固多兼任表哥、舅舅耳，李教授何必大惊小怪哉！
    十六、外文系洋神父傅良圃（FredericJosephFoleyS.J）教授，人呼以Father
Foley，大秃头，为人风趣。有一次在台大草坪上聊天，他指着他生殖器做鬼脸，说：
“useless”
    （没用了的）。盖神父理论上不能用于女人，只能用于小便也。
    十八、在北京念初一时，买了一本李玄伯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喜欢该书见解奇
特，不料七年以后，我竟上了这书作者的课。李玄伯即李宗侗，这位老师，待人彬彬有礼，
他有自备三轮车，在路上碰到我，一定请我上车，送我一程。我后来在文星，还为他出过
书。
    十九、教西洋史的刘崇鋐老师是系主任，为人甚笨，上课时讲得头绪混乱，但这种混
乱，还是头天晚上开夜车准备的。我出售家藏影印百袖宋本《资治通鉴》时，他用毛笔写信
给我，者辈风范，展现无遗。
    二十、夏德仪老师教“中国通史”，冬天一袭长袍，但夏天不穿。他看到我夏天还穿，
对我说：“你比我还顽固。”此老高寿，移民美国后，还夸李敖文章不绝。
    二十一、劳干老师教“秦汉史”，上课时片纸不带，随口说出，其功力真不简单。后来
我在文星，他有信来，我还为他出了书。
    二十二、吴相湘老师是最能启迪学生、帮助学生的，他对我施教四十多年，至今未断。
一九八七年，他七十五岁时从美国写信来，赞美我写的《孙中山研究》，并说：“兄于是书
对湘时有念旧情殷文字，尤使湘感动。回忆三十年前往事，真‘当时意气论交人’。”两人
师生之情，于斯可见。
    二十二、吴俊才老师教我“近代印度史”，他要同学缴笔记，我从来不记笔记，实在缴
不出来。我花了几个小时，写了三十五张卡片，敷衍上去，且在前两张极力攻击记笔记。我
说：“大学为自由研究学术之地，研究之方法亦各自由。”“累犊连篇千册一律之笔记实非
必要。大学生之治学方法贵乎参考众书独立治学，不当株守笔记以应考试及先生审阅也！”
吴俊才老师是有眼光的人，他居然在班上不夸奖别的抄笔记的同学，而大大称赞我一阵！
    二十四、历史系有西洋史教授，叫张贵永，道貌岸然，待人甚吝，有一大家中下女事情
做完，要提前一刻钟下班，不料他却站起来，脱下衬衫，说：“你还可以洗一件衬衫。”
    二十五、另一教西洋史教授，叫杨绍震，学问极差，却又喜装腔作势、做洋绅士状。上
他“西洋通史”课时，我常用假史料作弄他，他佯做知道，其实一无所知、也不可能有所
知，因为从来没有那种史料。后来此人到东海大学去了，为了多赚一点钱，曾向校方哭诉，
请求多发他津贴云，传为笑柄。
    二十六、历史系有一极顽固老教授，叫徐子明，痛恨胡适。他演讲时到处说：“我当年
亲眼看见胡适一手把毛泽东提拔起来！”说时还用右手拇指食指交接，手心向下，手背向上
一提，做提拔状。因为痛恨胡适，连带痛恨白话文，他说白话文是狗叫文。姚从吾问他：
“既然白话文是狗叫文，你为什么口中讲白话？”他忿然答曰：“我跟狗说话，不能不狗
叫！”
    当时胡适系的学阀们整他，把他开的选修课，故意排在其他必修课同一时间，以达到没
学生选他的课的效果，让他自行了断。可是汪荣祖一个人跑去选了他的课，他虽只教一个学
生，但夷然自得，气派不衰。他骂人，把“他妈的”发音成“塔马滴”，口音使然也。
    二十七、徐子明自称做过文学院长沈刚伯的义父，真相不详，沈刚伯教“英国史”，但
我没选过他的课。我在文星时强力批评过他，说他太懒等等。后来在胡之伟（胡志伟）、赵
万年的婚礼上，他还向我打趣，说：“我这文流氓斗不过你这武流氓。”
    二十八、教“中国近代史”的李定一，我没选过他的课，他是书呆子，上课时说他一生
只知道一位电影明星，名字叫做“玛丽‘梦莲’露”（MarilynMonroe，译名应为“玛丽
莲·梦露”）！其实这种有趣的孤陋寡闻也不止李定一，胡适亦然，胡适知道远在天边千万
人所不知的神会和尚，却不知道近在眼前千万人皆知的大明星玛丽莲·梦露，引得人们大
笑。
    二十九、黄祝贵老师教国际现势一般科目，以两手空空、口若悬河方式上课，足见其博
闻强记。他跟我谈得来，曾到我宿舍看我，并签名送我书。不料三十年后，跟我同届的李远
哲在一九九一年教师节致词时，特别向黄祝贵老师表示敬意，并感性他说：“在台大，经过
三十多年仍能留下这么深刻印象的老师还不大多。”我猜李远哲这次莫名其妙的、生硬而唐
突表态，似与我揭发他对恩师王企祥负义行径有关——他抓个毫不相干的黄祝贵来垫底，以
洗刷他不是不尊师重道的。
    我想黄祝贵对这突如其来的感性戏，一定一头雾水也。
    三十、我在大学从不作弊（但为了抗议军训课，考军训时，大家交头接耳过），因为我
不屑作弊，我也不需要好成绩，我觉得做一个真的我，比有一些假成绩重要得多。有的同学
成绩不错，但因作弊，成绩更好了，丘宏达诸位是也。
    台大同学中，有两位死去的，一位是历史系的华昌平，在历史系他班次低于我，却常来
与我谈大间题。后来他无法解脱，跳海自杀了。－他是海军游泳选手出身，居然要把自己淹
死，求去决心，亦云壮烈。另一位是医学院的王尚义，他在台大学医七年，但毕业之日，即
是死亡之期。他得肝癌临死时候，我在他身旁，美国女传教士也在旁劝他重信那稣，他点头
同意。在他生前，我是一位跟他并不“投机”的朋友，我并不喜欢他。我觉得他不成熟，多
其不应多之愁、感其不必感之感。他没有定见和深度，今天信那稣，明天拜居士，后天又躺
在床上，为大落的自我而哀鸣，死前又重信那稣。我对他的总括印象是他大浮动，甚至大好
虚荣。当然他的兴趣很广，人又聪明，多才多艺，自然可交到一大堆跟他同一气质但却远不
如他的浑小子们做朋友，自然也可投合一”般跟他同一气质却远不如他的浑小子们，使他们
成为他的“忠实读者”，这种“忠实读者”，在尚义早夭以后，更对他油然而起了一种悲剧
意味，这也是他的“遗著”比他的“生前作品”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王尚义去世后，我受
他妹妹王尚勤之托，帮了一点忙。那次经验，使我恍然大悟“自命为尚义的好朋友们”到底
是一副什么样子？这票人以“尚德”自勉，其实最先失态；以“耐冬”自期，其实最早凋
零。王尚义死后，这票人没有一个成材的，这也证实了一代青年中，真正出现高明光大的伟
大人物是多么不容易，伟大人物是不世出的，而我恐怕是历久弥新的惟一一位。台大有史以
来，从未能出现像李敖这样伟大的人物，就好像普林斯顿有史以来从未出现像费滋杰罗那样
伟大人物一样。台大、普大可以人才毕出，但论伟大，却只有一人而已。一九八三年六月，
木令耆在海外发表《王尚义与李敖———个6时代的两种表现》，文章中说王尚义和李敖他
们有“脱离了母系环境，少年被移植后的失落惆怅”的处境，是真的；说“正当他们开始有
些对人生认识的知悟，正当他们想迎风而飘，随着祖国历史的潮流向前迈去，他们被父母带
去到一个陌生的小岛，他们与祖国正动荡着的新时代隔绝了。从此他们受到拘束，身心受到
压制，如同正向蓝天方向上长的幼树，忽然被放在木匣子内，既看不见天日，也无伸展之
地”，也是真的。木令耆分析王尚义和李敖“一个时代的两种表现”，在李敖是“硬性人
物”、王尚义是“软性人物”的主线上，也分析得很不错。不过木令耆在行文中有一个大错
误，说李敖“不做伪君子，宁做真小人”等话，显然是误读了我的文章了。我在《十三年和
十三月》原文中，是这样说的：
    我最讨厌装模作样，如果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我会毫不犹豫
的选择后者。这种性格使我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得“一马当先”——当先去做“坏人”。最显
著的一个例子是我二十岁时父亲的去世。我父亲死后，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
弯下腰来装孝子，可是我不肯这样为“吊者大悦”去做“伪君子”，我的丧礼改革在二千人
的送葬场面前挨了臭骂，可是我不在乎－我是“真小人”！
    我这里明明愤世的指出：“如果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的条件下
要我选，我才“宁做真小人”，并不是一开始就以做“真小人”为职志。木令耆说我“不顾
自己的尊严，牺牲君子尊严，披上殉道的斗篷”等话，倒是实情。我写《论牺牲自己的名誉
去奋斗》一文，就特别点破这点。多少年来，在国民党堵塞每一种渠道的暴政下，大丈夫
“没有正常的用武之地”，要想出头，难免要有一些世俗眼中的“花招”、个性、新闻性，
但这些招数使出来，你就不可能有“正人君子”的“清望”形象了。施性忠明明是大丈夫，
但他“牺牲自己的名誉去奋斗”下来，却被部分浅人以丑角、以卓别林视之，视正常为反
常，这种代价，是我们志士仁人不得不付出的。木令耆说李敖“他身经百战之后，依然凛凛
抖发英姿”，正因为我们有“不顾自己的尊严，牺牲君子尊严，披上殉道的斗篷”的气魄，
我们才能一战再战、拆穿伪君子啊！木令耆说：“李敖的成功，是他有脱离悲剧的能力。他
能转悲为喜，他成为一个喜剧人物，而不是小喜剧，是莎士比亚的大型喜剧人物。”“王尚
义呢？他是希腊古典悲剧人物。”
    “这两人处在同一个时代，一个灭亡，一个出头。”是真的。王尚义的悲剧，乃在他根
本就是一个“软性人物”、一个弱者。
    但我永远不明白，这么善良、这么有才华的青年人，为什么不把自己打造成男子汉，而
要变嗓成娘娘腔，最后肝癌上身、憔悴以死？为什么死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为什么“软
性”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王尚义全错了，他在“一个时代”里，完全做错了表现。－在
“一个时代”里，只该有一种表现，那就是战斗的表现、男子汉的表现、把敌人打得哇哇叫
的表现。可惜王尚义不懂这些。从这些阳刚的角度看，王尚义的早夭，无宁对他是好的，否
则他活得愈久，就愈可能沦为“男琼瑶”，这样多要命！王尚义死后多年，我感而有诗如
下：

    又信基督又信佛，口似黄连心似婆，自古失败在尝试，可知传法有果陀？

    自信颇能道出王尚义的悲剧所在。王尚义虽然多愁善感，但笑起来，却也爽朗得很，毫
无保留。不过我有一次看到他的笑中带苦。一天我们两人在杭州南路午饭，店中收音机播出
新上市的歌曲《小桃红》，歌声中“叫一声小桃红……就使我想起从前”几句，回肠荡气，
哀婉动听，王尚义若有所思，一再为之击节，没过几天，就传出他得了肝癌，不久就死了。
    台大同学中，有一人值得特别一提，就是施启扬。施启扬是我台中一中高一同班，到台
大后，来往不断，相处甚得，甚至一起伪造文书，帮盂大中逃避兵役呢。我的大学毕业论文
题目是《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写作过程中，因为
牵涉到中国法制史，特别到法学院找材料。施启扬陪我，拜访了戴炎辉教授。后来我发现原
来戴炎辉的著作，多是抄袭日本学者仁井田升的，特别告诉了施启扬，他大吃一惊。那时他
也研究中国法制史，可是法学院的仁井田升及其他有关法制史的著作，都被戴炎辉借走，别
人都无法看到，他乃向我借去不少。施启扬在一九五八年毕业于台大法律系法学组，并以第
一名考入台大法律研究所，同年十月又考上高考状元。论者以为施启扬一定非常用功，其实
不然。事实上，他是一个考试匠。他所知不多，但有本领在考场一小时内，用他清楚端秀的
写字，把所知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在“考工记”上，占了大便宜。他平时在宿舍不是最用
功的，玩牌时间很多。他的天资也不高，悟性尤差。有一天在我宿舍，和孟大中等看漫画，
别人一看就笑了，他却看不懂。一九六一年年底，我在文星开始兴风作浪。后来施启扬退
伍，时相过从，他的法制史研究几乎全靠我提供资料。他出国后，为《文星》写过一篇稿子
——《从歌德学院到海德堡大学》。并写信来，提到德国学生为争言论自由举行示威，他
“也跑去凑热闹”之事，可以看出施启扬的热情一面。在他留学期间，发生了彭明敏、谢聪
敏、魏廷朝被捕案，这案当事人是他的老师和同班同学，听说他曾写信回来向台湾当局抗
议。五年以后他回台，与我来往较多。到了第二年，一九六八年，他跟国民党当局的情况开
始变化，他做了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这年五月
十三日，他打电话告诉我，说看到四月二十三日的香港《大公报》，有张其义写的专栏文
字，标题是《台湾的“文星集团”事件》，可看出中共方面如何看文星被封，请我注意。这
时他日渐“归正”，我则性文星已垮，处境日恶。这年十月二十八日，他和李钟桂在台北中
山堂光复厅结婚，由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吴俊才证婚，在所有他的外省同学中，只请了我一
人。施启扬结婚后，夫妻两人，相激相荡，求仕之心愈浓、物欲也愈强。有一次我卖了一套
《古今图书集成》给国际关系研究所，他居然从中要了我的红包！那是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
六日，红包是当时价值新台市两千八百元的《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虹桥书店翻印的，原版要当时
美金五百四十元。为了使《古今图书集成》顺利卖成，我送他了，但是心里一直觉得不是味
道。因为书是我直接写信给吴俊才老师卖成的，施启扬实在没有拦腰打劫的道理。我回想起
他回台时一直表示羡慕我有小汽车的事，我想这位老朋友一定穷疯了。有一次，有外国友人
向我要台湾钳制言论自由的法令，为了使译名准确的出自法律行家之手，我到施启扬家，请
他代译成英文。他犹豫了一阵，慢慢翻译出来。为了使他安心，我机警的当场照他的译稿抄
了一份，不带他的笔迹出门。不料到了门口，他忽然冒出了一句话，他说：“李敖兄啊，也
该为政府留点余地啊！”我听了，大吃一惊，我所认识的施启扬怎么说出这种话！我心里
想，这位者兄大概跟国民党搭线搭得有眉目了。我很不高兴，义形于色，说：“启扬啊，这
样的政府，它给我这种人留了什么余地呢？，，从此以后，我就没再见过他了。后来在我坐
牢五年八个月期间，施启扬已全面国民党走狗化，官愈做愈大。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我第
二次政治犯人狱半年，这案子表面上是萧孟能告我，骨子里却是王升等政治力量介入整我。
我出狱后当天，即揭发狱政黑暗，终于促使了李元簇的下台，阴错阳差的，施启扬反倒成了
受益人一一升任法务部长。施启扬的升任部长，基本原因，是他深知为官之道，为人全无锋
芒与野心，又具有“崔苔蔷”（吹牛、台湾人、青年人）的条件，且是外省人的女婿、德国
的博士，自是国民党提拔的最佳样板。事实上，他的本质是十足的官僚，胆小怕事，但求做
官，其他推托。他在法务部长任内，我写过几封信指责司法与狱政黑暗，不但寄给他，并且
一一公开发表。他除了请老同学程国强回我一次电话外，一直龟缩不理。这时候的施启扬，
早已不是当年的施启扬了，他一心做官，眼里早已没有老同学了。在做官的热中下，他曲学
阿世，一路朝所学和所用变成两截的绝路走去。为了取媚当道，今天他搞出刑法修正案来保
护元首、明天宣称长期戒严合法来维系政权；今天重申此时此地不宜组党来一党专政、明天
声言调查局绝不会监听立委电话来掩护“锦衣卫”；今天表示台湾没有政治犯来歪曲事实、
明天又大兴土木盖新监所来躁蹭人权……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为了做官，自我作践，真
太令人寒心了。回想施启扬当年，在大学生李敖公开写文章给雷震《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时
候，他也匿名“扬正民”，写《一个大学生的信念与看法》，投稿给《自由中国》，并偷偷
去造访雷震，可见当年的施启扬，尚不失其真诚的一面。但是曾几何时，人就变了，变成了
官场中人，丑陋不堪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多年以前，有一次施启扬跟我聊天，谈到老学弟
朱石炎。他说：“朱石炎是司法界一个很正直的人，是不肯同流合污的，但是如果你把‘为
了国家’等大帽子来说动他，他也会糊里糊涂一起做同流合污的事。”如今施启扬变了，但
他的本质又不是什么坏人，难道这种变化，是被国民党套上“为了国家”等大帽子吗？我但
愿如此。
    台大外系老师中，有一入值得特别一提，就是台静农。我在历史系的时候，他是中文系
主任，他没教过我，但在我穷困时，一九五七年出售家藏书版《资治通鉴》、《昭明文
选》、《三迁志》等书，他曾帮过我大忙，到我宿舍来看我，我一直感念他。一九六三年我
在《文星》写文章攻击台大文学院，也攻击到中文系，我本以为中文系的腐化，乃是台静农
被“挟持”、不能脱身的结果，后来想起，这是我淆于感情所做的错误判断。其实，腐化的
真正原因，台静农就是祸首。此公青年时代，跟鲁迅搞未名社，倡新文学、坐；日监狱，不
无知识分子的伟大怀抱与气概。可是到台湾后，四十多年下来，他表现的，是逃避现实，整
天教书以外，搞的是饮酒、刻印、写毛笔字。他的学术著作，极为可怜，只有一本《静农论
文集》而已，还是八十岁时台大中文系为他印的，问他为什么如此疏于出版论著，他的答复
竟是：“我不在乎。”我把这本论文集统计了一下，发现全书四百七十五页、写作时间长达
五十五年、篇数只有二十五篇、每年写八页半、每天写0·0二三页。每页八百四十字，即
每天写十九个字。统计之下，原来台静农每天只写十九个字，便成了大学者！自大陆而渡
海，可以在这岛上风光通吃四十多年，这不是笑谭吗？四十多年光凭诗酒毛笔字自娱（实乃
自“误”），就可变为清流、变为贤者、变为学人、变为知识分子的典范，受人尊敬，这个
岛知识分子标准的乱来，由此可见活证。如果台静农志在逃世，也要逃得像个样子，但他在
一九八四年与梁实秋同上台受国民党颁“国家文艺奖特别贡献奖”；一九八五年又与日本人
字野精一同上台受国民党颁“行政院文化奖”……老而贪鄙，无聊一至于斯。至于用毛笔字
“恭录总统蒋公”言论，更是无耻之极了。杨牧等糊涂人，在报上推崇他“有知识分子的耿
直与狷介”，哪有“耿直与狷介”的人拍蒋介石马屁的？
    林文月在报上回忆台大中文系自台静农以下交谊活动，全篇都是滥情之作。其实台大中
文系教授都是一堆酸文人，学阀中之酸者也！当年这群教授意淫美人儿林文月，颇有争风吃
醋味道。除林文月外，亦惟女弟子是尚。一九六一年度中文系五名助教清一色是女生，可以
概见。经我写文章揭发，才有男生当助教。林文月风华绝代，当年以台大校花闻，二十多年
后，在一喜宴上与她同桌，胡茵梦在旁，大胡茵梦二十多岁的校花，为之失色。如今十八年
下来，胡茵梦也风华不再，前后美人儿，都以“终老”下场，亦可哀也。
    我离台大多年后，陈依玫访问我，我对她说：“陆游的诗说：‘欲求灵药换凡骨，先挽
天河洗俗情。’我在整个大学时代，都在努力又洗又换，我做得永远使我不满意。你问如果
我现在是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不知将如何安排这四年。我想，如果时光倒流，我大可不必
在大学过这四年，我觉得从大学中‘换凡骨’、‘洗俗情’反倒过慢，慢得使自己不满意，
感到浪费过多，大学中除非有启发性的师友，否则效果不如休学自修。但是启发性的师友太
少了。我活到今天，从自己困学得来的自修成绩，远超过师友的切磋之益。沙特不同人论
学，只是自己做学问，他的学问已经无须外求，我也是如此。我在大学四年中，好像师友跟
我，变成只是情感上的交流，而非知识上的共进。我念书，我做学问，都是‘单干户’，和
他们不相干，我的一切几乎都来自书本，而不是来自师友的启发。”“假设我是八十年代的
大学生，如何安排这四年，不如假设我魂归那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如何挖掉那四年！
    真的，我真的不想回到那段大学生活，如果我重活一次，我对我全部的学生时代，都愿
意挖去，我并不留恋。我觉得学校是一个断丧性灵的地方，对愈有天才的人，断丧得愈厉
害。
    萧伯纳说他不愿再假设回到学校重温学生生活，就好像囚犯不愿再假设回到监狱重温坐
牢生活一样。对我来说，几乎也是如此。”
    历史系四年中，跟我关系最深的女朋友是“罗”。在那种时代，恋爱环境颇为艰苦，连
到旅馆开房间都要被警察查，可见国民党政府的专制扰民。袁方《记者生涯》书中记有蒋介
石都关注到基隆男女教员开房间的事，可见此风之渐，原自上起。后来我和庄因等合祖了一
间小房，有时和“罗”两人在一起，并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五日这天“情归不处”（我不再
是处男，她也不再是处女了）。当时我二十一岁，正在历史系念二年级。在那个年代台北有
公共浴池，内有房间，似乎未闻警察去查，我们提心吊胆的去过一次，性交、戏水，洗得好
痛快。我和“罗”的恋爱，遭到她家人的激烈反对，她母亲罗老太太甚至到了一面用筷子杵
着碗里的元宵，一面歇斯底里叫着“李敖，李敖早死！李敖短命”的程度，这种虔诚的基督
教徒的水准，我至今犹有余憾。在“罗”离去以后，我花了半年时间用日记勉励我自己，但
是，过多的日记其实活像理学家与宗教家们的内省功夫，这种功夫一个人做尚可，可是一与
人接触，便败相毕露、犯错累累，晚上在日记上自责，第二天一出了门，又复失控。如此周
而复始，实在无效而且累人，因此，我就决定停写了。这次记日记的经验，使我此生很少做
长篇的自省式的日记。我认为二省吾身也好、五省吾身也罢，都要有临场的可行性才算，而
自省式的日记一如军校练兵，上了战场能否打胜仗，还要看实际才行。
    我在台大送报期间，每大骑脚踏车到馆前路，以现金批报，然后转回来。有一大路过博
爱路，在照相馆的橱窗里，看到“檀岛水仙花后”吴兆云的照片，很为照片着迷，前后去看
过好多次。后来发现我年纪愈大，愈有这种轻微的“画像恋”（iconolagnia）的倾向，喜
欢看我所选出的美女图片，尤其裸体的，只是我选出的标准极严、极为挑剔，所以虽搜集了
大量照片，可是看中的却千百不得一。“文星”后期，林海音到我家来，听说我雅好此道，
送了几张她眼中的美女图片，她一走，我就给撕了丢到垃圾堆去了，原因无他，审美标准不
同故也。照英国埃利斯（Havelock Ellis）《性心理学》（Psychology of sex）的说法，
“画像恋”的大类是“性景恋”（scoptophilia或mixoscopia），就是喜欢窥探性的情
景、看黄色书看、看春宫画、小电影之类，我亦顾而乐之。一般普通的表现是搜集明星照
片、海报，或到电影院看莱奥纳多，所以此道人人都难免，只是程度深浅标准高下而已。除
了“画像恋”的癖好外，我在台大，有一次经过延平北路，在一家服装店的橱窗里，看了一
个舶来品的塑料材料（？）的模特儿，造型、表情、姿势、身材，皆属极品，我看呆了，后
来又去过几次，留连不已。台湾一般百货公司或服装店所有的模特儿都是本土制的，都土头
土脑，不好看，可是当年延平北路那一个模特儿却完全不同，我怀疑我又叫能有轻微的“雕
像恋”（pygmalionism）的倾向，可惜我不是艺术家，否则我也许会像那位古希腊雕塑家一
样，迷恋上自己创造出来的美女呢。古书《闻奇录》记唐朝进士赵颜有“画像恋”，对一画
中美女神往不止，画工说：“余神画也，以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昼夜不歇，
即必应之。”赵颜遂叫“真真”叫了一百天，画中人真活起来了，这是“画像恋”转出的白
日梦，我无此福气也。古书《王子年抬遗记》记刘备有“雕像恋”，他的甘皇后十八岁，漂
亮无比，但刘备和她做爱时，却要旁边一个高三尺的玉雕美人陪着，刘备“昼则讲说军谋，
夕则拥后而玩玉人”，可见刘备是“雕像恋”同志也。
    如此这般的“雕像恋”后四十年，我在东森电视台做“李敖黑白讲”节目，访问了“情
趣商店”，老板拿出“吹气娃娃”展示，并说如果有资本支援，他们可做出与真人一样的硅
胶美女，长相、身材、尺寸等等都可任君选择。我在电视节目中特别提到古书《中西纪事》
的记录，这书记清朝人看到洋人能“刻物为裸妇人，肌肤骸骨，耳目齿舌阴窍，无一不具。
初折叠如衣服，以气吹之，则柔软温暖如美人，可拥以交接，如入道。其巧而丧心如此”。
我说这一有趣的见闻，可见清朝时代就有这种可以跟“它”性交的“吹气娃娃”了，今天
“吹气娃娃”的最大缺点是不迫真、不好用、不舒服，如果现代科技可以完全做出和真人一
样逼真、好用、舒服的硅胶美人出来，不但身上有声光化电配备，且具松紧、润滑、颤动、
吐纳效果，一应俱全。或燕瘦、或环肥、或海伦、或玛丹娜……任君择之，并可照你提供的
照片订做一个，这岂不比真人更少麻烦？陈水扁若开一“台北市硅胶美人妓女户”，岂不比
真妓女更经济、卫生、安全、人道？并且永远不会抗议呢。以上意见，我从不认为是开玩笑
或狂想曲，而是我很认真的建议，当然，为了不歧视女性，“硅胶裸男”亦照样可大量制
造，只要别像李敖就好啦。我在电视节目中展示情趣商店做的dildo（即郭先生、角先生、
假鸡巴、人工阴茎），技术之高，已全然拟人化，并且比真人还理想呢。真人纵大淫棍，一
连两次，也会“指头儿消乏”；纵威而钢，一连两次也会，“哲人其萎”，但“硅胶裸男”
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阳道永壮、青春不老，岂不更理想中用？若说硅胶不是真人，和
“它”性交会有心理障碍，此真浅人之论，人生真伪，只在幻想力丰不丰富、只在一念之
转。若说面对真人才有情调，也是胡说。妓院中有妓女一边接客一边同隔壁也在接客的妓女
聊天之事，也有大喊“卡经！卡经！”（闽南话“快！快！”）者，是真人又怎样，又何情
调之有？结论是恋真人固是人之大欲，但“硅胶雕像恋，，在现代科技效果下，虚拟幻境、
上情下达，亦足多者。这种发现与真话，只有李敖说得出来并说得头头是道、有益众生。
“画像恋”万岁！“雕像恋”万岁！“硅胶雕像恋”更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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