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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dc (【☆★☆】), 信区: Reading
标  题: 从复旦到北影2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ue Nov  5 20:39:06 2002) , 转信



我撇下她，识趣地独自走了。从那一天起，我就认定政治部主任不是个什么东西。后来事
实证明，我对人的看法还有准头。他终于因为道德败坏，被开除了军籍、党籍，撤消了一
切干部职务，“发配”到我的老连队，成了名符其实的“二劳改”。


这个“不是好东西”的人，在当时，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被公认为“坏东西”，因此也就还
完全操纵着我这个小小报道员的命运。

不久，团机关开始“精简机构”。政治部所属干部、组织、宣传三个股要精简掉二十二分
之一。我是一。

宣传股长觉得有些对不住我，安慰我：“你到机械连吧，能学点技术。以后，找个机会，
我再把你抽上来。”我没到机械连去。

我那时年少气盛。一种对政治部主任，对木材加工厂连长和指导员的挑战情绪，促使我要
求到木材加工厂去。这样的要求当然不会遭到拒绝。

在木材加工厂的连部里，连长坐在椅子上，撩起眼皮看了我一眼，慢条斯理地说：“你自
愿来到木材加工厂，我当然很欢迎。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嘛！可我们这儿没轻活啊
！”

他分明对我落到这种地步很高兴。

我问：“什么活最累？”

他说：“抬大木。”

我说：“我抬大木。”

他说：“好啊！”

他站起来，从办公柜里取出一双帆布手套、一副垫肩，放在桌子上，悠悠然走出去了……
我永远感激当年木材加工厂抬木班的知青伙伴们，他们对我的爱护之情，胜似兄弟。他们
认为我是被“贬”到木材加工厂的。他们觉得有义务爱护我。最初三个月内，我的肩膀几
乎没挨过“蘑菇头”——抬大木的杠棒。只是用卡钩搬搬木头。三个月后，在我的要求下
，他们才开始轮流与我搭对抬木头。我的脚步起初总是踏不上号子，大原木前扭后晃，左
右摇摆，“耍龙”不止。好几个人由于和我搭对子扭伤了腰，却没有一个人对我说过一句
抱怨的话。

我永远感激他们。

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姓名和绰号。他们的音容笑貌，至今仍常常浮现眼前。在北京的几个
，虽然都已成了家，各自被家庭和工作所累，来往不多了。但每到春节，总是要互相看望
看望的。

他们性格各异，都很豪爽，很正直。也许这一点与特殊的体力劳动分不开。八个人，哼起
号子，抬千斤重木，是不可能不齐心的。一声“弟兄们，起呀……”将人和人拉近了。四
个月后，招生名额下到连里了。

我成为三名被推荐者之一，名列第二。

但那一年出了个张铁生，我没走成。

政治部主任也不甘心让我去上大学。他亲自将我的名字划掉了。

第二年，木材加工厂只分到两个名额：一个大学名额，一个中专名额。大学名额是哈尔滨
师范学院。中专名额是鹤岗市邮电学校。

那时我已借调到黑龙江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为期一年。对上大学不感什么兴趣了。唯希望
一年后兴许会被留在出版社，作一名编辑。因为他们对我好，有这个意思。

但连队的知青伙伴们替我报了名。推荐的结果，我名列第三。伙伴们还颇为我遗憾。我从
哈尔滨回木材加工厂“探家”，推荐工作刚刚结束。

被推荐到鹤岗市邮电学校的，是一名鹤岗知青，木材加工厂的卫生员。他处了个女朋友，
是我们哈尔滨姑娘，菜班班长。

推荐结束的当天晚上，菜班班长约卫生员“会晤”。她对他说：“你千万不要去上什么邮
电学校吧！鹤岗不过是个小小煤城，回去当邮递员图的什么呢？卫生员在我们这里很吃香
，人人求得着，难道你舍得丢掉听诊器吗？”卫生员犹豫起来。

菜班班长进而含情脉脉地说：“反正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让你走的！你一走，我们的爱情就
完结了！我怕你回到鹤岗，会爱上别的姑娘！”

卫生员信誓旦旦，言道人虽离开，心是永远不变的。菜班班长哭了，又说：“就算你不会
变心，将来两地生活，多么不幸福啊！”

卫生员终于被说服，为了爱情，作出“牺牲”，放弃名额。

菜班班长却瞒着卫生员，去找后勤处长，说她的男朋友希望能由她顶替这个名额，恳求后
勤处长成全他们的愿望。

木材加工厂归后勤处领导。后勤处长经常到木材加工厂走走，对菜班班长这个哈尔滨姑娘
印象不错，爽快答应。

一个鹤岗市邮电学校的名额，谁顶替谁都不至于引起什么风波。何况又是女朋友顶替男朋
友。更何况后勤处长亲自出面说情。招生办认为反正不算原则问题，同意了。这岂能瞒得
过卫生员？

卫生员知道后，未免生气，质问女朋友，怎么可以“偷梁换柱”呢？

菜班班长说：“我是太想上学，太想离开兵团了。只要能离开兵团，到任何一个小城市去
都行！为了我们的爱情，你就彻底作出牺牲吧！我绝不会对你变心的！其实呢，两地生活
，也有两地生活的好处。不经常在一起，思念会加深爱情的……”云云。

卫生员对这样的话颇不受用。他真爱她。上了一次当，就不怎么肯轻信她。于是找到招生
办吵闹。

招生办觉得他们无事生非，很恼火，对他们说：“拉倒吧！你们都扎根边疆吧！”

结果，他们两个上鹤岗市邮电学校的资格都被取消。感情却未破裂，似乎断了想法反而更
相爱了。

连里呢，认为别白瞎一个名额啊！指导员就去招生办交涉，又将这个名额要回来了。要回
来，是为了让另一个女知青走。指导员和那个女知青的关系有点非正常。

连里的知青们不同意，说应该让我走。因为我是经过推荐的。而且名列第三。名列第二的
没资格了，当然该名列第三的走。

我呢，其实又不想去上什么邮电学校。分配去向是预先明告的——鹤岗市邮电部门。我一
想到以后将穿着一身绿衣服，在小小的煤城鹤岗的某一邮电所里整天拿着一颗邮章不停地
盖东盖西，或者骑辆自行车叮铃铃地驶街穿巷，觉得并不美好。

伙伴们说服我。他们讲人挪活树挪死。他们讲你想留在黑龙江出版社没那么容易。从兵团
调走一个知青关卡多着呢！你身体这么不好，再回到木材加工厂抬大木，非把你累垮了不
可！他们讲团里的干部们不喜欢你，连里的干部们也不待见你，不走留恋的又是什么呢？


那个当初因为我替他说了一句公道话才保留了团籍的鹤岗知青对我说：“我爸爸是《鹤岗
日报》的副主编，你千万别错过这机会！将来我让我爸爸想办法将你调到《鹤岗日报》当
记者！”

我不忍辜负他们的好心。而且对能否留在黑龙江出版社当一名编辑，毫无把握，就作出了
我一生中很重大的一次决定——去当一名鹤岗市公民。

我对抬大木这重体力活也确实有些怵了。那一时期我吃不下饭，浑身无力，走路双腿发软
，不要说抬大木上高跳板了。有一次险些在三节跳板上被压趴下。果真如此，我的小命也
早就报销在大木之下了。我自己不知道，那时我已患了急性无黄疸型肝炎。肝功能损伤严
重。

我的名字报到团招生办的第二天。我正硬撑着和伙伴们抬大木，连长走来了，对我说复旦
的一名老师要见见我，叫我立刻到招待所去。

“负担？什么负担？”我有些疑惑。惭愧得很，直到那一天，我还不知道中国有所著名的
大学是复旦大学。只知道清华、北大、哈工大、哈军工。如果我“大串联”时到过上海，
肯定会知道的。但我没到过。平素也未从上海知青口中听过“复旦”二字。一个初中毕业
生，又怎么会知道全国的每一所名牌大学呢？

连长显然也糊里糊涂，说：“你去了就知道了。”

我就去到了招待所，见到的是复旦的一位四十余岁的男老师。如果我没记错，他姓陈。政
治经济系的。

他对我很热情，问我都读过哪些文学书籍，我就回答他读过了什么什么。

又问我最喜欢哪些著作。

我说：“《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与黑》、《红字》……”

“在这几本书中，最感动你的是哪本书？”

我想了想，说：“《红与黑》。”

“为什么？”

我语塞了。我看《红与黑》，是在初中一年级。记得读完这本书，我痛哭了一场。我最同
情的倒不是于连，而是德·瑞那夫人。她对于连的爱，在我看来太令人伤心太不幸了。我
想我要是于连，可能会朝自己的太阳穴开一枪，绝不忍去伤害那么样热烈那么样痴情地爱
过自己的女人。而且看过《红与黑》后，我常常设想另一种结局——于连越狱逃走，带着
德·瑞那夫人双双逃到一个孤岛或大森林里去，有情人终成眷属，生下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白头到老……我就把这些想法讲了。

他很认真地听。

最后我说：“第一次被深深地感动和第一次恋爱一样，是难忘的。”

他看我一眼，忽然想到了什么，问：“你有女朋友？”我摇头说：“没有。”

他还问：“真的？”

我说：“为什么要骗你呢？”

他说：“好，很好。”

我当时并不明白他为什么认为我没有女朋友“好”，而且“很好”。

但能有这么一位大学老师很认真地听一个知青谈文学，我觉得格外高兴，不再感到拘束，
又谈起了别的作品。记得我还谈到了《纳赛·吉约》。这是一个短篇，小学五年级看的。
篇名中肯定有两个字我记错了或颠倒了。而且是不是梅里美的作品，也搞不太清楚了。内
容是：一个富家子弟与一个孤儿院长大的美丽女工相爱，但又没有娶她为妻的意思。她无
法摆脱对他的爱情，跳楼自杀，未死，摔断了一条腿。被一个专作慈善事情的年轻的伯爵
夫人所怜悯，送到医院里，天天给她读圣经，教导她为自己“罪恶”的爱情忏悔。富家子
弟深感内疚，决心娶女工为妻。但他的监护人，也是他的小姨反对这种爱情。认为一个富
家子弟爱一个女工是有失贵族体面的爱情。那小姨就是那伯爵夫人，她亦爱上了自己的侄
子。结局是：那女工凄凉地死在医院里，伯爵夫人阻挡了她的情人与她的每一次见面。伯
爵夫人要女工临死前向上帝忏悔。

她说：“我爱过。”

她说：“是我，我爱过。”

她就死了。

一年后，年轻的寡居的伯爵夫人与自己的侄子结成夫妻。小说的名字我虽然记错了，但是
那女工临死前说的话，铭刻在我记忆中。

我还记得对这篇小说的介绍中这样写道：“作品一发表，贵族阶层大哗，对作家进行愤怒
的围剿。贵妇淑女们，谩骂作家是一只可憎的忘恩负义的猴子，‘一旦攀上高枝，便向人
间作态’……”

陈老师自始至终听得很认真。

他又问我看过哪些中国文学作品。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我都看过了什么什么。

他沉思了一会儿，忽然问：“看过《牛田洋》么？”

我说：“看过。语录引用得太多，不是小说。”他不再问什么。

我便告辞了。

抬大木的伙伴们围住我，问我复旦的老师找我什么事儿，问了些什么，我怎样回答的。

我复述了一遍，他们就一个个直拍大腿，说我是个大傻蛋，不该对复旦的老师卖弄，大谈
什么西方文学。尤其不该贬低《牛田洋》，那是“革命样板文学”。他们认为我如果回答
得高明，兴许能入复旦。

我想哪有这等好事落在我头上？我上鹤岗市邮电学校，已是板上钉钉了。报以一笑而已。


第二天，那复旦的老师到师里去了。

隔了三天，他从师里回到了我们团，又把我找到招待所，一见面就对我说：“你的档案，
我从团里带到师里了，如今已从师里寄往复旦大学了。如果复旦复审合格，你就是复旦大
学中文系创作专业的学生了！”

我呆住了。半天讲不出话。

他又说：“关于《牛田洋》的那些话，你如果真入了复旦，是不能再说的。复旦很复杂，
言行要谨慎。不要希望目前情况之下能在大学学到很多，自己多看些书吧！多看书，对一
个人今后总是有益处的。”

事后我才知道，那一次招生，整个东北地区只有两个复旦大学的名额，都分在了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又都分在了兵团。其中一个名额又分在了我们二团。陈老师住在招待所里，偶
读《兵团战士报》，发现了我的一篇小散文，便到宣传股，将我几年来发表的小散文、小
诗、小小说一类，统统找到，认真读了。还给黑龙江出版社去了一封信，了解我在那里的
表现。然后亲自与团招生办交涉。将我的名字同复旦大学联在了一起。

是机遇吗？不是机遇又是什么呢？

从此我在许多事情上都非常相信机遇了。如果木材加工厂的知青们对我不好，不连续两年
推荐我，便没有这机遇。如果黑龙江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那些老编辑们给我写封很坏的而
不是很好的鉴定，便也没这机遇。如果陈老师不是偶然在招待所中翻看《兵团战士报》，
仍没这机遇。如果不是陈老师是另外一位老师来招生呢？更没这机遇。

我的机遇是许许多多人给予我的。我甚至认为包括木材加工厂的卫生员和菜班班长。这次
机遇是我生活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机遇决定了多少人的命运啊！

生活中，有多少人，仅仅因为没有机遇，便默默无闻。而一旦有了机遇，谁又能断定走在
大马路上的一个什么人，不会在一番什么事业中取得什么成功呢？

当时我们兵团创作员中，不少人在写作上都比我强得多。那次机遇却偏偏落在我头上。对
他们真是不公正。对我真是太幸运。

我是兵团创作员中最早离开北大荒去上大学的一个。

让我在这篇记述性文字中，对当年木材加工厂的我的知青伙伴们；对黑龙江出版社文艺编
辑室在文学上给予我许多指引的老编辑们；对复旦大学的陈老师，再次表达我永远的感激
吧！

也让我感激机遇吧！

这冥冥之中的仿佛法力无边的主宰。

而且让我说，人啊，都为别人更多地创造机遇吧！如果人人如此，我们每个人的机遇也便
在其中了。某些人苦苦追求某一事业而不成功，有时实在不是因为缺少才华，而是缺少机
遇。进而言之，是缺少为他或她创造机遇的一些人们。我们为他人创造机遇，更多的时候
并不损失我们自己的什么利益。何乐而不为呢？仅仅因为“我不能，你便也别想”这样一
种心理，断送了别人可能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机遇，那是多么该诅咒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在
我们的生活中太多了。少一点，生活将会变得多么美好！

有一部电影中的一个情节，令我感动至深，永难忘记。

年轻的肖邦初到巴黎，无人赏识他的音乐天才。他偶识了乔治·桑——这也是机遇。乔治
·桑引他进入自己的沙龙的第一天，邀请了许多音乐界名流，告诉他们，大音乐家李斯特
将为他们演奏钢琴曲。但有一个条件，需熄烛听之。黑暗中，钢琴声将所有的人都陶醉了
。琴声止，掌声起。乔治·桑挽着李斯特持烛走至钢琴旁。这时人们才发现，演奏者原来
并非李斯特，而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持在法国女作家手中的蜡烛，照亮了未来的大音乐
家的脸。

李斯特说：“这位年轻人演奏得好极了！我非常羡佩他的音乐天才！”

也许是虚构。但是真美好！美好的乔治·桑！美好的李斯特！当时眼望着银幕，我流泪了
。从此喜爱乔治·桑的作品。喜爱李斯特的乐曲，尤胜喜爱别的作品和别的乐曲。乔治·
桑与肖邦的爱情，对我来说，也成为容不得什么人的什么文字非议的爱情了……在接到复
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前的半个月，我每天仍抬木头。身体愈加不行，撑着。以此感谢心中
要感激的一切。一天，竟晕倒了……

我到复旦那天，两腿浮肿，鞋袜难脱。以为是在火车上坐的。并不是，是急性肝病的症状
。

当天晚上，专业已报到的同学们，聚在一起开“认识会”。天南地北，各自拿出带来的好
吃的东西，堆了一桌子。我只剩下几个小苹果，不好意思拿出来。也不好意思光吃别人的
。就吸烟。

我的东北老乡，Ｃ，女姓，放在桌上的是两个哈尔滨特有的“大列巴”。有小脸盆那么大
。我只在很小时吃过几次。当时哈尔滨难以买到。大家觉得新奇，切了，你一片他一片，
都说好吃，我也拿起一片吃。吃的是老乡的，太客气反而显得疏远。我在一师，Ｃ来自五
师，原先互不认识。心中暗想，同学中有一个老乡兼兵团战友，真不错。

有一同学问：“听说你们哈尔滨人天天吃这种‘大列巴’？”Ｃ回答：“当然。哈尔滨人
个个都是从小吃‘大列巴’长大的！”

我觉得很有纠正一下的必要，便说：“只有百分之五，也许还更少的哈尔滨人是从小吃‘
大列巴’长大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从小吃大饼子长大的。”

我说的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当时哈尔滨人的粮食定量是——面粉二斤、大米一斤，其余全
是粗粮。米面在一般家庭中，除了过年过节，都是给上班的人带的。

Ｃ当即反驳我：“你一个人是吃大饼子长大的，也代表不了哈尔滨人。我就是从小吃‘大
列巴’夹红肠长大的！”

我据理力争，说我是百分之九十五中的一个，当然代表大多数哈尔滨人。她不过是百分之
五那“一小撮”中的一个，无论如何代表不了哈尔滨人。

她生气了，说：“你说谁是‘一小撮’？告诉你，我的家庭是‘革干家庭！你侮辱革命干
部！”

我说：“我不知道啊！可你为什么要说谎呢？为什么要欺骗这么多初识的同学们呢？你明
明知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哈尔滨人吃的是粗粮！哈尔滨人如果都是从小吃‘大列巴’夹
红肠长大的，哈尔滨人早算进入共产主义了！”

我认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哈尔滨人究竟是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还是吃大饼子长大
的，这是非辩论清楚不可的。对于这一类问题，我一向特别敏感，容不得别人当我面说一
句假话。

她说：“你的话里明明有对现实不满的意思！”我火了，说：“咱俩都是工农兵学员，你
少跟我来这一套！就算我对现实不满，你又能把我怎么样？”

她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那我就有权批判你！”我说：“你不过是从小吃‘大列巴’
夹红肠长大的共产党员，统计一下，你在共产党员中也不过是百分之五！”其他的同学就
劝解。

他们越劝解，我越来气。我希望他们都能够相信我的真话，而不要相信Ｃ的假话。但他们
似乎对我与Ｃ争论的问题一点也不感兴趣。只对“大列巴”感兴趣。这比他们相信了Ｃ的
话还令我气愤。若在兵团，如果Ｃ不是女的，而是男的，说哈尔滨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
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还坚持，非被吃大饼子长大的哈尔滨青年们合伙揍一顿
不可！

怎么能瞪着眼睛认真严肃的说假话呢？

Ｃ拍了一下桌子，气势汹汹地说：“你这是在分化我们党员队伍！”

我腾地立了起来，说：“滚你妈的！”将吃剩下那半片“大列巴”，狠狠朝桌上一摔，猛
转身离开了，回到自己的宿舍。

我以前从不骂人，是到木材加工厂后学会的。学会了，就觉得在必要时来一句“滚你妈的
”，十分管用。

我躺在自己床上，还气得不行，还想再去找Ｃ展开一场大辩论。忍而又忍，才忍住怒火。


我的性格中，有种过于认真而又过于激烈的劣根性。在连队，跟几任连干部大吵过。在团
里，跟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参谋长大吵过。到木材加工厂，性格依然不改。

我在初二便已入团。到了北大荒，要求重新入团。劳动很能干，不怕苦不怕累的。就是因
为这种性格，重新入团竟入不了啦。四年后，调到团宣传股的前一年，只好又请求恢复团
籍，补了十二元多的团费。教训可谓深刻。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现在回想起来，哈尔滨人究竟是从小吃“大列巴”还是吃大饼子长大的，有什么值得辩论
的呢？吃大饼子长大的有之，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也有之。干嘛脸红脖子粗地争谁
代表百分之九十五哈尔滨人呢？

听隔壁宿舍阵阵说笑声，我忽然意识到，我是换到了另一种环境里。复旦与北大荒太不一
样了。我将与之共处的同学也与木材加工厂抬木头的伙伴们太不一样了。我必须正视这个
现实。想起陈老师在我们团招待所里对我说过的那番告诫的话，倏然地我心中产生了一种
孤独感。

隔壁宿舍里不断传来欢声笑语。Ｃ的说笑声尤为响亮。同学们吃着她的“大列巴”，当然
不会表示怀疑她的话而相信我的话了。

可我从来没有像那时那刻一样，希望自己的话被相信。每月二斤面粉的哈尔滨人……我心
里真是有些难过。

隔了两天，我到医务室去看身体复检结果。医生问过我的姓名，翻到我的化验单，只看了
一眼，就低声叫道：“乖乖，好家伙！”接着说：“你跟我来，你跟我来！”不用手扯我
，用夹化验单的夹板从背后顶着我往前走。我就这么被顶上了医务室的二楼，顶进了一扇
三夹板临时做成的门内。我糊里糊涂地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医生说：“肝炎隔离室。”

我这才知道，我是一个带病毒者——转氨酶五百八十以上。

我请求道：“那也得让我回宿舍一次呀！”

医生说：“不行。你的一切东西都得经过严格消毒。消毒后日常用的我们会替你送来。从
现在起你不能离开这里！”

共有二十几名各系各专业的新生被关闭在“肝炎隔离室”。我是其中肝指数最高的。大家
的活动区仅限各房间。每房间四五人。有一个四十多平方米的大阳台。阳台下是篮球场。
可谁也不愿出现在阳台上，那好像等于自我展览。

我苦闷起来，唯恐被退回兵团。未入复旦，不知复旦名气。入了复旦，方知复旦果果真真
是可以改变一个人命运的地方。有一个上海“老高三”的新生，与我对面床，每天向我讲
复旦的历史。我才知道复旦是出名人的地方，不禁从此对这所大学肃然起敬。

有一天，学校里的气氛似乎显得有些异常。那“老高三”经常偷偷溜出隔离室，带回一些
消息。那天他又溜出去了，回来后告诉我们，是某国元首到学校参观。还说翻译就是复旦
上一届分配到外交部的学生。“肝友”中一个外语系的，不知为什么就哭了。大家问他哭
什么？他说：“我的名额将来是要分到外交部去的，现在却被关在这儿！”大家寂然。

大学既是往人头脑里灌输学问的地方，也是在人头脑里编织梦幻的地方。天天批“智育第
一”，学问贬值。“戴帽分配”——即入学前便已预知分配去向，尤使梦幻迷人。想想看
，昨天还在握锄把或抡大锤，明天突然进了某某名牌大学，三年后将要被分配到什么外交
部、文化部、中宣部、《人民日报》社等等好去处，怎地不使人天天做梦呢？

“肝友”中还有一个国际政治系的，是广西农村学员。“老高三”半真半假地对他说，他
们这一届国际政治系中，有分配到中国驻联合国办事处去的。他便天天梦想着有朝一日代
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每天不断地冲葡萄糖水喝。以为转氨酶会早降下
来。还买了一本“肝脏病知识”，手不释卷。一会儿用小镜照舌苔，一会儿看手，害怕发
现“肝掌”。

我也借来那本“肝脏病知识”读，也学会了长长地伸出舌头照着小镜自己观察自己的舌苔
，也学会了观察身上有没有“蜘蛛痣”，手上出没出现肝掌。也梦想。梦想有朝一日分配
到黑龙江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作一名编辑。为这个梦想也暗暗祈祷过。不是祈祷上帝，而是
祈祷“复方”什么“草冲剂”——医生每天给我三次的草药汤。

一天，刚刚吃过晚饭，正躺在床上忧愁，忽听外面有人喊我。走到阳台上，朝下一望，是
陈老师。见了他，就如同见了一位久别的亲人，不禁泪潸潸无语。他仰视，我俯视，我俩
好像戏台上《空城计》中的诸葛亮和司马懿。他见我那可怜样子，安慰道：“别想的太多
，安心养病。思想负担太重，对肝病也是不利的。”

我说：“我真怕被退回去。”

他说：“一般情况下不会的。肝炎没那么可怕，也不是什么不治之症。”

陈老师走后，我回到隔离病房，重新躺在床上，感到内心的忧郁稍释。

同学小莫给我送来十几封信。一封家信，其余全是木材加工厂抬大木的伙伴和宣传股的朋
友们写来的。信给我带来了一些安慰。

有三封信是宣传股的姑娘们分别写来的。我们宣传股只有三位姑娘。北京姑娘小徐是广播
员，天津姑娘小张和鹤岗姑娘小张都是放映员。我总是叫她们“张天”、“张鹤”。我们
宣传股在政治部人最多。加上三名报道员、三名干事、两名男放映员，可谓是一个大家庭
。股长当年也才三十六七岁，现役军人，我们的“家长”，令我们感到很可亲的一位“家
长”。在我们面前，半点也没有股长的架子。对政治部主任也是“敬而远之”。

我们宣传股的知青之间非常友好。三位姑娘，像我们的三位妹妹一样。这原因很简单，因
为那时似乎谁也没有谈情说爱的念头，关系都很单纯。过与三位姑娘中的哪一个谈情说爱
的念头，也从未看出其他几个小伙子对三位姑娘有过这种表示。

我上大学两年之后，我在宣传股时那种互相之间友好的关系就分崩离析了。都是爱情把这
种关系搞坏了。毕竟不是亲兄妹们。到了年龄，小伙子们总希望某一个姑娘不再是自己的
“知青姊妹”，而成为自己的妻子。这是任谁也没办法阻止的。只有互相不被吸引的青年
男女之间才有所谓纯粹的友谊。这是一条关于男人和女人的定律。伪君子们才企图证明这
条定律是错误的。

我们宣传股的三位姑娘，是三位非常可爱的姑娘。都很懂事，很温柔，很善良。也都各有
其美，各有动人之处。小徐的身体最弱，我们视她为最小的妹妹。说句实在话，我们是把
她宠得有点任性了。但她的任性，也不过是闹点女孩家的小脾气而已。逗她几句，就又笑
了。她对我最好，比我小三岁，倒像我一位姐姐。经常善意地取笑我。不知为什么，我很
认真地说的话，很认真地做的事，在她看来，似也有几分可笑。

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夏天，我在河边刷棉袄（我的棉袄脏了，一向是刷洗的，拆了就不可
能再自己做上），忽然想游泳，将棉袄用一块大石头压在河中，脱了衣服跃入河里。游够
了，穿上衣服就走了。直至冬天快到了，却哪里也找不见棉袄了。一天猛然想起，是夏季
泡在河里了。到河边去找，仍被大石压着，冻在一层薄薄的冰下面。破冰捞出，已被小鱼
小虫之类钻了许许多多的蜂窝洞。拿回来晒，瞧着发愁。那时知青们普遍都很节俭，轻易
不扔一双鞋一件衣服，何况是棉衣。小徐听说了这件事儿，好一顿笑。她非要亲眼看看那
棉袄成了什么样子不可。看到了，更笑得不行。笑了好几气儿，指点着我说：“你呀，你
呀，你呀，你真应该带个阿姨一块儿下乡！看来今后我有义务当你阿姨了，谁叫我们在一
个股呢？你真叫姑娘们觉着可怜！”我被她的玩笑话说得脸红红的，认为自己整个儿是个
“傻青”。她又说：“棉袄都这样了，晒干了又怎么穿？还不成铠甲啦？”要拿去替我拆
了重做。我怕她费事，不肯。她竟自作主张湿淋淋沉甸甸的就硬拿了去。几天后，她将棉
袄替我做好了。送来时，要我叫她一声“阿姨”。我说：“叫姐吧！”她让步了，说：“
也行啊！”我就叫了她一声“姐”。我一看棉袄，认不出是自己的了。里儿也换了，面儿
也换了，棉花分明也换了。厚厚的、新新的。她给我重做了一件袄……

“张天”呢，一口娇小姐似的懒洋洋慢吞吞的天津话。人却一点也不娇气。常像小伙子们
似的，戴一顶单军帽，将辫子掖在帽沿里。乍看，像个俊俊秀秀腼腼腆腆的小伙子。

我被“精简”到木材加工厂，常回股里去玩玩。像回家一样。

她见了我，总是首先笑盈盈地说一句：“你来了呀？”而后就静静地坐在一旁，听我与股
里的小伙子们聊天。偶尔插嘴说一句：“你瘦多了呢！”或者问：“劳动很累吧？”“我
家里寄来一听麦乳精，你拿去吧？”她好像任何脾气都没有，从未和什么人翻过脸。谁对
她发脾气，她也依然笑盈盈地瞧着人家，使对方的脾气不发自消。

有一次，大礼堂放电影《杜鹃山》，我坐在放映机旁。断了几次片，机械连的几个坏小子
，就往她身上扔鞭炮。鞭炮接二连三在她身上爆炸，她只是一声不响地接片子。我忍不住
站起来大声说：“不愿看的，滚出去！”那几个坏小子也一齐站了起来，朝我跨过来，想
揍我。

“你们别欺负人！”她停了放映机，将我掩护在身后。

我喊：“木材加工厂的哥儿们，有人想跟我动武！”

我们抬木班的伙伴们，还有其他许多木材加工厂的小伙子，忽啦啦站起来一片。木材加工
厂的知青们，打架是出了名的，没有哪一个连队的知青敢惹。那几个机械连的坏小子，见
势不妙，慌慌张张地逃出去了。

事后，她对我说：“你还有那么多肯帮你打架的朋友啊？”我骄傲地说：“那是当然！”
又问：“那几个坏小子往你身上扔鞭炮，你怎么一点儿都不生气？”

她一笑，说：“跟他们生的那份儿气呀？犯不着嘛！我不理他们，他们自己就会感到没趣
儿的！”说罢，塞到我手中两块糖……

“张鹤”是矿工的女儿。白白净净的，短发齐耳。眼睛挺大，挺妩媚。略胖。是三个姑娘
中看起来发育最成熟的一个。也是三个姑娘中顶厉害的一个。有一次在连队放电影，因为
断片次数多了，知青们起哄。她便停了放映机，不肯再放。直至那个连队的连长和指导员
向她说许多好话……我读着她们各自寄给我的信，感到极大的快乐。回忆着我们相处时的
种种趣事，借以排遣心中的忧郁。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想给她们之中的某一个写一封
求爱信。那时我非常强烈地渴望获得爱情。可是她们之中我最爱谁呢？觉得她们都曾非常
友好地对待我。认为她们之中无论谁将来成为我的妻子，我都会很幸福。的的确确，她们
是三位非常好的姑娘。以后我在生活中再也没有碰到过像她们那么好的姑娘。一个人二十
多岁时认为非常好的姑娘，到了三十五六岁回忆起来还认为非常好，那就真是好姑娘了。
在二十多岁的青年眼中，姑娘便是姑娘。在三十五六岁乃至更大年龄的男人眼中，姑娘是
女人。这就很要命。但男人们都如此。所以大抵只有青年或年轻人，才能真正看出一个“
姑娘”的美点。到了“男人”这个年龄，觉得一个姑娘很美，实在是觉得一个“女人”很
美。这之间的意念上的区别，有如看话剧与看电影的区别。也许我是个坏男人，才生出这
么不地道的体会。

于今我认识的姑娘中，漂亮的颇有几个。八十年代的姑娘有八十年代姑娘的特点。有的毫
无思想。毫无思想而又“彻底解放”，也便谈不上有多少实在的感情。有的仿佛是女哲人
，或者自以为是女哲人。女人到了哲人的地步，不复再是女人，而是怪物。即令美到如花
似玉，也不过就是如花似玉的怪物。这两类，都叫我受不了。又有八十年代的流行病传染
着她们——玩世不恭。真真地玩世不恭，那是一种境界。装模作样的玩世不恭，那是一种
病态。是达到了某种境界还是染了某种病态，带她们到自由市场上走一遭就分辨出来了。
企图少花元儿八角钱从小贩手中买一件便宜衣服时，你就可以对她们直言：“你有病。”
八十年代的姑娘装模作样地玩世不恭，和封建社会的公主小姐们装模作样地弱不禁风，一
码事。话题扯开去了，还谈我们宣传股的三个姑娘吧！

她们都没有装模作样的毛病。她们也没有那么许多深刻的思想，但都非常珍重感情。她们
写给我的信，都流露出对我的真挚的关心。

我没给她们中的哪一个写求爱信。虽然有这念头，却提不起这精神。在“肝炎隔离病房”
内写求爱信，命运未卜，我只怕自己会写得太不像样子。但从此，就觉得三位姑娘中的哪
一位，已经便是我的恋人了似的，心中明朗了许多。几乎每天都拿出她们的信读。

到了冬天，多数“肝友”都已“获释”，只剩下了我和另外三个。形影相吊，冷冷清清好
不凄凉！情绪都坏到了极点。又过了半个多月，一天下午，一辆小卡车，将我们拉到了虹
桥医院。

我整个第一学期没上一天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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