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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dc (【☆★☆】), 信区: Reading
标 题: 从复旦到北影3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ue Nov 5 20:40:09 2002) , 转信
出院后，心情渐渐开朗，积压了许多信件，就在一个星期天集中回复。于是又重读了三位
姑娘各自写给我的几封信，竟不知如何回复才妥当了。
人啊，人啊，有时真是令自己都鄙视自己。在学校“肝炎隔离病房”，在虹桥医院，我天
天都盼着三位姑娘给我来信，希望她们经常给我来信。多多益善。每收到她们的来信，便
如获至宝，仿佛收到包治肝炎的灵丹妙药。从字里行间，我寻找着那些充满友情的、流露
关心的、善良而温柔的话语，反复咀嚼，细细体味，获得着某种精神上的怜恤和安抚。而
一旦离开了那种特殊的令人沮丧的环境，肝指数正常了，心术则变得有些鬼诈起来。
眼前摆着她们的几封来信，头脑中忽然闪过一种想法：我若回信，她们必再来信。导致书
信往来不断。继而将会导致什么呢？
导致什么呢？——导致爱情。
毫无疑问。
曾认为被她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所爱，将是莫大幸福的我，肝病初愈，便觉得未见其然了。
是啊，我已经是复旦——全国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她们呢，还在北大荒。这爱的后果，
又有何幸福可言呢？最不理想，我也会被分配到黑龙江出版社吧？一位出版社的编辑，在
哈尔滨市什么样的姑娘物色不到呢？何必操之过急呢？凡事还是现实些的好啊！人是不是
都在生病的时候才更需要获得着的爱情呢？生病时所需要获得着的爱情，病好了是否便都
觉得不那么太急于获得了呢？我当时弄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一回事了。好像心里生出了一个
鬼，在教我一点鬼诈。
我重读那几封信，便认为那些充满友情的、流露关心的、善良而温柔的话语，分明都包含
着不直白、待我回信中主动表露的一个“爱”字。
我可不能。我想。我千万别头脑发昏，今朝一主动，则将永远被动了。
信总是要回的。
不回，太没人味了。
究竟怎么回呢？想啊想啊，受心中那个鬼的启发，想出了一个可谓“上策”。
于是我动笔在一张信纸上这样写：小徐、张天、张鹤：
你们的来信收到了……每一句都经过反复推敲，既要表达出感激，又要在关系上拉开远远
的距离。写完之后，涂涂改改，句句换字，最后定稿一封给“知青姐妹”的致敬电一般的
短信。抄了一遍，再读一遍，觉得挺满意。料想她们收到这样一封写给她们的公开信，大
约是不会再来信了。来信，也可能是联名信了。联名信就没什么需设防的后果了。我觉得
自己挺聪明的。
信寄出后，过了一个多月，果然未收到她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回信。心中有鬼，必然有愧。
终于按捺不住内疚心理，就给股里的一个朋友写了封信。末尾似乎随便地带了一句——我
给三位姑娘的回信她们收到否？何以竟不复信？
不久，收到了朋友的来信。信中告诉我，三位姑娘接到我的信那天，正都在股里开会。她
们互相传阅了我的信，谁也没有说什么，谁也没有表示什么。散会后，我的信就遗留在桌
子上。没人收。一连在桌子上放了几天，后来就不知哪去了。大概当废纸被烧了。还告诉
我，三位姑娘，已有了意中人，爱情都很美满。她们是真心实意地都关心着我，像过去我
曾是宣传股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一样关心着我。她们还向股长建议，动员我寒假或暑
假回团里探一次“家”，往返路费由她们“报销”……我怔呆了许久许久。
又读她们的来信，那些充满友情的、流露关心的、善良而温柔的话语，仿佛不是写在纸上
的，而是她们站在我面前婉婉地对我说的。都是我从前与她们相处时听惯了的话语。如果
离开她们上大学的并非我，而是我们宣传股“知青家庭”中的另外一个人，她们依然会写
这样的信，信中依然会写那些话语。她们如此珍视友情，如同养蜂人珍惜蜂蜜，那乃是因
为她们的天性本如此。她们的品德本如此。她们为人的原则本如此。自作多情的是我自己
。想入非非的是我自己。心怀鬼胎的是我自己。亵渎了友情的亦是我自己。在我没那样做
之前，我不知自己的灵魂内还蛰伏着一个鬼。在我那样做时，那鬼就变成了我自己。因而
我不能看到自己有多么丑恶。在这件事已无可挽回之后，我自己开始憎恨我自己。以前我
也做过对不起人的事，但都是在并无鬼胎的情况下做了的。也自责过。但从没有鄙视过自
己。从没有憎恨过自己。而这件事则不同。它的本质证明着为人的鬼诈、狡猾和虚伪。动
用了心术。而且是对三位真挚地关心着我的姑娘。谁动用过卑下的心术，谁就将得到等量
的报应。动用没动用心术，这是该不该原谅的界线。
“梁晓声，梁晓声，你这个狗崽子，你真不是东西，你真没人味啊！……”
我只有在心中暗暗诅咒我自己。
那一下午，我没说一句话……新学期第三天，全系在一起开大会。什么内容我已记不起，
只记得许多平常见不到的老教授们全到会了。
首先照例是系工宣队队长、总支书记讲话。他讲了些什么，我也不能全记起了，只记得这
样一句话：“复旦是藏龙卧虎之地，也是虎豹豺狼之窝。工农兵学员不要只带着红口袋来
到大学装知识，还要积极参与复旦的斗、批、改，彻底占领上层建筑……”这番话是针对
新生说的。也分明是针对那些老教授们说的。他们当时那种普遍的无动于衷的默然表情告
诉了我这一点。接着是评论、创作各专业各年级的学生代表发言。
我是创作专业新生的发言代表。我成为发言代表，是“毛遂自荐”的结果。同学们互相推
诿。有的是真推诿，有的是假推诿。Ｃ其实很想受命当之，大家也都认为应该。因为她是
支部副书记，但她既非常想，又忸怩作态，希望造成一种大家逼迫她成为发言代表的局面
。我看不顺眼，就说：“她如果真不愿意，我可以代表大家发言。”我主动请缨，谁也不
好说不同意。于是发言代表就是我了。Ｃ老大不悦，一张宽脸拉长了。
其实我也不是要与Ｃ过不去。在我的本性中，沉淀着一种强烈的、长期被压抑的、爱出风
头的愿望。活了二十五岁了，社会还没为我提供过一次像样的机会。让我像样地满足地出
一次风头。按说“文化大革命”总该算一次机会，出身干净，红五类。大风头出不了，小
风头也是可以出出的。揭竿而起，成立个什么红卫兵组织，并非干不成。我们中学里，最
初起码有三十几个红卫兵组织。最小的红卫兵组织只有七八人。我又觉得那种风头太丢脸
面。黑龙江省“炮轰派”的一个头头，哈军工的学生，与“捍联总”的头头们从北京谈判
后回到哈尔滨，站在飞机舷梯上，答各派战报记者问，那潇洒风度，那演讲才能，令我羡
慕极了。当时我十九岁，那个头头二十四五岁，正是我到复旦的年龄。十九岁的我到机场
看热闹，目睹仿佛电影里的情形，那时便暗暗想，给我一次这样的机会，我死也甘心了！
全市中学生红卫兵组织联合代表大会召开，也去看热闹。一位中学女红卫兵领袖，站在台
上，面对数千人，就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安娜一样，一擎臂，群情激昂的数千人
顿时鸦雀无声，而后以铿锵的语调大声演讲：“埋葬全世界的帝修反，是我们红卫兵的历
史使命，我们要光复莫斯科！解放华盛顿！踏平巴黎！占领伦敦……”于是台下嚣起一阵
阵口号的狂涛：“光复莫斯！解放华盛顿！……”我在台下暗想，哪怕我是为那中学女红
卫兵领袖摆弄扩音器的人，也值得自豪自豪啊！
下乡后，渐渐地对一切轰轰烈烈都厌倦了，但是更爱出风头。开个什么庆祝会，总要胡写
几行歪诗当众朗诵朗诵。若有人奉承：“诗写的不错呀！”便足可得意几天。后来也终于
觉得不过瘾，也厌倦。期待着我人生路上有更辉煌的机会到来，出更辉煌的风头。
二十五岁，二十五岁，这真是年轻人最最渴望出风头的年龄！研究起来，年轻人的爱出风
头，大抵是因为姑娘们的存在。正如不见雌孔雀，也未受什么鲜艳色彩的刺激，雄孔雀是
懒得开屏的。只有小伙子们在一起的情况下，连最爱出风头的小伙子，也没多大兴致出风
头。反之，只有姑娘们在一起的情况下，连最爱打扮的姑娘，也没多大兴致打扮自己。出
风头实在是小伙子们为姑娘们“打扮”自己的特殊方式。
我将代表专业新生发言，看成是在全系师生面前的一次公开“亮相”。在名牌大学的大学
生中，在名牌大学的教授、讲师面前进行一次精彩的发言，我以为这风头是大大值得一出
的。是一次够辉煌的机会。
预先写好了发言稿，但对同学和老师说尚未写好。发言稿揣在兜里，走出学校，在校园后
围墙下来回徜徉，将发言稿背了下来。
我要达到在发言时出口成章的效果。
我要在发言后引起掌声和窃窃私议。
我要在散会时听到学生、教授和讲师们互相询问：“他叫什么名字？”
“哪个专业的？几年级？”
还要听到这样的称赞：“发言太有水平了！”
“简直出口成章！”
“从容不迫！”
“有演说家气质！”
还要引起男学生们的嫉妒。
还要从此无论在什么场合下都吸引女学生们的目光。
还要从此为自己在专业，在系里奠定一种优上的地位……
在学校“肝炎隔离室”和传染病医院里孤孤寂寂地度过了整整一学期，想出一次风头的愿
望几乎都成了精神上的需要。
开会那天，我穿了一件新的铁灰色的卡中山装。出院后买的。上海那时流行衬领，便新买
了一条洁白的衬领，使铁灰色内露出一圈洁白。单帽早已不戴。头发早已长出。往宿舍的
窗子上照照自己，半清半楚地映出一个斯文了点的“马立本”，觉得自己还颇有发言代表
的风度，挺自信的。系总支书记、工宣队长的讲话，扰乱了我背熟的发言。我觉得他说的
太荒唐。无论是什么人，说了我不赞同的话，无论什么场面下，我也会起而反驳。全然不
计后果。这是我本性中的另一面。与我的爱出风头，相得益彰，互为衬映，显现出一个我
来。他的话刚结束，我便站了起来。我说：“我不同意您的话！复旦大学谁是虎豹豺狼？
既有之，指出给我们看！当然不会是我们工农兵学员吧？那么难道是这些教授？副教授？
讲师们不成？我看他们没那么可怕！在上、管、改中，工农兵学员不是与革命的教师们是
同一战壕的战友吗？虎豹豺狼一词，不是明明在分裂我们吗？……”
工人若在工厂里做工，我是很尊敬他们的。若在大学里气指颐使，那再令人讨厌不过了。
我是有意当众表示出我对这位工宣队队长的蔑视。下乡前，军宣队也当众顶撞过，顶撞也
就顶撞了。在兵团，一般连队的知青，几年后已普通形成了对权力的蔑视。有一次，一位
兵团总部副政委到木材加工厂视察，进入我们男知青宿舍，大家躺着的照样躺着，歪着的
照样歪着，光着脊梁洗脸的照样水花四溅地大洗特洗，没一个拿正眼瞧一下那副政委的。
他说：“同志们好”，也没人应声。
我初入复旦，不知深浅。不知工宣队在复旦的一统天下的权力，更不知“藏龙卧虎之地，
虎豹豺狼之窝”这句话是张春桥说的。
所以我的话，使全体鸦雀无声。许多老师和许多学生是都知道张春桥说过那句话的。如果
我也知道，绝不会当众反驳工宣队长的。我以为反驳他一下，不过就像在兵团时反驳团长
政委一下，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其实大不一样。
我的话所造成的静场效果，使我爱出风头的心理受到了怂恿和鼓励。于是我借题发挥，侃
侃而谈。好像还说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从书架上走下来，与老教授们坐在一起，
同样引起我的敬意一类的话。总之，接下来我说的尽是一些花哨浮丽、卖弄唇舌的话。大
大地哗众取宠了一番。工宣队队长脸色阴沉严峻。
“住口！”有人打断我的话，是评论专业三年级一名上海男同学，他激昂慷慨地批判我。
他刚坐下，第二个立刻站起，一场批判会自发开始。我是那么不堪一击。没有机会站起来
反驳。有机会站起来也失去了反驳的勇气和能力。得意之色一扫而光。坐在那里无地自容
。
批判我的，差不多全是上海同学。这应该被解释为复旦的一种政治现象。同全国所有文理
科大学一样，中文系也是复旦的“神经”。是工宣队控制最严的系。如果说其他理科各系
的学生还可以也能够将政治视为“副科”，中文系的学生则不得不将政治当成本科。在那
个历史时期，复旦中文系实应改为“复旦中国政治系”。复旦小舞台上的政治戏与中国大
舞台上的政治戏，是按照同一脚本演出的。主演是工宣队。导演也是他们。在一切运动中
，中文系带动哲学系、新闻系、历史系，然后带动起全校。
徐景贤曾对复旦工宣队指示：“北有北大，南有复旦。这是我们的两座桥头堡。复旦应该
成为斯莫尔尼那样的大学。”斯莫尔尼，是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为苏维埃夺取政
权培训武装力量的革命大学。“四人帮”希望将复旦的学生培训成既能为他们夺取政权效
力的工具，也能像保卫冬宫一样有朝一日保卫他们的“中国士官生”。
工宣队在中文系培训的骨干，以上海学生为主。指出这一点，也许会伤某些上海“工农兵
学员”的自尊心，但这是事实。有许多充分的证据足以证明这一点，张春桥曾对复旦作过
指示：“要多输送上海学生进京”。
但另一个事实是，并非所有的上海学生，都愿意成为“骨干”。像Ｃ那样的外地学生而积
极靠拢工宣队的，有之，不多。每一个怀有政治目的之人，都希图在告别复旦时，得到复
旦慷慨的政治馈赠。失掉了些什么，他们不在乎。像今天某些人对钱的观念很实在一样，
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七年，某些人对政治的观念也是很实在的。这也就是“四人帮”粉碎
以后，许多应该“说清楚”的人，为什么只谈政治，不谈灵魂，说来说去总也说不清楚的
缘故。
我的风头出得很划不来。但因此出了点名。许多学生从此都知道中文系有个梁晓声。在女
学生们眼中，我不过是个哗众取宠的家伙而已。但我并不认为这不公正。很公正。与其说
那是对一个工农兵学员的观点的“围剿”，不如说是对一个爱出风头的家伙的公开声讨。
在五角场买香烟，碰到了专业的一位老师。
他问：“气色怎么这么不好？病了？”
我说：“没病。”
他说：“你刚出院不久，肝病容易复发，要注意身体啊！”我说：“谢谢。”
他说：“感到压力了？”
我说：“有点。”
他说：“工宣队是很恼火，还要继续动员学生对你进行推判。我替你多次辩解过了。你是
新生，刚入校，对复旦的情况缺乏了解，发表了错误的观点也情有可原。”我没作声。
他又说：“其实我和你的观点一样，工农兵学员应该同革命教师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大学
又不是动物园，哪有什么虎豹豺狼？耸人听闻嘛！即令有，也不是我们。你的观点并不错
，只是太哗众取宠了。如果不是这样，肯定会有不少同学支持你的观点。哗众取宠，你就
使自己正确的观点也变成孤立的观点了。在个性、气质、风度和其他一切方面，受人尊重
的是质朴无华。你要记住这一点。今后要多观察，多分析，多思考啊！复旦值得思考的事
情太多了。我们教师的责任之一，就是尽量保护自己的学生。”
老师的话使我非常受感动。
因为那次发言，以及“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刚刚传到复旦，我第一个闯入校党委抗议不
许我们走出校园游行庆祝，我的毕业鉴定上多了对我十分有利而又十分重要的一条——“
与‘四人帮’进行过斗争”。
十六名同学中，只有我的鉴定中有这样一条评语。被粉碎了的“四人帮”是死老虎。
踢死老虎一脚也算勇气么？
细想想，真惭愧！政治对人的嘉奖也真大方啊！政治，政治，我从此对它有了悟性。
如今已经三十六岁。爱出风头的年龄早已过去了。与多情的年龄一块儿过去了。从个人的
教训中，从别的爱出风头者们的庸俗中，体会到了这种庸俗实实在在是对一个人自己的莫
大损害。也就学会了一点自尊。人既从自己的教训中发现自己的劣点，也是从别人的庸俗
中总结出自己应当如何作人的原则的。不惑之年仍大惑不悟，好比女人的更年期无限延长
。那是怪不幸的。
我在复旦见识到了不少在别的地方不太容易见识到的人和事。
中文系总支副书记中，有一个身高一米五左右的侏儒，男性，三十余岁。不知是留校生还
是工宣队。样子很猥琐。我从未见其笑过，永远那么猥琐地严肃着。仿佛权力又极大，与
系工宣队队长平起平坐。背影莫测。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过一篇所谓杂文《赞“山羊角
”精神》，据说很得张春桥好评。自那以后，似乎更身价百倍，使人觉得你不招他不惹他
，他也时刻想猝然顶你一头。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他在系里拍着桌子训斥一位副教授，大有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架势。而且他还没有脖子。在校园里看见他，矮矮地趾高气扬，不
可一世地移动过来，猥琐而严肃地瞪着你，够令人不舒服的。我经常是退避三舍，绕条路
走。无路可绕，便低下头去。倒不是怕他到这般地步，是看见他也会破坏你一时的好心境
。按说他应到某电影制片厂去作特型演员，却狂傲之极地在堂堂复旦大学内招摇过往。“
四人帮”纳“贤”到了宠丑的地步，使人常常替中国替复旦深感羞耻和悲哀。
有一位工宣队员，某天中午还在复旦食堂用钢精勺敲着铁饭碗，一边哼唱样板戏一边排队
买饭，第二天便在《人民日报》上扬名显姓，成了中央候补委员。他自己还不知道。别人
将报纸拿给他看，指着他的名字问：“是你吧？”他回答：“我他妈的哪有当中央候补委
员的造化！”后来证明果真是他，喜滋滋乐悠悠地又对人说：“洪文对我真够意思！”原
来他是王洪文造反起家时的小兄弟。王氏还真够讲交情的。鸡犬升天寻常事。难怪那年头
许多人都认为政治是个一本万利的赌盘。抹下脸皮往上抛赌注。
“四大帮”粉碎以后，有次我在公共汽车上碰到了一个不寻常人——时的一位小说作者。
到我们专业去座谈过，故而认得。我问他日子好过否？他倒对我说了几句实话：“日子不
好过哇。其实我们这些人呢，对文学并不感兴趣。我们是要通过文学走向政治。我们崇拜
的是张姚道路。哎，前途如烟了呀！……”
心灰意懒之人，往往能吐真言。
有一位研究文艺理论的老师，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在系图书馆偶然翻到一本他的小
册子，“文革”前出的，便拿着向他请教某一文艺理论问题。
不料他连连摆手，有些惊惶地说：“不是我写的。不是我写的。”
我说：“别人告诉我就是您写的呀！”
他更加惊惶：“同名同姓，同名同姓！”说罢匆匆而去。同学小莫恰巧看见了这情形，对
我说：“你别再给自己找麻烦，也别给他找麻烦！”
我说：“我又怎么了呀？不过就是向他请教一个文艺理论问题嘛！”
小莫说：“文艺理论在中国只有一个——‘三突出’创作原则，请教我吧！”
我问：“他不愿回答也罢了，干嘛那么惊惶呀？”
小莫同情地望着他走远的背影，说：“因为他是个‘坏人’啊！”
我更加大惑不解。
小莫便告诉我：据说他原是徐景贤的同学。徐氏还没在政治上成气候时，两人碰在一起开
过一次什么会。徐氏爱听鬼故事。他也善讲鬼故事。讲罢回自己房间睡觉，半夜徐氏敲门
，只穿着裤衩跨进他的房间，言道怕鬼，不敢独眠。房间里正好空一张床，徐氏便天天与
他睡在同一房间。徐氏是怕鬼，又迷鬼。每晚都纠缠他讲鬼。后来徐氏成了上海市革命委
员会副主任，反对徐的一派组织就派人到复旦来找这位研究文艺理论的讲师，想从他口中
获得“炮轰”材料。讲师本是书呆子，不愿卷入政治旋涡，被纠缠烦了，无法摆脱，便拍
拍衣兜说：“材料都在这里。时候不到。时候一到，材料抛出，十个徐景贤也打倒了。”
说的实在是气话。
徐氏的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当稳了，就下令将他抓了起来，被隔离审查半年有余，逼他老
实交待，到底掌握哪些徐的“黑材料”？审来讯去，他也只能交待出一条——徐景贤怕鬼
。终于定不成什么罪名，不得不放了。放是放了，徐氏对他耿耿于怀。堂堂上海市革命委
员会副主任怕鬼，总归是有点令人哂笑的事。而且容易使人产生疑问：真唯物主义者还是
假唯物主义者？徐氏便下了一道口喻：“这个人是个坏人。要控制使用，永不得带学生。
”
于是未盖棺而定论，这讲师便成了复旦园内罪名抽象的“坏人”。以后我每次再见到他，
心中尤为充满同情。试想这“坏人”的罪名，对于好人来说，是作践到家了。它太容易使
人猜测到道德败坏，腐化堕落，以及与女人乱搞关系一类事情上去。而且又是自己无法向
别人释冤的。述说一次自己成为“坏人”的经过，便等于又散布一次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
主任怕鬼的言论，岂非坏上加坏，罪上加罪么？别人也是无法替他释冤的。就只有那样令
人莫测地和一个“坏”字连着了。在我看来，他那半秃的头顶，那列宁式的智慧型的前额
，那不修边幅的样子，完完全全是个只会做学问的人。可能做学问做的还有点“迂”。呜
呼！悲夫！至今想来，黑色幽默之戏剧之文学，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蕴含着大量大量的素材
与启示，却怎么在外国异军突起了呢？不是中国作家和戏剧家们的一大遗憾么？
讲师成了坏人，学生原来是“试验品”。
同学中有名女生小樊，上海川沙县人，农村姑娘。矮、胖、圆脸。像目前电视中正在播放
的儿童动画片中的“小咪呣”。挺厉害，动不动就这样抢白你：“昨啦，瞧不起阿拉贫下�
信┡郏俊毙难廴春芎茫挥型楦小Ｔ谑е校瓴凰狄痪湮バ幕埃蛔鲆
患バ氖碌模胰衔挥兴桓鋈恕！芭恕笔保扛鐾Ф贾辽偬徽疟硖灾实拇
笞直āＮǘ浪猓恍础：芨纱嗟厮担骸鞍⒗床焕绰铮 比羰潜鸬耐В鹇胧粲诼
废叨氛牧⒊∥侍狻６运蝗烁艺饷瓷细偕舷摺Ｋ材魏尾坏盟�
她确是“写不来”。
老师将我和她编在一组，交给我帮助她提高“写作水平”的任务。
我第一次看她写的东西，是学期个人总结。连标点符号也不会用，一“逗”到底，最后一
个实心大句号。而那字，像稻田里插的秧苗，一律倾斜地“长”在格子里，仿佛字字是从
下往上挑着写的。通篇有四分之一的字似是而非，缺胳膊短腿。语法就更谈不到了。我想
替她重标一下标点，力不从心。一“逗”到底，还看得明白。若重新断句，则没有一句话
意思是完整的。
我十分惊诧，问：“你上过几年学呀？”
答曰：“初一。”
又问：“为什么初中都没念完？”
答曰：“母亲死了，家中缺劳力，帮父亲挣工分。”
再问：“教你的语文老师没给你讲过如何运用标点符号吗？”
答曰：“谁有耐心认真学那些？”
“为什么？”
“不学那些就嫁不了人啦？”
我怔怔地瞧着她，许久不知说什么。
她说崇明对面是台湾。我告诉她不是。她就跟我争执不休。争得我只好说是是是。
后来我才知道，张春桥对复旦中文系有过什么“指示”，要招收一个文化很低的，根本不
知“文学”为何物的学生，将其培养造就成为作家。以打破“文学神秘论”、“作家天才
论”。她就是按照这样的指示，招入复旦的“试验品”。
知道了这个底细后，我常常替她感到悲哀。后来同学们差不多都知道了，却没有一个人告
诉过她。她自己不知，也就从不悲哀。每月十七元伍角的助学金，吃饭很节省，竟能省下
近半数的钱。不买书。买衣服。对我说：“两个月添一件衣服，三年三十六个月，我至少
能添十几件衣服是不是？将来结婚的时候，就不必自己再添衣服了。”
我问：“你有对象了？”
她诚实地点点头，说：“还没定。”
问：“为什么还没定？”
答：“要是我分在上海了，就把他甩了！定了，将来就甩不掉了。”
问：“他很爱你？”
答：“当然，我们全公社，这几年就出了我这么一个大学生。”
她对我比对别的同学信任，肯讲实话。
我在北大荒当过小学教师，就从怎样运用标点符号起帮她提高“写作水平”。三年来，我
觉得我对她是尽了一个同学的义务的，不乏耐心。毕业时，除了逗号和句号，她还会运用
冒号，引号，感叹号了。字写得依然如故，不见进步。残字在她的文化废墟上，依然可以
组成一个“独立王国”。
有年端午节她从川沙返校，给我带回十几个肉粽子。我说：“别都给我，也分给其他同学
呀。”
她说：“哼，给他们个屁！”
她觉得所有的同学都瞧不起她这个“贫下中农的女儿”。其实更多的同学并非瞧不起她，
是可怜她。她似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怜的。三年来与同学们“划清界线”。
作集体毕业鉴定时，十六个同学中，对十五个同学她一言不发。只对我一个人发了言，提
了三条优点。过后，她单独找到我，说：“我算报答你了吧？”一句话，竟感动得我几乎
落泪。
三年，三条优点。还有那些肉粽子……她是个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姑娘。而且自尊心特
强。
三年来我对她的一些所谓帮助，实在不值一报。对于提高她的“写作水平”，也并不起什
么作用。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本欲告诉她，她为什么会被招入复旦。却终于没有告诉她。我想她知道了，准会大哭一
场。何必要让她三年后怀着一颗深深受伤害的心灵离开复旦呢？
她离校时，除了我，没有第二个同学去送她。因为她不向同学们告别。
我一直将她送到公共汽车站。她对我竟有些依依不舍。忽然她哭了，说：“其实我早就知
道我能入复旦是怎么回事了，把我当成‘试验品’，所以我偏不努力学，让他们扫兴……
”“他们”——当然不是指的老师们。老师们对她都很关心，她对此也不无感激。张春桥
的任何一条“指示”都是复旦的法令。老师们没有抗拒的力量。她自己，三年来不过是以
一种消极的心理，嘲弄政治对她的命运的摆布。
政治摆布人，如同猫摆布老鼠。
她还不是“工农兵学员”中最值得同情的一个。最值得同情的是评论专业的一个藏族女生
。文化水平不比小樊高多少，两个孩子的妈妈。入校后有压力，也想孩子，对文学评论不
感兴趣，如同盲人对看电影不感兴趣。数次要求退学，工宣队不同意，党委不批。她是农
奴的女儿，认为退了她，是“阶级感情”问题。
有天我端着脸盆到水房洗衣服，见她呆呆地站立在三楼走廊的一个窗口出神。一件衣服还
未洗完，就听“刷啦”一响，是什么从楼上掉下去砸到树的声音。我觉着那声音不祥，满
手肥皂沫冲出了水房——走廊窗口已不见了她的身影。俯窗一看，楼底下卧着她的躯体。
她摔死了……
这些人，这些事，渐渐使我意识到，复旦是不能满足我强烈的求知欲的。它可以给予我的
只能是另外一类东西：入党，理想的分配去向，政治垫脚石。想要多少块？它可以给你多
少块！但需用等量的“实际行动”去换取。在给了工宣队一个不良的最初印象后，对我来
说，换取到那些东西，得“摇身一变”，往自己脸上多涂几道反差油彩。
我没有足够的信心和足够的勇气。出卖自己也总需要点勇气。彻底出卖自己则需要大的勇
气。
我唯愿自己能无风无波地在复旦度过三年。
我想，我得本分一点才好。
然而“本分”要成为一个人的愿望和原则时，还需获得客观的恩典。客观不发“允许证”
，主观就像一个被无赖纠缠的姑娘……
一天，吃午饭时，中文系留学生窗口贴了一张大白纸，上面工工正正的毛笔字写的是：我
们不要留学生特殊化，我们要与中国学生同吃同住。暑名——申·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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