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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fzx (……), 信区: Reading
标  题: 京华闻见录 1 梁晓声
发信站: 紫 丁 香 (Sat Nov 28 16:00:42 1998), 转信



    一九七七年九月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

    报到前有半个月假。三年没探家，很想家，想母亲。但我打算分配单位确定了，工作几
个月后再探家。我非常希望尽早知道我的工作单位将是何处，非常希望尽早对这个单位产生
感情。

    走出北京站，像三年前走出上海站一样，我有些茫然。“大串联”时期，我作为“红卫
兵代表”，曾往返两次到过北京。我是全校一千二百多学生，按每十五人一名代表选出的。
我的中学母校在“文革”初期颇为“保守”，选“红卫兵代表”的条件还不是以“造反性”
为原则，其实跟选“三好学生”的条件差不多。到京后，据说大学、中学包括小学的“红卫
兵”，已近百万之多。我们先是在天坛公园内的临时席棚里冻了一夜，尔后住到了地质博物
馆。各地的“红卫兵”见我们胸前别着“代表”的红绸条，大加嘲讽。说“革命串联”，赴
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是每一个“红卫兵”，每一个革命学生的权力。你们有何资格以“代
表”身份剥夺他人权力？我们无不大惭，纷纷将引以为荣的“代表”标志扯下扔掉了。

    被检阅后，我孤身前往四川的乐山，去探望父亲。父亲的通讯地址是代号信箱，问许多
人全不知，到邮局问，答晓得这地方，但属军工单位，保密，不能告诉我。无奈按信箱地址
给父亲拍了一封电报。父亲的回电只有三个字“速返哈”。后来听父亲说，当时他们那里大
乱，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他怕我去了，就永远“留”在那儿了。

    我又回到了北京。又幸福地赶上了一次“检阅”。怎样的形式，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
住在东单外交部家属宿舍，一位什么参赞的家里。我与武汉某“长征队”的九名男学生同
住。一间十二平米左右的房间，薄薄的一层干草，上面铺着肮脏的被褥，有虱子。“长征队
员”们对住的条件很不满意，就用大毛笔饱蘸墨汁往洁白的墙壁上写各种标语口号。我离开
那天，四堵墙壁仿佛挂了四张荷兰奶牛皮，黑一块白一块。其实，主人家的“外婆”对我们
挺亲热的。我虽然没往墙上涂过一笔，却替别人感到十分内疚……我伫立在站前广场，想到
今后将要在北京工作，成为一名首都公民，心中自是不免有些激动。

    九月的阳光耀得我眯起了眼。柏油马路散发的热气在地表蒸腾，车辆行人街边树木似乎
全在微微抖动。

    车站的大钟敲响了。我扭回头望着它，心中喃喃自语：“北京，北京，今后请多关照
啊！……”

    哈尔滨—北大荒—上海—北京，十年弹指间。我仿佛由十八岁开始，做了一个长长的
梦。一觉醒来，二十八岁了。可小时候，我连做梦都不曾想到过，二十八岁后我会成为一个
北京人。“大串联”时期北京并没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到处都油漆成红色，使人心里骚乱
不安，而且秋季的风沙还那么大。到军事博物馆去参观，西风卷着巨尘在马路上奔嚣。使人
联想到骠骑赳赳过长街，蹄下宏沙乱飞扬的“元大都”时期。

    尽管北京并不使我觉得亲切，但我心中还是充满了幸运感。是幸运感，而不是幸福感。
想想看，在我的同代人中，还有几十万仍留在北大荒呢！其中包括十余万北京知识青年。可
我这个哈尔滨的小子，竟不知命运中有哪位神祗保佑，摇身一变成了北京人！

    人的命运真是充满了机遇啊！一切人的一切成功，都有着某个时期的某种机遇在起重大
作用。这乃是人和社会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对每一个人来说，重要的是善于掌握住机遇，
因为机遇毕竟不可能属于那些毫无准备的人。比起同代人，我的命运这么好，无论我分配在
哪个部门，哪个单位，我一定要好好工作，否则太对不起我家的祖坟。这就是我站在北京站
广场上，头脑中所产生的最强烈的想法。我问许多人文化部在什么地方，都说不知道。也难
怪，我问的多半是外地人。在北京站，十个人中至少有六七个是外地人。而且我也根本看不
出谁是北京人谁是外地人。我问一个年轻的警察。

    他回答：“不知道。你要问我公安部在什以地方，还算问对了。文化部……我压根儿就
没想到过有人会问我文化部在什么地方。”

    到底是大学生了，我的头脑比三年前灵活多了。我到车站对面的邮电局去查电话簿子。
查到号码，拨通了电话，问我们共和国的最高文化机关在什么地方。

    接电话的，是传达室的人，反问我是什么人？要到文化部来干什么？口气带有很高的警
惕性。

    我恭而敬之地说明我是报到的大学毕业生。


    “沙滩。”对方回答了两个字，就把电话放了。

    我买了一张北京市内交通路线图，不再问任何人，按图换车。一个半小时后，终于站在
了文化部大门外。

    持枪站岗的士兵问我有何公干？我从书包里翻出学校发的介绍信给他看。

    他看了一下，还给我，说：“这不是文化部，这是《红旗》杂志社。”

    《红旗》！难怪有士兵持枪保卫。积“文革”之成见，在我心目中，它是“文化司法
部”的别称。它是一个时期内代表“党中央”给文化艺术定罪的权威刊物。批《海瑞罢
官》，批《燕山夜话》，批《上海的早晨》，批《红日》，它都发表过大块文章。一切文化
艺术，一切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物，经它一批，不是成了“反动”的，便是成了“封建主
义”的，“修正主义”的。这是一个在“文革”中专门罗织罪名，以进行“焚书坑儒事业”
为己任的地方啊！不但给中国的文化艺术和文化艺术界人士定罪，还给外国的也定罪。比如
就洋洋万言地批判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艺术体系，批判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
在一篇歌颂中国现代芭蕾舞的文章中，还批判过古典芭蕾舞。

    我心想，我要找的是文化部，怎么来到了这么个地方啊！虽然我不过是普通的十亿中之
一蚁，即使“文革”中犯了什么文化罪，也没有被《红旗》“坑”一下的资格。但我对这个
地方还是有些诚惶诚恐。

    我掉头便走。

    走了两步，忍不住转身说：“可人家告诉我文化部就在这个院里啊！”

    站岗的士兵说：“不错，就是在这个院里，就在那大楼。这个门，是‘红旗’的门，绕
到前面那条街的正门，才是文化部的门。”

    我请求道：“那你就让我进去吧！”

    士兵说：“不行！各走各的门。”

    我说：“好，好，好。”

    就又绕了十分钟，绕到了正门。看到文化部的牌子，犹如孩子看到了姥姥，心中涌起一
番亲情。

    “姥姥”家大门口也有持枪的士兵站岗。

    被允许进入院内，急急地就往大楼奔去。

    没想到在楼口又被一站岗的士兵横臂拦住，朝我要在大门外传达室填写的“来客登记
单”。可我在院内急急走着时随手扔掉了。

    士兵说：“你找回来。”

    我见那士兵是个没法商量的人，无可奈何，只得返身慢慢地边走边找。院里有两个人站
住，好奇地瞅着我，大概以为我丢了钱包或什么贵重的东西。

    还找到了。怕受到士兵的斥责，认认真真地用手抚平展了，才敢持着重新入楼。

    终于进入楼内，先前那种孩子见到了姥姥般的亲情，一扫而光。院门楼口，双重警卫，
不算“戒备森严”，也可谓“步步设防”了。我怀疑自己来到的不是文化部，而是什么兵种
的司令部。

    上楼时，就一级级走的很稳重，怕毫无精神准备之下，又从哪里冷不防闪出一个士兵，
被拦住盘查。

    还好，也就两重岗而已。

    走上文化部那一层楼，碰到一位五十余岁的男同志，问他“毕业生分配办公室”在哪一
房间。

    答曰：“还没成立啊！”

    我着急了，一时怔怔地竟不知说什么好，汗也顿时淌了下来。

    他见我急成那样，说：“有一个人可能将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我替你去问问。”

    我便站在走廊等候。

    一会儿，那男同志引来了一位年近四十的女同志。她问我：“你是来报到的？”

    我说：“是。”

    又问：“哪个大学毕业的？”

    我说：“复旦。”再次翻出介绍信递给她。

    她看了看，说：“你报到得太早了啊！还有半个多月呢！昨天才让我负责这项工作，我
一点都没头绪呢，你十天后再来吧！”

    我急忙说：“那可不行，这十天我住哪儿啊？”她问：“你家在哪儿啊？”

    我说：“哈尔滨。”

    她说：“那你就回哈尔滨嘛，晚来报到几天也没什么的。”

    回哈尔滨——我衣兜里只剩下十来元钱了，不够买火车票的。

    我不好意思言明，只说：“反正我是不能回哈尔滨的。要能，我就不在北京下车了。”

    她听了我的话，以为我有什么特殊的隐衷，又问：“北京没有亲戚？”

    我摇头道：“没有。”

    再问：“也没有同学。”

    我摇头道：“没有。”

    继续问：“一个熟悉的人也没有？”

    我说：“有几个当年在北大荒同连队的北京知青。”她似乎替我解了一大愁，说：“这
就好啦！住他们家吧。三天后你来找我。不能再提前了。我这已经算照顾你了！……”

    还说什么呢？不能再说什么了。我表示了十二分的谢意，心情沮丧地离开了文化部。

    四点多了，我不知该向哪里去？头脑里倏然想到一个人——黄宗江。

    便决定去找他。

    那时我还不认识黄宗江老师，但已认识了黄宗英老师。在上海读书三年，我觉得最荣幸
的事，便是认识了两个我极尊敬的人：一个是黄宗英老师，一个是茹志鹃老师。每每想到她
们，心中便怀着感激。

    我认识她们，说来也算“机遇”。

    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召开了一次全市文艺工作者的大会，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发表多少多少周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出席了一名教师，两名学生。我是其中之
一，参加小说组讨论，担任记录员。如果我没记错，茹志鹃老师，好像担任副组长。小说组
还有巴金老、师佗、任干……共十几人。

    巴老那年身体尚健，行走时步子也很稳。给我的印象是不多言词，平易近人，说话很
慢，仿佛句句都须经过思考。虽然“文革”中遭受摧残，名誉还未得到公开恢复和平反，但
毫不自轻。从那张“思想者”型的脸上，不难看出内心的刚强自尊。会议开了五天，我们常
在一张桌上吃饭。我没与他交谈过。因为过于敬重这矮小而又难以压垮的老人。但吃饭时，
常替他盛饭，或主动将他夹不到的菜盘往他面前递一下。茹志鹃老师发言不多。身为讨论主
持者不得不“请求”别人发言。我看得出她把那“差事”当成一种罪受。读过《百合花》的
人，都说茹志鹃老师该是个清秀女性。似乎不应像她本人身材那么高，手那么大，还吸烟。
似乎她写《百合花》时，不是个百合花般的女性就不太对劲。而且还有的说她的名字也是那
样的文雅。

    我没见到她之前，想象中这位使我崇敬的女作家，也不是她本人那个样子。但见到她之
后，又觉得她就该是那个样子。觉得吸烟对她来说是一种特殊的风度。她那双男人般的大
手，就是该写出《百合花》的手。如果她那双手小巧，倒是有点不像女作家茹志鹃的手了。

    我基本上没发言。都是长者，都是令我崇敬的人。我不愿说，只想听。

    但是有一天开全会，《朝霞》编辑部的一位代表发言，竟说什么“像《百合花》这样的
小说，思想情调毕竟是不健康的，毕竟属于小资产阶级情调，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后，文学工作者们应自觉地努力地加以克服……”云云。

    这使我很恼火。《百合花》是我在中学时代就非常喜爱的小说。对一个我喜爱的人，或
一篇我喜爱的作品，我容不得别人在大庭广众面前贬低。于是下午继续讨论时，我便措词激
烈地发了一次言。那只不过是一种感情式的发言，没有谈出什么有逻辑的理论。当时我也谈
不出什么理论。那次发言之前，我与茹志鹃老师虽然一块儿开了几天会，同桌吃了几次饭，
但也并未说过话。我对自己所尊敬的人，只愿将尊敬放在心里，不愿溢于言表。

    我发言时，茹志鹃老师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神态有些惊讶，有些意外，似乎还有几分担
心。兴许怕我说得“走了火”，说出什么不妥的话来。

    我没“走火”。

    记得我说：我们无产阶级所谓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我认为实实在在是人类非
常富有诗意的情调。我们的生活中如果缺少了这种情调，那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愿
我们的生活中多一些这样的情调。我们的文学中多一些这样的情调……

    迄今为止，我认为自己说过而且说得挺好的话，实在不多。这番话便算是。所以我未
忘。

    我发言后，众人沉默良久。没人支持我，也没人反对我。大家继而发言，都与这话题无
关。

    接着又开了一天半会。茹志鹃老师仍未与我说话。我也仍未与她说话。

    直至散会，她交给我一页从日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写着她家的地址，真诚地对我
说：“有空儿到我家来玩吧，我这人挺随便，绝不会使你感到拘束的。而且我也喜欢接近年
轻人。”

    我共去过她家两次。

    第一次是毕业前，带了两位同学，与她交谈了近一个半小时。她对我们很坦率，谈了许
多与当时仍很“革命”的文艺理论相左的文艺观。

    交谈中间，她忽然说：“我把我女儿叫下来和你们认识一下吧，她也喜爱文学。”

    就是在那一天，我认识了王安忆。当时安忆还在徐州地区文工团，个子起码比现在矮半
头，皮肤晒得很黑，披散着并不浓密的头发，穿一条上海人常在家中穿的睡裤，趿拖鞋。茹
志鹃老师对安忆说：“他们称我老师，按理说你也该称他们老师，因为他们都是大学中文系
的学生。”安忆并不称我们“老师”，也没打量我们，似乎是为了遵从母命，才不得不坐在
我们对面，手中还拿着一本什么书。茹志鹃老师又说：“你们都是年轻人，今后都有志于文
学，你们之间应该有更多共同的话题。”

    安忆仍不作声。

    我记不得自己对她提了一个什么问题，她才显然是出于礼貌不得不回答。怎样回答的，
也记不得了。只记得她说话极快，标点符号不分明。给我的印象是，她急于表达自己的思
想，可她头脑中的思想又是多层次的，内涵广泛的，是只适于用笔而不适于用话表达的。另
一个印象是，她从内心里不大瞧得起我们这三个工农兵学员。

    她说完，也纯粹是出于礼貌，陪坐了几分钟，便起身上楼去了。

    茹志鹃老师连忙对我们解释：“安忆的性格就这样，你们别见怪。”

    我们起身告辞时，茹志鹃老师对我说：“晓声你先留步，我还有话跟你讲。”

    我便留了下来。

    她说：“《朝霞》就要取消了，《上海文学》就要恢复了。你毕业后，如果愿意留在上
海，我可以替你向学校争取。”我说：“我是北方人，我还是想回哈尔滨。生活在上海人之
间，我常常会感到孤独。”

    她沉吟片刻，说：“我能理解你。那么今后不管你分配到哪里，再来上海，我都欢迎你
到我家里来。”

    这话当时使我很受感动。

    她又说：“你是一个好青年。你可别以为你替《百合花》说了些辩护之词，我才夸奖你
啊！我是凭直感。你长的像上海人，性格却太是北方人的性格了。我喜欢北方人的性格。”

    今年五月，我在上海为《上海文学》改稿，抽时间去茹志鹃老师家中看望她时，她向安
忆的父亲介绍我，第一句话仍是：“晓声是个好青年……”

    她说这话从来是很认真的。

    也许她无法知道，这句话对我是多么重要。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好青年，但认为自己还
不坏。从复旦到北影，至今已经八年，在名利场上，在影视圈中，没有沾染什么很可恶的坏
毛病，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实在是因为经常情不自禁地想到：假如我变成了某一类
人，茹志鹃老师将会如何看待我？假如我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将有何面目再见茹志鹃老师？

    今年五月见到茹志鹃老师那一次，她还说：“我向人探问过你的情况。让你当文学部副
主任，你没当是不？没当对。你年轻，创作上刚刚取得一点成绩，不要就被官位所诱惑，那
没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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