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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fzx (……), 信区: Reading
标 题: 京华闻见录 4
发信站: 紫 丁 香 (Sat Nov 28 16:02:43 1998), 转信
我第二次到北影。
接待过我的那人不在，另一位我未见过的女同志说那人生病了，十几天内不会上班。我
问我的工作定下来没有。她说不了解这件事。
我又动肝火了，虎虎地问，“你们厂长在哪儿？我要见他！”
她淡淡地说：“你见不着他。在国外访问呢！”问：“那你们党委书记在哪儿？”
说：“不能告诉你。在开会。”
我瞪起眼道：“你不告诉我，误了我的分配大事我跟你没完！”
她见我来者不善，改换了一种比较客气的口吻说：“我告诉你也没用啊。他在二楼会议
室，正开会，能接待你么？”
我也不跟她罗嗦，转身就走。蹬蹬蹬下了一层楼，找到会议室，按捺住肝火敲门。
一个人将门开条缝，探出头说了句：“开会呢！”又欲将门关上。
我的肝火终于按捺不住，一脚踹开门，气势汹汹闯将进去。
十几人都愣愣地瞧我。
我怒目环视他们，大吼：“哪个是党委书记？！”一时无人作声，面面相觑。
我将嗓门提得更高：“哪个是党委书记？！”
一个黄瘦脸上布满皱纹的六十多岁的人，用嘎哑的带有湖南口音的语调颇不安地问：
“你找他什么事？”我从书包里掏出档案袋（来时封上的，胶水还没干），当着他们的面，
像撕信封一样撕开了封口，抽出我那几页“灵魂”，往一张茶几上使劲一摔，厉声道：“我
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由文化部分到北影的，可是过了三天，来了两次，竟然连个具
体的答复都得不到！我在北京举目无亲，身上的钱已花光，连个栖身之处都没有。你们如此
对待一个与‘四人帮’作过斗争的大学毕业生，如此对待大学生分配工作，太不像话了吧？
你们心目中还有没有文化部？！难道你们北影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领导之下？！你
们不想要我，就干脆说明，也算一种答复！偌大个北京，文化艺术单位多着呢！我不是到你
们北影乞求临时工作的盲流！……”我这一番即兴演说，振振有词，效果颇佳。
就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同志很客气地说：“你先别生气，坐下谈，坐下谈。”说着从茶
几上拿起我那份档案看起来。看了一会儿，望着其他人又说：“是同‘四人帮’作过斗
争。”白纸黑字，那还有假！
入厂后我才知道，她是北影政治部主任。也是当时北影的“清查小组”负责人，文化部
“清查办公室”成员之一。一个与她年龄不相上下，黑红脸微胖的男同志说：“我看一下档
案。”
她就将档案送给了他。
他看了一会儿，对那个黄瘦脸的人说，“我们编辑部要他了。”
他是我入厂后的第一任编辑部主任。
黄瘦脸连连点头，“同意，同意。”
他便是党委书记。过后我才知道，开的是敦促他“说清楚”的会。在座的都是党委委
员，难怪他那么无精打采的。我主演的这出“春草闯堂”正赶在了锣鼓点上。我毕业鉴定中
“与‘四人帮’作过斗争”那一条，显然对他们每个人都起到了潜在的影响作用。
编辑部主任对我说：“你去找人事科办关系吧。”
真没想到奔波了数次，一个星期内忧愁得我吃不下睡不着的事，几分钟内就简简单单地
解决了。
看来有些时候一味地温良恭俭让不行。该动肝火的事，还是得动动肝火。
“与‘四人帮’作过斗争”的“光荣”，虽然写在我的“第二灵魂”上，却常使我感到
滑稽并羞臊。
政治有时对人过分慷慨……编辑部主任又问我：“你的东西什么的都在哪啊？”我说：
“都打在托运行李里了。”
他说：“催领单到后，派车给你拉回来。”
我说：“那得先给我解决个住处吧？”
他说：“这事以后再谈。你先到厂招待所去吧，我这就打电话，给你安排一个床位。今
天休息，在厂里参观参观，明天上午到编辑部找我。”
我就这样成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部的编辑，分配在外稿组。
成了北影厂的编辑后，我对自己的“闯堂”行为竟感到后悔，感到羞愧，感到不安起
来。回想自己当时的样子，总觉得有点“耍光棍”的性质。只怕给那些党委委员们留下的第
一印象并不佳。
编辑部的多数同志却对我格外好。从主任到我们的外稿组老组长。后者是“三八”式的
延安老干部，“鲁艺”出身，《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作词者之一，电影《画中人》的
编辑，肖红的故乡人，当然与我也就沾着点老乡的关系。他个子矮矮的，形象似农民，穿着
也似农民，尺半长的*笛坦詹焕胧帧Ｗ畛跷一购芷婀郑晕俏皇*
么老“农宣队”的遗留人员。了解后，极生敬意。
他常于无事时同我聊几句。多次问：“在复旦怎么同‘四人帮’斗争过的啊？讲讲，讲
讲。”
每一次都令我大惭。作谦虚状云：“没什么可讲的，没什么可讲的。”
他对我好感愈增，视我为一谦虚青年。
后来主任告诉我，如果我的鉴定中没有那一条，就凭我当时“闯堂”那种“红卫兵”遗
风，他是绝不要我的。其实我当“红卫兵”时，反倒“温良恭俭让”。“大串联”回到哈尔
滨，见了我的语文老师，当时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剃了鬼头，我仍在校门口对她行
礼，问“老师好”。因为我是她喜爱的学生。我的坏脾气，是到了北大荒后，在“接受再教
育”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养成的。
母亲从小对我的一句教诲——“头三脚难踢”。意思是，到了一个新地方，新单位，在
新同志中间，尤其要谨言慎行，给人留下最初的好印象。母亲虽然是普通家庭妇女，目不识
丁，但却很重视对我们的家教。希望我们几个子女长大成人后，都文质彬彬的，说话慢声细
语的，办事稳稳重重的。她认为的好青年，是那种“像大姑娘”似的类型。我在十八岁前，
身上这种家教的成绩特别显著。不但文质彬彬，而且“羞羞答答”。十八岁后。这种家教的
印痕开始模糊，开始退化。因为母亲已无暇再训导我。社会替母亲效劳了。社会的教育内容
与家庭与学校大不一样，也比家庭比学校的教育具有说服力。它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方式，往
往刺激起我的反抗心理。两种教育在我身上都有潜在影响。平素我要求自己尽量文质彬彬，
以礼待人。一旦反抗起来，则“怒发冲冠”，恨不得“尸横二具，血溅数尺”。地地道道的
“匹夫之怒”。幸亏我身材瘦弱，毫无拳脚功夫。否则，大概早已闹出什么人命官司了。这
些只能在看功夫片时体验一下“情绪打斗”。
然而我认为母亲那句教诲不失为至理明言。“头三脚难踢”，便得“踢”好。一般说
来，我每到一新单位，新地方，“头三脚”总还是“踢”得可以的。一旦天长日久，免不了
来次“头球”或者“倒构”。那“球”多半都是朝领导们射去的，结果常常是好印象一脚
“勾销”。谁有忒好耐性一年三百六十多天，天天地“温良恭俭让”？偶尔露一下“峥嵘”
也是要得的。
最初的日子，我在编辑部安分守己。每天早早地就从招待所来上班，拖地，擦桌子，打
水，然后正襟危坐看外稿。穿的也很朴素，走在路上也不拿眼乱瞟姑娘们。不像某些年轻人
见了有姿色的姑娘便“目灼灼似贼”，更不去搭搭讪讪、粘粘乎乎地结识年轻女演员或者
“亚”女演员。下了班则关在招待所自己的房间里看书，从不在厂里东走西窜。节假日一个
人闷得慌，就出厂门搭上十六路公共汽车，直达动物园，去看犀牛。所有的动物中，我最看
不够的是犀牛。因为它从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它，也从不作态。
总之我那时给人的印象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对编辑部的同志一律称
“老师”。有时佯装乳臭未干，不谙世故，装得挺像。
一天终于作了件不文明的事，打了全国男女老少都熟悉的一名电影童星两记耳光。
我住的房间，四张床位。客满时一张床位也不空。那一时期时常客满。
住客中有位锦州汉子。人倒不错，但我对他的存在感到非常头疼。他是位“睡仙”，和
你说着说着话，眼皮就合上了。眼皮一合上，就徐徐然如巨石倾倒。人一倒下，鼾声顿起，
如雷贯耳。夜深人静，那鼾声犹如一台推土机在发动。我差不多快得神经官能症了。
终于盼着他与我“后会有期”，九点多钟便早早躺下，希望十几天来受摧残的神经得到
充分休息。
然而，根本无法入睡。隔壁房间有几个人在高声谈天说地，杂以嘻嘻哈哈的男欢女笑。
两个房间不是完全隔死的，一面墙上还开着一扇门，被一张床横住。他们等于是在我的房间
里谈天说地，嘻嘻哈哈一样。
请求他们雅静吧，我又不愿意。犯不着为这种事儿请求人。
就用被子蒙上头。无法睡，干眯着。
眯到十点，招待所规定的安息时间。起身在那扇门上轻敲几下，以示提醒。
鸦静片刻，嘻嘻复嘻嘻，哈哈复哈哈。而且那些话语，就有些俗。我们北方人称之为
“逗闷子”。
看看手表，十点半了。再忍。
忍至十一点，“闷子”还未逗完。超过招待所规定的作息时间整整一个小时了，我认为
我的涵养是够可以的。第二次起身下床，在那扇门上重重敲了几下，以示警告。
“敲他妈什么敲！”那面咒骂了一句，听得出来是“童星”的声音。
我按捺着性子，隔门道：“请你们小声一点行不行？我接连十几天没睡好觉了，照顾照
顾。”
那面静了一会儿，忽然竟齐唱起“小小竹排”来。分明不予“照顾”。
我披上大衣，走出自己的房间，推开隔壁房间的门，厉声质问：“太不自觉了吧？”
那童星说：“管得着吗？这又不是你家！”他看去已有十四五岁了，个子已长得挺高，
穿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大眼睛，圆脸盘。有二男三女演员和几
个孩子在那屋里。
我说：“不是管你们，是求你们。招待所有规定，超过十点不得喧哗，影响其他住客睡
眠。”
其实我的话是说给那二三男女演员的。我想，“童星”们不懂事，你们也不懂事么？
那童星说：“我们不知道有什么规定，没人告诉我们。”我指着墙说：“每个房间里都
贴着，你们自己好好看。”他说：“眼睛不好，看不清。”
这孩子是在电影圈里被宠爱坏了，显然也没受到多少好影响。那种自我感觉真是优越得
很，俨然以为自己是天字第一号的“大明星”呢！
我只好将贴在墙上的“住宿须知”念了一遍，转身离去。
我刚出门，就听他说：“唱！有什么了不起！”我复走进房间，怒问：“你刚才说什
么？”
他说：“你看你那德性！你当我怕你呀！”
这孩子简直是在逼我粗暴。
我挥手打了他一记耳光。
他叫起来：“你敢打解放军？”
我从他头上一把抓下军帽，扔在地上，又打了他一记耳光，说：“打的就是你这个解放
军！再唱啊！”他捂着脸不作声了。
那几个小演员愣愣地瞪大了眼睛瞧着我。
那二三男女演员不尴不尬地开口了：“哎，你怎么动手打人呀？”
“有理讲理嘛！”
我说：“刚才对你们还不够讲理吗？”哼了一声，走回自己的房间，躺下独自气得不
行。
第二天，导演找到编辑部来了，向我们的一位副主任告了我一状。“童星”罢演了，
“生病”了。
副主任让人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当着导演的面儿说：“这就是我们小梁。你一定弄错
了，我们小梁怎么会动手打人呢？你看他这副文质彬彬的样儿，只有挨打的份儿！……”我
老老实实承认：“是我。”
副主任研究地瞧了我半天，疑问：“你是跟他闹着玩吧？”我脸红了，回答：“闹着
玩。”
副主任说：“我猜想你也肯定是跟他闹着玩嘛！你这么老实的青年怎么会打人耳光呢！
小演员也太娇气了！”接着当我的面，向导演夸奖我如何如何的稳重老实。还让导演回去对
“童星”严格要求，加强教育。又说：“小小一个孩子演员，竟敢装病罢演，太张狂了！”
“头三脚”给人的印象如此重要！母亲的教诲真是伟大！
从那以后，我就再没见过那童星。然而这件事，却经常回忆起。因为它使我想到，人是
否都具有欺弱畏强的某种本性？那童星当时固然令人着实可恼，我打了他两记耳光也算不得
就是怎样地欺负了他。他若他不是比我小近一半年龄呢？而是一个身魁力大的人呢？就是可
着嗓子嚎个通宵达旦，我恐怕也是不敢先动手的。就是反过来他打我两记耳光，我恐怕也只
有挨了的份儿。如此分析起来，我又似乎是有点：“欺负小孩”了。而我若非我，是个满脸
横肉的彪形大汉，吼一句：“别他妈的乱吵吵乱嚷，惹急了老子扭断你们脖子！”估计小小
年龄的“少年”也断不敢对我那般无礼。看来“非礼勿动”，老祖宗的遗训只有成为全民族
的德行，才会人人都不失“君子风范”！
某一年出差，在外地小报上看到一条消息——他因触犯法律，被判徒刑。看了挺难过。
心想好端端一个孩子，尚未“童星”而“明星”，不是整个儿毁了么？
前不久又从一份什么电影报上看到一条有关他的报道，说是到某学校学习了几年，拿到
了毕业文凭，目前正参加一部影片的拍摄。还登有他的照片，仍穿军装。才知所谓“判刑”
一说，纯属公开贩卖的谣言。某些小报也真正可恶，居然还在耸人听闻的谣言之下印上“本
报记者”字样！获得了一次学习机会，拿到了毕业文凭，我挺为他高兴，希望他能成为一名
真正的演员。
我在北影作了两年外稿编辑。每月看五十余个剧本，有时还多。大概总共看了一千五百
左右个外稿剧本，却一个也没有扶植成功过。从粉碎“四人帮”至今，寄到北影外稿组的剧
本，绝不下六七万之多。经过扶植最后拍摄或发表了的，不超过五个。所以我真希望许许多
多在业余创作电影剧本的人，还是量力而行，莫如将创作电影剧本的兴趣转移到看电影方面
去。
两年来我没有扶植成功一个外稿剧本，但我自以为曾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外稿编辑。从一
千五百多个外稿中，我“慧眼识珠”，发现了张辛欣的电影创作才华，这无论如何是值得骄
傲一下的事儿。
那天没吃午饭。一觉醒来，睡迷糊了，还以为是个早晨呢。看看手表，才知是下午。懒
得起来，想起书包里还带回个不知什么鸟“剧本”，干脆躺着处理了吧！便掏出来侧头看。
一看就没放下。一口气看完了。
稿纸相当干净，字迹很是工整。看得出作者是个对待创作极认真严肃的人。这一点先博
得了我三分好感。
剧本的名字我已记不清楚。风格是属于较现代派的。明显看得出受苏联电影文学剧本
《礼节性的访问》影响很大，过去时，现在时，未来时交叉闪现，剧中有剧，男女主人公是
双重身分的剧中人。在一九七八年的北影，电影观念不像如今这么更新，这么解放。所以我
断定这样的剧本，是既不能拍摄也不能发表的。
但我又不能不承认，这是我所看过的一千多个外稿中，最好的一个。一个真正的电影剧
本。一千多个中发现了这么一个，我认为我那一千多个不算白看。
剧本对于电影艺术的特点体现得频有匠心。
我再也躺不住，爬起来，匆匆穿上衣服，又去到了办公室。剧本未写作者的姓名和通讯
地址，我迫不及待地想从信封上了解到。
老王问我：“怎么又来了？”
我说：“发现了一个好剧本！”
老王一笑：“好剧本会寄到外稿组？”
我也顾不上回答，找到信封一看——北医三院团委——张辛欣。
北医三院离北影很近，而且是北影的“合同医院”。我便决定给作者写封信，邀“他”
星期天到北影来面谈，意在结识个文学朋友。我那时在北京一个文学朋友也不认识，常感到
无人交谈的寂寞。
写信前还研究了半天。张辛欣——怎么也没有女人味，字迹也颇似男人笔划，断它是
“他”而非“她”。
二十九岁时的我，将自己束缚得多么紧固啊！未经组长允许，倘若是将一位女作者在整
个主楼无人的情况之下邀到办公室交谈，又倘若不但是位女作者，还是个姑娘，那岂非会引
起“瓜田李下”之嫌？谁知你们交谈的是剧本还是什么？外稿组当时有规定，不经组长同
意，编辑是不得随意邀作者面谈的。
星期天，买了两盒带过滤嘴的“牡丹”，买了一包五香瓜子，一包茉莉花茶，比我信中
约定的时间提前半小时来到办公室。可见我是多么心诚之至！
刚到约定时间，安安静静的走廊里便传来了脚步声。我暗想，这作者可真是个时间观念
强的人。
我才站起，“他”已敲门。
开门，大诧——是一个“她”。个子不高，圆脸，眼镜，短发。翻领银灰女青年衫，银
灰裤子，接近银灰的蓝色刷得靠白了的胶鞋。一身银灰。若伸展双臂，如同降落在我的办公
室门前一架微型“安二”。那张脸不太容易判断出实际年龄。说十八九不显大，说二十四五
不显小。表情是矜持的，流露着不是我来求你，是你“请”我来我才来的意味。互通姓名，
果然便是张辛欣。我没料到她是个女的，大概她也没料到我是个“初出茅庐”的小编辑。我
讶然，她扫兴。我的讶然掩饰着，她的扫兴却当“见面礼”全盘“赠”给我。“请”得
“神”临，就得敬着。
引进。矜持地进来。
让座。矜持地坐下。
矜持得反倒令我十分拘束。
请茶。
说：“不渴。”
请嗑瓜子。
说：“牙疼。”
犹豫了一下，请吸烟。
说：“你殷勤过分了。”
我搓着手，像考生接受面试一样，有几分紧张地同她谈剧本。
没谈几句，便被她打断，问：“要拍？”
我说：“不拍。”
问：“要发表？”
我说：“不发表。”
怫然站起，大声道：“也不拍摄，也不发表，邀我来干什么？”
我不知所措，交个文学朋友的目的，怎么能当她面说出口？
“我早就知道，没有名人推荐，没有后门方便，像我这样的，要在你们北影上一部电
影，不过是痴心妄想！”她愤愤地说，从我手中夺去剧本，塞入自己的书包，也不告辞，拔
脚便走。
我一时坐在那里发懵。
忽而想起母亲的另一条教诲——凡事要善始善终，就追出去送行。
她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跟。
她不回头，走的很快。
我也不赶上，保持一段“送”的最佳距离。
相跟着走过走廊，走下楼梯，走出主楼，走到厂院内。她猝然回头瞪视我：“你跟着我
干什么？！”
我讷讷回答：“礼节性的送行。”
她火了：“少来这一套！”转身加快脚步，扬长而去。
我呆立了一会儿，没趣地回到办公室，心里这个气呀！茶水，泼了。
五香瓜子，扔进纸篓。想了想，又捡出来，自己花钱买的东西，犯不着为如此不识好歹
的“小子”扔掉。留着自己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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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紫 丁 香 bbs.hit.edu.cn．[FROM: gaea.hi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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