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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fzx (……), 信区: Reading
标 题: 京华闻见录 5
发信站: 紫 丁 香 (Sat Nov 28 16:03:34 1998), 转信
坐在椅子上，看着她寄剧本的大信封，越看越来气。忍不住从笔筒中抽出一管大毫毛
笔，饱蘸了红墨水，就在“张辛欣”三字上恶狠狠地划了个“×”，判处了她的“死刑”。
暗暗发誓：今后只要是这个“小子”寄来的剧本，落我手中，一个字也不看！来一个退一
个！……后来，翻《北京*难А罚兴囊黄∷捣⒈砥渖希亮税胍常*
句：“平庸！”不再看，心中却未免有点妒嫉。那时我刚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不
足千字的“豆腐块”，还不敢向往能在《北京文学》上发表小说。
再后来，北大荒知青朋友肖复兴、陆星儿、曹鸿翔，同榜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开始与我
来往，每每谈及导演系有个张辛欣，这般那般的。
我问什么样的一个“张辛欣”。
他们就对我描绘。
证实竟是与我打过交道的“那一个”。
心中不禁暗暗羡佩：“小子”果有真才实学！不简单！但又很希望“这一个”并非“那
一个”。她考入中央戏剧学院也使我妒嫉，有点“工农兵学员”心理。
再后来，《在同一地平线上》发表，文坛瞩目，“张辛欣”三字声誉鹊起。
找来那篇佳作拜读。读罢心怅怅然，妒嫉却消除了。对有才华的人，妒嫉是愚蠢的。所
怅怅然者，自己尚无进取耳。
那时安忆也已扬名。记不清是某月份内了，竟在各刊几乎同时有六篇小说发表！
现在回想起来，安忆、辛欣两位青年女作家当初“异军突起”的创作开端，对我促进很
大。丫头们能是，男儿何不能是？！遂更少玩乐，发奋读书，勤勉写作。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获奖，听到些溢美之词，多少有些飘飘然起来。领奖期间，安
忆对我说：“晓声，你那篇小说我认真看了。你是中篇结构，短篇写法。因此前半部从容，
后半部拘谨。”
我本期望也从她口中听到一些溢美之词，未想到她却兜头泼了我一盆冷水。
我便有些不悦，高傲地笑笑，不予回答。
回到自己的房间，情不自禁地拿起刊物，重看自己的第一篇获奖小说，暗自承认，安忆
对它的评价是公正的。
在文学朋友中，安忆从未对我说过言不由衷的话。一句也未说过。
安忆是坦诚的，起码对我是这样。
安忆，谢谢你。
比起来，倒是茹志鹃老师比安忆对我更“扬长避短”一些。
在第四届作协代表大会上，茹志鹃老师一见我，第一句话便是：“《父亲》我看了，写
的很质朴，很好。”还颇严肃地指责我：“它是为我们写的，怎么后来你又给了《人民文
学》？”
《父亲》原本确是为《上海文学》写的，因“债台高筑”，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
今年五月去上海，到茹志鹃老师家去看望她，她又对我说，《父亲》是篇成功之作。
安忆在旁听了，淡淡地道：“妈妈，你别总说他爱听的话。我看父亲责备儿子为什么不
要求入党那一段，就直露了些。”茹志鹃老师说：“你总挑别人作品的毛病，就不怕别人认
为你骄傲？”
安忆说：“晓声是自己人啊！我也希望他经常从我的作品中挑毛病。”又问我，“我挑
的毛病，你承认吗？”我说：“承认。”
她笑了。
茹志鹃老师也笑了……《今夜有暴风雪》发表后，中央戏剧学院的三位北大荒知青朋友
都与我交谈过它的得失。
我对每一位都这样问：“张辛欣看过没有？”
他们都说看过。
我又问：“她怎么评价？”
他们都说：“辛欣挺喜欢这一篇的。”
还问：“真的？”
答：“当然。”
相信了，也增加了一点写作的自信。
我对自己的作品，常常像一只母鸡孵出了一只小鸭子，怀疑是“怪物”。听到我所敬重
的文学朋友们的评价，是我求之不得的。
“清除精神污染”阶段，《青春》丛刊副主编李纪同志来京组稿，找到我，要求我带他
去找辛欣。
我问：“辛欣眼下日子不好过，几家刊物将要发表的稿子都被抽下来了，你敢发她的作
品？”
老李说：“怕什么？对张辛欣今天批得有没有道理，公正不公正，还需明天作结论
呢！”
我说：“你有这种气魄就好！我带你去！”
已经晚上八点多了，天很冷，我们到了戏剧学院，九点多了。
辛欣不在，她同宿舍的一位同学告诉我们，她看什么戏去了。
中央戏剧学院的女大学生宿舍。简直就像东北的“跑腿子老客”们住的最下等的小客
栈。起码才华横溢的青年女作家张辛欣，毕业前住的那个宿舍是那样。似乎根本没有暖气，
或者有暖气但坏了，不比外边的温度高多少。四张床，两张空着，光床板上堆满杂七杂八的
东西。还好，辛欣的被子是卷起来的，像花卷那种省事的卷法。我和老李就坐在她的床上。
床头一张小桌，可桌面铺排着稿纸，纸篓里开满“雪莲花”。看来这宿舍中缺少位“撒花仙
子”。一个墙角堆了一堆垃圾。碗啦、盘啦、饭盒啦，工艺品似的在窗台上摆了一溜。格外
引起我注意的是，辛欣的桌上还有一个破损了的烟灰缸，里面大有“内容”。
辛欣那位同学，煞费苦心地在调一台九英寸的“牡丹”版黑白电视机*丛趺匆驳*
不出图像来。
我和老李干坐无聊，搭讪着问：“是坏了吧？”她说：“没坏啊，从家里搬来前我还看
的。”又问：“你们是哪儿的？”
我说：“我是北影的，他是《青春》的。”
问：“北影的梁晓声你认识吧？”
我说：“那小子是我。”
她仔细地打量着我：“是你？”
我说：“没错。”
“天啊！”她说，“我都认不出来你了。”
我问：“你是谁？”
她说：“我是李小龙啊！我和我们老师到你家去过好几次，你记不起来了？”
我终于记起来了，说：“你也变化很大。”
“胖了。”她说，“我结婚了。”
由女大学生而少妇，质的变化。我当然难以认出她。她复打量着我，憾慨系之地说：
“真没想到三年未见，你就变成这样子了！第一次见面时，觉得你还可以呀！”我说：“我
当爸爸了。”
她非常同情地“哦”了一声。
我九月份剃的光头，那时十一月份，头发长出不足一寸，胡子却经久未刮，荒芜了满
脸。而且大病初愈，神情倦怠，面如涂铅。穿着一件破“棉猴”，旧皮鞋不系鞋带，整个一
副俗装恹态的恶和尚形象。变得不如以前“可以”了，倒也不仅仅是由于当了爸爸，由于剃
了光头，由于病，还由于当了作家。当了演员们的女人，是越变越好看，越“摩登”，以
“摩登”而维持着好看。当了作家们的男人，则注定的越变越不“可以”了。功夫会花在
“打扮”稿纸上，自己是什么鸟模样倒大抵不在乎了。
老李说：“我们多等会儿不打扰吧？”
她说：“没事，没事。”
我问：“辛欣情绪如何？”
她说：“辛欣挨批的次数多了，好像也不太在乎了。”又是一种“不在乎”。
我说：“不在乎，这是境界。中国的作家，要习惯挨批，泰然处之才好。”
她说：“没批到你头上，你才泰然。”
我说：“是啊。别人的孩子被掐死了，总不像自己的孩子被掐死了那么痛不欲生。”
正说着，辛欣回来了。
我将老李介绍给她，替老李向她表明诚意。她坐下去，默然无声。
我说：“老李是我朋友，诚心诚意来向你组稿的，不看僧面看佛面。”
辛欣沉吟良久，方开口道：“晓声，不是我不讲交情，我近来差不多发一篇，挨批一
篇。寄出去的，各编辑部都不敢发，你说我还写个什么劲？还他妈的写得下去吗？”翻弄着
桌上的稿纸给我看，又说，“其实倒也不是不想写了。还想写，但实在写不下去啊！一个星
期了，写了还不到六千字。我想冷却一个阶段，思考一些问题，我希望能不受任何干扰地进
行思考。”说完，她将桌上的稿纸全部收拢，放入抽屉，锁上。仿佛今生今世不再拿出。
老李说：“我不逼你为《青春》写稿。我来的目的更主要是看看你，代表本刊向你表示
关注之情。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来日方长。作为刊物负责人，不能作家有难，则
疏之，作家扬名，则近之，那就太势利了！”
老李真好编辑，不愧我朋友。
我们聊了近一个小时，十点后方告辞。夜风瑟瑟中，我们缓缓地走着，心中都有说不出
的惆怅。当时《青春》也因为一篇什么小说，“散布了污染”，上了简报。我理解他的心
情。自己顶着压力却来京专程找辛欣组稿，作为一个刊物的负责人，这“侠肝义胆”使我敬
佩。
至于我自己，用解放前上海滩小报记者评论三四流这个“星”那个“星”的语言说——
正很“走红”。然而我也忧郁，我也压抑，大有“兔死狐悲”的凄凉。因为我不可能终生扮
演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歌手”或“鼓手”的角色。我一旦也对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皱皱
眉，摇摇头，或者瞪瞪眼睛，说几句冷的、酸的、尖刻的话，哪怕这话是真的，也便会与辛
欣“站在同一地平线上”了。而一个作家，不，一个人，某些时对某些事，大抵总难免要皱
皱眉，摇摇头，或者瞪瞪眼睛的。也总难免要说些什么使某些人们不大受用的话的。达到了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超脱则超脱矣，悠然则悠然矣，而作家也便在这种
“超脱”和“悠然”中，不复是作家了！文坛从来不是佛殿。要想“超脱”倒莫如抛弃纸笔
去数念珠，遁入空门为好。
后来有某报的编者来访，说是要写篇文章，举两位青年作家为例，梁晓声代表“正确
的”创造道路，张辛欣代表“错误的”创作道路。逼我谈点“正确代表”的体会，始大厌，
进而大怒，不客气地“送”出门去。
我并不老谋深算，也不愿在文坛沉浮中捞取什么“政治稻草”。需要你作某种“政治道
具”时，便将你高高举起；紧锣密鼓一停，便甩手将你扔在台上，摔你个“仰巴叉”。积成
人后之政治常识而非经验，这一点儿“悟性”还是有的。而某些编者记者，明明心中瞧不大
起你，为了职业的缘故也许还为其他的什么缘故，却偏要将你涂了某种颜料，高高地插在什
么幌子上，也忒不仗义了！
再后来，某刊约我写篇“我与文学”之类的文章。当时心中觉得有那么多话，似乎不吐
不快，便写了。八千余字，其中有两千余字谈到辛欣及她的作品。记述了我与李纪同志深夜
访她归来时那种心境，那种感受，那些思想。记得其中写到这样的话：“辛欣正在思考。我
认为思考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严肃的时刻，神圣的时刻，是应当受到尊重的。而干扰别
人的思考，无论以什么方式，出于什么动机，良好的也罢，善意的也罢，其实都是讨嫌的。
在提倡精神文明的今天，起码是不文明的行为。奉劝他们学得懂点礼貌……”
一吐为快的文章必然失之含蓄。这篇文章当时被退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本欲寄给辛欣
看看，一想有讨好卖乖之嫌，便放置起来了。至今仍保存着。
四届“作代会”期间，一位评论家，问我：“读了张辛欣发在《人民文学》上的长篇散
文《回老家》么？”答未读。
说：“一定要读，写得极好。”
后两天离开会议，带着那期《人民文学》到石家庄去。在招待所里看完了，果然好。那
期《人民文学》上，刊有“推荐‘读者最喜欢的作品’启事”。便连夜写了一篇很严肃很认
真的推荐信，约千余字，寄给了《人民文学》。《回老家》竟未评上“读者最喜欢的作
品”，据说是仅有我那一份选票。唉，好作品常有被埋没之时！难怪王蒙同志主张编辑出版
“落选作品选”，以补“遗珠之憾”。
至今我仍认为，辛欣有创作电影剧本的才华。在她的分配去向拖了半年多尚未落实前，
曾托人达意她，愿“保举”她到北影来。读了《回老家》，不免后悔。暗想：梁晓声，梁晓
声，你才是个大傻瓜！没谁会像你似的，拉来个强者“盖”自己！张辛欣进了北影，你自己
就干脆“回老家”吧！心中产生了这想法，就好像一个人照镜子照出了一张狰狞的鬼脸，灵
魂不由出汗。承认别人的某一篇作品比自己的作品好，还写封“推荐信”什么的，这类小小
“高尚”，有利而无害，不过是“高尚”的自我表现。而要将别人拉到自己身旁，让别人的
光彩照出自己的平庸来，心中那鬼就会啃你的灵魂了！
人啊，人！为什么都免不了有那么点嫉妒心理呢？回厂后我还是向领导“保举”了她，
领导也表示可考虑。她自己又犹豫，我只好作罢……张辛欣，听着！你这辈子不写一——三
个好电影剧本，你才对不起你自己呢！写吧，必要时我愿像当年那样，极负责任地为你当一
次编辑。我如今已是编剧，不是哪个编剧都他妈的乐于给别人当编辑。而且有一条你是可以
放心的，无论你写出多么好的剧本，我都不会在你的名字之后再挂上我自己的名字。我这人
从不沾别人的光。到时候你拿你的编剧费，我拿我的责编费。即使你写出的剧本可能得“奥
斯卡”奖，我也不动心。这点职业道德还是有的，更何况你也不是个“善茬子”。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替电影编辑们辩白几句。因为我又想起了数年前你第一次与我见面
时说过的话：“我知道，一无名人推荐，二无后门方便，像我这样的，在北影上一部影片是
痴心妄想……”
当时你我还都不是青年作家，都属“文学青年”一类。我“迂”得可怜，你“狂”得非
凡。但我和你一样，都急切地要早日显示自己的能量，都不免感受到某种压制。
其实呢，我作了几年电影编辑，倒认为靠名人推荐，或走个什么“后门”，达到在北影
上一部影片的目的，并不那么容易。编辑之上有编辑组长，编辑组长之上有编辑部主任们。
主任们也说了不算，还得经过编辑部定稿小组讨论。讨论之后也还无效，得经党委通过，有
时甚至还惊动电影局、文化部、中宣部。升到更高级的“阶段”，则非党中央的某某领导同
志出面说一句话不可。
一部电影的拍摄，真是层层把关，难乎其难。如今“拍摄自主权”下放各厂，情况是略
有好转，但那“犯错误”的可能也便同时下放到了各厂。把关者们还是比刊物的负责人们更
其顾虑重重。一篇稿子发排了又抽下来，也不过就损失个几千元，至多上万元。而一部影片
若投入拍摄又中途“下马”，那损失则可能是十几万，几十万。如今讲究“经济效益”，损
失中包括了全厂职工的奖金，是“怨声载道”的。电影编辑们，除个别人热衷于假什么名人
或首长之名，推平庸之作欲获责编费而外，多数还是有艺术良心的。
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一点上就无懈可击。谦虚过分实乃虚伪。
在我们北影的《电影创作》即将复刊时，一天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交给我一个剧本
说：“别拖，早看完。看完写一份书面意见给我。”
我接过剧本，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下便看。
内中用大头针别着几份“批示”。
第一页，是当时的一位领导同志写给自己秘书的，只称作者名字，可见关系非同一般。
大意是剧本看过了，很电影化，主题思想很有意义。人物形象突出，情节曲折生动云云。要
秘书告作者，已代转电影局某负责同志。
第二页，是这位电影局某负责同志的“意见”，当然是“完全同意”上述的“意见”。
大概是为了表示虔诚和态度认真，还提了几条无伤大雅的“似可修改”之处。一个“似”
字，道出许多谨慎。
第三页，是我们北影厂当时厂长的批条——立转编辑部主任一阅。
主任积稿太多，很信任我，便由我“一阅”了。我看罢这些“官批”，对同室的一位老
编辑笑道：“这位作者，不是大干部的儿子，也一定是侄子女婿之类。”老编辑揶揄道：
“你的美差来了啊。”
我答：“看看再说吧。”
这个剧本是根据北影已故著名编剧海默同志的遗作《战马》改编的。
看过后，竟没看出什么“匠心”之处。凝思良久，又去资料室翻出原作细读。读罢，大
不以为然了。海默同志的原作，写的是新疆剿匪时期，一名解放军排长的战马，在战斗中牺
牲，战马是骑兵的“第二战友”，思念之情深切。后来在战斗中击毙一匪首，获得一匹与自
己的“战友”一模一样的雪白马，遂结“生死之交”，屡立战功。小说原作，确不失为一篇
较好的作品。
我一向以为，从小说到电影，所谓改编应是“再创作”，要重新体现改编者自己的艺术
处理和艺术构思。“再创作”意味着艺术性的“再升华”，思想性的“再开掘”，情节细节
方面的“再组合”。不见这些，那改编便是平庸的改编，当一名编剧也就太省事了。而且一
篇短篇小说改编为电影，该补充多少改编者自己的生活和艺术方面的积累，是不言自明的。
基于这种艺术观点，我认为那剧本的改编是平庸的，这就与那些负责人的意见大相径庭
了。
我又了解到，海默同志生前曾亲自改编过自己这篇小说，北影还曾打印，“文革”中
“一扫而光”了。
我便感到左右为难起来，不知该怎样写“书面意见”，索性拿着它找主任当面说。
主任又问：“改编的如何？”
我说：“将小说‘断行’，不等于就算改编。”主任明白了我的意思，沉吟起来。
我又说：“题材也有些陈旧。刚刚粉碎‘四人帮’，人民希望看到正面或侧面反映‘十
年动乱’的电影。再者，便拍，也应拍海默同志自己改编的剧本，亦算对我厂著名编剧的一
种追忆和纪念。”
看得出，主任也颇感为难，默默吸了一会烟，终于说：“这样吧，再给副主任看看。刊
物即将恢复，修改后发一下，也算了结了此事。”
副主任，一位德高望重，很有艺术判断水平的老同志，看后对我说：“即使发表，也需
让作者再认真修改几遍。”
我就打电话与作者联系，约他到厂里来听取我和副主任的意见。
他嫌路远，希望到他家谈。
我想到副主任家离他家较近，为了老头少走许多路，应诺了。那时我们的副主任正在家
中休病假。
从北影厂到火车站，路是够远的。倒了三次车到了火车站，还要倒一次车，下了车还要
走十分钟。那一带我到北京后没去过，街道不熟，约定的时间又早——八点半。六点半便离
厂，吃不上早饭，北京站附近买了一个面包，边走边吃。
到了作者家中，我理所当然要请副主任先谈意见。
老头看得很认真，用铅笔在稿纸格边做了许多记号，写了不少句“评语”，一边翻阅，
一边谈。
老头谈一条，作者“解释”一条。或曰：“这里你没看明白。”或曰：“这里不能照你
的建议改。”或曰：“我自己认为这里改的很好。”
我便有些看不下眼去，打断他说：“我们尊重改编者本人的艺术见地，我们的意见也仅
供你参考，要求你修改一稿不算过分。你修改后再寄我们看吧！”说罢起身，也不告辞，便
往外走。
副主任也只好跟我走掉。
走到街上，副主任批评我：“干嘛那么没耐心呢？”我说：“他干嘛那么不虚心呢？”
副主任说：“他认为自己非一般作者可比嘛，这一点你还没看出来？”
我说：“看出来了，因此我这一般编辑不愿给他这非一般作者当责编，另请高明罢！”
副主任笑道：“我们研究后，还非你当这责编不可呢！没吃早饭吧？到我家去吃，要不
我们找个地方，我请你吃一顿。”数日后，剧本寄回。
我翻看一遍，除了我和老头勾出的几个错别字，毫无变动。再一项作者的“劳动”，便
是用橡皮将老头在格边作的记号或评语擦掉了。
我心想也忒吝惜自己的脑细胞了！搁置抽屉，看他怎样？仅仅隔了一天，就打来电话，
质问：“你们到底作出决定没有？”
我反问：“什么决定？”
作者说：“有关领导同志都很认真对待这个剧本，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北影厂长也无反
对态度，你们为什么鸡蛋里挑骨头呢？”
我说：“那你就让他们直接下道生产令拍摄嘛！还给我这个责编打电*案墒裁矗俊*
说罢挂了电话。
十分钟后，第二次打来电话，说：“既然你似乎有很多意见，那一天你未开口，我想当
面听你谈谈。”
我说：“我的意见，和我们副主任那天谈的意见是一致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还是想同你谈谈。”我说：“我不到你家去谈了，路远，要
谈你就到北影来谈吧！”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明天就去。”
我说：“请上午来。”因下午厂内放“观摩影片”，属于艺术学习，我不愿错过机会。
他说：“上午不行。我上午有事。”
我说：“那你就改天来。下星期内哪一天都可以，上下午也请便。”
他说：“除了明天下午，我再哪一天也没有时间。”
我火了，答：“哪一天都行，就是明天下午不行！”我啪地挂上了电话，骂一句：“你
他妈的！”
真够矫情的！第二天下午，我便去看电影。原以为只放一部影片，却放了两部。
五天后，政治部主任拿着厚厚一封挂号信，找到我的办公室，说：“小梁，有人写信告
你。”
我吃一惊，暗想我没作什么违法犯科的事呀？也没搞过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谁告我
什么呢？因问：“张冠李戴了吧？”
政治部主任说：“没错，告的就是你梁晓声，你看看这封信。”
我接过信一看，是那位非同一般的青年改编者写来的，历数我的罪状。不算洋洋万言的
一封信，起码也有八九千字。
我真有些“怒发冲冠”了，就要将那封信撕个粉碎。政治部主任手疾眼快，夺过信去，
说：“别发火，讲讲，怎么回事？”
我强按怒火，将事情来龙去脉，一五一十，述说一遍。正述说时，当时的一位厂党委负
责人也找到了编辑部，由主任陪着，将编辑们召集一起，询问近期处理稿件中，谁可有什么
渎职行为？
众编辑回答：绝无。
这位厂党委负责人说：肯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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