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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fzx (……), 信区: Reading
标  题: 京华闻见录 6
发信站: 紫 丁 香 (Sat Nov 28 16:04:26 1998), 转信


    原来,他刚参加过一个会。一位负责同志在会上点了北影,说:“你们北影要热情对待
业余作者嘛,不要将业余作者拒之门外嘛,不要像‘四人帮’时期一样,搞得像个独立王
国,针插不入,水泼不进嘛!”

    众编辑听了,面面相觑,不知这话从何说起。

    只有我心中明白。

    因为在告我的那封信中写道:“我一无靠山,二无‘后门’(噫!与辛欣语同出一
辙),全凭一片关心中国电影事业的热忱,写了这个电影剧本,竟受到种种刁难,被拒于北
影大门之外。你们对一位业余作者是什么态度?!你们这种冷漠无情的态度,又如何能使中
国的电影事业得以繁荣?!……”他的话同那位负责同志的话何其相似乃尔?

    “拒之门外”——确属事实。

    他下午来时,门卫没放他进厂。告诉他下午编导部门正进行艺术观摩研讨,请他改日再
来。

    故他信中还写到:“我在凄风苦雨中徘徊于北影门外近一小时才离去。回家后感冒了,
发烧三十九度。我的父亲和母亲,不得不放弃·非·常·重·要·的·革·命·工·作,精
心照料我……”是否真实,不得而知。

    我对大家说:“负责同志对北影的批评,并非‘莫须有’,肯定是因我而发的。”

    政治部主任也说:“肯定是。”

    于是当即,我、政治部主任、编辑部主任和副主任,那位厂党委领导,一齐走到二楼小
会议室,研究如何妥善对待来自上面的尖锐批评。

    厂长同志很重视这件事,也参加研究。

    那位厂党委领导说:“我看就让小梁写份检讨,由厂党委转给上级。”

    我不禁拍案而起,吼道:“刀搁在脖子上,我也不检讨!我没什么可检讨的,要检讨你
们自己检讨!”

    编辑部主任说:“让小梁检讨,莫如让我检讨。”副主任问:“检讨什么?我作为编辑
部副主任,亲自到一个并不成熟的剧本的改编者家中,认认真真地谈过意见,还要我们怎么
样?”

    政治部主任说:“我认为有的同志因为这件事而对北影作的批评,是言过其实的。”

    厂长最后说:“不必检讨,谁也不必检讨。要是这也值得检讨的话,莫如我检讨了!因
为我是厂长嘛!”转脸看着我,又说,“小梁,我要求你给领导同志写封信解释一下,你不
觉得过分吧?解释,而不是检讨。”

    我说:“这可以。”

    回到办公室,铺开信纸,就欲写。忽而想到,并没指名道姓地批评我,我对他解释得着
吗?决定不给那位负责人写信,而给他的儿子写信。

    握着笔,我想到了两件事。

    一件事是:曾有一位山西农村的二十一岁的青年,某日来到编辑部,由我接待。他随身
带来三个电影剧本,请求我在两天内看完,并当面向他谈意见。我问他为何给我的时间这样
短?他说他是自费来京的,专程送稿。*岵坏没ㄇ∷蓿诨鸪嫡竟埂N屎*
以不寄来?说·希·望·当·面听到意见。问年终“分红”多少?说一百余元。问岂不是路
费就用去了一半么?说值得。大受感到,留他在我宿舍同住了一夜(那时我已分到一间十平
方米左右的小房间)。第二天,就集中时间和精力将三个剧本全部看完。那三个剧本实在不
值得谈什么意见,但唯恐刺伤那农村青年的自尊心,与之委婉地谈了一个上午……

    另一件事是:某日有一精神病患者纠缠在传达室,要求与编辑当面谈构思。传达室为
难,组长也为难。传达室说,编辑部若无人出面,便只好找保卫科了。我便自告奋勇,前去
进行安抚。我的哥哥也患精神病,我自信颇善安抚精神病人。

    走入传达室,但见一个四十岁左右男子,像待审的犯人似的,双腿紧紧并拢,双手放在
膝盖上,坐得那么规矩。规矩得可怜。他留中分头,一张瘦脸刮得干净。穿件新蓝干部服,
连领钩也扣着。虽旧却熨出裤线的灰裤子。一双黄色塑料凉鞋,赤脚。表情安静。

    瞧他那样,并不像精神病人。

    可传达室内除了他再无别人。

    我问传达师傅:“精神病在哪儿?”

    传达师傅朝那人努嘴。

    我不禁转身诧异地再次打量那人。

    他缓缓站起,文质彬彬地说:“我不是精神病,我是来送剧本的。”

    表情依然如故。

    我说:“我找的不是你啊。你误会了。我是编辑室的编辑,你带来的剧本可以交给我
啊。”

    他打量着我说:“我看你不是编辑。”

    我问:“那你看我像干什么的?”

    他一字一句地说:“我看你像保卫股的。”

    我说:“你错了。”掏出工作证递给他看。

    他看了,似乎信了。还给我,从一个黄色的学生书包中掏出剧本,双手捧着,郑重其事
地交我。那表情,仿佛将千金至诚相托。

    我接过剧本,问:“你的姓名。”

    他从传达室的长椅下拖出一个口大底小的白铁桶,自内取出一卷红绸,默默展开来——
红稠上,梅花篆体赫然醒目地写着四个毛笔字——齐天大圣。

    我惑然。

    他说:“这就是我的名字。”

    我问:“你住哪儿啊?”

    他指桶——桶内一条毯子,说:“盖天铺地”。那时他脸上才显出一种怪异的笑。

    我说:“外边在下雨啊,盖天铺地哪成?”

    他说:“行者苦中求乐。”

    我便断定,他是属于那类主观狂想型精神病患者,一忽儿明白,一忽儿糊涂。这会儿是
糊涂了。

    传达师傅便上前替我“解围”道:“你是‘齐天大圣’,这里可不是花果山,也不是天
宫,剧本留下,你快走,快走。”他瞪目道:“你把我当成疯子?”

    我赶紧说:“你若是精神病人,我便也是精神病人了!”又转对传达师傅说:“让我带
他入厂,我要和他谈谈。”传达师傅愕然地问我:“带他到办公室?”

    我说:“带他到我宿舍。”

    传达师傅不放心地看着我,低声说:“小梁,你何必?”我说:“不会发生什么事
的。”见他还不放心,又说,“我哥哥也是精神病。”

    我带“齐天大圣”到我宿舍,待之为客,与之攀谈。他糊涂劲过了,又明白起来,谈吐
很是文雅。

    攀谈中,我知他是北大毕业生,五七年打成右派,劳改六年。现虽已平反,重新分配了
工作,单位却不要求他上班。无所事事,便写电影剧本。

    我心中对他充满了同情。

    当晚,留宿我处。

    第二天,送至火车站,替他买了回河北的火车票。送入站内,又送至车上,与乘务员特
别交待了一番,望着火车开走才返……

    想起这两件事,我觉得,自己算得上一个有责任感的编辑。尤其对业余作者,从未劣待
过,即使对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于是倍感大有回一封信的必要。

    我在信中写道:“你的父亲是高级干部,你的靠山可谓固矣。你的剧本由各级负责人推
荐,你的‘后门’可谓大矣。像大作这种水平的剧本,北影厂每年收到数千份。我厂委派了
一位编辑副主任和我这位编辑加以扶植,对你可谓另眼看待矣!你乃三十多岁人,感冒发
烧,区区小病,你的父母便‘放弃非常重要的革命工作,精心照料’也忒娇贵忒宝贝你了
吧?老实讲,按一般稿件处理,你只能得到一张退稿笺罢了,而且将在三个月后……”

    写完,装入信封,填了地址,怕自己忽然产生什么顾虑,立刻寄走。

    之后,静坐片刻,想到文化部成立了一个什么“剧本委员会”,在部长同志直接领导之
下,遂生一智,便又给“剧本委员会”写了一封信。

    大意是:该剧本系某负责人之子改编,且有文化部及电影局领导同志肯定之评语。我厂
拍摄任务已满,现寄你们,你们指示其他兄弟厂拍摄,似更加顺理成章,成人之美……附在
剧本之内,一并寄走。

    仅仅五六日后,“完璧归赵”。剧本被“剧本委员会”退回,附函曰:“该剧本既然已
经你们扶植,你们还是扶植到底吧!恕不提意见。”

    碰上了和我一样不具慧眼,也无伯乐精神的编辑!走投无路,不再犹豫,不再顾虑,草
草填了信封,便退。我想,主任要我来当这个剧本的责编,还真是选对了人。我自以为“不
辱使命”。

    我想,权力之与文学艺术,恰如铁树之与菊花,本非同科木,“嫁接”也难活。偏若移
花接木,何类“狗扯羊皮”?

    现今有种说法:一等智商者经商,二等智商者从政,三等智商者才从文。“文”的经济
基础,在“倒爷”们之下;“文”的社会地位,在“政府官员”之下,因此某些干部子女,
便经商,便从政。“三等智商”的,便往什么电影制片厂啦,电视台啦,以及其他与“文学
艺术”有关的单位或部门挤。果有“文学艺术”才华的,自当别论。并无“文学艺术”细胞
的,岂非授柄于人,传诟于世么?且“文”假以权,权佐以“文”,结果必然是“文”腐蚀
了权,权亵渎了“文”。那才是悲夫哉!

    我顶讨厌文学艺术领域内现今种种假权势而压“文”、而欺“文”的风气。

    动辄:“这个电影剧本某某领导同志看过,给予肯定了!”“这个电视剧本某某领导同
志非常欣赏。”

    “这篇小说某某领导希望发表并配合评论。”

    文学艺术的圈子里,也真真有些俗不可耐之人。

    某某领导“看过了”,“给予肯定”了又怎样?某某领导“非常欣赏”又怎样?

    某某领导的“希望”便一定要“照办”么?

    某某领导究竟是“领导”,还是文学艺术工作者?

    你是市长,我是公民,公民该尽哪些公民义务,我听你的。

    我是编辑,你是市长,市长写电影剧本,或写小说,写诗,写话剧什么的,对不起,你
听我的。

    这才对劲。

    否则,大不对劲。

    这叫“社会分工不同”,应该彼此尊重彼此的分工。也是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所设想的
共产主义的社会原则之一。

    一九七九年春,全国第四次高等教育会议在北京西苑召开。各新闻和文艺单位派代表列
席参加。

    我作为北影厂代表,参加了华南大组学习讨论。

    会议最初几天,讨论内容是肃清“四人帮”极左教育路线的流毒,发言踊跃热烈。

    “工农兵学员”——这建国三十年来“高教”大树上结下的“异果”,令每一位代表当
时都难以为它说半句好话。而每一位发言者,无论从什么角度什么命题开始,最终都归结到
对“工农兵学员”的评价方面。不,似乎不存在评价问题——它处于被缺席审判的地位。如
果当时有另外一个“工农兵学员”在场的话,他或她也许会逃走,再没有勇气进入会议室。

    我有意在每次开会前先于别人进入会议室,坐在了更准确说是隐蔽在一排长沙发后不易
被人发现的角落。我负有向编辑部传达会议情况和信息的使命。我必须记录代表们的发言。

    我是多么后悔我接受了这样一个使命啊!然而我没有充分的理由,要求领导改换他人参
加会议。

    第三天下午,还有半个钟点散会,讨论气氛沉闷了。几乎每个人都至少发过两次言了。

    主持讨论者时间观念很强,不想提前宣布散会,也不想让半个钟点在沉闷中流逝。他用
目光扫视着大家,企图鼓励什么人作短暂发言。

    他的目光扫视到了我。我偏偏在那时偶然抬起了头。于是我品质中卑俗的部分,一瞬间
笼罩了我的心灵,促使我扮演了一次可鄙而可怜的角色。

    “你怎么不发言啊?也谈谈嘛!”主持者目光牢牢盯住我。

    多数人仿佛此刻才注意到我的存在,纷纷向我投来猜测的目光。

    大家的目光使我很尴尬。

    坐在我前面的人,都转过身瞧着我,分明都没想到沙发后还隐藏着我这么个人。

    我讷讷地说:“我……我不是工农兵学员……”几乎是不由自主的这么说了。

    这是我以列席代表身份参加讨论三天来说的第一句话,当着许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们说
的第一句话,当着华南大组全体代表说的第一句话。

    谎话,是语言的恶性裂变现象。说一颗纽扣是一颗钻石,并欲使众人相信,就得编出一
个专门经营此种“钻石”的珠宝店的牌号,就得进一步编出珠宝店所在的街道和老板或经理
的姓名……

    我说,我是电影学院导演系“·文·革”·前的毕业生。我说,某某著名电影导演曾是
我的老师。

    我说,如果不发生“十年动乱”,我也许拍出至少两部影片了……

    为了使代表们不怀疑,我给自己长了五岁。

    散会后,许多人对我点头微笑。“·文·革”·前的毕业生,无论毕业于文、理、工学
院,还是毕业于什么艺术院校,代表们都认为是·他·们·的学生。

    会议主持者在会议室门外等我,和我并肩走入餐厅。边走边说,希望我明天谈谈“四人
帮”所推行的极“左”教育路线,对艺术院校教育方针教育方向的干扰破坏。我只好“极其
谦虚”地拒绝。

    我不是一个没有说过谎的人。但是,跨出复旦校门那一天,我在日记上曾写下过这样的
话:“这些年,我认清了那么多虚伪的人,见过那么多虚伪的事,听过那么多谎话,自己也
违心地说过那么多谎话,从此我要做一个诚实的人……”

    我这“要作一个诚实的人”的人,在许多高等教育者面前,撒了一次弥天大谎!

    那的确是我离开大学后第一次说谎,不,第二次。第一次是——我打了“电影童星”一
记耳光而说是“跟他闹着玩”。

    我第二次说谎,像一个谎话连篇的人一样,说得那么逼真,那么周正。

    我内心感到羞耻到了极点。

    一个毕业于名牌大学的青年,仅仅由于在某一个不正常的时期迈入了这所大学的校门,
便如同私生子隐瞒自己的身世,在许多高等教育者面前隐瞒自己的“庐山真面目”,真是历
史的悲哀!

    就个人心理来说,这是十分可鄙的。

    但这绝非我自己一个“工农兵学员”的心理。这种心理,像不可见的溃疡,在我自己心
中,也在不少“工农兵学员”心中繁殖着有害的菌类。对于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又多么可
悲!宛如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中倒出了“山楂丸”。

    我的谎话,当晚就被戳穿——我们编辑部的某位领导来西苑看望在华南组的一位老同
事……我不晓得。

    第二天,我迟到了十分钟。在二楼楼口,被一位老者拦住。

    他对我说:“你先不要进会议室。”

    我迷惑地望着他。

    他又说:“大家已经知道了。”

    我问:“知道什么了?”

    “知道你是一个‘工农兵学员’。”他那深沉的目光,严肃地注视着我。

    我呆住了。

    他低声说:“大家很气愤,正在议论你。你为什么要扯谎呢?为什么要欺骗大家呢?”
他摇摇头,声音更低地说:“这多不好,这真不好!有的代表要求向大会简报组汇报这件事
啊!……”

    不但不好,而且很糟!

    在全国“高教”会上,在粉碎“四人帮”后,谎言和虚伪正开始从崇高的教育法典中被
肃清,一位列席代表,一位“工农兵学员”,却大言不惭地自称是“·文·革”·前电影学
院导演系的毕业生,这的确是太令人生气了。

    我垂下了头,脸红得发烧。

    我羞惭地对那老者说:“您替我讲几句好话吧,千万别使我的名字上简报啊!”

    他说:“我已经这样做了。”

    他的目光那么平和。

    平和的目光,在某些时刻,也是最使人难以承受的目光。我觉得他那目光是穿透到我心
里了。

    他说:“我们到楼外走走好吗?”

    我默默地点了一下头。

    我们在楼外走着,他向我讲了许多应该怎样看待自己是一个“工农兵学员”的道理。当
他陪着我走回到会议室门前,我还是缺乏足够的勇气进入。

    他说:“世上没有一个人敢声明自己从未说过谎。进去吧!”挽着我的手臂,和我一齐
进入了会议室。

    那一天我才知道,这位令我感激不尽的老者,原来是老教育家吴伯箫。

    吴老是我到北京后,第一个引起我发自内心的无比尊敬的人。

    “高教”会结束后,他给我留下了他家的地址,表示欢迎我到他家中去玩。

    那时他家住沙滩。我到他家去过两次。

    第一次他赠我散文集《北极星》。

    第二次他赠我散文集《布衣集》,并赠一枚石印,上刻“布衣可钦”四字。他亲自替我
刻的。

    两次去,都逢他正伏案写作。一见我,他立刻放下笔,沏茶,找烟,面对面与我相坐,
与我交谈。

    他是那么平易近人,简直使我怀疑他是个丝毫没有脾气的人。

    他脸上的表情总是那么安详。与我说话时,眼睛注视着我。听我说话时,微微向我俯着
身子。他听力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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